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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祖国大地，笼罩在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氛围中，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农民，“一大二公”、集体所有制的观念已经渗透到血液中，刻印在灵魂深处。所以，推广小岗村经验，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我们公社比全县整整晚了一年半的时间，不是上级政策不到位，也不是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不力，而是老百姓在认识和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他们心里比改朝换代还严重，他们宁愿吃不饱肚子受穷一辈子，也要“一大二公”，认为分田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倒退。
其实，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顺应国情，符合大多数农民内心深入的意愿。实践证明：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全面实施，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首先粮食丰收，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王家堡人再不用卖柿子和用架子车拉煤换粮了，农民出门做买卖也不再受生产队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致富。我们做煤的生意也告别了人挑、架子车拉的历史，经村委会出具证明，农村信用社贷款，我们可以购买拖拉机，用更省时省力的方式卖煤换粮。加上天公作美，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连续夏秋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农民得到了实惠，也引起了工业体制改革的大调整、大洗牌，各个行业都在探索适应本行业的快速发展之路。我国煤矿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三年总承包，实现了由国营到国有体制的根本转型，除体制发生变化外，人事用工制度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煤矿招收全民固定工的历史，在1980年的最后一批之后改写，此后除了接班顶替以外，国营煤矿试行招收农民协议工。
农民协议工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形式，和正式工有本质的区别，国家不用下达招工指标，煤矿根据本身的用工需要，直接和地方政府协商，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煤矿下井，不改变农民身份，不转户口，矿上只和地方政府签订集体合同，政府委派一名领导驻矿管理，业务是工资结算、发放，工伤、住院等一切在矿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矿上在协议工出工工资的基础上支付17%给所在政府作为管理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切意外事故，涉及的工伤住院、死亡赔偿等，矿上一概不管。
渭北矿务局鳌北煤矿要在我们高街公社招收农民协议工，分配了五十一个名额。消息一传开，符合条件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尽管不改变农民身份，工伤事故矿上不管，由高街公社处理，而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管理措施，但大伙儿还是挤破头皮争着去，动用一切关系找人，生怕自己被刷下来。
对我来说，懂事以来经历的一件件事情，潜移默化中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敬畏和向往，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不争取吗？不管是什么工，照样能在煤矿上班，和矿上的工人一起下井，为国家改革开放挖煤做贡献，那是莫大的荣耀。
经过层层筛选，最后从全公社十一个大队挑了一批二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年轻人，有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有刚参加高考后未被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然还是小学、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占一多半。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将和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同龄人一道，作为煤矿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在鳌北煤矿谱写一段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煤炭事业交相辉映的恢宏篇章。
1983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七，春分。
在前一年高街公社已经全部实行了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农户，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耕种习惯，自由安排劳动时间，再不用像生产队时期大年初一还在参加生产劳动争先进。春分时节，王家堡子人还陶醉在春节、十五的喜庆氛围中，没有丝毫下地干农活的意思，只有老人对这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看不下去，嘴里骂骂咧咧地唠叨个不停，实在闲不住，就开始自己给地里送肥，修剪刚分到手的树苗。
农村人冬季都是吃两顿饭，除非在夏秋农忙季节，有早晚加餐习惯，夏季都是五点下地，八点钟城里人才上班，农村人已经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头，这顿早餐为副餐，王家堡子人叫吃半早馍，十点和两点的饭为正餐，晚上一直干到九十点钟再吃晚餐，农民把这顿饭叫喝汤，这种补充超体力劳动的就餐，不知道祖祖辈辈延续了多少年。
这天早晨五点，天才麻麻亮，同村和我一起被确定当农民协议工的何振鹏急急慌慌地敲门说，他昨天到公社去了，矿上来车接，自带被褥和碗筷，十点钟在公社院子集合，错过了时间就得自己想办法赶下午四点到鳌北矿劳资科报到，如果四点再赶不到，矿上就不要了。我边开门边答应，等我把门开了，振鹏已经掉头走远。
