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宿舍的门都被锁上,看上去有许多年没人住过了。里面黑乎乎的有些阴暗。从窗外可以隐约看见房间内只有高低床架子和桌椅板凳。当年的木架床已经替换成铁架子床,更显得冷清与孤单。
营区的寂静与沉闷,让我想起过去一件事。前文说过,由于我们的营区建在山坳里,从铜厂大烟筒飘过来的浓烟不易消散。除了烟雾之外,巨大的声音也容易在山坳里回响。那时候,营区安装了高音喇叭,每天中午十一点要播放戏曲和音乐,用来唤醒上午补觉的同志。由于那个时代文艺节目贫乏,每天中午,高音喇叭传来的总是广播电台播放的京剧《奇袭白虎团》的录音,同一个时间段,就是同一个录音段。我很奇怪,广播电台也不嫌单调,天天如此多枯燥呢?!一到傍晚,喇叭又播放陕北民歌《翻身道情》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是一遍又一遍,从曲调到歌词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人的心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离开部队几十年后,我看电视连续剧《保卫延安》时,听到剧尾主题曲女高音领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猛地一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呦,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热腾腾的油糕哎嘿哎嘿呦,摆上桌哎嘿哎嘿呦,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依儿呀儿来巴呦……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感觉亲切极了,好像又回到部队营区高音喇叭时代,思绪如潮,浮想联翩……
我让妻子给我和沈林坤在我们住过的宿舍门口照个合影。一晃三十多年,像做梦一样。
走,去教室看看。我和战友们簇拥着,走向教室。
前面曾说过,我们原来的教室设在铁峰庵的“准提阁”大殿遗址,但那毕竟是权宜之计,名副其实的临时“抱佛脚”,不能解决日益突出的训练问题。因为,许多老报务员的报务技术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刚分来的新兵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技术培训,这是一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准提阁”大殿所承担不了的。
部队领导要我们自己动手盖教室。这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我们连队的农村兵特别能干活,除了农活,盖房子也是行家里手。从挖沟打地基,到砌墙、上梁、挂瓦、吊顶、安装门窗、粉刷墙壁等等,基本都是以贵州遵义、四川绵阳和山东莒县老兵为主导。我们这些北京的城市兵,不过是做小工,搅拌水泥,搬运砖头而已。时间不长,一排平房拔地而起,青砖红瓦,背靠大山,别有一番景致和情趣。教室里面是晶莹透亮的玻璃,雪白的墙壁,还拦腰涂上一层绿色油漆,为的是保护墙壁的整洁卫生,白绿相间,美观大方。
教室建好后,我们在里面训练、开会、点名(也是部队开会的一种形式,时间可长可短),还看电视,学唱革命歌曲。
教室、机房、宿舍,构成了我们在部队训练、工作和生活轨迹的三个连接点。每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兴致勃勃满怀激情地来到这里。可眼前的景象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当年亲手搭建的宽敞明亮而又充满活力的教室,早已变成摇摇欲坠的废墟:瓦破损了,门窗的玻璃破碎了,有的也缺失了,吊顶塌了下来,垃圾和废旧电线扯得到处都是,荒草蔓布,灰尘遍地。就连通往教室的小路也是杂草丛生,深一脚,浅一脚……一片衰败的气象,让我们惨不忍睹。
军区撤销,部队撤出,教室和宿舍的命运一样,令我们这些老兵感叹和唏嘘。
从宿舍到教室,来回都要路过公共厕所。部队的公共厕所也是以连为建制,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专用厕所。除了使用方便,而且厕所化粪池的人粪尿,是我们浇菜地的主要肥料。连队的公共厕所特别简陋,没有水冲洗。小便池凝结着厚厚的尿碱,大便池也完全靠地球引力来消化,气味难闻不说,苍蝇无数,蛆虫在地上爬来爬去,白花花的一片。有时夜间上厕所,蛆虫被我们踩得噼啪作响。好心的人会摘来一些桉树叶放在厕所的地面上,那气味更是熏得人头疼。
记得我有一次阅读新华社主办的一家专登国际新闻的报纸,说外国人最怕上中国的公共厕所,不但脏得无处下脚,甚至面对黑洞洞的茅坑都不知如何下蹲,是脸朝内,还是朝外?那情形我能理解。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注意公厕卫生,不但设施简陋,而且卫生状况极差。现在想来,除了物质条件贫乏、生活水平低下而外,大概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问题,一个厕所还能布置得像家庭的卧室一样干净和舒适?而国外的一些公共卫生间,恰恰就是布置得像家庭的卧室一样干净和舒适。
当年二连的公共厕所还坐落在那里,默默无声,形影相伴。我特意用相机给它留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