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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半睡半醒的感慨与回忆中，宿舍外传来操着很浓陕北口音的叫声：小王、王彬，新来的叫王彬的新工住哪个宿舍？李师傅从走进院子的大门就开始喊我的名字，由远到近，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急忙起床，正要开门，李师傅已经推开了宿舍的门。他没有进宿舍，而是在门外等了我一会儿，我俩一同去了职工食堂。李师傅让我坐在桌子前不要动，他到窗口，打了两份肉菜，拿了六个馒头，还让我去窗口端炊事员已经盛好的两碗稀饭。当我拿出饭票时，窗口服务员说，端走，前面那个人已经给了。我回到桌子前，李师傅看着我犹豫的表情说，赶紧吃饭，时间快赶不上了。我说饭票，师傅说，哪有这么多事，以后路长着呢，谁让我是你师傅，井下活儿重，多吃些，不然撑不到点。灶上的馒头比较小，我一连吃了三个，李师傅两个还没有吃完，他又转身从窗口买了两个回来，最终我吃了五个。李师傅说，看来饭量比我大，这是好事，井下活儿能扛得住。
到了区队会议室例行每天下井前的班前会，协议工在乙班分了四个，韩正群、王志胜、赵治民和我，总共有二十人左右。班长梁永忠说，今天工作面的情况不太好，机尾后三节槽子的断层处出现了小冒顶，上一班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咱们下去也不一定能处理完，即使顶背上了，煤墙里还不知道啥情况，放炮搞不好还要冒，景兴堂、焦永林、刘发孝，你们给我顶着，放小炮，提前挂梁，千万不能让冒下来，冒顶工作量就大了。还有分来的四个新同志，队上已经指定了老工人一带一，你们多招呼一下安全，谁带的出了问题，按照矿上和队上的规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假如让新工人出了重大安全事故，你就不要上班了，卷铺盖走人。你们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四个带新工人的在断层前面，条件比较好一些，每茬二十三节槽子，几时干完几时升井。
我们换了衣服，领矿灯、自救器到井下，那些老工人看都不看路，一溜烟走得无踪无影了，师傅们也想赶路走在前头，我们跟不上，他们走一阵子还要回过头来等我们一会儿。等我们四个到了顺槽溜子机头工具房领工具，好使的工具已经被前面先到的老工人领走了，我们只好领有各种毛病的工具。所谓的工具房就是在煤里掏个洞，里面放着干活用的各种工具，有锨、洋镐、榔头、水平楔子和叫不上名字的铁具。工具房没有专人看工具，是开溜子的那个人，代招呼工具，李师傅让我领锤、锹、洋镐，他前后背着二十个水平楔子，每个楔子一公斤半，有的地方人根本就站不起来，要蹲着走，艰难地走到工作面缺口处。梁班长说，机尾冒顶已经处理好了，开始放炮，只见从工作面钻出来一个人往外拉放炮线，身上背着放炮器，坐在我们身边把线接在放炮器说，把耳朵都给我捂着，开始放炮了。话音刚落，就利索地拧动放炮器钥匙，咚、咚、咚！沉闷的声音震得缺口铁顶梁在颤抖，顶板小石渣和煤尘哗哗地往下掉，打在安全帽上，我们新工人已经胆战心惊，而老工人他们像在地面上打赌开玩笑一样，毫无感觉，嘴里还讲着某某人回家见老婆的黄段子，旁边人听得津津有味，不断有人提更深、更黄的问题，当事人骂骂咧咧地说上几句，大家开怀大笑。放炮员不知道从工作面钻出来钻进去地连线放炮多少个来回，最后一趟出来说，快进去维修挂梁，顶板快要冒下来了。黄段子还在继续，爽朗的笑声在这八百米深处回荡，使新工人忘记了这是在煤矿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面，而感受到煤矿除了恐怖和紧张外，还有激情，有笑声，有乐趣，是一片纯情的黑色世界，置身其中，心里充满了阳光。
直到梁班长从工作面出来，一边骂着狗日的脏话，一边顺手抓了一把煤，迎面砸过了来，大家才打住了带色的话题，像老鼠一样，纷纷进入工作面去到各自的岗位上。