我匆匆准备之后，按时到了公社。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小平头、头发花白、大脸盘黑里透光的人，站在公社院子的中央，旁边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卡车上插着栏杆。这人正在和公社书记说话，嗓门很大，辨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办公室前的屋檐下蹲着一位穿着很时髦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抽烟，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擦得光亮的皮鞋非常晃眼。和公社书记拉话的那人介绍说，这是李师傅，车开得非常好。公社书记礼貌地转过身和时髦年轻人打了个招呼。此时，大伙才明白这是接大家的司机师傅，和书记说话的人无疑就是矿上来接我们的领导。他环视了一下，看人到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介绍自己，只说了一句，现在开始点名，随之照着手里拿着的一张纸，一遍一遍地点名，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双很凶的眼睛都要盯好长一会儿，才把目光转移到纸上，接着点下一个人。点完名又开始骂人，某某狗日的站起来，再这样满不在乎老子就不要了，给老子滚回去。这些前期工作应该由公社书记做，可这个不知趣的领导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前面，书记只好站在一边等待最后的送行，面带勉强的微笑。不巧的是，点了好几遍名了，有个人始终都没到位，矿领导骂得昏天暗地，书记实在沉不住气了，打断话说，今天上级来检查，我们要开会安排陪同下乡的事情，让企管办的张主任在这里陪你吧，迟到那人就交给你处置了。这位矿领导回过头来，右手拿着花名册，用左手象征性地和书记握手说，你忙你的去，不用管，人就交给我了。书记走后，他已经不用看手里的花名册，就基本能叫上每个人的名字了。没来的那个叫安同安，等半天还不见人影。他冲身边站着的那个张主任发火说，你是咋搞的，到底通知到了没有？这人我们不要了，你们公社这么不把我们当回事，以后还合作吗？文质彬彬的张主任听了，脸上也变了颜色，但马上又镇静下来说，昨天下午已经通知到了，路远，应该马上就到了，再稍等会儿。这位矿领导更火了，硬气地说：那我们就不要了。井下是战场，和打仗一样，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到井下就得被砸死。这种不守纪律的人死了，矿上还得负责任。这种人少一个无所谓。话音刚落，那个叫安同安的背着被子，手里提了个脸盆，从公社的大门走了进来。
矿领导瞄了一眼进来的安同安，大手一挥：时间到了，不要了。这个举动没有把公社的干部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眼前的安同安当回事儿。这时，大家心里都在嘀咕，这个矿领导这么凶，以后归他管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估计他这是故意耍威风，让大家都害怕他。安同安被张主任叫到了办公室，好长时间没见出来。
矿领导向公社办公室瞪了一眼，向司机挥手说，走。
大卡车从公社院子启动了，安同安还是没见人影，这时候有人埋怨，说他耽误大家时间不说，还惹矿上领导生气，让公社书记、张主任也丢了面子。还有人说，这下去不成了，可惜不说，白浪费了一个指标。
车开到公社大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司机说，我们是鳌北矿上来接人的，为啥要拦车？门卫说，矿务局的来电话，让来接新工人的领导接听一下。这位矿领导让司机把车停在公社门前路边，就马上进去接电话了，出来的时候他满脸堆笑，急乎乎地向公社院子走去。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车上有人担心是不是矿上变卦不要我们了，有的猜测是不是哪方面和公社没协调好。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会儿，矿领导从公社办公室陪着安同安出来，还亲自给他拎着被子，并安排他在驾驶室里和自己并排坐。
后来大家才知道，安同安的舅舅是矿务局的大领导，之所以鳌北煤矿能在高街公社首次招收农民协议工，除地域因素外，和安同安舅舅的部署有密切关系，矿上的干部对这位大领导的外甥当然不敢怠慢了。
车到矿上以后，我们就被移交给培训科的领导管理，安排在矿办公楼后面的会议室住，面积有三百多平方米，没有暖气，地上打的通铺，偌大的窗户没有窗帘，而且四面漏风，早春的东北风刮过来，带着阵阵沉闷的响声，把不太稳定的玻璃吹得呼啦呼啦地晃荡。好在会议室的窗户安装得比较高，风虽然刮得很大，对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住过楼房、有许多人也没有见过楼房是什么样子的农村娃，没有丝毫影响，而且是通铺，五十一人睡两排，新鲜感都享受不完，谁还能把冷当回事。
我们要在这里接受十五天的入井知识专业培训，再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了才能上班。上课的老师是矿上的中层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级别最高的是矿总工程师肖伟光。肖工程师年龄在四十岁出头，个子约一米七，留着小平头，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方长的脸形，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透过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的眼睛，看人的目光温暖而有亲和力。听带班的老师介绍，肖工程师是一所煤炭专业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在相邻产煤大省宁永煤炭工业厅从事领导工作，后来受“文革”的影响，阴差阳错地来到鳌北煤矿管井下建设，因为学的专业是矿井建设，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几乎没有回过几次家，至今矿上人也没有见过他的老婆孩子长啥样子。“文革”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他也恢复了名誉，按照政策可以把家属带到矿上落户，其他领导干部都按照政策把家眷带来，分到了专门为知识分子和矿领导盖的四层干部楼，而他始终孤身一人，住单身公寓楼，排队在职工食堂打饭。在业务上，他是名副其实的鳌北煤矿建矿专业一把手，井下的一切事情难不倒他，也离不开他。
协议工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肖工程师讲煤矿安全知识，他说：煤炭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最为广泛的稀有资源，因为有了煤炭的存在，人类社会才伴随着火与光明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你们就要从事这项给人类开采光明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和我一样，是神圣和光明的缔造者，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伟大群体。煤炭是几亿年前地壳经过剧烈运动，将整片的森林植被翻覆到地下，隔绝了它们生长所必需的空气，通过长期的挤压及其自身的化学反应，逐渐形成的。我们打破时空的限制，在这样复杂的自然演变环境中开采煤炭，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特殊是任何行业无可比拟的。大家要知道的是，危险是这个行业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和战争一样，我们国家也给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定的死亡指标……他用充沛而真实的感情，和专业而扎实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崇敬，也坚定了我们在煤矿井下工作一辈子的决心。
