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这一段时间，有好几方面的消息传到贾行君耳朵里，说总行要调整北京分行行长。
要调去别的分行贾行君是不肯去的，别的地方人头他不熟，其他分行的业务听说也有很多问题，而且他家就安在北京，去了外地岂不是要变成孤魂野鬼还要替别人擦屁股？
“我这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业务，短短两年时间把存款做到六百多亿，也可以了，不比其他分行干得好？如果做做工作，不调也是可能的，”贾行君心里琢磨。
既然不想被调离，那就要有所动作，岂能坐以待毙？
贾行君首先要做的就是核实消息的可靠性，找谁问呢？他照例先想到了严晓婷。
这个小姑娘清新可爱，刚毕业没几年，一副涉世未深的样子。她本来是北京分行办公室的员工，被总行人力资源部相中，推荐到总行董事长办公室，成了董事长的秘书。据说严晓婷很快成了董事长最信任的人，董事长的好多大事小事都是通过她对外联络的。
严晓婷去了总行以后，贾行君平日里跟她还有些来往，逢年过节的礼物也没少她的一份。上次严晓婷跟着董事长来分行调研，一帮人临走的时候他让王东私下给置办的化妆品还是很上档次的。
严晓婷对他这个“娘家人”也投桃报李，另眼看待，一般想知道总行的什么消息，他都是通过严晓婷来打听，也能获得一手的准确资料。
贾行君拿起电话准备打，又想，上班时间问这种事不太合适，别有人进来不太好，下班吧。
贾行君看了一会手机朋友圈，又看了系统里提的几个公文，好不容易等到快五点半，就给司机小田发微信说马上出发。他到了地下停车场，上了车，一溜烟往家里驶去。
贾行君住在北三环的北广家园，是2005年买的，当时一平米一万二。他咬牙买了个140平的，首付款好像是80多万，到现在，一平米飙到12万，整整涨了10倍。如果按照金融杠杆的计算方法，他是用80万挣了1600万。这个收益率除了贩毒应该没有别的行业能比了。
至于房价如此飙涨的原因，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人们按照能力的大小往市里、省会、一线城市的聚集肯定是当地房价上涨的一个原因，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到了饮鸩止渴、欲罢不能的地步，也是房价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如果土地出让金1平米用容积率计算后是5万，那房地产开发商卖6万1平就是有良心的好商人了。
中央给房地产定的调子是不能过快上涨，因为涨得过快老百姓心里接受不了，更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会把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房地产，不断积累金融泡沫，还会挤占其他行业的资金，限制其他行业的发展。
但每每都是房价疯涨几年，然后国家出宏观调控政策，各地也出实施细则，比如要当地社保交五年啦、当地户口啦、二套房利率高啦甚至不让买二套房啦等等来限制买房者的资格，压制需求。结果出现了社保造假、假结婚、假离婚等等各种闹剧。等到政策一放开，房价又是报复性地反弹。
有人说政府这是头疼医脚，治标不治本，光压制需求有什么用，政府降低出让金，房价不就自动降下来了？其实这是目光短浅的见识。降低出让金，地方政府怎么办？基础设施建设、社保、医疗、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政府采购等等等等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别的税收资源还没培养起来，政府不能关门歇业吧。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中央和地方博弈后的妥协方案。
但房价绝对不能剧烈下跌，下跌多了，有房的人心里恐慌，可能会蔓延形成踩踏，逐利的资本也会流出，导致房价多米诺骨牌坍塌性的下跌从而失去控制，也会严重影响房地产相关十几个行业的发展，影响整体经济指标。
更重要的是，如果房价普遍下降百分之三十以上，百万亿级的房地产融资就会面临大面积违约的可能。
银行那些金融机构日常报给监管部门的压力测试结果都是糊弄鬼的，算来算去都说风险可控。如果真出现大面积违约的情况，就好比彗星撞地球，就是一片火海，横尸遍野，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都会瘫痪甚至崩溃。
虽然金融街离北三环不算太远，但到了下班点，北京这个堵得呀，一眼望去，满满得全是因为踩刹车通红的车后灯，就像发光的猴屁股。车一动，车灯划出一道道有波动的线，好像病人的心电图。
车子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才到小区楼下。贾行君想了想，还是决定在楼下打电话，虽然到了这会天气还热得很。