工作面一百六十米长，爆破下来的煤像一条长龙，躺在了煤墙边，煤溜子上压着放炮崩过来的煤在艰难地滚动，看不见溜槽，看不见刮板，只见煤流像巨浪一样在缓慢地涌动。李师傅一只脚站在松动的煤堆上，一只脚蹬在溜子沿上，左手举着一根铁梁，右手穿连接楔子的同时，一个垫步让另一只脚移到煤堆，用力举起钢梁，喊我将挂在柱子上的水平楔子穿在两个钢梁的交接处，一个手迅速从腰间抽出榔头，向水平楔子砸去固定好，就这样十几个循环的挂梁，稳住了顶板。李师傅用洋镐这儿敲敲，那儿挖挖，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对顶板和煤墙上松动的煤，全部处理掉，自己感觉万无一失时，才放心了，然后从老空的浮煤下找到大锨。他右手握着大锨，左手把着头顶上的钢梁，让我拿着一根有一米长的木棍，木棍十厘米处套着一条钢丝绳连着大锨，木棍插在滚动溜槽的刮板上，身体随着溜子的传动，带动那头师傅大锨一前一后地将煤墙的煤倒在溜子上。
师傅跟我说，拉大锨不难，关键要掌握要领，两个人和溜子配合好，棍一定要插牢，即使断了也不能松手，一松手反弹打在后边拉大锨的人脸上，破相是轻的，打瞎眼睛就毁了人一辈子，一定要记住。我们配合得还算可以，二十节槽子的煤半个小时拉完了，然后师傅让我清煤墙遗留的浮煤，他打戗柱，移溜子。浮煤我还没有清完，师傅用顶溜器已经把溜子移到煤墙根了，还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师傅再用洋镐刨，出煤的工序就算基本完成了。接着进入第二道工序打柱子（支撑顶梁），师傅叫我把锨、洋镐背出去放在机头，将升柱器拿进来，再从老塘里将预留的铁柱子抱出来紧贴溜槽边，松开柱锁扒出来卡在顶板的钢梁。他一手拿榔头锁住，一手将升柱器卡在柱锁上，敲开柱锁，然后转动手把，待柱子将钢梁与顶板挤压得发出叭叭的响声，就证明吃力到位了，然后锁上柱锁，取下升柱器，再来下一个，整个工作程序就完成了。
王志胜和我分到同一个班，一个班也分三个工序，打眼放炮工要提前两个小时下井，等生产班的人到了工作面，一帮煤的眼要打好，放炮工即将装过一半的药。等生产班人一到工作面就开始放炮，放炮震倒柱子，或者顶板有松动，及时喊生产班进来维修，打眼放炮工一般都选择身体灵巧、有眼色的人干，因为上一班留下工作面是啥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数，打眼放炮工是第一个进工作面，要具备在复杂情况下，即时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第三个工序是放顶回柱工的活儿，他们要比生产班晚下井三四个小时，在生产班把煤出完，一帮柱子全部打好，他们才进入工作面，将老空最后边的那一排柱子回出来。采煤工作面的支架是见四回一，预留得多，顶板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支护区和煤墙上，毁灭性的大型冒顶事故就是在驾驭不了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发生的，老顶预留少，顶板石头垮落到工作面，威胁到矿工的生命安全，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写进了《煤矿安全规程》。放顶回柱工是采煤工序中比较单纯的一项工作，不需要像生产班出煤需要那么多工具，只需要一把钢钎和榔头，把最后一排柱子回收出来，让顶板自然垮落，压力释放在老空里。这项工作危险系数高，必须年轻力气大，手脚麻利，在敲开柱锁的瞬间，顶板垮落前，把六十公斤的柱子和四十公斤的钢梁回收出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动的，稍有疏忽就有生命危险。
我与王志胜是在出完煤升井走在顺槽溜子上碰头的。给他带头的那个人二十来岁，方方正正的脸盘，眼睛里透出逼人的光芒，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矿灯搭在肩膀上，衣服袖子挽在了小胳膊上，一手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一手拿着榔头，猫着腰，往工作面冲，嘴里还不断地喊：“跟上，快点。”王志胜紧跟在后面，有一种战场上遇见敌情，冲锋陷阵的感觉。
当我们收工走出溜子巷，下了绞车坡走在与大巷的交会处，一列运煤车咣当、咣当地从身后开了过来，直流电线与机车摩擦出的弧光，把巷道照得通明，车行驶到绞车坡的三岔口时并没有减速，此时，从绞车坡急忙跑下来几个不知道是哪队的下班工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煤车，从我们旁边驶向井口方向。李师傅说，千万不要扒车，这是严重违章，被安检员抓住最少罚款十元，送学习班学习半个月。要是倒霉遇上车掉道，轻的也得断胳膊断腿，要是翻车压到车底下或者挤在煤帮上，命就没有了。
