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离开营区了,我们都恋恋不舍,但又不能不走,因为下午和晚上还有另外的安排。
中午,战友吴云晴等昆明的战友,在昆明市区一家饭店设便宴招待我们。席间,战友们谈了许许多多的感受和当年的趣闻。一杯杯酒水下肚,升腾起融融的暖流和浓浓的情谊,战友情与一般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是不能划等号的。
吴云晴为我们点的菜谱有“凉拌松树尖”,“薄荷牛干巴”,“青椒炒牛肝菌”,“炒洋丝瓜尖”,“棠梨花、石榴花、白花”等五种野菜,“荞面糕”等等,还特意点了“过桥米线”,这可是云南昆明响当当闻名天下的“看家食品”啊。
我们兴奋地端起盛“过桥米线”的大瓷碗干杯!战友白崇礼和吴云晴用他们的相机留下了精彩的瞬间。
中午稍事休息,便由吴云晴带着我们去国防剧院和东寺街西四巷,并一路逛街景。昆明市的变化真大,我们几乎认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去国防剧院呢?我在前面说过,这次回昆明,我和白崇礼有个约定,要续写一个三十六年的梦。这个梦就与国防剧院有关。
国防剧院是原昆明军区最大、也有最有代表性的室内剧场。军区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都在这个剧院,我们曾多次光顾这里。国防剧院在当时的昆明市还是规模很大也很有特色的建筑物之一。紧挨着国防剧院的是云南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形式很像北京市的北京展览馆,大概也是苏联式建筑风格,博物馆有一排又高又大的廊柱和细高细高的尖顶,顶部是一颗五角星。
1973年9月,我和战友白崇礼站在国防剧院大门口的台阶上,背靠剧院,侧对省博物馆的尖顶,照了一张穿军装的合影。这是照相馆为我们拍摄的黑白照片,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照相馆的人特意为我们安排的。照片中两张稚气的脸,我是十八岁,白崇礼十九岁。
吴云晴告诉我们,国防剧院还在,云南省博物馆也在。我们很快就走到那里。这两座当年标志性的建筑仍然屹立在那里,看上去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我和白崇礼很快找到我们当年照相的位置。快,我让妻子端起照相机,比对当年我俩旧照片的地点,战友吴云晴也拿起白崇礼的“大炮”,共同完成了一次三十六后的再合影。
当年的两个热血青年,已经变成了壮年,身体也发福了。但我们精神不减当年,还是那样的亢奋。
三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照片是青春的定格,也是历史的定格,更是人生的感叹。
所有的战友都在国防剧院前合影。除了我和白崇礼,还有吴云晴、赵姐、周姐、韩姐、何祖强、李志文、沈林坤。
离开国防剧院,我们又走到金碧街原昆明军区司令部(1985年撤销)大院门口。这个地方我也熟悉,我曾经在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帮助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务是抄写无线电频率联络文件,地点就在司令部办公大楼,时间为两个月。除了繁忙的抄写,那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早晨定点起床跑步,吃饭在机关干部食堂,晚上有时看电影,还能在办公室睡个好觉,因为不用去机房值夜班了。我记得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完的。当时通信兵部的邓参谋在我的床头看见这本书时特别惊奇,还特意拿给办公室的吴参谋、熊参谋看,他们大概认为一个小战士看这类书有点与身份不符。当然,那时我也年轻,求知欲旺盛,每个月的津贴拿出一部分买书。《中国哲学史简编》就是那时候买的,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家学哲学,并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群众手中的武器”。所谓“武器”,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指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虽然不懂哲学,但仍然佩服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任何理论都应该为实践服务。
连队派我去通信兵部抄写频率表,一是我的阿拉伯数字写得还算马马虎虎,二来我能自觉遵守纪律,不会惹事生非,连队领导放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的军区司令部大院已经改换门庭。“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我们站在门口也是怅然若失。
离开军区司令部旧址,同行的赵姐、周姐和韩姐,急急忙忙去东寺街西四巷看老部队旧址,她们当新兵时就在那里。我们男兵就去了新建的牌楼“金马”和“碧鸡”,并在那里合影留念。之所以说“新建”的牌楼,是因为我们当兵时并没有这两座的牌楼,肯定是以后修建的。
战友吴云晴告诉我们,“金马”和“碧鸡”牌楼最早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即公元1426年至1435年之间,历时五百多年。历史上曾被毁过三次,现在所看到的是1999年金碧路拓宽时重建的。
这两座牌楼很有特色,金碧辉煌,古色古香。只是屹立在高楼大厦之间,显得与环境有些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