电话拨出去了，刚显示对方已经振铃，马上就被按死了，电话里传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声音。
贾行君满腹狐疑，心想这孩子下班了还忙什么呢，连电话都不接。他收了手机，抬头望了望自家屋子，不知道回家能干点什么，寻思了一会还是去小区旁边的良子足疗去捏脚了。
严晓婷一直没回电话，贾行君心里总觉得有隐隐的心事。秦枫身体不太好，晚上睡得早，他十点到家的时候秦枫已经睡了，一晚无语。
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贾行君还没到办公室，手机响了，是严晓婷打来的。
“贾行长，您好，昨天晚上一直在陪董事长——陪董事长开会，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好意思”，严晓婷甜美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您有什么指示？”严晓婷问。
“指示谈不上，就是想问问，”贾行君压低声音说：“你是一个人吧？”
“贾行长，我是一个人。”
“最近听说总行有分行人事调整的消息？”
“嗯，是这样，董事长前些天去银监会了，会里一个领导对银行不断出现的金融案件表示担忧。董事长回来召集总行领导班子开了个会，会上有领导——我就不说是谁了——对北京分行这几个月出了好几个案件非常生气，说就是行长管理能力有问题。董事长以前忙，不知道这么细，听说了以后也很生气，说不行就换，换还不行就撤。情况好像有点严重，贾行长，您可多保重啊，”严晓婷关心地说。
“哦、哦、哦，多谢”，贾行君惊了一身冷汗，也不便再问什么。
“别给别人说我问你的事啊”。他又说了几句闲话，挂了电话。
贾行君根据以往的经验，觉得严晓婷说的一定是真的。这样说的话调整很有可能发生，弄不好总行找个由头给自己撤职了都说不定。还是要未雨绸缪，再不想办法就怕来不及了。
贾行君想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找刘晖怕是不行了。董事长都发话了，依刘晖的个性和他在总行的地位，绝对不会和董事长唱对台戏，更何况刘晖也没这个必要。再找别人……贾行君一筹莫展。
胡思乱想之中他无意间看见放在办公桌书堆里的大学同学通讯录，心不在焉地拿起来翻看，翻到一页，看到一班的张彬玉在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当处长，眼前一亮。
贾行君心里琢磨：不知道张彬玉跟辽宁国资委的领导熟悉不熟悉。辽宁国资委是瓯北银行的大股东，如果熟悉，大股东给从中做做工作，说不定是个可行的办法。
可他跟张彬玉不是一个班的，他是三班的，上大学的时候也就见面打招呼，没什么深交。他们大学同学每5年组织聚会一次，去年9月份刚参加了毕业25周年的聚会。
刚毕业那几次聚会的时候，大家见面就是八卦谁谁谁升职了，买车买房了，后来是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被抓了，再就是谁谁谁生病了，或者不在了。上学的时候也就那几个熟悉的同学大家整天搞在一起，不熟悉的话都没怎么说过。
毕业后，熟悉的几个同学大家平常也是联系的，不熟悉的，聚了以后也不会联系。倒是每次聚会那一场大酒喝得印象深刻、刻骨铭心。可能大学同学聚会存在的必要性就是证明自己混得比别人好、自己还健在，还有就是这本通讯录了。
现在贸然找人家，会不会有点唐突？贾行君又转眼一想，大不了就不行呗，如果人家肯帮忙，那以后就当朋友来往，不肯帮忙，那就当没说过，反正也不是什么朋友。
主意打定，他用手机拨通了张彬玉的电话，对方冷冷地问“哪位”？
贾行君赶紧自报家门，说大学同学云云，对方的口气立刻热情起来。
“老贾啊，有啥事？你说。”
“老张，你跟省国资委的领导有熟悉的么？我有个事想通过他们办一下，是个私事，”贾行君说。
“哦，私事啊，正好我跟国资委的副刘主任是哥们，私交不错。”
贾行君简单说了一下总行要轮换干部，他不想去外地。对方说，电话里说不方便，他约一下刘主任，如果刘主任有时间能见面，让贾行君来一趟沈阳当面谈。贾行君满口答应，说“好好好”。
过了半小时，张彬玉的电话打过来，说明天晚上可以和刘主任见一面，让贾行君明天下午来沈阳，定好航班告诉他，他派人去接机。
贾行君喜出望外，连连称谢，赶紧定好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五十五南航的航班，并通知了张彬玉。
第二天中午贾行君为赶飞机，都没有在行里食堂吃饭，早早让司机小田送他到机场，在机场吃了份“蒸功夫”快餐，过了安检等候上飞机。
还好，飞机没怎么晚点，三点不到就在沈阳桃仙机场落地。落地后张彬玉派来的司机跟贾行君联系上了，把他接到沈阳康莱德酒店。
贾行君入住后休息了一会，张彬玉下班后过来。两人叙了叙旧，聊了聊大学时候一些可能的共同回忆，又聊了聊上次聚会的一些场景，说那天都喝多了。
贾行君说：“我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来瓯北银行也是因为老东家要把我轮换到外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我毕业后上班就没离开过北京。更何况，我们行的情况很特殊，其他地方的分行一堆破烂事，我去了就成铲屎官了，弄不好还要把屎弄到自己身上。”