肖总工程师讲煤矿安全时，非常严肃地说，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按照规章制度作业，不违背客观规律，事故不会主动去找你。我们国家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每一条都是用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你自己的安危，还有未来的事业，一定要规范作业，不违章蛮干，安全生产，说实际一些就是在上看不到天、下看不到地，四壁都是石头的夹缝里采煤，稍有疏忽，断胳膊断腿是小事，丢性命是常事。对矿上来说，这就是一次事故，根据不同责任，处理上几个人，对死者的赔偿，按照现在标准就是拉一车煤把棺材架在上面，派个工会干部送回老家看着安葬就完事了。有你没你井架上的天轮照样转，二十四小时三班一个轮回的生产秩序不会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你的亲人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我们从入井的第一天起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章作业，不断学习，顺应规律，在这充满凶险、激情和挑战的行业中，展示自己的才能，体现各自的人生价值。
肖伟光工程师的第一天授课，对这些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农村青年来说，就像吃了块压缩饼干，嚼着有味，但一时很难消化，大伙似懂非懂地发出不同的议论。安同安说，老师讲的井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们这些人有用，我是应个名来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学习结束就到地面上轻松的单位上班了，你们可要好好听，深刻领会啊，不然到井下就没命了，连媳妇的面儿都没有见，白来这个世上了。此话引起大家的强烈愤恨，身强力壮的姚大勇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一个箭步上去抓着安同安的领口，对着脸就是左右两个巴掌，还说，让你再放屁，就是不下井，今天你爷也要在这儿揍死你，你信不信。安同安脸上留下两个大手印子，在众人一片谴责的拉架中，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
姚大勇三十岁，是我们协议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其父亲是相邻白寿县一家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听说后来提拔到市人大还是政协任职了，在方圆百里都知道他有水平，威信高，非常喜欢为乡亲们办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相对富裕，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很本分，做事情很仗义，为人也谦和，从不以父亲是领导就自觉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家在我们高街公社名声很好。姚大勇是他的大儿子，在农村经常因抱打不平引起不少的“麻烦”。家里条件这么好，又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干协议工，许多人都不理解，估计是他父亲看他老在农村“惹事”，让他到煤矿换个环境，改一改野性子吧。他的身份、年龄和为人，自然带来一些影响力，于是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的中心，特别是今天的慷慨还击，让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亲眼见识了他的豪气和正义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不少人暗自高兴，有这样的大哥在前面撑着，今后谁也不敢小瞧我们。
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叫常孝忠，距离十八岁还差几个月，是通过父亲在大队当主任的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他初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在生产队挣半个（劳动力）工分，对老师讲的几乎理解不了几句，他不缺吃不缺穿，没有挣钱养家的概念，所以在他心里，什么安全不安全，事业不事业，与我毫不相干，只要离开家里，不干那些琐碎的农活，能逛能玩儿就好。
周绪东就不一样了，他是高中学历，高考未被录取才回到乡里，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有耐心，又尊重长辈，把群众的工分、账目做得明明白白，不管谁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从大队到公社的领导，都认为他是个当干部的好苗子。自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土地分到农户，生产队这一级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没有会计，计工员自动消失，周绪东只好经营自家的责任田。他个子矮，根本吃不消这种繁重的农活，恰巧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计工分在干部群众中的好印象，他成为五十一个名额中第一个被公社推荐批准的人选。所以，他来煤矿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利用这个平台展示才华，和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比高低。他心里想，是正式还是协议工，外面的人谁知道，人人皆知的是，在国家大型煤矿上班，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至于井下有多艰苦，他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他相信以他的聪明和对事、对人认真的态度，很快就能适应井下工作，加上自己有短暂的当农村干部的经历，只要肯不懈地努力，还怕以后当不上矿长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在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他非常注意细节，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体里，处处表现出一个知识青年的素养。
王选怀是退伍军人，赶上那年国家百万大裁军回到了农村，个头不算高，充其量一米六八，体重有六十公斤就不错了，还有些驼背，但受过军营的熏陶，人非常精干、结实，尤其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一阵风，说起话来像竹竿倒核桃，叽里呱啦谁也插不上一句。王选怀说，他当兵的目的就是想跳出农门，在部队谋个一官半职，他当的兵种是地质勘探，在大凉山里找黄金，当然野外作业，风餐露宿的辛苦程度就不用提了，四年下来终于到了代理排长的位置，就差一步转正了，赶上了国家大裁军，干部不分军龄长短全部转业，部队销号，士兵退役回原籍。用王选怀的话说：他就像一个纸鸢，飞上天空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又一下子掉头落回原地，心里说不上有多沮丧了。在农村干了一年，正好赶上煤矿招收农民协议工，凭他在部队的历练，再加上干勘探，有一定的地质方面的知识，还有能说会道的一张好嘴，很快搞定了来公社招工的郑庆东。由郑庆东出面在公社旁边的合作社食堂摆了一桌酒菜，邀请大队、公社干部参加，王选怀买单。大队、公社两级干部酒足饭饱之后，又有招工的干部极力推荐，这样的顺水推舟，自然不难成事。从王选怀自吹自擂的言语中，我们才知道来公社接大伙的那个矿领导就是郑庆东，是矿劳资科管井下工人调配的干部，选怀还说他和郑科长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这两天人家还约他去家里吃饭呢。尽管真假难以辨别，但也着实让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娃羡慕不已，人家当过兵，见识广，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和矿上的领导拉上关系，这是本事。
