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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之行，让叶怡芳感触很深，想到李志明一个心思扑在工作上，政绩显著，而自己还在叹息命运不公，在逆境中不能自拔、停滞不前，甚至等待时来运转，岂不知等待的结果是使自己与这个时代快要脱节了。一个人如果无事可做，会觉得日子过得很慢，生活中清闲的时间越多，生命潜伏的危机就越大。人生无法再回头，过去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都应该掀过去，面对现实，给不良的心态寻找一条出路。人如果不自救，就真的不可救药了。鹪鹩尚存一枝，自己也应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位置。
于是，叶怡芳接受一个朋友的邀请，去一家纯文学杂志《中原诗歌》做兼职编辑，虽然每月只有300元的工资，但总比闲在家里强，再说如果忙起来，把空闲时间打发掉，就不会徒增烦恼了。这个杂志是由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承办，公司老总江雁田有着浓厚的诗歌情结，也发表了不少诗歌，被称为“大山诗人”，所以投钱创办了这个刊物。她和江雁田熟识，7年前，一起参加过大山诗歌研讨会。
叶怡芳虽然没有做过纯文学刊物，但也发表过多篇诗歌，少女时代的她喜欢诗歌和散文，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对她影响很深，那时候写出来的诗歌和散文婉约别致，字里行间有欲说还羞的感觉。后来，随着“小女人散文”的兴起，她转而写一些女性散文，这种散文着眼于女性的家庭，以自己的经历、小故事为中心，涉及几个朋友圈子，对日常生活的一些具体描绘和对细小事件的感触，引发一些真实的生活慨叹。她也因此被称为“中原市小女人散文的代表之一”。因为有着比较好的文学基础，所以做这类刊物轻车熟路。
做兼职编辑的这一段时光是充实的，叶怡芳一方面编稿，从文章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一方面写一些诗歌和散文。她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也是一次心灵的完美旅行。她经常和网友交流、谈心、求教，渐渐，人也从失业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然而《中原诗歌》的发行量因为逐月递减赔钱，江雁田支撑不住了，无力再继续往刊物上投钱，黯然退出。随后，主管部门将《中原诗歌》推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生死命运。《中原诗歌》被书商承包。书商为了寻找生存空间，不得不改弦易辙，把《中原诗歌》改名为《市井》，要求编辑采编一些名人的花边新闻，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很快，一个曾经在众多文学读者心目中异常神圣的《中原诗歌》成了地摊文学。
杂志改变办刊宗旨，叶怡芳适应不了，不愿意编一些乱七八糟的稿子。编不来稿子也就意味着没有了300元的编校费，她无异于炒了自己的鱿鱼。同事吴建好心劝她说：“你要顺应形势，做不了编辑，做一个娱记也好。”
叶怡芳想想吴建说的也有道理，自从艺术商品化以来，娱乐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些大大小小的或红或紫的娱乐从业人员，都成了耀眼的明星，不光名声显赫，而且财源滚滚，给受众眼球造成极大的冲击，一些媒体为拨动这一眼球经济，产生了大批娱记。吴建以前是诗人，写的诗歌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可如今，为了生存成了娱记，放弃了纯文学创作，主要写明星的花边新闻，无悔追踪、偷拍，所有能用尽的手段都用尽，他也因此被称为“愚记”，这个名声不太好，他认了，谁让他吃的是这碗饭呢？朋友聚会，觥筹交错之际，大家互换名片，每每轮到他时，总会上演这样的尴尬，别人先看他在新闻单位工作，顿生滔滔景仰之情，然后定睛一看，确认他是娱记，便马上略过一丝不屑。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对他来说，生存是第一要素。
叶怡芳有点替吴建惋惜，同时也觉得自己做不了娱记，便遗憾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准备辞职找找别的工作。”
吴建见叶怡芳不开窍，也就不再劝说了，只好对她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要不你去《生活》杂志社问问是否需要编辑？”
“也行！我去那里问问，我和那里的编辑部主任肖晓梅熟识。”说完，叶怡芳便离开了这个工作不长时间的单位。