我问李师傅，这么危险他们为啥还要扒车呢？师傅说，这些人都是些不要命的，冒这个危险就为了早一会儿升井，没啥意思。我再问李师傅，你扒过车吗？师傅说，我手脚不利索，也不敢，违章罚款划不来。
当我们脱了工服，拿着毛巾肥皂到澡堂子洗澡时，王志胜他们已经泡在澡堂里洗得差不多了，李师傅用陕北话对放顶班长说，今还顺畅，跑到我们前头了。放顶班长也姓刘，陕北人，和师傅是老乡，他说，今天顶板没有压力，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战斗了，正好遇上煤车就顺便扒上去拉出来了，赶在你们上罐的前面。正说着，对面池子里有人喊，狗日的谁在看澡堂，我日你妈，水都臭成这样了还不换。这人连续骂了好几遍也没有人来。此时，这个骂人的赤身裸体地从池子跑出来，拿拖鞋砸在值班室的门上，这时值班室才发出声音，不要砸也不要骂了，从昨天早班到现在水管都没有水，我也没办法，要骂你骂矿长，要日你日矿长他妈去吧。
我说怎么在门口就闻到一股怪味呢，原来如此。澡堂子的四壁几乎和煤一个颜色，中间吊着一盏灰暗的电灯。两个池子有三十平方米，水脏得撩起来能掉线。我们生长在大西北干旱缺水的地方，洗澡对农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在我二十三年的记忆中，洗澡是有数的，就每年夏天在村东头被当地人叫涝池（我们叫动水）的塘子里洗澡，这个池塘蓄的是雨水，供生产队牲畜喝，和村里人洗衣服用，下去出来身上全是泥，那也比这强，起码没有臭味，水也没这么黑。现在说是洗澡，其实就是简单地走个形式，把身上的煤灰冲一下，能洗个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到更衣房时，放顶回柱的人已经穿好了衣服，打眼一看，除了脸蛋以外，眼眶和身体有凹进去的地方全是黑的。
王志胜等我穿好衣服一起出了综合楼，往宿舍方向走。我问志胜感觉咋样，他笑眯眯地说，没问题，这活儿不在话下，比起咱在农村拉架子车换粮轻松多了，那是没黑没白地赶路，顺利的话一趟才挣二十块钱。这一个班我六点下井，现在才不到十一点，满打满算连路上五个小时，能挣差不多三十块钱，还有八毛钱的入坑费，到哪儿找挣钱这么快的工作啊，我知足了。谈到扒煤车和放顶回柱的危险性时，志胜说，这算个啥啊！还记得当年咱卖柿子把架子车抬到火车上那场景吗？跟那比，扒煤车就是小菜一碟，放顶再危险，最多就是两个小时，能危险到哪去。
我俩边走边说回到宿舍时，李师傅已经坐在了我的床上，房间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放满碗筷，中间摆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和两瓶标贴发黄的柳林春酒。吃饭时，师傅说了许多工作方面的事情，我俩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话不太会说，就拿着茶缸大口大口地跟师傅喝。我和志胜也是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我俩都醉了，师傅后来说的啥，咋走的，我俩都不知道。
这是我到鳌北煤矿正式下井干活儿的第一天，以后每每回忆起来，种种情景历历在目，那个中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这一天，揭开了我们这批农民协议工走向社会的第一页。
姚大勇和常孝忠分到甲班，王选怀分到丙班。丙班接的是我们乙班，甲班接的是丙班。在那个条件艰苦、生活设施差、完全靠苦力出煤挣钱的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煤矿工人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三个班你追我赶，争先抢优，感人的故事层出不穷。区队与区队之间、班与班之间的劳动竞赛激发着矿工们为国家多出煤、出好煤的朝天干劲儿。我记得每次劳动竞赛开始时，矿宣传部广播站都开设竞赛专题节目，为了能上广播，梁班长二十四小时不升井，为了多出煤，饿了啃几个冷馒头，渴了拧开水管喝几口凉水，在别的班出煤期间，他抽空倒在回风巷里睡一会儿，硬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创下了全矿班组月产最高纪录。丙班班长王浩发探亲期间，为了听到他们班刷新全矿日产最高纪录的广播，提前两天回到了矿上。
