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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
毕业那天，同学们都很伤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友谊。泪珠在每个人的眼眶里回旋。校园里的草还是那样葱绿，就像刚来时一样。高同义和赵丽丽分开了，他们的爱情是稚嫩的，纯洁的，没有任何现实生活的色彩。在离开学校的头天晚上，我们班40个同学，全部集合到街上吃烧烤。可能是人多，饥不择食，一个男同学喝醉了。烧烤结束，回到宿舍，他在盥洗室里吐得稀里哗啦。第二天早上，我到盥洗室洗脸，在他吐的位置，我看到几根韭菜，居然还是鲜活的，只是看上去像被搓揉过。
吴云华，肖楠，分回了贵州，刘清、张国平和班里的七个女生分到客运段当列车员。高同义分在与我相邻的下一个车站。吃完烧烤回来，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我们相互祝福，相互鼓励打气，踌躇满志地说，一定要到单位上好好地干出一番天地出来，绝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小工人。
1999年7月20日，我分到了父亲所在的那个车站，正式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养路人。
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父亲很是高兴。他亲手为我张罗了一桌酒菜，平生第一次倒了一杯酒给我。父亲抬起酒杯，抿了一口，眉头舒展，意犹未尽地说道。
“你要好好工作，好好上班。人这一生，转眼就老啦。1964年，我参加修成昆铁路。因为村子里闹饥荒，村里大部分人家，有几个月，要靠吃观音土和吃野菜树皮过活。迫于生计，我悄悄地逃离出村子。”
“好多当年修成昆铁路的老同志都不在世咯。现在日子这么好过，都还没享几年福，人就一个个走了，唉！成昆线，多难修，死了多少……”父亲说着，有些怅然若失，欲言又止。
“一天中午，我们在干活。一个穿黑色长布衫的老者，朝我们走来。那老者走走停停，站在站台上东张西望，徘徊不前。最后，老者朝我们干活的地方走来。老者立住脚，向我问道：小同志，你给知道（知不知道）我儿子小国忠在哪儿？我儿子库国忠前几年出来修铁路，一直没有回过家。”说道这儿，父亲笑了起来。他抬起酒杯，又僵硬地把酒杯放下。父亲黯然说道:“爹！……，我就是小国忠！你咋找到这儿来啦！……”父亲说着，伸出拇指，揩了一下眼角。紧接着，父亲又说:“你爷爷高兴地说，老儿啊！自从你离家出走，只写过几封信回来，你娘在家天天哭你，眼睛都哭瞎了。我说莫哭莫哭，我去把小国忠找回来，你娘才没哭呢。”
父亲说着，他用饱经岁月的手指，反复揩着潮红濡湿的眼眶。我似乎看到奶奶裹着的小脚，被父亲一遍遍地搓揉着。父亲的手指，长满了铁锈。他长满铁锈的手指绕过了母亲的河流，从没绕过我的油肠肥肚。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列火车呼啸着驶过小站。铿锵的轮音在山野里回荡。火车的到来，擦亮了漆黑的夜空。那一瞬间的亮，仿佛上帝之手，划燃一根短小的蜡烛。
二十多年过去，斗转星移，每次走上铁道，我似乎还能清晰地看到父亲，看到他厚重的身影渐渐地消损在千里铁道线上，最后变成一颗锈迹斑斑的铁钉；我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四十万筑路大军，他们声嘶力竭地呐喊，震撼山河，为了早日开通铁路，他们把血肉之躯融入到了空旷的大峡谷，融入到了万水千山的一石一木。难怪夕阳落尽，千里铁道线穿过的一山一水，红得像鲜血一样。
对于出身农家的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怕吃苦、不怕劳累的体魄。
半个月后，我就适应了小站的生活。在闲暇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怀念在技校里的那段时光。父亲给我每月两百元的生活费，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我才会想起父亲，才会想回家。
