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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难忘夜晚的第二天，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卖柿子，一毛钱三个。这里的煤矿工人非常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素质高。他们下班后先到我们柿子车的跟前问长问短，寒暄一阵相互知道都是哪里人，然后自己从车子里面拿柿子，蹲在我们旁边一边剥柿子皮一边吃，吃完了从来不问价钱，给一张一元或者两元、五元的人民币让我们找，找完也从来不数一数看找的零钱够不够，就攥在手里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偶尔也能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一帮家属模样的中年妇女，她们围着车子挑三拣四不说，还使劲儿地砍价，你说话稍不注意，挨一顿莫名其妙的骂不说，车子里的柿子还被她们整得稀烂。有一次我没来，同村另一个伙计对这种习惯适应不了，就和她们争吵起来，还动手打了人家，这下闯祸了，一车柿子被弄翻不算，还被这帮婆娘把裤子给扒下来，抓住下身的家伙拉到公安科告状，说是耍流氓还打人，公安科以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那伙计拘留了，最后生产队出面，来人和矿上公安科协调，才把人和架子车保了出来，附带条件是罚款十五元，并当面给被打者及其家属赔罪道歉。一个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娃，哪能经受住这样的折磨，从那时起，这人在村里就很少说话了，而且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又哭又闹，一丝不挂地围着村套转，要和他妹、他妈睡觉，家人带着四处求神拜佛，找乡医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最后到了吃大便的地步。家里本来就很穷，有了这么个疯子儿子，可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为了给他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东西，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在家人、村里人对他彻底绝望的时候，偶然的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能和正常人说话了，大家都喜出望外，说毕竟年轻，虽然受了惊吓，慢慢就能恢复过来。可谁知，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盛夏下午，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又一声隆隆的雷响，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下雨前他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线索，时间长了也就失去了信心，再没任何音讯。村里的一些人的风凉话就出来了，有人说，他们家肯定上辈子做了亏心事，儿子半路疯了是报应，回光返照后让雷给击死的；还有人说他家看儿子是累赘，引到沟畔故意推下去被洪水冲走了。究竟是死是活，没人确切地知道，说三道四的热乎劲儿过了，这个人也慢慢地被淡忘了。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还在矿上卖柿子，矿上有个老工人无意中说起卖柿子打架被拘留罚款的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不要惹矿上这帮娘们，她们得罪不起。当我跟他说之前那个同乡回去之后成了疯子，已经失踪时，这位老工人先是伤心，接着很快以惊讶的眼神盯着我们，停了一会儿，扫视了一下周围，确定没有人，才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和你村上人打架的那帮娘们是什么人吗？没有等我回答，他就把嘴趴在我耳朵上说：“听说过前几年煤矿瓦斯大爆炸吗？死了一百号人，就是我们矿。这帮娘们就是在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了男人，顶替男人来上班的婆姨。她们死了丈夫，心里的伤用啥都无法弥补，矿领导都让三分。你们村的人和这些婆姨吵了架，多半是被她们在矿难中死去的丈夫带到阴间去了。”