采煤五队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愿身上掉肉，不让任务欠两。其实干多干少没有物质刺激，只有精神奖励。这月全队创高产任务完成，矿工会组织有关部门敲锣打鼓，送张用大红纸写的慰问信，全队上下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全矿是队与队之间竞争，区队是班与班之间竞争，哪个班打破月纪录，每人发一件长袖衬衫，第二名发的是短袖衬衫，最后一名发的是没有袖子的背心。为了争取长袖衬衫，不知道有多少人放弃了休假，有多少人在井下二十四小时作业，苦点儿累点儿不算什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缺煤的特殊环境，激发了我们献身煤炭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历练出在任何困难面前不畏惧的坚强意志。
我们上班第三个月，工作面出现了一次冒顶。那天早上八点，早班到工作面接夜班生产，出煤非常顺利，不到十点钟，煤墙和老空的煤已经攉完了，最后一道工序移溜子，这道工序是前后段相互配合的技术活，移溜子前必须把顶板柱子全面检查一遍，担心溜子移过去空顶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段老工人陈峻民和新工人刘忙锁做移溜子前的支护检查工作，当他们把绞接顶梁升到接近顶板时，老陈担心顶梁上背的荆笆接顶不实，就试着用锤敲了两下，瞬间顶板上有成百吨的石头掉落了下来。老陈还没有反应过来，顶板又二次来压，只听见哗啦一声，有桌面大的一块石头，直接压在了老陈身上，老陈发出了一声尖叫。梁班长一看问题严重，让我跑到溜煤眼处调度室打电话，我当时吓得腿直发软，走都走不动，费了好大劲才打通了电话。老陈长时间在石头底下呻吟，说明人还活着，但靠人工去扒，显然是来不及了。为了救人，减少救援时间，班长一声令下，开溜子，凭着机械的力量，溜子向前转动了四五米，大家才从石头堆里把老陈抱了出来，人出来后意识还清醒，但总是说腰疼，救护队、矿医院大夫及时赶到现场抢救，升井送往矿务局医院治疗了半年多时间，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由于中枢神经被压断，下肢截瘫，再也站不起来了。
血淋淋的事故触目惊心，煤矿工人在八百米深处和大自然做斗争，除了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大灾害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考验着矿工的毅力，惨痛的事实告诉我们，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堪一击。
这个就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直接影响到了协议工的情绪，大家想到之前签的那个合同，规定协议工受工伤后得自己掏腰包看病，老陈得亏是正式工，要是他受工伤后自己负担医疗费，肯定早就没命了，还有工伤后的护理、生活费问题，协议工的合同上连写都没写。
当时这种不健全的用工制度，不仅没有给予农民协议工切身的利益保障，甚至在他们的尊严和情感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不能提供公正的道义上的支持。有一天，采煤二队协议工刘军峰领到工资下班回家，被矿区几个无业青年围攻，身上的钱被搜光后，他的那辆半新的自行车还被抢走了。告到保卫科，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到了那几个人的报复，再一次把他围在路上，打得死去活来。从此刘军峰跑回家，再也不敢来矿上班了。
还有老实憨厚的原长运，力气大，能吃苦，井下的活儿没有能难倒他的，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分到区队后，半年没有休过班，被采二队称为协议工中的铁人、难不倒的标兵。正是由于憨厚老实，在农村没有见过矿上这样的花花世界，被矿区一帮无业女青年盯上了，每到开工资的那几天，他身边就围满了穿着打扮花里胡哨的女人，东一个原哥，西一个原哥，把他叫得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这样工资被骗光，经常借钱买饭票。我们一起来的多次劝他不要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他像着了魔一样，根本听不进去，还说我们是眼红他的好事。最后一次，他领了工资还没拿回宿舍，就在半路上被这几个女的哄骗到矿区十公里以外的铁路桥下面，被哄得脱光了衣服，鞋扔在了铁路上，钱一分不剩。同宿舍的乡党上班没见着他人，下班后把他找回来时，他面无表情，两眼痴呆，浑身僵硬，像丢了魂一样，被乡党送回家后再没在矿区出现。
