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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我们的是旅行社安排的当地导游，一位二十岁左右、来自云南省文山州的女孩儿。女孩儿姓李，她为每一位北京客人送上一枝紫红色的玫瑰花，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惊奇和欣喜。
四十年，云南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从一个贫穷落后、以种植和生产烟草及林牧为主的边疆农业省份，发展成为电力、钢铁、有色冶金、轻纺、化工、精密机床的工业省，一个旅游业非常发达、资源雄厚的大省，而且还是一个鲜花种植和出口的大省。刚下飞机，我们便感觉到鲜花的浓郁、热烈和无处不在，甚至有些奢侈。
我们一行十四人下榻在金海地宾馆。由于时间太晚了，昆明的战友吴云晴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们，并告知明天的活动安排。我们急急忙忙安排住宿。由于我们一行人是五男九女，按旅行社的安排只能开七间客房，战友李志文主动提出他们夫妇分开居住，让我和妻子同住一间客房，而他自己和白崇礼住一间客房，他妻子与赵英红同住。
我很感激，并和妻子商量好，待去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游玩时，我们再分开住，让李志文夫妇同住一间客房。
安顿好了，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由于疲劳的缘故，妻子上床后很快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而我大概是因为兴奋，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快天亮了，才迷糊一会儿，随后又被欢快的鸟鸣声唤醒。
“地址地址……”这鸟叫的声音太熟悉了，当兵时在营房里经常听到。我下夜班补觉，早晨偶尔会被这种鸟鸣声唤醒。真的到了昆明了？熟悉、亲切，又似乎感觉还在梦里依稀遥远。
隔壁客房内居住的刘江平、沈林坤可能也是因为强烈的兴奋而睡不着觉。我隐隐约约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持续了几乎一整夜的时间。
早饭后，我们收拾停当，准备迎接战友。在二楼的阳台上，喜欢摄影的白崇礼早已支起类似“大炮筒”一样的高端照相机，长焦镜头对准宾馆大门。
九点钟，第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一位上身穿粉红色圆领衫、下身穿黑裤子、脚蹬白色凉鞋的中年妇女。她的身边是一位身材较高穿一身深色服装的女人。不用说，这个穿着鲜艳圆领衫的人肯定是吴云晴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云晴随一连几位女兵调到我们连。那时，她个子矮矮的，爱说爱笑，性格极为泼辣，后来因报务技术好，被提拔为干部。几年前，吴云晴曾来北京，与我们北京的战友一起聚会。现在看来她变化不大，但她身边那位高个子、穿深色服装的中年妇女，我却怎么也认不出来。还是端着相机的白崇礼用望远镜头最先辨认出来：那不是万春兰么？！
万春兰，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被搜寻着：贵州人，我们同一年入伍的兵，瘦高的身条，不爱说话，贵阳口音，一开口就脸红，性格腼腆。看到现在的她，身体略微胖了一些，神态自若，大大方方，爽朗地笑着，开心地说着，甚至像机关枪，与年轻时的她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我坚信岁月是魔术师，它能够改变一个人。
吴云晴见到我们，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也是开怀大笑。
陈尚荣来了。他是四川人，外号“陈土匪”，1969年年底入伍，1970年的兵，在部队提干，后来转业留在昆明。见到老战友，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们都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张荣来了。他也是四川人，1965年入伍，由一连调到我们二连并担任分队长，报务技术水平很高，后来转业回四川，现已退休。说到张荣，在部队有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情不得不提一下。时间大概是1973年的冬天，因为我们轮流值夜班，每天上午都有战士在补觉。有的人睡眠少，或者白天睡不着觉，就提前起床，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宿舍门口，边晒太阳边聊天。因为是补觉休息时间，可以不参加连队的集体活动。昆明的冬天当然不像北方那么寒冷，最冷时也会结冰，尤其是北风一刮，人也被冻得哆嗦、上下牙齿打架。营房没有取暖设备，再冷也要熬着。但白天如果能和阳光亲热一下，慷慨无私的太阳还是可以把自身的温暖传递给我们的。云南是高原，比内地离太阳要近一些。
这天上午，下夜班的战友在宿舍门口晒太阳聊天。远处崩山的爆炸声突然响起。这采石作业的地方离我们部队营房的距离很远，按常规计算，我们应该是远离危险区的。除了星期天，每天上午都会听到工程兵用炸药崩山采石的爆炸声，大家早就习以为常。偏偏就是这一天，远处连续的爆炸声把正在补觉的我惊醒，紧接着就听到天空中发出“嘶嘶”声音，就像飞来的弹片一样。就在这时，山洞门口，张荣正在指挥战士们拖拽电缆。这些电缆线是为山洞内的机房增加新的电信设备而铺设的，电缆线很重，需要大量的人力拖拽。张荣在山洞口喊着口令，战士们齐心协力。这时，崩山飞来的石头呼啸而至。张荣听到了这个声音了，而且越来越近。他抬头一看，不好，一块灰色的碎石风驰电掣正朝他的头部飞来，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他本能地把头一偏，那块石头一下子砸在他的左肩上，当即把他砸了一个跟头，倒在地上不能动弹。这场景把大家惊呆了。慌忙之中，我们把他抬到营区的卫生所，然后又送到军区总医院。后来，听说他的左肩锁骨被石头砸断了。当时幸亏他偏了一下头，若是砸在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见面，我又提到这件事。张荣说恢复得很好，没什么后遗症，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也有六十多岁了。
来看望我们的还有二连战友杨家兴和一连的冯轩、柳青。
杨家兴，云南曲靖人，1973年入伍，农民的后代，很老实本分的一个人，也在部队提干，后又转业到地方。
冯轩，贵州遵义人，1969年入伍，一连的无线电技师，心灵手巧，自己会装半导体收音机。
柳青，女，1971年从云南省昆明市入伍。个子矮矮的，身材瘦瘦的，一张俏皮的娃娃脸，云南话说得特别地道，而普通话又说得相当标准。穿军装时，她爱把帽檐压得低低的，走起路来两只手在身后甩来甩去。后来复员，随父母去广西柳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