至于入井培训，王选怀根本就不屑一顾，上课时动不动就打断老师，提一些和井下毫无联系的问题，课后更是嚣张得找不着北：什么老师，什么肖工程师，他们的水平根本不如我，不是自吹，我在矿区走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是煤，哪里有水，什么仪器之类的高科技，根本就用不着。以后都听我的，保证让你们不出力，挣大钱。我们都没有下过井，也没见过煤是咋挖出来的，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受文化层次的限制，都似懂非懂，经王选怀这样一吹，大家更是摸不着头脑，露出惊讶的表情，就连姚大勇也给他投去既藐视又羡慕的目光。
王志胜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前十名，尤其是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他的成绩更是出类拔萃，然而这样一个学霸，作为家中独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主动放弃了高考，回生产队参加劳动。他人品好，有文化，又能吃苦，什么困难都难不住他，遇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年之后理所当然地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队长。一次公社干部来队里检查水土保持工作，王志胜从本地的年降雨量说起，到黄土层的含水量，以及当地农作物种植季节的影响因素，说得头头是道，推翻了前面许多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决策，得到了公社党委书记的高度赞赏，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农村科学种田工作。
正当志胜准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展宏图的时候，大队书记神秘地对他说，煤矿来公社招收工人，名额有限，咱大队只分配了两个，我首先考虑到你，整天在这土地上刨来刨去，有啥出息，你有文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到了矿上，凭你的为人和知识水平，肯定能干成大事。我这一来没有文化，二来年龄大了，人家不要了，要去的人都争得抓破头皮。咱在一起共事，当然先推你了。
王志胜犹豫了好长时间才说，我家里有老人，不愿出去，要出去我考大学早走了，况且煤矿是很危险的职业，我父母这一关肯定过不去，你的好心好意我领了，指标还是让给最需要的人吧。
书记说，咱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你的工作能力我是佩服得没啥说的。你的层次大家都看在眼里，但凡稍微有点能耐的，你看谁愿意一辈子待在农村？二队那个魁娃，初中都没念完，仗着他三姨夫在县上干事，在村里没待几天就安排到公社当电话员，没干到一年就招工到煤矿当工人了，你看魁娃现在回来穿的是啥叶子（当地人把好衣服叫叶子），抽的啥烟，村里人哪个能跟人家比。难道你就情愿一辈子在农村和黄土地打交道吗？
志胜一时间无言以对。书记继续说，这是国营大矿，难得有这机会，凭你的能力，一定能干出个样来，我也跟着沾光。再说了，那个矿离咱村只有几里地，整天和在家一样，老人的工作我去做，现在挖煤不比过去，国营大矿都是机器出煤，安全着哩。
书记推心置腹的一席话，确实让王志胜非常感动，也觉得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农村埋没了多少能人啊，现在土地已经分田到户了，中央政策说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再怎么解放，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黑没明地围着土地打转转哩？王志胜想通了，他和书记一起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就这样成了我们这批协议工中仅有的三名高中生之一。
王志胜后来听人说，公社已经研究让他接替当大队书记，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书记借招协议工的机会，先斩后奏，把他合情合理地排挤到了煤矿，保住了自己书记的位置。王志胜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已经毫无兴趣了，他说，我离开了大队干部领导的岗位，就不考虑那边的事情了，既然选择了煤矿，就要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鳌北煤矿。
志胜对入矿培训是另一种体会，尤其是肖伟光总工程师的讲课，仿佛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挖煤包含了这么多的学问。不管大队书记是不是别有用心，也不管挖煤是不是就低人一等，他把这些都排斥在九霄云外，只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的崇高和光荣。
已经三十岁出头，没有娶上媳妇的韩正群一直想改变家庭贫困面貌，抱着吃饱肚子的想法，在生产队干部的同情下，也当上了农民协议工。他知道煤矿井下危险，搞不好把命都搭进去了，他母亲也知道儿子到煤矿下井意味着什么，但家里的光景不允许老人家有任何留恋的余地。韩正群的大舅就是在六十年代一次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丧生的。听他母亲说那年他大舅二十六岁，结婚不到一年时间，媳妇才怀上孩子。大舅出事之后，大家一直瞒着外婆没让她知道。媳妇有一天出门，走之前对外婆说，我到矿上你儿子那儿待一段时间就回来，你不用牵挂。打那天出门，媳妇就再没回来。直到大舅下葬一年之后，外婆才知道儿子没有了，儿媳妇已经打掉孩子改嫁了。外婆每天都去地里哭坟，双重打击之下，眼睛都哭瞎了，身体也已崩坏，一年之后就走了。
韩正群听他母亲说，当时是矿上来人把大舅的噩耗先告诉了大队干部，大队书记跟她说了实情，她和他爸跟着去到离矿三十公里以外的通君县办善后，总共给了二百块钱，矿上的大卡车拉了半车煤，棺材放在煤上，在大队干部的“周到”安排下，安葬了大舅。母亲说，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见到大舅的遗体，下葬的那天自家屋里人想打开棺材看上一眼，都被矿上的人和大队干部阻止了，而且棺材已经封死，根本就打不开。母亲说，那次瓦斯爆炸矿上死了一百多号人，光她娘家公社就死了二十四个。
现在韩正群又要到矿上去下井，老人比谁都清楚可能会丢命，但是，家里只有三间柴房，年久失修好多年了，父亲三年前去世了，韩正群为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中间只差两岁，家里的口粮勉强能吃十个月，三个孩子都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想说个媳妇，人家一听这条件，连回话都没有了，所以在母亲心里，煤矿再苦再危险，也是条活路，现在就剩这一条路了。韩正群说，母亲把他送出家门只说了一句话，去吧，就看你的命了，煤矿最起码能先吃饱肚子。对于入井培训课，还有大家对下井的各种说法，韩正群不想表达任何观点，他来这里的意义，就是等下井发工资了，给母亲送回去，帮助家里挨过缺吃少穿的饥荒。
原海峰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高挑的个子，性格内向，总是只身独影、沉默寡言，外表看上去很斯文，但很少和大家接触，所以谁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
