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渃门汗封沙育林 巴尔虎历史悠久
环骑华夏、纵横中国 第一站之骑行纪实及随想录（40）
12：10分越过罕达盖收费站后，便进入到了巴尔虎草原的西缘地界，草原开阔度的伸展使得巴尔虎草原更加的莽莽苍苍，一路上无数的农业耕作面积渐渐地也消弭在无垠的旷野中了，在绿色的草原上也可以多少看到些牛羊群落散布其间，一路骑过来还不时有一些巴尔虎民俗园区坐落在路旁，这里的牧业和旅游业正在相互融合，或许这正是草原的又一条生存发展之道。
簇新的巴尔虎民俗园区里除了一排固定的新型板式建筑外，其余都是崭新的蓝顶白色蒙古包，虽然大小不一但形制却无双，园区周边有围栏与草原隔离，面向公路的大门立柱上巴尔虎民俗园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自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兴致就可以随时从公路上驱车进去，一睹其风采，或品味一下民俗园的风情和草原民族的生活乐趣以及生活方式。
不过骑行者却没有这份兴趣，匆匆忙忙中自然无暇去游玩或品味其中的乐趣了；继续向前骑行一个多小时后，发现草原上裸露的地方多了起来，虽然没有严重到刚刚踏入草原时在内蒙古高原西部那样的草原沙漠或戈壁荒原上看到的那种情形，但沙化的程度也令人非常的揪心，到了罕达盖苏木沙化区，不仅没有心思再去想罕达盖樟子松林那些树干的褐红或棕黄色彩及其缘由了，而且也没有心思再陶醉在一路上在大片的油菜花黄的馨香中，陶冶出来的那份惬意里飘飘欲仙了。
14：00是到达罕达盖苏木位于诺门罕布日德嘎查行政辖区内的封沙育林区，路旁已有治理沙化的标志牌立在那儿，新巴尔虎左旗看来已经启动了治理沙化的工程，罕达盖苏木沙化区与外蒙古近在咫尺，边界线两侧或许都是沙化的区域，对面外蒙古的东方省的流沙或沙化不能和我们一起遏制，我们恐泊也只能局部防治，能否阻止其继续向我们这边蔓延，就完全要看天意了。
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防护林工程，罕达盖苏木封沙育林区就位于眼前这片诺门罕布日德嘎查行政辖区内，这一个作业区封育面积2万亩——项目区权属为集体，初期植被盖度为15%，采用灌草型的封育类型和围栏式全封闭形式，目标树种有小叶锦鸡儿、黄柳、差吧嘎蒿，并人工补播小叶锦鸡儿4000亩——治理目标是在五年内使得封育区内灌草的综合覆盖率达到50%以上。
从标志牌上看出如今实施的时间（2010-2014)已过，封沙育林、封沙育草虽也有了些成效，但沙化的程度依然还挺严重，山丘还有流动的迹象，看到这种沙化的情形，再回想一下刚刚进入草原时的那种失落，真是不寒而栗呀——四子王旗的荒漠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里重演，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可是国人心目中的一款圣洁草原啊!