原来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婆姨由开始的害怕、憎恨，一下子变成怜悯、同情，她们再来买柿子，我脸上都是堆满笑容，婶啊姨啊地叫个不停，拿柿子从来不说价钱，柿子想拿多少就多少，钱随便给。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一来二去，这些阿姨们不但不少给钱，有时赶到吃饭时间还把热腾腾的馍馍送来。柿子得一个星期才能卖完，这就意味着七天几乎没有洗脸的地方。在那时的矿区，家家户户都是靠煤取暖做饭，一到做饭时间，上空不知道有多少个烟囱在冒烟，落到柿子和人身上都是黑点。矿上唯一的这条街道也是煤炭运输的通道，大车通过后，整个街道就变成了黑色的世界，柿子也由红变成黑了。而矿上的生活用水非常短缺，每天只有在早上十点钟供一个多小时的水，到了供水时间，不分男女老少，挑着水桶排着长长的队，经常出现后面的人还没有轮到，管子就停水了，为了多抢到一桶水，经常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个外来卖柿子的去哪儿洗脸啊，一个人一周不洗脸，可想而知得什么样了。这时候，这些阿姨们就会端着一脸盆热水，拿着毛巾、肥皂到我们跟前，并亲切地说，娃啊，把脸洗洗，像个讨饭的一样，谁还愿意买你的柿子。每一次，我的眼泪都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我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盆时，阿姨又把肥皂递过来，肥皂的香味，从指尖充斥全身的暖流，都刺激着我的感情，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好在是低着头洗脸，泪水和污垢都一起被冲走，我内心的脆弱没有被阿姨们看到。
我当时想，人这一辈子，注定要经历许多，有时有爽朗的笑声，有时有委屈的泪水。这些阿姨的亲人们为了共和国的煤炭事业而牺牲，她们家里的顶梁柱也随之倒了，她们的情感必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她们和我一样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也需要别人的理解、同情。当自尊心得到尊重，失去亲人的悲痛稍微有些平静的时候，她们便会加倍地流露出内在的善良，对人送出关爱和怜悯，这种的关爱和怜悯没有高低与贵贱之分，也没有亲疏与远近之别，她们连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穷卖柿子的都这样关爱，可想她们不知道关爱过多少人。温热的毛巾擦净脸的时候，我真想大声叫一次：阿姨。
正是这些善良的阿姨，让我认识了真正的煤矿人、真正的矿嫂。我在之后从事的记者工作中，报道大小矿难不下十次，事故的善后工作处理中，经常有矿领导对遗属采取恶劣的态度，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像在流血，我真想大呼一声，为这些在痛苦中的阿姨们说句公道话，但职业的原则性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对她们加以慰藉，再表达一点儿自己微薄的心意，只有这样，我的心灵上才能得到一丝安宁。
柿子卖的时间长了和矿上人相对熟悉了，除了无微不至关心我的阿姨们，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工人师傅，他们看见我们都争相打个招呼，或者投来微笑的眼光，在与他们的聊天中，我也慢慢了解了这个煤矿的一些情况。
阿姨们的丈夫经历的那场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关中的一个生产大队在那次事故中就有十三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他们其中只有三人结了婚，遗孀被安排在矿上充电房上班，或者其他类似的地面工作；没有结婚的遇难者，则是安排兄弟或者直系亲属到矿上继续下井。发生事故时，煤矿还是军事管理，封闭了对外的一切消息，从煤城渭北市到矿上三十多公里的公路全部封闭，只允许救援的车辆通行，渭北市所有的木材加工厂为遇难矿工做棺材。被管制的公路上除救援的车辆外，全是装着棺材的大货车。进矿的车辆是空的，棺材装在车厢里不是很显眼，而出矿就不一样了，车里除了装着遇难矿工遗体的棺材，还装了多半车的煤。煤在当时是紧俏物资，我们卖柿子回去空车也曾想过能否拉一车煤，那是比天还难，要矿长批条子才能准许，这样非分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想也不敢再想。可想能给遇难矿工装大半车的煤，和棺材一起运回去，是对家属多么大的安慰啊！遇难矿工的地位是那么的崇高。
棺材装在煤堆上，用粗壮的麻绳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死死地捆住棺材，上面站着四到五名矿工，不是遇难者的乡党就是工友，他们以这种方式护送工友回家。另外，车上还放几把铁锹，无疑是到家卸煤用的，装着矿工遗体棺材的车辆行走在公路上是那么的扎人眼球，那样的悲伤与沉痛。
矿上人说，半年时间，矿上陷入一种阴暗的悲痛之中，所有人把眼泪都哭干了，为了吸取事故教训，怀念遇难矿工，播送新闻的大喇叭停播了半年时间，矿难已过去了好几年，人们才慢慢地缓过神来。
