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警辉,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政法大学。年轻时干过特警和刑警,也曾侦破过悬案疑案。长相还算过得去,虽然皮肤黝黑,但体型端正;虽然单眼皮小眼睛,但五官协调,属于典型的耐看型模样,这是我前半生最自豪的事,也是我总喜欢喝几杯后给同事们炫耀的事。
可现在我是一名年过半百的社区民警。每天早上上班前,都要对着镜子精心收拾整理一番。脑门早已秃顶,鬓角熙熙攘攘的几绺白发无论喷上多少啫喱膏,都罩不住头顶黝黑发亮的头皮。随便挤下眼歪个嘴,全脸就会抽缩在一起,像核桃皮一样斑驳。眼神不敢轻易往下扫,整个身材在穿衣镜前就像一棵七歪八扭的枯藤树。还好,当戴上警帽,穿上警服,该遮掩的遮掩了,该展现的展现了,浑身上下再也找不到丝毫的瑕疵,顿感精神矍铄。最关键的是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那种荣耀感和责任感,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庄重地敬个礼才算过瘾。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掐指一算,离退休还有一年半载,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让自己爱得深沉的岗位。话不多说,赶紧上班去,不能愧对这份挚爱的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到尽善尽美,无憾退休。
顶着初夏的骄阳,踏着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我总是习惯性地到田间地头、村子中央、村口周围转转。我喜欢和村民们拉拉家常,听他们讲故事、吐心声、说诉求、讲黄段、唱歌谣。我对黄土高原上的这些小村庄了如指掌,一部分消息就是来自和村民们的闲谈之中:谁家刚娶了新媳妇、谁家母猪刚生了几个崽、谁家婆媳关系不和睦、谁家兄弟之间矛盾多、谁有偷鸡摸狗的习惯、谁喜欢喝酒赌博、甚至谁喜欢往别人媳妇被窝钻,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琐事,我心里清楚得像一面镜子。村民们看见我,也很热情地打招呼,因为我在这个村子也转悠了几十年,大家早已把我当本村人。地里犁地的李老汉看见我总会笑呵呵地喊一句:“老张,坐下抽支烟”;在苹果园里给果子套袋的小赵看见我总是贼眉鼠眼,脖子处那几根筋脉贲胀爆红。他和李寡妇的那点事,人人皆知,我也不便多说,只是偶尔碰上他,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悄悄劝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照顾好;在别人家门口乱转的小强,看见我老远就跑,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全靠偷东摸西苟且偷生;在家门口喂鸡的田大妈,看见我,小脚踮起,顺手摘几个半生不熟的杏子,硬是塞到我手里。看见村口那棵古槐树,我就紧张,因为一旦农闲下来,那里总聚集着一帮子老女人。别看都低着头,坐在板凳上纳鞋垫,她们脑袋背后可长着眼睛,一旦看见有陌生男人经过,她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死死盯着,直到那男人的背影消失在村口才罢休。当然,如果遇上村里老实巴交,怯声怯气,低眉垂眼的男人,他们准会冲上去包围起来,脸上摸摸、屁股拧拧、肩膀拍拍,非逼得他大喊几声“嫂子”不成。这帮泼辣粗糙的老女人,可不敢小觑,她们干起活来攒劲得像牛一样,开起玩笑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激动过火时还会脱你的衣服。看见她们,我老远绕道,即便这样,泼辣的李寡妇也会大老远冲过来在我屁股上拧几把疙瘩,不等我反应过来,她早已拖着她那企鹅般肥胖臃肿的身躯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村里一旦摊上大事,因为年轻男人们大多外出务工,全靠这帮老女人。她们在关键时刻,就会爆发出一股娘子军气概。前不久,一辆拉货车半截车厢栽进槐树旁的泥沟里,这帮老女人看见,说时迟那时快,她们一边用大铁锹往车滚下垫土,一边用肩膀扛,硬是把栽进泥沟的那半截车厢抬起来。
不是村里人,真不了解村里事。你瞧:院墙坍塌、房屋倾斜、半扇门开着,另半扇门上挂着生锈的老锁。你会错误地认为这是村子里最贫穷的家庭,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家庭往往他们的儿女学有所成,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家里只剩下老人,这会老人准在村口大槐树下下象棋、搓麻将、打扑克。恰恰相反,这些冷不丁在四面都是塌房烂院的土坯房间隙里突然崛起的小洋楼,洋楼门口铁链拴着掉毛的老狗,老狗旁的石墩上木木地坐着没牙的老太太。其实这些家庭的子女暂时在外面务工,他们最终的归属依然是这偏乡僻壤的山沟里。当然,如果门口没有老太太的话,又是另一番景象,这格格不入,鹤立鸡群的小洋楼不是暴发户就是领导们光宗耀祖的标志。当然,小洋楼始终是村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我常常驻足、凝望沉思。这明晃晃的小洋楼,和其它低矮的土坯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白天鹅钻到鸡群里,甚是扎眼、靓丽。
村子里的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往往大事由小事引起。我的主要职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干脆预防隐患矛盾的滋生,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过我重点管控操心的还是监狱里出来的刑释人员和戒毒所出来的吸毒人员以及上访人员和精神病人等,往往这些人员很容易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需要时常开导交流。在平时,村子里转悠完,我也喜欢到山旮旯处,沟沟叉叉、坑坑洼洼、河湾井边等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发生。当然,也不排除外地人也会在这有山有水,偏僻幽静的小山村作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