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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恸不能当饭吃，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强强的理智最先回归，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成为他现今最需要规划的生计问题。作为长子，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得接过父亲丢下的接力棒，挑起养家的重担。可经了这事成熟许多的强强仍未完全脱去稚气，因而心存恐惧，怕自己担不下来，也怕自己担不好。父亲看病欠了债，两位妹妹上学要用钱，而仅有的那点工资实在让他局促，怎么办？绞尽脑汁的他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拉下脸来再借！他把能想到的、能借到的人都找了一遍，好在他和壮壮有偿还能力，过程虽艰难，但毕竟解了燃眉之急。回到单位，强强不闲言、不碎语，忙着做事；周末两天若不回村就早早出去，和苦力工站在一处，抢着揽活。生活重压下的他开始想着法儿地挣钱，用来贴补家用。
因为有强强可以依靠，家里的女人们暂时无意考虑现实难题，沉浸在阴郁的氛围中无法自拔。
水清身心最苦这是我们能理解的，她这个年龄便失去丈夫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悲伤的事情。她一会儿可怜丈夫，觉得一辈子没享什么福的丈夫寿命太短，还不知道媳妇、女婿长啥模样儿，更没享受孙子、外甥围身绕膝的天伦之乐就撒手人寰，是多么可悲的命运！一会儿又可怜自己，虽说现在儿女绕身，但他们毕竟不是能理解、包容、扶持、照顾她的老伴儿，不是能尽情倾诉掏心窝子的、知冷知热话的贴心人。何况孩子们终归成家离去，余生进进出出孤身一人，会多么落寞寂寥！
每想到这些，苦涩难耐的水清便默默坐在遗像前，抬头凝视像上的丈夫，摸他颧骨高凸的脸颊，然后由不住悲戚啜泣，直哭到疲惫时才靠住桌子悠悠地喘会儿气。
没过多久，在像前长时间发呆流泪的她又在忧伤的基础上增添了怨恨，她怨自己只关心生计，不关心丈夫的健康；怨自己没有声色俱厉地迫使丈夫早些看病，以致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她深陷情绪的泥沼，由暗暗自责发展到骂骂咧咧，进而怨到恨时，竟强扭胳臂用以泄愤。显然盛不住的那部分悲伤已变相转化为异常行动。到了晚上，她极度哀痛又夹杂着悔怨的心情继续发挥作用，竟致整宿整宿难已入眠。结果不多时日，水清就把自己折腾得行销神瘦，身心俱疲。壮壮和老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们想，如果母亲完全如行尸走肉，那还可以另当别论，可母亲有意识、有思维，只是不清醒、不理性，就这样一天到晚心神不宁、恍恍惚惚的，反而更让她们担心。
老四是长不大的孩子，她不懂得怎么劝慰，实在看不下去时，就用她的方式，或蹲下来把头埋在母亲膝上陪她殷殷垂泪，或摇着母亲的胳膊祈求般地拉她离开遗像旁的板凳。
壮壮倒是很想给母亲说些宽心话，但她自己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怎么去劝导母亲？每每看到母亲坐在父亲的遗像前落泪，她都悄悄躲在屋角，同样掉眼泪，有时不小心被老四撞见，还会唤醒老四伤心的神经。她这样，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哪还能去解母亲的心结？生活悲催的种子，早早在她年轻的心底扎下根。
春节很快来临，全家人尚未结痂的伤口被浓浓的年味再次重重撕裂，每个人都想表现出兴致来，但每个人都提不起精神，佯笑的苦脸很不自然。他们谁也不想让对方摸着心思，于是都不愿交谈，你出我进忙着张罗饭菜。等全家人围坐桌边，大家不仅自觉在正中留出刘老汉的位置，而且不约而同看向那里，满眼悲伤。水清更是愣愣地盯着玲玲摆在座前的碗筷，泪水滚滚而出。受她感染，孩子们也不再装样儿，或默默流泪，或小声哭泣。
“你脑子注水了，怎么把爸的碗筷摆上来了？”泪眼婆娑的老四小声责问玲玲，玲玲全不理会，瞪眼顶了她一句：“怎么了？我就想把爸的碗筷摆出来，和咱们一起过年！”她这一说不要紧，家人眼里的泪水又涌出来了。强强想着规劝，不过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在中国人最看重的团圆年节什么话能劝得动呢？壮壮也是如此想，起先有些担忧，但后来反而心安了，既然个个憋在心里难受得要命，还不如释放出来的好。父亲本来就离去了，第一个异样的春节难道不该是这个样子吗？如果都平静如常，那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是亲人们都期盼的吗？痛痛地流场泪，也许家人的心绪会好一些。这样想着兄妹俩便都不再作声。
席间，奉献泪水最多的是和刘老汉没有血缘关系的水清，相濡以沫半辈子，那是比血缘关系更亲的伴侣，在这样的日子里，她的心情能好到哪儿去？她凄然痴坐，泪流不止。良久，看到孩子们都哀伤地凝视她，她才忙用手背抹去泪痕，对壮壮说：“哎呀！饭菜凉了吧？去热热再吃！”
壮壮漠然点头，和玲玲端进去热了菜。重新摆好后，水清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她让老四夹了些丈夫喜欢吃的饭菜供到像前，一家人终于动了筷。他们谁也不再看谁，都低下头冷寂地嚼着难以下咽的食物，只有水清偶尔让孩子们夹菜的无力声音和碗筷轻微的碰撞声略微调剂着这顿饭的沉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