那时候年幼，对灾难、死亡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总觉得离我是那么遥远。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亲身经历了多次矿难的采访，眼看着同事从身边消失，我才对这个矿曾经的那场特大矿难感到恐惧。人和大自然做斗争，矿工从事常人看不见、理解不了的高危行业，事故率是客观存在的，煤矿和军队一样，国家有死亡指标，而煤矿工人明知道有危险，死亡率高，他们还是要往前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就做好了献身的思想准备。共和国工业起步阶段，国民经济建设急需要煤炭，煤矿工人心目中有无限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认定即使献出了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敬佩，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出自这个矿一名矿工之手。作者姚筱舟在井下边挖煤，边构思，升井后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一口气写成，投在杂志上发表，被雷锋发现抄录在日记里，朱践耳谱成曲，从此唱红了祖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对煤矿间接的认识中，我深感煤矿行业的伟大，崇尚煤矿险恶而有挑战的职业，向往煤矿工人内心的那种荣誉感与自豪感，励志努力当上一名煤矿工人。通过卖柿子的经历与感悟，我亲身体会到矿区是个大社会，一旦能融入这个群体，就再也不用拉架子车挣钱养家糊口了，每月4日按时发的那五十八元工资，抵得上一家人一年的农业收入，而且在这里能干出名堂，回家招人羡慕。
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化肥，农民不懂得科学种田，我们村里一亩地最多只能打四百斤麦子，一个劳动力每天挣九分钱，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配的口粮够吃半年，是煤矿、柿子这些没有本质联系的概念与物质，让我们方圆几十个村庄几千号人度过了饥荒，过上了平淡满足的生活。
拉着架子车到煤矿卖一趟柿子，一个来回快了七天，慢了八到十天。那个时候没有沥青路面，全是炉渣铺的或高低不平或泥泞不堪的土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每一次去之前，白发苍苍的母亲都要亲手做一双粗布鞋给我穿上。一个来回，鞋底的前掌和脚后跟就磨透了，去是上坡，脚掌用力，到地方了鞋底的前半部就磨透了，回去是下坡，脚跟抓地，车子才能不催人，到家鞋底的脚后跟就见地了。母亲看着好好的鞋帮，再看看鞋底磨出像眼镜一样的两个洞，心疼之余，节俭的她总是舍不得扔，用纳鞋底的环锥小心翼翼地把鞋帮拆下来，再做一双新鞋底纳上。正像解小东唱《中国娃》中的那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一样，穿起来特别的舒服。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要穿上妈妈纳的鞋这一趟不露脚就是最大的满足，柿子能卖上个好价钱就是对母亲辛劳的最好回报，而老人们的期盼是只要娃不出啥事，安全回来就好。
正常情况下，路上来回走三天，再卖上三到五天，有时一个星期不洗脸也从来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非常快乐。这是在社会平等条件下，内心一股求生存的欲望在支撑，什么面子、形象等外在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渺小。
我们村许多人虽然吃不饱肚子，但心情是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思想很单纯，没有过高的企求，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记得一次和同伴一人拉着一辆架子车的柿子不到五天就卖完了，而且价格卖得很好，七十多块钱，刨去成本二十五元，净赚四十五元，同伴手大，敢花钱，非要我和他拉着架子车路过煤城，到所谓最繁华的五里铺火车站理发。那是渭北市煤城的中心，远近闻名，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煤城的五里铺，就连我们卖柿子矿上的矿工，休假来煤城，必去的也是五里铺，他们说，不到五里铺，就等于没有来。众人向往的地方，我何尝不想去看一眼呢，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繁华和精彩，回去也好给那些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的大爷、奶奶、大伯、婶婶们乱吹一通。可是又一想，我衣衫破烂，脏兮兮的，一股汗腥味不说，脸黑得和刚升井的矿工一样，屁股后面还拉个架子车……强烈的自尊心一下冲淡了我去那儿的念头，但是同伴反驳我的理由更充分，说，渭北煤城人大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比你穷的人多的是，不要认为自己还是根葱，没有人注意你。