好在非常严重的沙化区很快就过去了，14：54分到达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
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开战，而且全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殊死搏杀，两国1904年就在中国东北的大连爆发过全面的日俄战争，其结果是日本战胜，从此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其后在中国的外蒙古在苏联的主导和策划下于1921年宣布独立，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日本关东军也在随后的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尔后在1932年也成立了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日本复制的傀儡伪满洲国与苏联复制的蒙古国作为近邻，其领土上又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于是双方又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在不少的地段便引起了所谓的边境纠纷。
而在诺门罕发生的日俄之战，与在大连发生的日俄之战，虽属时过境迁，但这两场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之战，其实质依然是列强在瓜分和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可惜的是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强盗，明火执状地在我们的家园里劫掠和分赃，却没有半点话语权或制止权，甚至连对其评说或抨击权力都丧失殆尽，任由两个强盗对我们的家园肆意得宰割和瓜分，并明火执状的分赃，那些个年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不幸的时代；在前些年骑行者曾经环渤海骑行到过大连以及旅顺口，目睹和反思过发生在那里的日俄战争，也曾写出过一些诸如：“旅顺口要塞遗迹 近代史天朝国殇” 的篇章（详见http://wnxieh68.blog.163.com/blog/static/94108912011820103925165/）；今天能骑行到这里再一次目睹和反思两个强盗又一次地肆意践踏我们的家园，为新的分赃而进行的更进一步的明火执状和厮杀，真正是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家民族在上个世纪的苦难有多么的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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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骑华夏、纵横中国 第一站之骑行纪实及随想录（40）续一
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就在眼前这个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对面所谓的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1939年8月中，苏、日双方便在八月底后加紧外交谈判，当时苏军虽然在这里取得了战役性的胜利，但由于欧洲形势急剧变化，亦无意再扩大战果，于是双方于9月16日停火，诺门罕之战最后以日本退让、承认现存边界结束冲突，苏日两方并于1940年6月9日缔结了正式协议；这次发生在新巴尔虎诺门罕的日苏战争，作为发生在大连旅顺口的日俄战争的延续，战争的胜负却已经反转，这不仅对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诺门汗战役最初其实是日本以所谓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从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发生多次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不断加强边防。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停战协定。
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前广场中心立有和平大钟一座，钟上以蒙汉双语铭刻战役经过与人类祈求和平的心愿；现在诺门罕战役遗址已辟为旅游区，建在诺门罕布尔德地区的诺门罕战役陈列馆主体建筑外部设计风格为密封的古城碉堡形式，色彩上以岩石般的凝重灰色为主，内部布展以深灰色岩石和有色金属颜色为主颜色，光、电、声三维一体的多功能陈列馆——馆内陈列3000余件战争遗物、大量的照片和图表及战争场景供人参观。
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对诺门罕战役及其事件的陈述为：诺门罕战役，起因于侵华日军和外蒙军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最后引起战争，战役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战事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6万余人；战后苏军公布的死亡失踪人数约9700人，另外约16000人受伤，苏军投入约10万人、坦克500余辆及装甲车约350辆；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出动兵力总数为58925人。
这场名不见经传的诺门罕战役，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性战役，但其战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战事发生前，日本东京当局仍为“北进”及“南进”的策略而争论。北进计划是以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发动攻势，目标是进攻至贝加尔湖一带。而南进计划则是以海军为主，夺取东南亚资源（特别是荷属印度尼西亚的石油）。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狄州立冰将军（曾担任日本驻苏联武官）告诉部下：“此时的苏联红军跟日俄战争时的俄军没什么区别”，正是在日军高级军官这种片面渲染和轻敌，日军根本不把苏联红军放在眼里，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惨败；诺门罕战役的失败，说明苏联红军对他们的陆军来说仍然是相当强大，在一定程度上，诺门罕战役动摇了日本北进的决心，导致日本改为倾向采用南进的战略目标，谁都没能料到发生在中国草原腹地的这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进军方向。
