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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学文化学外语的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二十多岁青年的我也投入了进去，买英语教材，听英语广播，看英语教学电视，还报名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函授班。总之，热情很高，却很盲目，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工作用不上。但别人都学，我也就跟着学吧，现在用不上，也许将来可以用上。我的一个邻居翟叔叔笑呵呵地说，以后还可以辅导孩子。
我大吃一惊，怎么，我现在拼命学习英语就是为了辅导——我连婚都没结更别提那个没影儿的“孩子”了？翟叔叔想得可真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几年下来，英语始终没能派上用场，却又忘得差不多了，都还给了书本、收音机、电视和函授班，只依稀记得几个单词，从“one”到“ten”（一到十）和“Sunday”到“Saturday”（周日到周六）。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结婚成家，还有了女儿。没生女儿前，我和妻子也知道“胎教”的重要性，除了买音乐磁带，我又把当年的英语磁带找出来放给妻子听。妻子听得不耐烦，把杏眼一瞪：“中国话还没学呢，就学外国话？像你一样，只能用来辅导孩子？”
女儿生下来，最先学会的话是叫“妈妈”。我曾注意观察，孩子学说话是在父母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完成的。我女儿最先说出的话是“北京报”，那时家里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我和妻子总拿晚报上的新闻说事，“北京晚报”常常挂在嘴上，两岁的女儿不会发“晚”这个卷舌音，所以只能说“北京报”。渐渐地，女儿能够说的词汇多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邻居翟叔叔说过的话，真是英明极了。我开始手把手地教女儿从“one”读写到“ten”，再从“Sunday”到“Saturday”，接着，又兴冲冲地翻出当年的英语课本……
女儿一天天长大，上了大学一年级，英语说得比我流利多了，她能够阅读英文版的《哈利.波特》，成了我的英语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