《生活》杂志创办20多年了，曾在全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叶怡芳记得有一次出差外省，在一个偏僻的小镇看到书亭里卖《生活》杂志。内容办的不错，也比较可读。可是最近两年，传统纸媒大都不景气，也不知《生活》怎么样？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尴尬？她心里没底。果然，情况不乐观。
叶怡芳来到《生活》杂志社，肖晓梅不在，她只好耐心等待。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肖晓梅才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些资料。肖晓梅是一位时尚的女子，披肩长发，一身名牌。叶怡芳心想，看来这个杂志社效益不错，员工工资不低。
肖晓梅一见叶怡芳，亲热地说：“怡芳，你怎么来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一晃几年没有见面了，听说《女性月刊》停刊了，哎，真可惜！”
叶怡芳不想再提单位的事，那是一块伤疤，揭开就会流血，于是，转移话题，直接问肖晓梅说：“你们这里需要不需要编辑？我现在没有事，想到你们这里做兼职。”
肖晓梅听了这话，面露难色地对叶怡芳说：“你也不是外人，我只好对你实话实说了，近两年来，《生活》杂志的发行量严重下降，编辑工资减了不少，我的工资原来是4000多元，现在只有1800多元，工资减少后，我的生活陷入窘境，每月要交1000元的房供，再是孩子小，老人多病，前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万般无奈，只好业余时间推销教学网络设备，干了半年，挣了5万多元，如果靠工资，早生活不下去了。”
正说着话，肖晓梅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客户打来的，问关于网络安装的事。她对客户说：“我星期六去你们学校一趟，具体事宜，见面谈。”挂了电话，肖晓梅又对叶怡芳说：“我本来也很敬业，我们刊物曾经发展也不错，可如今遭受新媒体的冲击，生存越来越难，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只好寻找新的出路，我的办公室本来还有两个编辑，一个辞职自己开文化公司了，一个去深圳办了民营图书工作室，他们干的都不错，我很羡慕，下一步，也想辞职，自己成立公司。”
听了肖晓梅的话，叶怡芳不再说找工作的事了，只好告辞。回去的路上，路过《华夏报》中原记者站，她认识记者站站长李立，便前去问问是否需要人？
李立见叶怡芳来了，热情地端茶倒水。他知道她文笔好，竭力邀请她加盟记者站，并对她说：“在记者站工作，不坐班，没有底薪，只是写写稿子，按稿费取酬，每千字100元，另外出差费用报销。”
叶怡芳想想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便答应说：“好吧，我想我会胜任这项工作。”
第二天，李立便派叶怡芳去一个镇上采访。这个镇有一个煤矿出现了塌方事件，死伤5个人。李立交代她说：“如果对方什么费用也不给，就说把稿子发出来见报；如果对方给钱，至少是2万元，就答应写一个表扬稿。当然，这次去的还有别的报社记者，有10来个人，你不用担心。”
叶怡芳一听，心想，我这样做，算是什么？这不是新闻敲诈或者是昧了良心吗？她知道这种采访叫“搞项目”“办案”，是一条挣钱快的门路。有一个小报的记者，一个月竟然为报社创收20万元，个人40%的提成。她虽然也需要钱，但不能昧着良心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再是对于这种现象，各级部门都很反感。她有个同学在镇上当书记，经常给她打电话诉苦，说一些小报记者道德丧失，为了钱，什么都敢做，甚至私自印刷小报，到处散发，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基于这种认识，叶怡芳直言不讳地说：“李站长，对不起，这次采访，我去不了。”
见此，李立只好摇摇头说：“你真是死心眼，有些记者还遇不到这样的好事呢，而你却不愿意做，其实你去了，会挣一笔钱，矿主为了息事宁人，一定会拿出不菲的‘封口费’，当然这事勉强不得，你既然不愿意去，我只好派别人去，看来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你另谋高就吧。”
叶怡芳淡淡地说：“我告辞了。”回去的路上，她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她认为自己手中的笔，应该用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不应该仅仅是为钱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