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 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诺门汗战役苏军对处于弱势的日军显然是一定程度的歼灭战，战事于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苏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所谓的“蒙古国”交战，但日、苏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失败结束；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日、苏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直至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攻击伪满洲国的八月风暴行动为止。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诺门汗战役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与发生在大连的日俄战争一样，不管是谁输谁赢，当时的中国都已注定了是一个输家的宿命——当然客观地讲：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也可以说算是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诺门罕战争作为二战早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战事，可以说其结果使得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最终引致两年后日军突袭奇袭珍珠港，当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都是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并最后的全面战败，其实冥冥中典型的诺门罕战役已经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已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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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骑华夏、纵横中国 第一站之骑行纪实及随想录（40）续二
从已经逝去了七十多年时间的时空里反思诺门汗战役对相关联的各国和世界的影响中走出来后，发现诺门汗的过往事件其实对现实的诺门汗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从前面诺门罕布日德嘎查行政辖区内的封沙育林区一路骑过来，这里虽然沙化的程度好了很多，但诺门汗草原上沙化的问题才是草原需要面对的最现实的大问题。
15：00时到达阿木古郎与巴彦布日德分岔路口，巴颜布日德是罕达盖苏木下辖的一个嘎查——2001年新巴尔虎左旗区划调整时，将诺门罕布日德苏木驻地迁移至罕达盖嘎查，并更名为罕达盖苏木；罕达盖苏木 辖：查干诺尔、诺门罕布日德、罕达盖嘎、巴颜布日德4个嘎查。
15：48分到达S203省道295里程牌附近，路旁有大批自驾游游客与当地牧民及畜群亲密接触和互动，骑行者远远地观看观摩了一阵儿，就继续上路了——
于17：00时许到达阿木古郎与乌布尔宝力格分岔路口，乌布尔宝力格在2001年新巴尔虎左旗区划调整时，将阿拉坦哈达苏木并入乌布尔宝力格苏木；乌布尔宝力格苏木 辖：巴音贡、萨如拉扎木图、萨如拉图布、呼和诺尔、乌兰诺尔、萨如拉图雅、西林贝尔、诺干诺尔、阿拉坦哈达9个嘎查。
18：00时许到达阿木古郎收费站，“阿木古郎”是蒙古语“平安”的意思，但阿木古郎在内蒙古却有两个：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和四子王旗的阿木古郎大草原——神舟飞船着陆的阿木古郎草原海拔1000米到1200米，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阿木古郎草原的气候和地理地貌，属沙质草原，地势平坦开阔，气候干旱少雨，适合飞船着陆，是神舟系列飞船的主着陆场，但阿木古郎草原位于内蒙古中部，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在2003年——2013年的10年间，曾有“神舟5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飞船着陆场阿木古郎草原，而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亦在阿木古郎草原上顺利着陆；阿木古郎镇和阿木古郎草原二者虽相距甚远，但由于名字相同很容系引起误会和误导，据说就有人就曾到这里来想看神舟飞船着陆，岂不谬之大矣！
18：30分到达阿木古郎镇——阿木古郎镇是新巴尔虎左旗（又称东旗，新左旗）政府的驻地，新巴尔虎左旗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南腹地，大兴安岭北麓，地处坡状高平原区，地势自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渐降低。是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一个旗，位于东经117°33′～120°12′、北纬46°10′～49°47′，土地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4.2万人（2011年），下辖2个镇、5个苏木（2011年12月）；而眼前的阿木古郎镇分别与乌布尔宝力格苏木、白音诺尔苏木、甘珠尔苏木在东、北、西面为邻，西南面以哈拉哈河与外蒙古为界（18km）；新巴尔虎左旗毗邻两国一盟四旗市，西南与外蒙（蒙古国）接壤，东北与俄罗斯（俄国）隔额尔古纳河相望，南接兴安盟阿尔山市，西隔乌尔逊河、呼伦湖与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相邻，东与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相连，边境线总长305公里。
巴尔虎虽然作为蒙古民族中的一个部落，但是早在草原部落各部在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建立蒙古族之前，巴尔虎的各种古称就已屡见经传史列了，公元732年突厥芯伽可汗，为纪念其弟阙特勤的功勋用大理石制成一块阙特勤碑——其中阙是人名，特勤是突厥的官号；在建立的阙特勤碑上“拨野古”一词曾多次出现，说明那一时期，“拨野古”已经作为一个著名的民族部落活动在漠北草原了，从此以后巴尔虎在中国历代史籍中均有记载。