张彬玉很应景地笑了笑，说道：“刘主任跟我私交不错，他也老找我办点事。他是国资委的老人了，既然是大股东，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你们董事长不会这么不懂事吧？”
“如果刘主任能当回事去说，肯定是没问题的。需要怎么打点一下呢？我们是老同学，就是要把事办成，你直说，”贾行君说。
张彬玉想了一下，伸出五根手指说：“现在送东西都没啥意思，就这个数吧，五十。”
贾行君觉得如果能把事情办成，这点钱不算什么，说“行”。
随后张彬玉给了他一张写有公司名称和账号的纸条，他折好放进公文包内侧的夹层里，心想：“这纸条早就预备好了，看来有戏。”
贾行君问晚上要不要他安排一下吃饭的地方，张彬玉说：“已经安排好了，你到了沈阳，这种事就听我安排。”
两人一看时间差不多了，便一同下楼，司机早在楼下等候，两人上车一溜烟往前开去。
八月的沈阳没有北京那么燥热。贾行君看到路面依旧崎岖不平，虽然也有高楼大厦，但总是能看见破旧的小楼和民房，空气还是污浊不堪，心想他以前来沈阳，怎么不觉得沈阳看上去这么衰败，可能跟自己的心情有关，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车子径直开到一个貌似风景区的地方，又七绕八拐到一个别墅的门口。大门自动打开，车子开到车库，两人从车上下来，没出车库，从边门进到别墅里面。
别墅里面装修陈设相当豪华。贾行君是行家，一看就知道是上档次的黄花梨实木家具，价值不菲。墙上挂满了书法作品，显得很有品味。
俩人进到饭厅，先在沙发上坐下，等刘主任到来。马上有年轻女服务员过来倒茶。
不一会儿，餐厅门打开，进来一位身材臃肿大腹便便的男人，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俩人赶紧起身，张彬玉对贾行君说“这是刘主任”，又对刘主任说“这是瓯北银行的贾行长”。贾行君伸出双手握住刘主任的右手。
三人都到了，分主次落座。刘主任没客气，直接坐了上手，贾行君坐右手，张彬玉坐左手。
刘主任太胖了，至少有二百来斤，他挺着大肚子像怀胎八九个月的孕妇，肚子挂在自己腰上显得力不从心，感觉最好放到桌子上才能好一点。他一坐下就紧紧靠着椅背，呼呼地喘粗气，又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烟，狠吸两口。
三人说了一些闲话，服务员上菜了，几个精致的凉菜之后就是一个个位菜。先是小米海参、然后是鲍鱼汤、第三个是煎牛排，虽然量不大，但做得都很精美可口。
“贾行长从首都来到俺们这穷乡僻壤，招待不周，让贾行长见笑了，”刘主任客气说道。
“刘主任说笑了，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美味，刘主任费心了，”贾行君客气地应酬着。
“我们公务员吧，现在不方便去大酒店吃饭，犯不上去冒那个险。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私人会所，不对外接待，就是一些朋友来一起聚聚，”张彬玉说。
今天照例喝的是茅台，这个刘主任酒量确实大，三口就喝掉了二两，贾行君丝毫没敢落下。
后面的油闷大虾、石斑鱼、蔬菜点心就不一一列举了。一晚上总共上了十几道位菜，大部分都纹丝未动。
酒过三巡，张彬玉对刘主任说：“我这老同学在瓯北银行北京分行干了两年多，听说总行要调整分行行长，他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还想请刘主任给他们董事长做做工作。”
“哦，这个事吧”，刘主任皱了皱眉头说：“虽然我和你们董事长还算有点来往，但他的任命是省里直接做的。我也就是个副主任，我上面还有陈主任，他是一把手，中间好多事操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贾行君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面色凝重起来。
刘主任见状，又说：“不过你是张处长的同学，我一定当自己的事去办，你也不要太心急。”
贾行君听罢赶紧倒满一大杯敬刘主任，连声说“谢谢谢谢，让刘主任费心了”。
说完正事，大家就开始胡扯。说着说着就说到东北经济和GDP的问题。刘主任开始了他对东北经济的看法：“今天大家都喝酒了，权当酒后胡说八道，出了门就不认了啊。
我觉得东北的经济问题首先是体制的问题，其次是人的问题，跟气候寒冷啥的没有一毛钱关系。林毅夫啥的经济学家给中央出的主意不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
为啥这么说呢，解放以前哈尔滨是亚洲最好的城市，号称东方巴黎。解放后东北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气候条件可以说是一点都没变。