陈忠启是五十一名协议工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虚岁只够上十八岁，初中刚毕业，被重钱轻学的父亲从学校叫回来报了名。父亲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在矿上也有不少的熟人，所以通融一下就过去了。忠启本想继续读书，父亲对他说：念书的最终目的还不是挣钱，煤矿工资高，这样的机会难得，等你上完学哪还有这样的好机遇啊。父亲还给忠启举了身边的例子：你大姑1960年没有考上完小，小学毕业，回到屋里正好国家招应届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学校的，那些考上完小的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现在都在农村种地，而你姑在省城吃商品粮，干大事，你说机遇重不重要？忠启听了父亲的话，放弃了学业，到鳌北煤矿当了农民协议工。别看他年纪小，灵巧的身躯很讨大家的喜欢，而且他非常有礼貌，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将大通铺的卫生打扫一遍，提两个大铝壶，去三百米以外的职工食堂把开水打回来，给每个人的保温壶里灌上，得来回打三趟水才够灌。老师上课他也是第一个到教室，将黑板擦干净，给老师把保温壶的水灌满，所以他在短暂的十五天培训里，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总工程师有一次还专门把忠启叫到他矿部院的单身宿舍，让忠启给自己门前小片的菜地施肥、耕种，并承诺等分到采煤队后，会通过关系让忠启给井下运材料，只上中班。
王民录属于协议工中年龄比较大的，在生产队当了十年的保管员，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保管员的岗位就自动消失了，不过在岗位上的时候，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讨好了不少的上级领导，再加上多年没有干过农活的情况，大队领导是清楚的，所以看在以前在一起干事的分儿上，照顾了他一个名额来到矿上。也许是习惯了被别人巴结，他养成了暴躁的坏脾气，两只眼睛总是发出逼人的光芒，直勾勾地盯你好长时间也不移开。他脸上常常堆满笑容，乍一接触给人一种憨厚、朴素、真诚的感觉，但说起话来却从不留情面，有啥说啥，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听课非常认真，是唯一一个没有缺过课的人，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赵治民一米六的个头，来自世袭工匠家庭。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在当地声誉很高，父亲自然子承父业，跟着他爷爷走村串户吃百家饭，做百家活，日子过得还比较富裕。他们有一技之长，相信传承，对读书上学并不看重，所以治民很小就辍学跟着学手艺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治民越发排斥那种严苛苦闷的学艺生活，于是放弃了以后也吃这口饭的想法，自己报名到煤矿当了协议工。不过，多年的耳濡目染，匠人家庭宽厚待人、勤俭持家的好家风，治民还是继承到了，在外人看来，治民懂礼貌，有教养，是个难得的好孩子。
李永安本来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协议工，也不和我们一个县，他家在陕南最困苦的白河县。培训结束正式下井前，有六个人因为怕苦不干了，矿上得从我们公社再挑六个人来轮换。永安的表哥在掘进二队担任副队长，而且是矿上的劳动模范，得知有协议工轮换的机会，就找到矿劳资科说，他们那地方太穷了，山大沟深，希望能把他表弟李永安招到矿上下井。矿上看在永安表哥是骨干的分儿上，让永安破例顶我们公社的名额来到采五队。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表哥的厚望，秉承了山里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干活很卖力，大家都很欣赏他。
单宝平和田宝琪也是后轮换来的，他们俩分别来自我们公社最远的两个生产大队，相互都不熟悉，听说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高中即将毕业，学生气非常浓，跟我们感觉没什么共同语言，加上不是同期参加的培训，所以接触就很少。听说培训结束的考试，他俩的成绩是最好的。
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上了协议工，担忧的是合同上清楚地写着农民身份不变，一期五年时间，最多续一届，工伤乃至死亡的一切善后工作矿上不管，从工资总额中提取17%交给公社，由公社全权处理后事。这是明显推脱责任的不平等条约，只管给矿上干活，矿工应有的待遇享受不到，而且在井下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干上十年，即使不发生大小事故，身体也会透支，回去以后农村的重体力活也难以承受，还没有退休工资养老，一生就这样废了。我是抱着一种干几年挣点钱，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最好能娶个媳妇的临时观念当的协议工，所以对老师讲的课，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跟我同一批的还有原长运、刘振琦、贾正平、何玉龙，轮换来的李怀玉等，随着他们的逐个出场，他们的形象自然会跃然纸上，这里不一一介绍。
高街公社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是当时国营煤矿用工制度改革的缩影，种种的成功与失败、人性的复杂与演变，都承载于这些人的经历里，变成一个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写入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册。
我们所在的这个鳌北煤矿，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国家“一五”期间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煤矿重点工程。由苏联专家勘探设计，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由我国煤建工人自行建造完成。鳌北煤矿的建成投产，展示了中国煤矿工人的建矿水平，对缓解国民经济起步阶段的煤炭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曾经涌现出无数个省部级和国家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眼下正处于青年时期的鳌北煤矿年生产煤炭七十五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一百二十万吨，职工家属三万人，是渭北矿务局十三对矿井中的骨干矿井之一，每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下煤矿慰问，到西山省第一站就是鳌北煤矿，逢年过节煤炭部、省市领导下井体现生活、慰问矿工必选鳌北煤矿。鳌北人走在大街上，不管是休探还是请假，都愿意自豪地说，我是鳌北的人，可见当时的鳌北煤矿不仅在整个西部，在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去鳌北煤矿，从煤城渭北市乘车出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慢坡上下爬行约半个小时后，车绕到一个山梁上，隐隐约约地就能看见矿区生活区全貌，家属区层层叠叠，占据了整个山头，夜幕降临时满山灯火，远看仿佛一座座高楼大厦。从建筑学的角度鸟瞰生活区，像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字母“X”，错落有致，和谐而雄伟，被称为“渭北市的布达拉宫”。