巴尔虎在《隋书》、《新唐书》和《旧唐书》曾被称之为“拔野固”、“拔野古”和“拔也古”等；在《元史》、《蒙古秘史》和《史集》中称之为“八儿浑”、“八儿忽”和“巴尔忽惕”等；在明代及北元时曾被称为“巴尔户”、“巴尔古”、“巴儿勿”、“把儿护”、“巴尔郭”等；到了清代各种史料才称之为“巴尔虎”（巴尔虎在清初的各种汉文史料中，亦曾被称为“巴儿呼”、“巴尔忽”等),自1734年（雍正十二年）成立“新巴尔虎八旗”以来，“巴尔虎”一词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固定称呼延续下来，并相沿至今。
关于巴尔虎的名称还有地名说，是一个以游牧地区名称而得名的部族名称。巴尔虎蒙古部是蒙古族中最古老的一支，其部族原驻牧地在内贝加尔湖以东巴尔古津河一带从事游牧和渔猎生产。“在拜哈勒湖（贝加尔湖）之东，因有巴尔忽真水注入此湖，故以名其地。”由于他们的营地和住所位于薛灵哥河彼岸，在住有蒙古人并被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的极边。”也作巴儿忽真隘。巴儿忽真水，名以其地。巴尔虎部族，在于其驻牧於“巴儿忽真隘地区所”也。按蒙古人以山河湖泉及游牧驻地名称命族名的习惯，他们便被称为“巴尔虎”了。
关于“巴尔虎”除了上述的地名说外还有人名说：“巴尔虎”一名，源于巴尔虎的祖先巴尔虎代巴特尔；巴特尔是古代蒙古社会的一种尊称，巴尔虎人认为：他们源于他们共同的祖先——巴尔虎代巴特尔，他的后人以他为骄傲，并逐渐将人名演变为全部落的名称。
从巴尔虎作为一个著名的部落名称出现在各类史集上来看，巴尔虎蒙古族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巴尔虎”是一个古老的名称，最早见于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上。历史上，巴尔虎蒙古族是一个弱势部落，就像这个弱小的民族部落一直在历史的夹缝中聚聚散散，却奇迹般保留了下来一样，这一古老的名称千百年来能够延续下来并使用至今，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如果从拨野古在公元3世纪就参加了以丁零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算起，巴尔虎蒙古族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
后来巴尔虎蒙古人随着不断迁徙，分散到贝加尔湖的东部和南部；清康熙年间有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被编入八旗，驻牧在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广大地区，还有一部分成为喀尔喀蒙古（今蒙古）诸部的属部；1732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呼伦贝尔地区的防守，将包括索伦（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和巴尔虎蒙古族士兵及家属3796人迁驻呼伦贝尔牧区，以防俄人侵扰，其中275名巴尔虎蒙古人便驻牧在今陈巴尔虎旗境内。
1734年清朝政府又将在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志愿加入八旗的2400多名巴尔虎蒙古人迁驻克鲁伦河下游和呼伦湖两岸即今新巴尔虎左右两旗境内——为区别这两部分巴尔虎蒙古人，便称从布特哈地区迁来的为“陈巴尔虎”，即“先来的巴尔虎蒙古人”之意，陈巴尔虎的蒙古人就居住在陈巴尔虎旗；1734年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迁来的则相对被称为“新巴尔虎”，即“新来的巴尔虎蒙古人”之意，新巴尔虎蒙古人居住在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陈”和“新”的由来源于此，还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大长知识啊。
而巴尔虎草原，在历史上专指大兴安岭以西广阔的草原地区，现在也称呼伦贝尔，现主要分布于我国呼伦贝尔草原及蒙古国东方省；清朝时属八旗建制，现共分三旗（县级） ：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中国的巴尔虎地区在陈巴尔虎草原、新巴尔虎草原，都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语由于受现代文明的严重冲击——同内蒙标准蒙古语发音有些区别：老牧民虽保持着传统古老的草原文化，但发音基本汉化，两种文明已经融合交错。
在阿木古郎镇转了一圈后，于19：00时许住在顺风旅店——
草原音乐活体化石 千年绝唱长盛不衰
环骑华夏、纵横中国 第一站之骑行纪实及随想录（41）
阿木古郎镇近些年不断加大旧城改造、市政道路扩建力度，随着重点工程的实施，城区建成的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甘珠尔广场”独具民族和地域特色，一条长约3公里，宽21米的样板大街集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的中央大街和广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城区“绿化、美化、硬化、亮化”工程也进一步实施，不仅在城区三横七纵道路全部扩建为水泥路，已贯通的水泥路长度已达20公里左右，而且还在中央街两旁及其众横街道上安装了路灯、种植树木、绿化面积不断扩大，阿木古郎镇现在已成为楼房林立、商贸繁荣、文明整洁的边陲草原新型城镇。
独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甘珠尔广场”已经成为新巴尔虎左旗举办文化艺术节的重要场地，据说每两年就要举办一次全区“宝音德力格尔杯”蒙古族长调民歌大赛。并向国家文化部申报著名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长调传承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正式命名新巴尔虎左旗为“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文化保护基地”；新左旗牧民几乎人人都会演唱蒙古长调，长调民歌群众基础深厚，这里原创的巴尔虎民歌、巴尔虎长调特色鲜明，是民族民歌文化艺术的一支奇葩。