同路不舍伴，他执意要去，我只好服从。我俩拉着架子车从一条狭窄的街道向南走，街道上人不是很多，来来往往的有马车、汽车，也有套着毛驴的架子车，拉着山里人产的山货穿行。他们把毛驴拴在附近的电线杆上，把装饲料的口袋解开，毛驴眼也不闪一下，脑袋就一下伸进饲料袋子不停地吃草。主人把山货摆在街道的两旁售卖，有山鸡、兔子，还有核桃、酸枣之类叫不上名的干杂果。街道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长，看见前面没有路被山隔断了，绕过山头又出现了。无法辨别方向是东是南，只能用左右手说明当年我们眼见的最大城市的情景，右手边是山，所有房屋、建筑依山势形成，绵延起伏，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向上的冲天视觉感，着实让我俩这个小山村长大，只去过一次县城的农村娃开了眼界，见了世面，真想不通那楼房是怎样盖到山上去的；左手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显得很整齐。河的对面还是山，约莫着没有右手边山上房子多人多。再走一段就能看见高大恢宏的建筑，还有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的小车厢，嗡嗡地向山顶爬去，不时还有一列列吞云吐雾的火车，鸣着长笛，拉着装满煤炭的车厢，沿河边的铁轨向远方驶去，震得整个山道都好像在晃悠。火车过后，飘在空中的烟尘弥漫了整个城市，挡住了人们的视野。烟尘落在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颗粒，仿佛刚才天空飘过的是一场小雪，不过不是白雪，而是黑雪。
这才是大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美景，简直太美了，美得让人热血沸腾。我那暖流涌动的心，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在激动与亢奋中，我俩不知不觉地到了城市最繁华的地段，真像赶集一样，摩肩接踵。我俩的架子车占去了很大的空间，好在那个时期没有见到城管，也没有见到交警，也没有限制架子车通行的“禁行”标志，人们都是从我们前或车子后绕着走。没人慢下来多看一眼这是什么车，拉车子的人是啥模样，好像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似乎架子车、拉车的人本来就属于城市的一员。他们的淡定、从容，让我意外又感动。
实在走不动了，也不好意思影响交通，只好将架子车停在了一个门牌写着“延安理发馆”的门前，想着等下市人少了再走，不能老影响市容。可是越等人越多，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少下来。同伴从理发店半开的门缝里，向里面瞄了两眼，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走到我跟前突然产生了奇想：咱进去剃头（当地把理发叫剃头）。我直接愣住了。不容我说话，同伴意志很坚定地说，走，快走，我看里面没人剃头。我坚决不去，也不让他去，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自长这么大都是父亲用剃头刀子剃，别说去理发馆剃头了，就连见也没有见过。现在又是这副模样，咋好意思进去呢。再说，在这里剃头不是白剃的，谁知道剃一个头要多少钱，头不剃饿不死人，但是饭不吃不行，卖柿子挣这点钱多么不容易啊！家里还在等钱回去托人到黑市上买过年的粮食哩（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穿衣凭布票，吃饭要粮票，有钱买不到粮食），花钱剃头简直太奢侈了。看我还在犹豫呢，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这股勇气，硬拉着我推开了理发馆的门。理发店一男一女穿着白大褂，等我们还没有张口问价钱，那个看上去有三十来岁的男人就很职业性地先开口了，理发吗？谁先来，洗洗头。我再也没有勇气说什么了，当然是同伴先上了。那时的理发馆不像现在的那么豪华，各种自动化设施一应俱全，那时的理发店只有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那个女师傅给同伴把白大褂围在脖子上，在一桶里舀了瓢凉水，再从窗台上那一排的电壶（就是保温瓶）中，熟练地拿了一个，揭开壶盖，将热水倒在脸盆的凉水里面，把同伴的头压进去给抹肥皂，用手洗……此时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个在农村几乎和女娃都没有说过话的同伴，哪儿来这股勇气，要到这里剃头，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洗。到底多少钱，我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了，只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飘了起来。我也看见同伴被女师傅把头压在水里的那一瞬间，他的腿颤得非常厉害，几次都把脸盆架撞得晃悠，只可惜洗头的女师傅只顾着给他头上抹肥皂，没有感觉到。