鳌北人习惯性地把他们煤矿按照地域分为“山上”“山下”“东山”“西山”“南山”“北山”，生活区大部分建在山上，办公楼、选煤楼、坑木场、井口都在山底下，人们分别称之为“山上”和“山下”。由于这里的地势并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用东西南北划分不科学，零散的住户，其他辅助设施，还有和当地农民混住的地盘，统称“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好多事情，因为习惯，也就约定俗成了。鳌北人说，除了这几块片区的划分，还有一个马车店也是一片生活区，渭北矿务局第三人民医院就建在那里，医院旁边也是生活区。当年建设鳌北煤矿的工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水平，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个窑洞或者一间简陋的工棚就安了家。鳌北煤矿还有两个区别于其他煤矿的标志性工程，显得十分独特。一个是从生活区上山通往生产区的绞车道，用钢绳连接车厢，一辆上去，一辆下来，互相交错，方便了工人上下班。另一个标志就是这里曾经有一棵古树，有上千年的历史，巍然屹立于南山的顶端，任凭岁月风雨洗礼，仍然坚守着脚下的土地。鳌北所处的行政区域归属鳌北人民公社管辖，后改为乡政府，因煤矿正南方向的鳌背山而得名。整个矿区以一条从生活区穿行而过的公路贯通，路的一端连着渭北市，一端通往金石山煤矿、红旗镇、张家沟煤矿、豁口和陈坡煤矿，然后连接国道出省界。原来绞车道上边还有一条矿区专用公路，也是从渭北市直通鳌北煤矿西山。西山是重要的生活区和商业区，矿上的一个小学、两所中学，加起来三千多名在校学生，就在西山。这里本来是一片山地，六十年代建设者们用洋镐、镢头、铁锨把山开挖成平地，盖成了学校。
鳌北煤矿除了地域优越，建设起点高，在国内外有名气外，发展前景非常美好。放下锄头换上工装的农民，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现代工业区。不管是什么工，端着碗一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职工食堂吃饭，一样可以在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电影院每星期看两场免费电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心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自豪。随着入矿培训的深入，大家对煤炭行业的认识，从最初的一知半解、害怕，慢慢转变为期待和向往，都感到能在煤矿工作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许多人还不断表决心，一定要在井下干一辈子。
培训结束后的第一天是入井参观。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春，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通往井口的下山道路上，拉煤的大卡车排成长队，看不到尽头。一列装煤的火车正从选煤楼下缓缓地前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喷发着一条一条的白色长龙，驶向远方。从工业广场通往上广场生活区的有轨电车，两旁挤满了刚下夜班的工人，下来的电车载着上早班的工人和到下广场菜市场买菜的职工家属。电车一上一下四分钟，不停地循环运转，每一个四节车厢，人都坐得满满的。由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大宽敞的大办公楼前，机关干部穿着整洁的工服排队做操，办公楼后边的三十米高的井架，两对一米四的天轮交叉着飞速运转，将下夜班的工人用罐笼从八百米深的井下运上来，又将上早班的工人稳稳地运往井下，这种习以为常的交替，开启了新的一天。
我们一大早在供应科领了工作衣、矿靴、矿帽和灯牌，由一名矿安检科长带队，到更衣房换衣服。更衣房有上课的两个教室那么大，每隔两米就摆放着一排有一人半高的柜子，每个柜子有两个隔断，上下两层，每个隔断有白漆喷上去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我的编号是2828。大概有三千个号，说明在鳌北煤矿井下工作的有三千人。带队的干部三十岁出头，姓权，矿上的人见了都面带笑容地打招呼，叫他权科长，至于哪个科的，我们不知道。权科长人非常和气，他说，你们都找自己的号，这个号就是你在鳌北煤矿唯一的工号，工牌、灯牌、自救器、更衣箱都是这一个号，可不能忘了。
大家按照各自的工号找到自己的更衣箱，我旁边的更衣箱下正好蹲着一个露着眼睛、白牙、满脸黢黑的矿工，他屁股坐在反过来的安全帽上，浑身上下脱个精光，肩膀上搭着一条变黄发黑的白毛巾，右手边放着一个肥皂盒，左手中指夹着一支香烟，深吸一口后吐着烟圈，下面的东西毫无遮盖地耷拉在外面，而他没有一点儿害羞的表情。他半睁着眼看了我一下，继续眯着眼睛过他的烟瘾。我换衣服扎好腰带，矿灯插在头顶的安全帽上，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哎了一声说：小伙子，新来的吧？把灯从安全帽子上取下来拿在手上，你又不是领导下井检查工作。看来你和我一球样，没办法才来下井挖煤。灯挂在帽子上的那是工作面干活的，走在大巷赶人车的必须拿在手上。你放在帽子上灯绳三挂两挂，把你小子拉在车轱辘底下，连小命都没有了。我先是愣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说，谢谢您师傅，以后还要多指点。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抽着烟说，指点个球，自己看着办。
等大家都换好工作衣，戴好安全帽和矿灯，两名矿安检员一前一后地把我们带到井口，早班下井的工人已经全部入井，夜班工人大部分开始升井，剩下晚点的工人三三两两升井，他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身上还背着不同形状的铁工具，艰难地向澡堂方向走去。此时正是早班给井下运材料的繁忙时段，各区队根据井下不同工种的需要，有沙子水泥、道木荆笆、板皮，还有电机油包等等许多叫不上名的井下材料，材料统一装在轨道矿车上，早班工人排成长队在井口等候罐笼，争先恐后地抢着让自己的材料先下井，各自都忙各自的工作，没有人关心那些晚升井的工人是谁，更没有人关心下井的是谁。井下发出的铛铛的电铃信号和绞车启动时强大的惯性电流，夹杂着初春东北风的呼啸，形成一股人与自然交错烦扰的震撼的冲击力。这时，带队的权科长走在最前面，到了井口旁他扭过头来说，他叫权吉忠，是安检科科长，今天由他带领大家参观井下，明天大家就正式分到区队上班，从现在入井的这一刻起，就要严格按照学习班培训讲的安全大于天的要求去做，否则就要出事故。
鳌北煤矿的井口是用水泥架起来的十多米高的东西通道，中间用四根钢轨焊接，两根钢轨和四根很粗的钢丝绳竖起的井架有三十米高，上面架设煤矿的标志性象征——天轮，和小孩胳膊一般粗的钢丝绳从斜拉的绞车房电机的滚筒上通到天轮，直接连接到罐笼。这就是矿井的心脏，所有工人及领导干部下井都是乘坐循环罐笼。每罐乘坐二十个人，五分钟一个循环。从井口通往东西方向有两条铁轨，一头停放着等待给井下送料的矿车，另一头是从井下运上来的石头，直接通过轨道翻到了矸石山。煤矿把下人和送料的井口统称为副井。等三个班工人上下班高峰期过后，各区队的运料工再将各种井下需要的材料通过罐笼送下去。运输材料是井下作业的一个重要的工序，运料工是在大巷里工作，不用到工作面采煤，比较安全，一般都是有关系的人干。
下井的第一道关口是安检，安全员搜身，看你是否将烟和打火机带到井下，烟火是安全规程明令禁止携带的，再一个查你的工牌和人是否一致，防止顶替下井。罐笼分上下两层，每层能装二十多人。虽然上课时老师已经讲过入井常识和安全措施，但真的要下井了，大家还是抑制不住产生了害怕和担心，每个人都沉着气，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和姚大勇、王志胜、赵治民第一批入罐笼下井，把罐员清点了人数，确认没有差错后，唰一声放下罐笼上的铁链子，关闭铁栏杆，按动按钮，大功率绞车启动。罐笼以失重的感觉进入地下，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接着是哗哗的流水，像雨一样打在罐笼和安全帽上。罐笼与两边铁轨的摩擦造成的摆动，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感。六十年代建设的煤矿，尽管国家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建矿思路，优先满足生产和安全需要，但不可否认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
