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我们离开了下榻的宾馆，去乘昆明的战友为我们准备的开往老部队营区班车。半路，我忽然见到了当年连队的指导员何祖强。何祖强年近七十岁，身体极其硬朗，说话的声音和神态与当年一样。他坐火车专程从湖南省株州市赶来，就为参加这次战友聚会。
一晃三十多年，指导员也老了许多。我们都老了，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当年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真是岁月不饶人！时光是最残忍的雕刻家！
汽车颠簸着向前行驶，一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路途中，我与何祖强攀谈起来。就像当年我们当兵非常看重个人事业一样，指导员的事业就是搞好连队建设，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努力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作为士兵，我们关心的无非是自己的个人前途，例如入团、入党、提干。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要不特立独行，不搞特殊化，与其他人团结、融洽，搞好群众关系，仅此而已。而指导员就不这么简单了，仅仅自己做得好还远远不够，还要随时把握全连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理解他们的苦衷，照顾他们的情绪，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在不影响连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个人要求，整合集体的智慧，为连队建设服务。指导员是一个集体的领导，这个集体的荣辱与他息息相关，是他完整事业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后来我在公安机关担任基层领导职务时的感悟和体会。
何祖强作为指导员、连队党支部书记，关心着每一位战士的成长进步。只要你有入党的要求，而且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他都会予关注和扶持，决不会埋没你。那时候的人也单纯、正派，想的是如何为集体、组织和国家作贡献，即使是个人奋斗，也不能与整体利益和工作大局发生冲突。不像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他们个人利益无限膨胀，金钱至上，享乐为先，贪污腐化。何止是贪官或企业家，几乎任何行业都有许多人“身上缺乏道德的血液”。
1974年，我入伍四年后第一次探亲回家。那时，我的父母因工作调动，把家从北京搬到福建沿海。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当兵时从北京入伍，福建从没有去过，连路都不知怎么走？后来确定从昆明乘直达上海的列车，在江西省鹰潭镇下车，再转乘北京或上海开往福州方向的列车，到福州市再乘长途汽车到宁德县的礁头镇，再坐船渡海到三都岛才能到家。路上大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何祖强从连队打电话到我家，询问我一路上的情况。特别是1977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要先去福建看父母，再到北京西城区武装部报到。何祖强又一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家，问我到家了没有，路上是否安全？当时是我父亲接的电话，很感动，说我复员离开部队，与连队已经没有关系了，指导员却仍然关心士兵的安全。
指导员说，他至今还记得全连所有干部战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我回答，这是一个优秀基层干部的基本功，指导员当之无愧。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会有缺点和毛病，指导员（包括我们任何人）自然也不例外。
说话间，汽车开到了云南冶炼厂附近。云南冶炼厂成立于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1998年改称“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个冶炼厂的主要产品是电工用铜线、电解锌锭、工业硫酸等，并在生产过程中大量回收银、铜、锗等有色金属，所以，我们又叫它铜厂，特别是那座高耸入云、常常冒着白烟的大烟囱，我们再熟悉不过了。铜厂不仅是我们上山的必经之路，而且，我们还是它污染大气环境的直接受害者。
我们营区的地理位置在东，地势高；冶炼厂在西，地势低。刮东风还好说，只要刮西风，大烟囱冒出的烟便飘向部队营区，再加上我们在山坳里，这烟便徘徊在山坳里不走。烟气蒙蒙，我们被呛得连续大声咳嗽，甚至眼泪都会流出来。因为烟里含有大量的工业硫磺（酸？）[注]和其它有害物质，而且浓度不低。我们恨死了那个大烟囱，可又没有任何办法对付它。你总不能让云南冶炼厂停产吧？你也不能把部队营区搬迁吧？只有乖乖地呼吸它排出的浓烟毒气！
如果放到现在，人们可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国家也从根本上重视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时代毕竟前进了，人们的认识也提高了。
我用照相机将铜厂的大烟囱摄入镜头。当年灰色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工人涂上蓝白两色，烟囱的顶端仍然冒着白烟，但是很淡，很不起眼。后来我查资料，据说云南冶炼厂“冶炼尾气的排放经过收尘和气体净化装置处理，可以达到我国环保部门规定的二级达标排放标准”。但愿它不要再危害现在部队营区的人。
这时，战友中有人在车上兴奋地大叫起来，你们快看，“东方红水库”到了！
[注]：战友吴云晴看到这篇文章，专门与云南冶炼厂的朋友联系证实，当年大烟囱排出的废气含有工业硫酸，现在回收后制作工业硫酸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