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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顺着当年二连的宿舍向南走。在两排平房之间，原来建有水泥砌成的洗衣池。过去在部队时，只要是周末，战士们便在这里洗衣服、刷胶鞋等。如今洗衣池已经没有了，而是修建了一条通往一连的路，高高的水泥台阶向上延伸，两边还建有铁扶手。过去连队与连队之间相对独立，很少来往。现在大概不同了，相互间的交往和合作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后来的战士是否像原来的我们那样，以连队为建制分别独立居住呢？
说到洗衣池，在我的记忆中又有一段十分巧合的故事。记得我刚分配到通信总站二连不久，还是个新兵，洗衣服常在这个洗衣池。有一次洗衣池的水管没有水，因为二连的地势高，有时候压力不够、自来水上不来。一位老兵告诉我，说三连宿舍对面、靠近山洞口的地方有一个水泵房，旁边还有一个水池，里面蓄满了自来水，洗衣服可以去那里。于是，我就端着脸盆和脏衣服往那边走。到了水池子附近，果然有一个女兵在那里接水洗衣服。我不知道她是哪个连的，也不知道是新兵还是老兵，大概也是本连队水池子的水管没有水，才来到这里洗衣服。
这位女兵正对着我，埋头洗衣服。她的军帽下露着两个短髽，脚上穿的是部队发的“老头鞋”（农村人常穿的黑布鞋），上面还缀了一个鞋带。我觉得这个女兵挺有意思的，一般男兵才穿这种“老头鞋”，何况我们这些城市男兵也不会穿的。我们只穿北京产的“懒汉鞋”（一种黑色灯芯绒面、咖啡色塑料底的松紧口布鞋），但部队不发这种布鞋。这位女兵不但穿“老头鞋”，还穿部队发的绿色线袜（这种线袜缺乏松紧性，时间一长，袜筒便脱落到脚脖子上）。看来这位女兵是刻意为之，真是有个性，不搞特殊化。当她一抬头，我猛的一愣：这个女兵怎么这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在遥远的云南省昆明市郊区大山的部队营区，又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事情又有一桩。过了一段时间，我随老兵去猪圈帮忙打猪草，又遇到一位四连的女兵，同样是面熟。这是怎么回事？那时，无工作关系、不认识的男兵和女兵之间是不说话的，何况我还是新兵，更是畏首畏尾，哪敢主动上前与女兵搭话？
后来，时间一长，我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四连有三位女兵、三连有一位女兵与我原先就认识。她们是梁建平，梁晓燕，王小丽，孙玲，四个人都是1969年年底从北京市海淀区入伍，新兵训练后分配到通信总站。梁建平的父亲是总政治部军事法院（2015年改制撤销）的干部，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梁小燕的父亲是总政组织部（2015年改制撤销）的干部，王小丽的父亲是总政青年部的干部，孙玲的父亲是总政军事检察院（2015年改制撤销）的干部。除孙玲外，我们都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总政机关宿舍大院，从小就认识。那位穿“老头鞋”的女兵叫梁晓燕，我和她的弟弟梁晓鹰很熟悉。在搬到北太平庄之前，我家住在小西天的部队宿舍大院，那时，孙玲家也在那里。后来，我们搬到北太平庄，孙玲家随军事检察院的干部家属搬到黄寺总政机关宿舍。
梁建平的父亲梁叔叔知道我和梁建平在一个部队，还特意从河南给我捎来土特产。虽然是同院的孩子，见面却像不认识一样，只是偶尔打过一个电话而已，别人也很少知道这个秘密。
我给父亲写信告知这里的巧遇。父亲也有些吃惊，全国这样大的地方，各军兵种不计其数，几百万军队到处驻扎。真是巧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这样的巧遇，也算是我的军旅生活中的一段美好的插曲吧。
梁建平，复员回北京，几年前，总政军事法院干部子女聚会时，我们见过一次面。梁晓燕，后来在部队提干，复员回北京后战友聚会时见过面。王小丽，复员后到工厂工作，不久因故去世。孙玲，复员时见过一面，一起探讨过有关工作安置的问题，后来不知她在哪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