新巴尔虎左旗作为“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文化保护基地”，长调民歌已成为新左旗全力打造的巴尔虎民族文化品牌；该旗还通过开办长调班，培养新一代传承人；通过举办赛事、召开研讨会，拓展和深化长调研究领域，积极营造有利于长调艺术传承发展的氛围。该旗还自主策划并将编辑出版《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巴尔虎长调实录》，并成立了新左旗长调协会——几十年来塔布亥、云吉德、巴达玛、宝音德力格尔等众多文化名人从这里走向全国，获得过诸多奖项，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每当文化艺术节在“甘珠尔广场”拉开巴尔虎民族民间广场舞等文艺表演序幕，牧民们高亢悠远的长调合唱、小朋友们热力四射的欢乐舞蹈、老人们四胡重奏民歌等众多异彩纷呈表演节目构成了欢乐的歌舞海洋和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盛宴，并通过他们文艺演出更表达了热情淳朴的草原人民经历阳光的照耀、风雨的洗礼后，如今正昂首阔步迈进新生活的豪迈心情——长调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不同地域的风格，外蒙古和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牧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表演和当代音乐创作中，长调都扮演着主要角。
长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2005年11月25日，中国申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正式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单中。
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存在，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将其直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长调民歌字少腔长是其一大特点；长歌之意意不仅是相对短歌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而且还有“长久”、“永恒”之意，即历史久远之意。
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和湖泊；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被称为“诺古拉”的波折音或装饰音，作为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草原、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长调民歌也是一种跨境分布的文化，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外蒙古是蒙古族长调民歌最主要的文化分布区，中蒙联合申遗的成功，足以显现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不可估量的艺术性及世界性的价值。
对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调民歌整体衰微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对长调民歌所采取的局部、分割或零散的保护方式远远不能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冲击。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田野调查、研究、保护方法、保护措施等方面，进行密切和有效的联合行动——2006年长调民歌入选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0月24日，我国的首颗绕月卫星“嫦娥一号”搭载了三十余首歌曲奔赴太空，其中一首就是蒙古族长调民歌《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草原音乐活体化石 千年绝唱长盛不衰
环骑华夏、纵横中国 第一站之骑行纪实及随想录（41）续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带向蒙古高原迁徙，生产方式也随之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长调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产生、发展了起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逐渐取代结构方整的**歌曲，占据了蒙古民歌的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蒙古族音乐的典型风格，并对蒙古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长调集中体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生态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长调的基本题材包括牧歌、思乡曲、赞歌、婚礼歌和酒歌等。
蒙古音乐大至可分为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即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在狩猎音乐文化时期，其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有很多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这一千年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音乐风格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的同时，也伴随着**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
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可概括为：短调民歌重获新生快速发展，长调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和，便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比如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