现在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给东北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人家都搞市场经济，东北转型失败，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
九十年代大批国企员工下岗造成好多人游手好闲，长时间没有工作或没有正经工作。官员的观念也没变过来，还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管理经济，结果民营经济也没发展起来。经济越下滑，官员就越有动力增强权力寻租的愿望。
现在东北经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越不好，官员要么寻租，要么不作为，经济就越下滑；老百姓也适应了这一套规则。整个东北，从官员到老百姓都不是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考虑问题，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结成了网、盘根错节，轻易无法打开。
就前几年说的东北一个当地人，开洗脚店的，让当地工商税务啥的一通吃拿卡要，干不下去，去深圳开店了，人家去了深圳还干得挺好。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回东北，上哪都行，就连开出租车的司机，都乐意去外地谋生，你说人都跑了，这经济还咋发展。唉，麻烦事哦。
东北的问题不是中央从沿海调几个官员就能解决的，要不然从江主席时代就要振兴东北，到现在也没啥好办法。
就看中央想要什么，如果想要粮食，那就让东北全种粮食，不要工业；如果想要木材，那就全栽成树，真个东北变成中国的绿色氧吧。
大家可以设想，如果以色列有这么一大块土地，他能经营成这样么？以色列人在沙漠里都能种出一人高的蔬菜，四面环敌能把经济搞得那么好，我觉得还是人的问题，老百姓和官员的思维方式和做事规则的问题。但要改变这么多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规则，又谈何容易。
我这也就是喝多了瞎扯淡，纯属酒后狂言、酒后狂言，”刘主任喘着粗气笑着说。
贾行君心想：“东北全种树、全种粮食，那东北上亿人口怎么安置，中央的智囊团还能想不清楚这点事？”
但他还是和张彬玉笑着附和，“高见高见”，于是又纷纷举杯干了又干。
刘主任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手，三人喝了五瓶，他一点没有醉意，贾行君虽然也见过大世面，但还是觉得昏昏沉沉。
贾行君被司机送回酒店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他没有洗澡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贾行君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看手机有几个未接来电，都是行里打来的，有请示这个的，请示那个的，他一一做了吩咐。想想昨天事情办得不妥帖，心里还是不太踏实。
他给张彬玉拨了电话，说起心里的担心。
张彬玉说：“领导嘛，总要扭捏一下的，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有个事刘主任昨天没好意思当面说，他有个朋友的女儿，从澳洲留学回来的，是个硕士，想在北京找个工作，你看你那里能不能安排一下，”张彬玉接着说。
贾行君觉得这不叫个事，说你把简历发给我，我叫人去办。简历随即发了过来，是一个叫韩娜的小姑娘，人长得还算清秀，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读的历史专业。
“历史和金融差得有点远，怪不得要找关系呢。安排到别的部门专业不对口，柜员只要仔细点就行，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现在也正缺柜员，”贾行君心里想，顺手把简历转发给朱保国，又发了一条语音：“你跟这姑娘联系一下，办理入职手续，先安排到营业部当柜员吧。”
朱保国很快回复：“收到，马上办。”
贾行君想着回去赶紧把后续的事情办了，就买了一张一点十分回北京的机票，自己打车到了机场给张彬玉打电话，说自己到机场了，韩娜的事已经安排好了。张彬玉说好的，原本可以派司机送他的，既然已经到了机场，就一路平安。
贾行君下了飞机，径直去自己控制的公司，给了财务那个有户名和账号的纸条，让他往这个账号里打六十万块钱。
打完钱后，他给张彬玉发了微信，说事办了。过了一会张彬玉回复说好的，多了。他说下次一起喝酒。
张彬玉取了三十万块钱现金，下班后去了刘主任家里。
果然，此后贾行君再也没有听说他要被轮岗的消息，又问严晓婷，说总行最近没有再讨论过类似的事情。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