我们出罐笼只有一盏罩着铁丝网的电灯（煤矿叫防爆灯），挂在罐笼左边的一处灰暗的砖墙上方，从墙上开着的那个很小的窗口往里看，里面摆放着一张发黑的破旧桌子，前面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正在和门口的一个人说话，借着灰暗的灯光，隐约地看这个人满脸的蛮横，我们站在窗口前，他仍然和那人没完没了地说话，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权科长是乘坐最后一趟罐笼下井的，他看到大伙都站在这里，说，这是井下考勤室，大家把各自的工牌交给里面的田工，升井的时候再从这里拿，否则考不上勤，这一班就白干了。我们将工牌递进去时，田工用不屑一顾的眼神，打量这些穿着新工服的人，说，哪一部分的？下井参观吧？权科长急忙上前解释：新招的农民协议工，第一天下井。这位田姓考勤员不耐烦地问，我问你是哪个队的，牌子往哪放。权科长赶紧笑眯眯地说，今天是参观，明天才往区队分，牌子单独放，考勤表月底报安检科就行了。这是到井下的第一道关，从考勤员的言行和科长的态度看，井下考勤室绝对是一个权力机构，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上的。
权科长让大家排成一队，一个跟一个走。巷道没有灯光，矿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透过矿灯微弱的光往里看，这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一条巷道，四周全是凹一块、凸一块，龇牙咧嘴的石头茬子，只有破碎的地方用木头支撑起来，感觉非常坚固。中间架设两条电车线，脚下除了电机车的轨道外，就是巷道两边的排水沟。水沟虽用水泥盖板盖着，但盖板有许多缺块，有的地方和没有盖板也差不多，工人踩着盖板走，稍不留神脚就会踩到水沟里，好在水沟不深，矿工下井穿的是防水胶靴，不会出什么事。往里面越走越深，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运输材料的电机车开动时和直流电线摩擦产生的弧光，瞬间把十几米范围内的巷道照得通亮，借机可以看到巷道两边架设的各种管道和指示牌。随着电机车的来回穿梭，不停地有上下班的矿工扒矿车，老师培训时讲，这是严重的违章，事故率很高。矿车在不规则的轨道上高速运转，后面的矿车咣当咣当地发出碰撞声，矿车左右摇摆，看上去马上就会翻车似的，距离人行道最窄的地方，勉强能过一人，扒车的人得冒着掉道被甩下来的风险，一旦夹在了中间，即使不死，也得缺胳膊缺腿。煤矿六成以上的事故是运输事故，运输事故中九成是违章扒车造成的，老师是这样讲的，现在看确实危险。
大约走了三个钟头，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权科长停下脚步说，大家稍歇一会儿，准备上山。他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是井下最宽敞的运输大巷，共32公里，这就是给你们上课讲的井下一水平，也叫辅助材料运输和人行大巷，以一水平巷道为分界线，下面为下山，上面为上山。我们矿经过这么多年的开采，下山的煤已经采得不多了，剩下的都是边角料，没有多少开采的价值，而且条件非常糟糕，所以，就放弃不采了。现在采上山的煤，上山开采因为地质的原因，条件相对复杂，光这坡就有三百米长、六十五度，爬上去就非常不容易。从现在开始，走到最近的工作面也得四十分钟，好些地方人爬着才能过去，路上还要不断躲避下料运输的矿车，可见在工作面干活有多苦，这来回路上五个多小时就够你出几身汗的哩。所以说，吃挖煤这碗饭不是那么简单，我让我儿子讨饭也不叫他下井担惊受怕吃这份苦。科长的话让一部分人有了畏惧情绪，听说前面的路更难走，有两个人提出不干了，要回去。科长说再不干也得等到从工作面出来升井，现在回去把你丢了成我们的责任了，你不干了就趁早回去，免得出事故扣全矿的奖金。煤矿特殊的环境，养成了煤矿人说话难听、直率的脾性。
从一水平大巷到工作面上的这段绞车坡比权科长说的不知道艰难多少倍，本来就很窄，并排勉强能容下四个人，脚下还有两根铁轨，轨道中间还有一股黑水向下流，人行道除了深一脚浅一脚的灰尘外，有些光滑的地方站立都很困难，大家只好拽着悬挂的电缆线前行，三百米长的距离，大家整整走了四十分钟。有一个名叫何成龙的协议工，坐在半道上大声地哭起来了，盯工作面的安检员只好推着他走到坡顶。到坡顶说啥也一步不走了。无奈之下，权科长让安检员带着他原路返回，提前升井。我们在坡顶上稍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向工作面走，前面所走的水平大巷和上山绞车坡、巷道都是在石头里开拓出来的，这下不同了，虽然是平巷，两边和顶部用密密麻麻的木柱支护，而且全是煤。走了有三十米，一道坚固的木门把大家隔在了外面，权科长用力地拉开，让人把着，又进去推开了另一道木门，顿时，一股强气流冲过来，吹得人晕头转向，等大家都通过了两道门槛时，权科长说，这就是安全规程上所说的风门，是井下煤矿“一通三防”的核心、煤矿的咽喉。大家能感觉到，风门外面是从地面送下来的新鲜风流，里面是工作面生产期间产生的混合气体，对人体有危害，必须尽快通过新鲜风流循环带出去。权科长说前面就是煤溜子头，工作面出来的煤通过溜子拉出来从溜煤眼倒到煤仓，从煤仓装矿车，通过大巷运到地面，溜子巷低，溜子头更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此时，我们已感觉到浑身热乎乎的，空气的温度在不断升高，能听到哗哗的机械转动声。
这是一个只有两平方米的三角区，煤像水一样通过溜子滚筒往下泻，飘落的煤尘遮住了视线，隐约看见有人在溜煤眼旁，抡着大锤砸煤块，大家弯着腰从溜子头的电机上爬过去，走到了顺槽大巷。巷道总共只有一米五高，溜子还拉着堆得老高的煤运行，我们只能顺着煤帮，弯着腰向里走，三部溜子每部一百米，到工作面时大家汗流浃背，每个人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工作面分上下两个采煤面，两部溜子对开，把放炮炸下来的煤从工作面拉到中间巷的溜子上，再到溜煤眼，电机车在溜煤眼底下装车，拉到井下车场翻罐笼，再通过主井绞车提升到选煤楼，装火（汽）车，发往全国各地。
这就是煤由源头开采变成商品的全过程。
井下采煤工作面到底是啥样子呢？大伙拿矿灯顺机头往里照，看见的是一排一排的铁柱子，一排竖着三根为一组，每组柱子上顶着一根钢梁，横着把三根柱子连在一起，每根柱子间距一米，每组相距六十厘米左右，一头伸向溜子边的煤壁，一头保护着采空区防止石头坠落。工作面就是由这些铁柱子支撑，形成一个篮球场大的空间，保护着工人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采煤，采一帮煤回一次柱梁，依次循环。
到工作面时接近下午一点钟，早班放炮工刚放完炮，在溜子头缺口等待生产班工人开始分工种陆续进入工作面。先进去的开始用镐清理顶板上松动的碎石、刷煤壁，一部分清理过道的煤。溜子开动了，两个工人拿着和簸箕一样大的铁铲子，两边拴着钢丝绳，尽头套着一根木棍，他们站在溜子道沿的煤堆上，一个将铲子插在煤堆里，一个手扶铲把，一个手抓着顶板上的铁梁，一只脚使劲儿踩着铲子，前面的人将木棒插在溜子刮板上，借溜子运行的力，一铲子一铲子往煤溜子上翻煤，三十米长的煤堆就是通过这种半原始的机械动力，把煤倒在溜子上，再经过多个环节运送到地面。
权科长带领大家从机头走到机尾，走马观花地见识了工人在井下是怎样采煤的，熟悉了工作流程，然后从机尾的回风巷出来，通过人行巷道升井。我们洗澡后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上午十点下井，参观一趟就得六个多小时，平时要在里面干活，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宿舍后，大家累得躺在床上没一个人说话，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天第一次下井，没走到工作面之前，就已经领悟古人说的上天容易入地难的真正含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巷道里，凭着一丝微弱的矿灯光引路，假如一个人走在大巷突然关闭矿灯，那种恐惧感应该不亚于一下入了鬼门关。而到工作面后看见工人干活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夹杂着机械发出轰鸣的声音，我的担心恐惧随之一扫而光，那种创造人间奇迹的振奋，坚定了我在煤矿干下去的决心和意志。