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辽阔的草原》就是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更是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的金曲，其热情奔放、形象和意境、人文和自然的完美统一，给人以阳刚的豪放和宽广之美。《六十个美》作为古老的宴歌，能在一首淳朴的单乐段歌曲中唱出六十个美好的事物，讴歌辽阔的草原上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天鹅、鸿雁、阳光、云霞、月亮、星星、山景、海风，以及鲜花、河流、泉水、琴弦、歌声和感恩、重情、礼义、教育、平安、幸福……等诸多的情景交融中，不仅述说着近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神韵，而且还孕育着高度的美学价值。
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地广人稀的自然生态环境，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并流传；长调的表演者穿蒙古长袍，配以马头琴音乐，讴歌大爱、赞美生命、诉说爱情，以真声唱法为主，是最接近自然的声音.在蒙古长调里，除了旋律本身所具有的华彩装饰（如前依音、后依音、滑音、回音等）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形成的旋律装饰，蒙古语称为“诺古拉”（译为“波折音”），在发声时由口腔与咽腔的复杂动作配合下，发出类似抖动的颤音效果，一般抖动两三次，"诺古拉"对形成蒙古长调的独特风格具有重要作用；“蒙古长调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可以即兴发挥，这也是长调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在；长调以思念、赞赏的歌曲为主，大多数都是描写草原、牛羊、白云等，尤以唱马的歌曲最多。”
长调在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他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蒙古人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长调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是民族识别的标志；人们可以不懂蒙语，却无法不为蒙古族长调所动容，因为那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直接倾诉。
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长调产生于蒙古民族生产方式由以猎为主转到以牧为主的过程，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以夺为主转到以养为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作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长调是一种历史遗存下来的口传文化，堪称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
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哈扎布是唯一掌握所有长调技术的歌手，是草原传统声乐流派的杰出代表；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蒙古族长调歌曲的演唱方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草原声乐学派，被乌兰夫称赞为“人民的歌唱家”；哈扎布曾培养了拉苏荣、胡松华、德德玛等著名歌唱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演员，并于1995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的“歌王”称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蒙古族长调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没有留下一张完整唱片的情况下，于2005年10月27日病逝；而他生前编写整理的有半人多高的380首长调唱片，均在文革期间被销毁；即便是他所擅长的潮尔道（长调的一种）现今也几近灭绝。
长调是一种靠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所以因地域的不同和演唱者的差异，就形成了众多的风格，这就使得长调的传承人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一些著名长调演唱艺人相继离世和“马背民族”走下马背，长调诞生的原生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马背上的千年绝唱及一些独特的演唱方式和方法濒临失传的危险；由于缺乏全面深入的长调民歌理论、演唱技巧和课堂教学方面的理论探讨，从事长调艺术、长调流派的“底数”研究的理论人才凤毛麟角，研究的领域及水平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相比差距极大；亟需加紧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研究和保护，改变长调口头传承的历史。
“长调”和“短调”自然是相对而言，用长调来抒情是采用了大量装饰音的旋律构成，它赞美美丽的草原、山川、河流、歌颂父母的爱情、亲密的友谊，表达人们对命运的思索；它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式；上行旋律节奏缓慢稳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泼的三音重复句式，这来自对草原生活步调的模仿；长调的演唱和创作与牧民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这是蒙古族至今仍然广泛延续的生活方式
草原音乐活体化石 千年绝唱长盛不衰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正式命名新巴尔虎左旗为“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文化保护基地”；新左旗牧民几乎人人都会演唱蒙古长调，长调民歌群众基础深厚，这里原创的巴尔虎民歌、巴尔虎长调特色鲜明，是民族民歌文化艺术的一支奇葩。
现附上一段：扎格达苏荣最新MV（来自网络）算作结尾吧——http://www.kuwo.cn/geci/l_2529222/请您欣赏蒙古长调的独特魅力，以及大量使用装饰音和极为宽广的假声音域与包含着持续变化的节奏和悠长丰富的流动性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