我想同伴是亲历者，他的心情比我更复杂，如果是我，我也许很顺服地让这个女洗头师傅摆布，也许不顾一切地冲出理发馆，架子车什么的一切都不顾了，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后来会怎么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旁若无人时，突然听那女的说，这个同志咋这么脏？我一下清醒了，思维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理发馆，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他是司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意识。那女的边洗边“哦”了一下说，难怪，整天在路上跑，怪辛苦的。
剃头是那个男师傅，用的是电推子，我看见同伴听到电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时，头一直往里缩，从左边推，他头向右边倒，从右边推，头向左边倒，师傅矫正了他好几次，他脸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淌。理发师傅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拿条毛巾淡淡地说了一句，头不要动，把汗擦一下，又职业性做他头上的活儿。此时，我开始担心，同伴头剃好了，我咋办？师傅用毛巾甩掉了同伴身上的头发，对着我说，给你洗。我已经没有勇气说出硬话了，喉咙眼里挤出三个字：我不剃。那个男师傅说，可以，你的头发不是太长，过段时间长长了再来。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觉。
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按照常规理发也就十几分钟，但我好像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一句不用理，让我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而洗头女师傅和理发师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我们的不良反应，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是，那个理发师送我们俩出门的时候，架子车把理发馆的门前占去了一大半，联想到我刚才说同伴是司机的话，理发师非常惊讶地说：“哦，你们原来是这个车的司机。”
这是幼年时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耐人寻味。
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没有机械化耕种，科学种田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家乡土地贫瘠，更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是谁一家穷，我知道最大的官，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扒火车卖柿子，有时家里也断顿。穷，大家都穷，谁也没有怨言，都在拼搏，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人们的心情和精神世界还是快乐的。
扒火车、拉架子车卖柿子，能解决生存问题，但也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曾有一次，我们邻村的一个人因扒火车让安监人员训了一顿，但最终还是让上了车，这个人为了发泄私愤，转火车挂钩开关，导致车厢脱节，结果被拘留，专门在我们公社开公审大会，让大家引以为戒。在人们心中，只要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吃饱肚子，谁也不愿意再受那种让人担惊受怕的苦。每年冬季，往西边煤矿卖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柿子和煤矿、火车的话题就渐渐从人们关注的目光中淡出了。
人总得要吃饭啊！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得凭票供应，手里即使有点钱也买不到粮食，只能偷偷摸摸地买黑市粮，但是黑市粮价很高，量很少，只能应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旦被发现了就要受批判。听说附近一个叫凉水沟的煤矿，不用开大队证明，也不用矿长批条子，随便去就能拉到煤，邻村已经有人把煤拉到南边换回来了粮食。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我还专门跑了几公里路去邻村打探虚实，回答确有其事，但车太多，得赶半夜去排队，等到天黑才能买到煤，去得晚了得等两天。我和同村一个比我年龄大两倍叫天顺的同辈，先去试探一趟。虽是同辈，但人家比我年长得多，见识又广，村里人都知道，他在生产队里干活，经常心不在焉，转弯抹角地做一些小本生意，大家都叫他聪明人。那个年代，粮食是紧俏物资，一旦被查出来就给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粮食和架子车都会被没收。父母考虑他和我们家关系很好，一来常在南边做小本生意，人熟悉；二来见识广，人活道。有天顺哥在，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事，都能随机应变，顺利过关，不会吃亏。说明情况后，他乐意带我一起做煤换粮的生意。