第二天起床，一多半人的腿抬不起来了，其中六人坚决不干了，主管干部郑庆东不管是利诱恐吓，还是反复劝导，都毫无结果，那六人连被褥都不要就跑回家了。
今天我们要分到区队了，郑庆东宣布：五十一人除跑了的六个，剩余四十五个全部分到采煤队，一个是采煤二队，一个是我们昨天下井参观的采煤五队，每个区队二十三人，采二队二十二人，我和姚大勇、王志胜、王选怀、赵治民、常孝忠、韩正群等二十二人分到采煤五队。
鳌北煤矿七个采煤队分采一、采二、采三、采四、采五、采六和预备队，其中预备队是应急采煤队，哪里出现险情，哪里有难啃的硬骨头，预备队就冲上去了，八个掘进队分掘一、掘二、掘三、掘四、掘五和红旗、七一队。其中红旗和七一队是打巷道的，煤矿叫掘开拓巷道，其余是掘进煤巷，为采煤队准备工作面。采煤和掘进被称为井下一线。一线是煤矿生产的心脏，最苦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出彩的地方，最被人小瞧的地方，矿上谁犯错误了，最狠的处罚就是发配到采掘队去。还有通风队、运输队和机电队，因工作相对轻松，有技术含量，被称为井下二线，有一定社会关系和内招老工人的孩子，都安排在二线，相比一线安全一些。而我们这些农民协议工那肯定在最艰苦最危险的采煤队了。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分到了采煤五队，采五队是矿上的王牌队，老师上课讲，鳌北煤矿有光荣历史，采煤五队是矿上的功勋队，也是国家的功勋队，在我国需要大量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采煤五队这个英雄的战斗群体。从1981年国家将采五队装备为高档普采工作面开始，采煤五队连续三次荣获全国高档普采冠军，连续七年跨入全国高档普采甲级队，先后被原煤炭部、全国煤矿地质工会授予“煤炭工业双文明红旗单位”称号。
来劳资科接我们的是采五队办事员王建发。采五队的办公室在矿综合办公楼三层，能坐二百人的样子，两个陈旧的办公桌，周围摆着用木条做的连椅，窗户用纸糊着，纸上印着“渭北矿工报”的字样，屋内设施虽然简陋，但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牌、锦旗，一下烘托出了它的荣光。
王建发把大伙领到办公室后到隔壁的房间去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个子都在一米八以上，一个三十多岁，一个约四十岁，两人一前一后坐在了会议室。王建发介绍，这是党支部书记侯文江，这位是队长田定军，大家欢迎。现在请田队长讲话。
田队长笑着点了个头，说，大家好，我叫田定军，现在咱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我姓的田就是田地的田，也是种地的田，不是挣钱的钱。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在生产队时开磨面机，1973年鳌北煤矿在我们公社招收农民轮换工时来到矿上，当时和大家一样，都是农民身份，名字叫得怪好听，三线战士，实际就是农民，和你们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来时背着馍，肩上扛着镢和锨，说是支援一段时间三线建设就回去了，结果一直干到了现在。对于咱们农村人来说，干这活儿最适合，首先能吃饱，每月五十六斤粮，饿不了肚子，收入还高，一个月八十一块钱工资，你到哪儿挣这么多的钱？通过十年时间我娶媳妇生娃，家里还盖了房，我的体会是这活儿能干，管它什么协议工、合同工、固定工，到井下，都一个球样，把活儿干好，钱装在口袋里，说话才硬气。我看你们大部分都是二十来岁，没媳妇，有媳妇了不会干这活儿，农村娶个媳妇也不少彩礼。你们好好给我挖煤，媳妇就在煤墙里面，如果不缺班，一年下来刨过吃喝，挣个媳妇不成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大家。不过，井下确实是三疙瘩石头加一块肉，你们昨天下去亲眼所见，那是比较好的工作面，实际要比这危险艰苦得多，井下干活儿你们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石头可不认人，把你砸死了可不要说我没提前给你们打招呼。
轮到书记讲话了，侯文江说，田队长已经说得不少了，我再补充几句，除了照顾好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外，要卖力气给我把活儿干好，谁耍奸溜滑、偷懒，我可饶球不了你。你们来的目的也很清楚，煤矿是干什么的，煤矿就是挖煤，挖煤不单纯是危险还非常辛苦，这活儿现在的正式工没有人愿意干，才招收你们这些协议工，因为农村人能吃苦，才招你们来，协议工不能调动，能保持采煤队人员稳定。还有挖煤工资高，农村家里普遍穷，富裕的不会来冒这个险，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心一意地上好班，多挣钱是根本。谁挖煤卖力、干活儿多，我们就表扬，多发奖金。要说明的一点，你们来到采五队，大家就成一家人了，不分正式与协议工，只要肯出力，多出煤就是英雄，每月谁干得多，我请谁喝酒。
庄重简短的欢迎仪式，说准确一些就是动员令。结束后，我们从与王建发非正式的交流中，知道我们队编制三百五十个人，每班八十人，分甲乙丙三个生产班和运料、机修大班，生产班里分打眼放炮、采煤和放顶三个工种，连年被局矿评为先进。我被分配到乙班，班长梁永忠，副班长杜唉根，带我的师傅叫李治富，陕北米脂人，个子一米八朝上，长得眉清目秀，说话多半是方言，勉强能听懂一半。他说，我是1968年招工到矿上，一直在乙班，咱班长梁永忠和我一个村，我们同时招工来的。你是我带的第六个徒弟，前面的徒弟有的当了队长，有的考学出去了，有的调离煤矿，还有一个在井下事故中死了。我没念过书，没有文化，一直在井下干，至今已经三十好几了还是光棍，在矿上找婆姨，人家看不上，陕北老家介绍一个吹一个，人家女娃一听说下井就不干了，害怕成了寡妇。李师傅叹息了一下，也不抬头看我一眼继续说，井下这个活儿确实危险，不过干顺了感觉还可以，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能吃苦就行，可要千万小心，事故随时都会发生，我下了这么多年没有受过大小工伤，全靠自个儿和运气。井下讲运气，我那个徒弟就是运气不好，刚上了四个班，下班走在大巷里一堆人，上面掉下来石头，没有砸到别人，就砸他了，当场就没救了，这就是命。要么说自己一定要注意，别人都靠不住。咱今天是上零点班，你回宿舍好好睡觉，要干一晚上，到时间我去叫你，以后你掌握时间我就不叫了。
这是我走向社会，来到煤矿遇到的第一个师傅——李治富，他的这番话看似很平淡无味，但却是他多年煤矿经验的总结，他要把他内心的苦衷和担心都告诉我，让我珍惜这份工作，但一定要注意安全，都是肺腑之言。我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也曾遇到伯乐、引路人，但都没有像李师傅一样给我留下深刻烙印。他这几句话，直来直去的，我不知道是有水平还是没水平，但是让我听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回到宿舍我本想蒙头就睡，却久久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回忆，想起我家在农村因为穷，自从记事起，别人看我家、看我都是一种歧视的眼光，农民朴实、豁达、单纯的本性在我的身上没有得到一丁点的体现，我感觉到的都是自卑、没有底气，生怕被人瞧不起。到了采五队听了这些非同一般的话，我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那么自信和有干劲儿的人，田队长和侯书记的话是对大家说的，而李师傅却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挖煤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人的那种别样的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