后来听人传，那些女人一开始骗他说，只要你把工资交给我们花，我们之中你看上哪个，哪个一年之后就跟你结婚，给你当媳妇，让你尝尝“仙桃”的滋味儿。长运没读过几天书，长这么大只去过一次县城，还是跟着生产队的马车送甜萝卜，又赶晚上路过，县城是啥模样都没看清，再加上屋里穷，人老实，在农村说媳妇都困难，哪见过这种场面，经得起这种诱惑啊！在他心里，这就是天上掉馅饼，所以他每时每刻都在暗暗自喜，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反而感到自豪，别人劝他说，这是骗你钱，不能信，他反而认为人家是嫉妒。就这样，没有任何心理防线，越陷越深。为了这桩没有任何把握的好事，他拼命地干活，把半年没有休班挣的工资全都交给了这三个女人，得到的回报只是其中一个女人让他摸了一次手，在他腿上坐过两次，而“仙桃”长啥样儿他是见都没见过。慢慢地，他也产生了胆怯心理，感觉被骗了，一发工资就有意躲避。这些不劳而获的女人哪能让到嘴边的肥肉跑掉啊!等他发了工资，便又换着花样哄骗他，说到铁路桥下就兑现承诺，刀下见菜，只要把工资交出来，马上就让他见世面。单纯的他信以为真，跟着她们到桥下，刚迫不及待地脱了裤子，就被三个女人抓住下身，说他是流氓，若不给钱就报案，说有人强奸她们。老实巴交的长运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恐吓，只好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这还没完，她们又把他的衣服撕得东一块西一块，把他的鞋扔到铁路上，才哈哈笑着扬长而去。长运回到农村后，就精神失常了，别人一说起鳌北煤矿，他就浑身打冷战，大喊大叫。
这就是农民协议工初到煤矿后，在他们所理解的崭新而又充满机遇的世界里，交上“桃花运”的悲惨结局，环境与身份的突然转换，让认知有限的他们晕头转向，不期然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而，他们要面临的更加残酷的考验，是更加无法预料的生与死的较量。
那是一年后的清明的前一天，采煤二队发生了一起在建矿史上罕见的多人事故。我们所采的430工作面在回采到二十米以后，顶板没有丝毫的垮落迹象，老空如同一个大足球场。鳌北煤矿总工程师肖伟光带领生产、地质、通风、安监等生产职能科室和队长、技术员组成技术攻关领导小组，轮流在井下二十四小时观察顶板变化，现场制定措施。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常规打眼放炮强制放顶、打信号柱预报，防止突然周期来压，给工作面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是，顶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往的经验在如此的环境下，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明知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安全事故随时都会发生，从矿上到区队，从矿领导、肖总工程师到队长再到每一个矿工，还是往最好的角度想，加上矿务局一天几个电话，不停地催产量要煤，电厂发电用煤告急，不能因为老顶放不下来，工作面就不出煤了，所以大家祈祷着这次的凶险能够顺利渡过。
不敢想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4月3日早七点三十分，零点班出煤接近尾声，本应该下班，为了防止周期来压，调度室安排再加工作量，给人行道的柱子隔一根加固一根戗柱。八点打眼放炮工已经从机尾开始打眼装药，电钻发出嗡嗡的声音，装药工坐在回风巷的三岔处做引药，夜班的放顶回柱工已经到了工作面，这是罕见的一个班三个不同工序同时干活儿的场景，也是工作面人数最多的情况。放顶工先从回风巷到机头走了一遍，看到如此大的空顶，没有任何动静，心里有些胆怯，人人手心都捏着一把汗，当班长刘永生试探地用榔头轻轻地敲了其中一根斜戗的柱子时，哗的一声，顶板垮落的冲击力卷起滚滚煤尘，巷道梁上的背板被震得脱落，里边发出惨叫、号哭和呼救声。肖总工程师他们刚走到溜煤眼的风门处，巨大的冲击波冲开了风门，他浑身打了个冷战，说坏了，出大事故了，一边紧急安排人给地面调度室打电话汇报，一边急忙跑去工作面救人。