我所在的那个小站，南面有一家小酒店，北面有一家歌舞厅和两家烧烤店。西面是公路。公路与铁路并排而行，像两条巨龙在群山中游走。与公路相比，铁路更为险峻，走珠连璧，蜿蜒回旋，把万水千山系于一发之间。
下到车站的第三天，外号叫鲫壳鱼的工友以调侃的口吻对我说：“小伙，能分到这样的小站，算你幸运，有钱还可以吃口酒，可以到下面的歌厅找个小妹玩玩。要是分到其它小站，有钱无处用，还想泡妞找女人，嚯嚯！我敢说，不用半年，让你见个老母猪你都会兴奋得吹口哨。”
“哈哈！”
工地上，所有人放声大笑起来。工友们的每一张脸都黑黝黑黝的，是被太阳晒黑的。他们黑黑的脸膛被风霜紧紧地捏着，随着岁月的风化，像一粒粒流动的砂粒。鲫壳鱼笑得有几分淫亵，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接着又说，见只蚊子，都会拉来用放大镜看看是公是母。鲫壳鱼的话，让我感到了恶心和不齿。初来乍到，我也只能笑笑了事。
工头田大板大声骂道：“鲫壳鱼，你个狗日的，还愣着干什么，只顾吹牛，还不赶快干活。今天的活干不完，都别想下班。”
“你们不要那么骚气，人家还是小伙子呢。”女职工常丽娟抿着嘴笑，把话题插进来。外号尖嘴钳的工友立刻反驳道：“这年头还有什么善男信女，处男处女都在幼儿园读着书呢。我敢打赌，你就不是。”尖嘴钳说话间，眼睛死盯着我。他一脸络腮胡子，像个杂乱无章的鸟窝。尖嘴钳的话更让我不齿。我没有搭理尖嘴钳，也没回避尖嘴钳含混不清的目光。
正午的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些矮小的灌木丛被太阳晒得蔫蔫瘪瘪的。 知了在树林里聒噪地叫着，从铁路路基和铁道上蒸腾出的热浪袅袅上升，使人觉得更加燥热和烦躁。
“休息一下，太热了，”尖嘴钳气喘吁吁地冲着工头田大板说。我所在的这个车站，每人都有个外号。外号叫来叫去，反倒成了他们的名，时间一久，他们就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有时有人不经意叫了他们的真名，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反应。因为我姓库，他们就跟我取了个诨名叫小苦命。
“不行！再过两天，轨道检查车就来，铁路工人，这点太阳算什么，你要藐视它，”田大板态度坚决，语气诚恳地说。尖嘴钳怏怏不乐，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的安全帽帽檐凝集了好多汗水。汗水正慢慢地从帽檐上流了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到钢轨上，像水珠打落到地面上，溅出一个个水花。看着鲫壳鱼一身汗津津的，而且张口闭口就是黄段子、粗话、脏话满天飞，能说黄段子已经算是文雅的了；再想想鲫壳鱼是高自己几届的技校生，工作了几年，除了落下一个‘性博士’的称号和几块横向发达的肌肉外，其余的还是日日复一日的工作。我不免有些怅惘起来，“自己以后会不会也变得跟鲫壳鱼一样，唉！怪只怪，自己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不去读高中……”
我开始烦燥不安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把手中的道镐举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打向轨枕底部，轨枕底部发出沉闷的空响。一列火车呼啸而来，我们迅疾跳下铁路道床，一股凉风随着列车徐徐而来，给我们带来了片刻的凉快。火车过后，我们又跳上铁路道床，再次挥舞手中的大镐。一个个道砟石被我们用大镐打进轨枕底部。下班回到宿舍，手指不听使唤，吃饭的时候，根本无法用手指夹菜。
夜幕降下来，整个站区在清寂中显得有些空寥。
小站的灯光清冷而吝啬，孤零零的两三盏灯。灯下的主人，已齁齁睡去。远处青黛色的山脉巍峨连绵，彼此起伏。附近的村庄不时会传来几声狗吠。只有北边的歌舞厅，彩灯闪烁不停，形成一条条流彩。我疲软地躺在床上，无心翻着一本杂志。