我们凌晨一点钟出门，以前卖柿子的方向是向西，而这次要到凉水沟矿拉煤是东北方向。走出我们村半个小时，下一道两公里的坡，过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河，再爬两公里的坡，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凉水沟煤矿。这个矿在一个沟壑边上，还没有看见煤矿是啥样子，就有一条长长的队伍排在路的中间，有马车，有毛驴拉的架子车，也有像我们这些人拉的车子，还有用骡子和驴来驮炭的。路的两边已经被骡子和驴横七竖八地给占满了。粗略看了一下，排的队伍有一里路那么长。
煤矿上是八点上班。我们还算来得早，十二点就轮到我们了，矿上没有秤，也没有磅，是按照容量计算，汽车、马车多少钱不得知道，一个架子车装满五块钱，估计在三百五十公斤左右，比一车的柿子重一倍还要多，不用担心路不好把柿子震坏了，可要解决车子重，下坡得一个人站在车子后面压住，拉车的人使劲儿拽着，慢慢前行。一旦把握不好，车子失控，就像汽车下坡刹车失灵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上坡两个人可不够用，如果是自家烧火用煤，可以用生产队的牲口接车，而我们是为了换粮拉的炭，自然就不能沾生产队的光了。两家得组织四到六个人，按预计的时间、地点在坡底接车，一起用力把车推上来。
我们家乡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四面低，中间唯独凸出，东西走向十公里，南北长度不到两公里的旱塬，人们都称为长寿塬。实际并不有利于长寿，夏季被一条横断山脉挡住了直射的阳光，比周边气候相对湿润，土壤保墒性好，收成比较稳定一些，但原始的耕种模式，改变不了饥不择食的穷根，而这种独特的地势，增加了百姓的劳动强度。我们下一道坡，上一道塬把煤拉回来之后，要零点起身，再下坡才能把煤拉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平原地区换粮食。第一次家里人不放心，一直把我们的车子送到坡底，川道里的路相对平坦，赶天亮到了一个叫庙塬的大镇点，天顺哥确实名不虚传，我俩的车子还没有停下来，就有不少人上来打招呼，没有谈价钱就硬拽着天顺哥就把煤拉到旁边不远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显得比较富裕，架子车直接就顺大门拉进去了。主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言语很温和，说你们走了一个晚上的路，很累了，不用再走了，我绝对给你好价钱，天顺又不是外人。还说把煤就倒在院子里，不用往后院灶房挑，自己下午没事了慢慢提进去。此时，天顺哥示意我把煤往院子左边的一个角落里倒了些，我犹豫了一下，两次谈价钱只说了一半就被天顺哥的一个眼神给逼了回去，他还向我视了个非常得意的眼神。
把煤卸好后，主人回屋不大一会儿就提着少半口袋的苞谷出来了，天顺哥把我们拿的口袋张开，苞谷就直接倒进去了。然后主人好像故意笑眯眯地对我指着天顺哥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拉来的煤我放心，苞谷不用称，保证要多出几斤，不信你回去称。我和天顺哥都连连点头，说了许多客气的话，告别了主人。一出门天顺哥就一脸得意扬扬的，在我面前直夸他在这里人缘是多么的好，并神气地对我说，不是我在给你小弟吹哩，除了你嫂子外，我在这儿还有个小孩娃，已经七八岁了，下次有机会来我让你开开眼界。对于这无法证实的话，我只有半信半疑地应着，但从心底对这位同辈有了一丝崇拜。
他说，兄弟，今天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咱俩美餐一顿，回去就有精神了。我当然无条件地服从。按照他指的路线，我们走到了这个镇点最东头一个面朝北，前面放着几个木桶的地方。门牌上没有写任何字。天顺哥说这是个国营食堂，咱弟兄俩就在这里美餐一顿。我说国营食堂要粮票，咱没有啊！天顺哥说，这你就不要管了。进去之后，一个胖乎乎的厨师问吃什么，我们说来两大碗面，厨师说有粮票吗，天顺哥说，没有。没有吃不成，厨师说。你们领导在吗？厨师一惊，你认识我们领导？天顺哥答了一句，我俩是结拜兄弟。此时我捏了一把汗。厨师说，在后边办公室里，你去吧。天顺哥没用多大一会儿就一个人出来了，手里拿了个纸条给厨师。厨师看了一眼说，交四毛钱。我赶紧拿了五毛钱，厨师拉开抽匣找了我一毛钱，没多大一会儿两大碗热面条就端了上来。这碗不是一般的大，是西山人说的那种真正的大老碗。