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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在同一个房间住过的一个贵州遵义兵叫张满昌。
张满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中等身材，瓜子型脸，微笑的时候，会发出朗朗笑声，讲一口极富特色的贵州遵义方言，看上去十分风趣。只要是集体活动的场合，如吃饭、劳动、打球或文艺演出等，张满昌一到，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
记得有一次集体劳动，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盖房子搭建报务训练教室，在夯实房屋地基的时候，由几个人共同体力操作。我们要把沉重的铁饼抡起来，再让它重重的落地。一下，一下，一点，一点，夯实，移动，这是一道极费力又枯燥的工序，操作的几个人还必须同时用力，铁饼才能抡起来，落点也才能准确，所以，操作时要有人喊劳动号子，一齐用劲才行。
“高汉们加把劲呐，嘿呦！铁砣高头飞呐，嘿呦！使劲向下锤呐，嘿呦！别看铁砣重呐，嘿呦！就像涮坛子呐，嘿呦！看那幺妹子呐，嘿呦！肚皮翘起来呐，嘿呦！生个龟儿子呐，嘿呦！也来锤铁砣呐，嘿呦！”
喊到这里，大家已经笑得没有力气了。喊劳动号子的人正是张满昌，这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手机短信发明以前最早的“黄段子”了。
那时候，士兵要么穿布鞋，要么穿部队发的胶鞋，只有干部才穿皮鞋，戴手表。张满昌是老兵了，尽管是战士，也穿上“三接头”皮鞋，戴上“上海牌”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奢侈品，能戴上价格为120元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在我们的连队是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
记得我干过一件蠢事。那是一次停电时，宿舍全屋的战士聊天，谈论复员以后的生活安置问题。那时候部队的生活条件艰苦，每一个房间只有一支25瓦的白炽灯照明，电力还不能保证。夜晚到熄灯前这段时间，战士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看报纸或图书。若是停电，房间漆黑一团，大家只好聚在一起聊天。除了入团入党的话题之外，就是提干或复员。在部队能够提干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在当了几年兵之后，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复员脱军装。根据当时的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也就是说，从城市入伍的人，复员回城市；从农村入伍的人，复员回农村。城市兵当然愿意回城市，起码工作有保障，而农村兵有的就不愿意回去。因为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更差，在部队至少可以吃饱饭，回农村也许就要饿肚子。所以，农村兵愿意在部队多待几年。他们对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有意见，对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态也有意见，有时候难免就要发牢骚。当时，张满昌就开玩笑说，“有意见也没用，人家张明回北京就能找到工作，你们（也包括他自己）回家就去扛锄头！想不通也要想。对不对，张明？”我当时也不加考虑，就附和着张满昌说：“对，对！”那些农村兵就更生气了。
当然，张满昌用玩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也是无可奈何正话反说，调侃一下，活跃气氛。而我就不应该附合着他，往农村兵心口上撒盐。
2006年6月我去贵州，在贵阳市见到当年的连队副指导员汪大本，谈起张满昌时，说他患了急病已经去世几年了。
我很为他惋惜。一个性格那么开朗的人竟然在五十岁左右时先走了，当年他欢蹦乱跳的身影和喊劳动号子时的狡黠神态还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