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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班宿舍北边的房间是收发室宿舍。收发室的工作间在山洞机房里，是一个小单间，紧挨着无线电报房。收发室的工作是相对于报务员来说的。报务员收发电报，而收发员随时为报务员提供实习电报和真实电报，以及电台无线电联络对象频率表。一连的音响电报和电传电报，也要通过收发室的登记，再转交给报务员。而报务员从电台接收的电报，再转交给收发员，送往译电部门等。可以说，收发室是文件和电报的中转站，起到一个转承启合的连接作用。
我邻近复员前，有一段时间在收发室工作。当时的收发室主任叫向金普，1969年入伍的贵州遵义老兵。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削，口齿伶俐，有着一副十分机警的头脑，是副排级干部，后来转业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工作，直至退休。
收发室的人物都很有特点，回忆起来也很有意思。
庄肃志，山东省莒县人，1970年入伍，年龄要比我大许多。他是一个穿戴利索的人，衣服，被褥，床单整洁而干净。平时，他愿意哼个小曲，嗓音也不错，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遗憾的是他不识音乐简谱。那时候，我在连队的宿舍里常一个人拉二胡，喜欢演奏刘天华的《江河水》、《病中吟》，以及那时候流行的二胡曲《赛马》和《红旗渠水绕太行》。当然，我只是自娱自乐，远远没有达到专业水平。庄肃志是我最忠实的听众，常常坐在一边听我演奏，并摇头晃脑打着节拍跟着哼哼。庄肃志文化程度不高，但很会用词。记得有一次他下夜班回宿舍，路上被一个熟人躲在暗地吓了他一跳，回来便对我说：“万籁俱寂，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一个人影朝我扑来，把我吓得是魂不附体。”我听了哈哈大笑。一般人没有这么说话的，这是书面语，不是口语。
说起爱讲书面语的，一连有一个1969年入伍的北京女兵。有一次山上放映电影，各个连整队集合组织观看。我们连旁边就是一连。时值深秋季节，晚上有些凉意。这位女兵穿的不多，觉得有些冷，便说了一句“我感觉有些寒意袭身了”。我在旁边听了很好笑，冷就冷吧，还什么“寒意袭身”？瞎拽啥呀？不过，从神态上看，这位女兵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1977年的春天，我和庄肃志同一年复员。他回山东，我回北京，曾通过几封信。三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大概也有六十岁出头了。
梁守益，四川人，1970年入伍。体型瘦小，眼睛很大，说话声音很细，音调也高。他特别喜欢打扑克牌，精细认真。打完一局，他都要认真分析一番，计算自己和对方每次出牌的得失。看到梁守益打牌认真的劲头，有时我想，如果给他安排一项需要认真计算的工作，例如统计或者会计之类，他一定是个好手。在收发室工作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看到他用开水冲一杯奶粉喝，小口吸啜、咂摸滋味，喝得专注而享受。梁守益很会保养自己。也可能是青春期，也可能是补得太多，他的脸上经常长疖子（或者称“青春痘”，那个时候我也长过），隔三岔五就会在脸上贴块纱布，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王春喜，也是四川人，1970年的兵。收发室的工作比报务员相对轻松一些，但责任重大，必须准确及时更换联络文件，否则，会严重影响报务员的无线电联络工作。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王春喜值夜班。下班前，他仔细检查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是否有该更换的联络文件。没有，他放心了，在交班日志上注明无文件更换，然后，请假下山去昆明市。谁知上白班的同志误以为某家电台需要在当天更换无线电联络频率表，便打电话到连里找王春喜，却得知他去昆明市了。连长很生气，立刻派人下山找王春喜回来。待他被找回来后，回到机房，再认真检查，发现是报务员看错了日期。那位报务员向王春喜道歉。王春喜说，你看错了不要紧，我好不容易请假到昆明市玩也泡汤了，下次再请假又不知轮到猴年马月了。
那时候，如果有士兵在星期天下山去昆明市，必须向连队请假说明理由，而且有人数控制，不是所有的请假都被批准，要大家轮流。因为只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回接送，有四个连队请假的人一同乘车，而且还有下山采购的各连队的司务长、给养员等等，每个人轮到一次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