一整天的劳作，全身酸痛，动那那痛，双手已是满手的血泡。百无聊赖，我翻出多日不写的日记，在日记本上写道：“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当上一个小领导。如果我好好表现，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肯定，这样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样繁重枯燥的工作不是我要的。时不待我，只争朝夕，拼搏吧库星，你是一个男人，男人就应该干点男人该干的事。一个人，虚度光阴是可耻的，是不可饶恕的。我可以忍受寂寞，空虚，孤独，但我不能忍受默默无为，加油吧，年轻人，趁你还年轻。”写好日记，我把日记本收在书桌的抽屉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屋顶，对着屋顶宣誓；“男人就应该干点男人该干的事。”
“小伙，吃烧烤去。”
鲫壳鱼推开我的宿舍门，探进半个身子冲着我呵呵地笑。
“不去了，”我不屑于顾地答道，心中有一丝抵触。
“嘿嘿！别假正经，”鲫壳鱼呲着嘴笑，笑得有些古灵精怪，也有几分不恭。
“去就去，谁怕谁，才是喝点酒，”我一骨碌从床上翻爬起来，与鲫壳鱼并肩走出宿舍。我和鲫壳鱼两人摸黑走到烧烤店，烧烤店门口黑灯瞎火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歌舞厅门口人头攒动，几辆小汽车神气地停放在门口。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如同一台巨大的粉碎机，在不断地运转着，发出轰隆的声响，各种垃圾被它撕成粉末，再无法辨认。
“走，回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来了，不如去唱歌喝酒，”鲫壳鱼打断我的话，拉着我的手就往歌厅里钻。鲫壳鱼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想挣脱又不想挣脱。我想挣脱是内心深处的抵触，不想挣脱是我无法抵御枯燥繁重的劳动带来身心的疲惫。四楼的大厅里，有男女三十多人，有的喝酒、有的放歌、有的与‘歌厅小妹’打情骂俏，好不热闹。五颜六色的灯光，虽然真实地照着每一个人，却让每一个人不真实起来。怀揣尤物的老头，唱着“迟来的爱”，声音洪亮、底蕴十足，好像真是那么回事。
我和鲫壳鱼刚找了个昏暗点的位子坐下。歌厅老板娘嬉皮笑脸走过来，很职业地说：“稀客，好久不见，找个小妹坐坐，新来的。”话音未落，就叫嚷起来：“小雪、小贺，上班了，来招呼两位客人。”
“你妈的，我那回来，你不是说新来的。”
鲫壳鱼这样讲着，老板娘朝着他灿烂地笑。鲫壳鱼没再说什么。两个‘小姐’应声而至，娴熟自然地坐在我和鲫壳鱼身旁。
“不！不！我不要，”我摇着双手说，心里有些慌乱。
“怕什么，只是坐一坐台，又没叫你……”，老板娘媚笑着说。
“什么叫坐台，”我不解地问。
“嗳！小伙子真是好笑，这年头还问这个，谁信。”老板娘始终保持着笑容，没有回答我的疑问。
“算了，我还是不要。”
我还没讲完话，身旁的‘小姐’又很自然地离开，跟来时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你们两个是一处的吗？”鲫壳鱼身旁的‘小姐’问我。
“我们两个是一处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我叫‘羊有眼’谐音：杨有远。”
其实，鲫壳鱼也不叫杨有远。还不等我回答，鲫壳鱼就抢先回答了‘小姐’的问话。‘小姐’神情暧昧，眼神浮动，既不相信，也不在意鲫壳鱼说的是真是假，反正能让嘴不闲就行。
“那你又叫什么名字？”
“库星。”
“哇！你真会吹牛，‘酷星’，谁会取这样的名字。”
“真的，不信，你看我的身份证，”我把钱夹掏出来，欲把身份证从钱夹里抽出来。
“装进去！”鲫壳鱼厉声叫起来。
‘小姐’没有再笑，神态拘谨了一些，古里古怪地说：“酒，哪儿不能喝，何必非得到歌厅来。”我听得云里雾里，不知‘小姐’讲的是什么意思，是在告诫自己，歌厅不是个好地方，以后少来，还是‘小姐’在对自己人生的忏悔和独白。总之，我是带着谜团离开歌厅的。