面是手擀出来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动压面机。碗里除了满满的白面条外，还有豆腐、红白萝卜拌的臊子，虽然没有肉，厨师说菜是大油炒的，吃起来非常香。吃完还不够，我们每人还盛了两老碗面汤，将自带的苞谷面馍泡在里面。临走时天顺哥还趁师傅不注意，把别人桌上的老碗顺手装在馍袋子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起身向厨师告辞向食堂外面走。出了门没等我问老碗的事情，他就先开口了：兄弟，第一次换粮顺利吧？我当然十分满意地说，这都是哥的功劳，不但粮换得顺利，没有粮票还在国营食堂里美餐了一顿，除了你任何人都没有这气派。天顺哥笑眯眯地说，那你得报答一下了。我说行。天顺哥说，光说不算，得有实际行动。我说现在你割我身上肉吃都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天顺哥说，没有那么严重，我坐车上你把我拉上就行了。他这么一说我反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这算啥要求，快坐车子上，我把哥供上。说话算数？快坐，一点儿问题没有，这还算事吗？下苦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力气。
就这样我拉着他边走边说话，回去是一路小慢上，拉着换回来的三十多斤苞谷和他，那个年代人都不胖，但和粮食加起来有七八十公斤，开始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越走越重了。大概已经走了十多公里，我想再累也不能说，到那两公里的陡坡，天顺哥不用说也会下来帮我的忙，现在说累，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我硬撑着拉到陡坡底下，可他没有丝毫下车的意思，我停下来说歇会儿再走，用意暗示他我实在太累，快走不动了。可他却说歇会儿再走也行，没多远了，铆着劲一鼓作气就冲上去了。看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拼了。此时的天已经黑了，记不清那天是十几，月亮特别亮，我踩着月光，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这一公里约三十度的陡坡下把架子车拉到坡顶的。
我一下累得瘫在了地上，坐在街道国营药店的檐台上，没有一丝的力气，可天顺哥还是坐在车子上不下来，说现在都是平路，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遇上这样的兄长，我两股眼泪流了出来，可啥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年轻，歇了会儿又缓过气来。当把天顺哥和架子车送回去，我又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母亲开门时我已经没有抬脚过门档的力气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昏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晚上家家户户点灯的时间了。
煤矿、煤炭，我的整个幼年到青年的全部人生经历都是和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由于贫穷荒废了学业，小学断断续续地没有读完，中间因为请假多，留了一级，而这一年的冬天实际都在煤矿卖柿子，只能说留了一学期，初中满打满算也是上了两个春季，冬季也都是在拉煤换粮食，拉煤卖钱，两天一趟用煤换粮，一趟卖煤，用卖煤赚来的钱再买煤换粮食……本该认真读书上学的年龄，就是这样度过的。
1975年是最后一届推荐上高中，我因留了一级错过了，1976年恢复高考，我是那样的一种学籍，也就自然放弃了参加高中的升学考试，勉强拿到了一张两年制的初中毕业证，由此我接受的正规教育画上了终止符。
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写成一部书，而我这部书的前半部比较艰难，许多地方不说别人，就连自己也读不懂，整个童年、幼年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欠缺，也是一生无法弥补的缺陷。但是，生活往往就是这么公平，让你占了这头却顾不上那头，学历的缺失使自己在追求事业高度上留下自卑和缺陷，而过早扭扭捏捏地走向社会，让我懂得了一个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男子汉应当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拓展了认识社会的宽度和广度，为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提供了坚实的参照。
煤矿、煤炭、矿工，我认识你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我的一生是注定要和你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