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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与我在同宿舍住过、现在已经故去的战友还有一位叫杨乾发，贵州遵义人。
说实话，杨乾发属于我不喜欢的那一类人。当然，人家也许一样不喜欢我。我在这里谈得不过是自己的一些主观感受。
在我的眼里，杨乾发一脸的严肃，整天板着个面孔不苟言笑，很有些假正经。一双挑剔的眼睛时刻上下打量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他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新兵蛋子想干什么？”可以想象，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一定不会心情舒畅。
杨乾发也是准备提干的老兵，在未提之前，特别是当着我们新兵的面，俨然摆出一副已经是“干部”的架势，把我们这些新兵训得找不着北。
杨乾发的发报技术不错，节奏准确，点划均匀，有一定的节奏感。电报（手键）发得好的人，都有一定的节奏感。报务员要求收发报技术都要好，例如，我的抄报技术还马马虎虎，每分钟可达一百六十个电码左右，而且准确无误。但发报技术相对差一些，虽然也是节奏准确，点划均匀，有节奏感，但速度慢一些，每分钟大概九十个电码左右。
按照过去的编制，报务员是干部编制，服役的时间要长一些。我们连除了文书、炊事员和饲养员，全部是报务员，而连队又不可能提拔所有的人，那么普通士兵就肩负起报务员的责任，因而连队的士兵服役期都很长，当兵六年、七年、八年甚至九年的都有，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志愿兵、士官之类的编制呢，而野战军的士兵服役期也只有两三年。
来自外省城市的士兵，愿意在部队提干的人不是太多，而农村入伍的士兵，都希望能在部队提干，从此改变人生的命运。从后来的结果看，那些提干的农村兵，确实都把家安在了城市，而没有提干的农村兵，都回到农村继续当农民。所以，能够在部队提干的农村兵，应该都是比较优秀的，也是值得他们在自己的老乡面前炫耀一番的。
让我改变对杨乾发看法的是我的一次生病。可能是水土不服，或者是不能经常洗澡的缘故，我的后背长了两个痈，肿胀化脓如两个小馒头一般大，疼痛难忍，甚至发高烧。由于痈长在后背，我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侧身而卧，翻过来调过去，把胳膊和腿都压麻了，再加上疼痛，像地狱一般煎熬。我不能工作和训练，只能等候痈烂透。记得那时部队的卫生员，只给我每天口服六片合霉素，但没有任何效果。那时候的部队缺医少药，有多少生病的战士都是自己忍着，除非到特别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时候才送往医院救治。
部队营房统一安装的是高低床。在房间里，我睡上铺，杨乾发睡下铺。我每次翻身都要特别注意，轮换着左右侧卧，不到压麻了不翻身，生怕影响下铺的杨乾发。由于我疼得睡不着觉，一整夜要来回翻身上百次，又因为生病卧床，不能工作和训练，拖累了集体，内心深感不安，同时，又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痈何时才能好，竟难过得暗自落泪。那年我十六岁，现在十六岁的孩子，大概还脱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呢。
杨乾发似乎看到了我苦闷的心情，主动问寒问暖，还到炊事班给我打来了病号饭。若在平时，我在上铺来回翻身影响他睡觉的事情，他早就朝我发火了。但这次没有，他亲眼看到长在我后背的痈，大概也体谅到我的痛苦。人若是设身处地经常替别人着想，社会上的纷争起码会减少一半。
杨乾发正式提干后，我们就不在同一个班了。待我复员回北京之后，听说他转业在昆明市安家落户。后来又听说他患了肝炎，长期治疗，又迁延不愈，最终因肝病去世，大约五十岁出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