离开歌厅，歌厅以外一片漆黑。我和鲫壳鱼高一脚浅一脚地悄悄溜回小站。鲫壳鱼几次要大声讲话，我几次低声哀求，他才嘿嘿地荡声荡气地笑着，没再讲话。
“发工资啰！发工资啰！”尖嘴钳扯开嗓子喊。我第一个月拿工资，心情格外高兴。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连续几日的疲劳一扫而光。我躺在床上，把钱捻开成扇形，扇着凉，心里想道：“从此，再不用向家里要钱了。”本来父亲可以把钱当面拿给我的，但他却让继母转腾一下给我。
“——给，两百块，你爸就只给我这些。”
“这一切，将不复存在。”我脱口说出这句话，又学着继母的口吻说。我盘算着，先给自己买双鞋，要好的，然后回请鲫壳鱼一次，顺便去歌厅解开心中的谜团。这一次是我先开口问：“你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哈哈！天天洞房，日日新婚，”‘小姐’开怀笑着说，算是回答。
“我是认真的，你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小姐’没有再笑，反问我。
“你又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喝酒、唱歌、娱乐，不行吗？”
“耶！别君三日，自当刮目相看，才几日不见，就油嘴滑舌，看你还小，这个地方少来为妙。”
“你不也是在里面上班吗？”
“你以为做‘小姐’的都是为钱而来，我父母种花卖，一年要卖好多钱。”
“那你怎么不去卖花？”
“苦！”
‘小姐’一个苦字搪塞住我连珠似的追问。我注意到小姐在说苦的时候，极为轻描淡写，有点语尽犹存，但又不便再问。
“一个女人甘当‘小姐’，不为钱，为什么？难道为情，简直是笑话，即便为情，也不应该来这地方寻，那还为什么？”我又带着新的谜团离开歌厅。在回小站的路上，我把心中的谜团讲给鲫壳鱼听。
“小伙，人家在放你的长线，你还不知道。你以为只有男人泡女人。”鲫壳鱼说完，自顾自地嘿嘿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传得老远，听着有点凄凉和瘆人。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不呀回头……”鲫壳鱼是用走了调的声音唱着《红高粱》里的这句歌词。没有人知道他在唱什么，就连天上的星星也不会知道他在唱什么，引来的只是几声狗吠。平时鲫壳鱼在上下班的途中也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歌词，每次唱完后，就哈哈大笑。此时，工友们就会打趣说：“鲫壳鱼，你想女人想疯了，赶快找个女人来治治你的骚病。”
鲫壳鱼是应该找个女人了，工作都快十多年了，仍然未曾婚娶。鲫壳鱼曾经谈过恋爱，女友叫雪兰。工友们常说，鲫壳鱼和女友如胶似漆的恋爱中，鲫壳鱼确实感到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整个人精精神神。可不知为什么，他与女友睡一觉下来，次日，鲫壳鱼还在沉睡中，女友便悄悄离开了他。后来，鲫壳鱼找了好多地方，问了好多人，再没找到女友的踪迹。有人说是去了贵州，也有人说去了成都，渐渐地鲫壳鱼也就淡忘了，从此不再提有关女朋友的一切。也是从这时候起，鲫壳鱼会有意无意大喊大叫地唱这句歌词。
鲫壳鱼大吼大叫地唱着，像一只失散狼群的公狼在呼唤它的伙伴。
鲫壳鱼唱着歌，掏出自己的下体，边走边撒尿。他抖动着下体，把尿洒得宛如一条游蛇。尿撒完，鲫壳鱼就使劲扭自己的下体，他把下体扭成麻花状。这让我很愕然。鲫壳鱼说，他恨他有这么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让他活得很累。是这个东西违背了他高尚的情怀。鲫壳鱼还说，他应该是个女人多好。鲫壳鱼越说越激动，虽然在黑夜，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脸在拉长扭曲。
“把你的鸟放进鸟笼。”我说。
“哈哈！”鲫壳鱼大笑着，村里的狗又一阵狂吠。
苍茫的夜色，仿佛一个踽踽独行的人，永远走不到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