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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刘转感慨不已，这农村比城市好多了，时间更自由，赚钱方式更灵活。自己真是井底之蛙，还用老眼光看农村，真是太不识时务了，今天确实开了眼、长了见识。瞧瞧人家农村人住的房子，那才叫别墅，家家都有硕大的花园菜地，停车场，有的还有家庭影院、酒窖、游泳池，三四层的房子也装个电梯，户外还有天然的绿色氧吧。这个新农村简直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房屋外观的设计千变万化，哪里像城市，都是清一色的石灰盒子，而这些别墅的颜色真是五彩斑斓，总体看去又是那么协调。原来都是政府整体打造的景观项目，那些彩色城堡与周边的环境巧妙地融合起来。
李江若有若无地听着她的感慨，虽然表面上一言不发，其实心里已经翻江倒海。自己的家乡与王桂香的地理位置差不多，应该可以建设得更好，可是因为当年的地域环境限制，外出的人很多，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发展就有了局限，一个地方要发展，首先是要人口持续，人都跑了，哪里来的发展？看看王姐那地，跑出去的人少，政府一扶持，大家伙一使劲，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甚至有些自责起来，为什么不能把家乡建设得更好呢？自己在城市生活，虽然顶着公务员帽子的光环，回去也颇受人尊重，可是对家乡的歉疚却是挥之不去。比较起来，父亲倒是更为可圈可点。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参军到了北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后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转业到了北京大学做了一名后勤工人。在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时，毅然放弃比乡下不知优厚多少倍的待遇，回乡照顾家庭，同时做了一名村长，带领群众建设家乡。儿时的记忆是清晰的：最初一家五口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四面透风，一张老木门总是吱呀作响，吃饭睡觉全在一个空间里，最让自己忍受不了的是冬天，厕所离得老远，半夜起来撒尿，一家人就拉在尿桶里，腥臊刺鼻，辗转难以入睡。有时候自己也穿衣去房子外的厕所，拿个手电在寒风中抖抖索索地走着。厕所也没有门，就一块花布挡着，问一下：“里面有人吗”才敢掀开进去，里面是一个大粪缸臭不可闻，蛆虫翻滚得让人不敢直视。踩上两根宽木条蹲下去，常常屏住呼吸赶快完事出来透气。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把茅草房变成了土砖房，才有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的功能分区。随着姊妹们年龄增大，父母觉得房子越来越不够用了，在他们的张罗下，姐姐们早早嫁了人，房子才不至于那么拥挤。终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日子更加好起来，土砖房变成了红砖房，家里买了一个18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放在屋前空坪上开出最大的音量播放起来，引得全村的人都来免费观看。母亲笑吟吟地端出芝麻豆子茶来，有时还拿出自己炸的红薯片或者辣椒萝卜来大快朵颐。父母的热情好客、无私奉献得到了方圆十里的好口碑。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哥哥结婚需要自立门户，便在旁边又盖了一栋房子，家里从来没有过多少积蓄，似乎全部用在了盖房子上面。妈妈说过一句话非常经典：人穷怕儿大，儿大又变穷。直到李江结婚，家里的经济状况似乎不太乐观，总是捉襟见肘，虽然住房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当然多子女的农村家庭几乎都是如此，父辈已经习惯了勤勉地刨地种菜，依然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模式，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到了本世纪初，政府拆迁，父母用补偿款就地重建联排自建房，盖了五层楼房，随着外来人口增加，收取租金，资产不断增值，日子才真正意义上的脱了贫。
在李江的记忆中，家里的那栋土砖房是村里人帮忙给盖起来的，母亲一人可以徒手做出六桌菜来，招待来盖房子的乡里乡亲，为了答谢乡亲，家里的大堂屋，变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室，只要乡亲们愿意，都可以来堂屋聚会游戏，逢年过节，有的室内游艺活动就在此拉开帷幕，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母亲又成了最忙的那个人，可是她不知疲倦，像织布机一样穿梭个不停。父亲干了三十年村长，却没有什么退休工资也从不抱怨。父亲退休后，村里的打牌赌博之风逐渐蔓延，文体活动也逐渐变成了广场舞独领风骚。然后整体拆迁，各家都有了联排的自建楼房，开始了蜗居在自己的小天地的节奏。虽然住得近了，可是心却隔膜了。年轻人多半出去打工或者创业，回家去总是只能见到老人和孩子，渐渐地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刘转也不管李江听没听，自顾自地说着。她从王姐家乡又说到李江的家乡，然后又说到长福市，牢骚发了一大通，终于打了个哈欠，有些恹恹欲睡。
车子像个摇篮一般，正好适合刘转入睡的节奏，她又开始做梦了。神奇的是，这回还是李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