一百二十米的工作面被全部推倒了，煤墙、柱子和顶梁东倒西歪一片狼藉，老空里还不断发出尖锐的求救声。肖伟光一下瘫倒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好在他毕竟身经百战，在煤矿井下险恶的环境中经历过无数次事故，他立即镇静自己，组织抢险。工作面有多少人？跟班技术员溪西民回答，大概十五个人。肖总问溪西民，你盯面在哪儿？我看煤出完了刚走在溜子巷，就……你咋不到里边送死去？！还从来没见过肖总这个风度儒雅的知识分子发火，他举起手，左右两巴掌将溪技术员打倒在地上，用哭丧的声音说，这是严重失职，你知不知道啊！战民，你在哪里？同战民是副班长，眼泪已经流到下巴上，说肖总，我在这里给打眼工点溜子开偏帮煤，眼看着大顶推过来了，放顶工瞬间被压住了，我不知道该咋办。肖伟光用颤抖的声音说，快，从机尾回风巷进去看后面的情况咋样，给工作面喊话，问各人的位置在哪里，救护队下来了吗。
放顶工当时有两人在回风巷解大手，两人在机尾三岔处老空里打信号柱，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了轻伤，但班长刘永生被卡在两个柱子的中间动不了，不停地发出求救。正在机尾装药的农民协议工何玉龙看到闪烁的矿灯光，听到“妈呀、妈呀”的叫声，奋不顾身地从煤墙的夹角扒开石头，爬进去拉人，刚把卡住刘永生两条腿的钢梁扒开，顶板哗一声二次来压，何玉龙也被埋在里面。
在肖总和田队长、侯书记的指挥下，抢救整整持续了十二个小时，才把何玉龙、刘永生和两个打眼工从石头堆里抱出来。救护队立即将伤员送到矿医务所，两个打眼工、班长刘永生因伤势过重，又转送矿务局医院，何玉龙头部裂开了血口子，脸上手上全是血，右腿裤子从大腿根处撕开，躺在矿医务所的床上呻吟，看不到还剩什么好的地方……赶来的协议工大声追问，为什么不赶紧包扎抢救一起转院呢？人命关天啊！一个穿着白大褂、四十来岁、人称聂大夫的医生，慢条斯理地说，他是协议工，不在公费的医疗范围，给你公社带队干部打电话，让他拿钱接人转院。赶来的协议工还有队领导异口同声地问，那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吗？回头再给你算账不行吗？先救人，救人要紧啊！聂大夫话说得很坚决，不行，协议工是临时的，政策规定先交钱挂号办手续，我先给他治疗，完了屁股一拍跑了咋办？
在激烈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姚大勇从矿上的亲戚家借了一百八十元，再加上大家凑的八十元，在矿医务所极差的医疗条件下，何玉龙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伤还没有痊愈，实在交不起医疗费，被父亲用架子车拉回去，从此右腿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刘振琦、贾正平来矿之前同在一个大队，由于家里穷，别人看不起，从小就形成自卑不爱说话的内向性格，也没有养成好习惯，穿衣打扮、言行举止都叫人讨厌。他们也想好好干，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可分到丙班后，处处遭人欺负，工作干得好了班长龙军说看到你俩恓惶，照顾到条件好的地方，必须请他吃饭喝酒，一个班能挣三块钱，一顿请客最少得八元钱，几天的井算白下了。活儿干不好拖了全班的后腿，班长没有罚款的权力，咋办？请客吃饭喝酒，八块钱又没有了，几天又白干了。还有那些正式工在井下不愿干活，都把任务推到他们身上，要是不服从，不单被辱骂还得挨打，一次两次还罢了，长期受欺负，麻雀急了也会报复。一个叫刘永春的矿工子弟分到保卫科因打架斗殴处分到丙班改造，这样的人哪是干活儿的料啊！下井交个工牌就升井了，班长也惹不起，睁一只眼不如闭一只眼，于是把活儿压在刘振琦和贾正平身上。然而他俩是出力不讨好，工作面出现严重冒顶，影响到三个生产班没有出煤，矿上和区队两级派人追查时，班长龙军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刘振琦和贾正平，说是他俩没有完成任务，拖了全班的后腿。田队长、侯书记在事故追查会上大骂他们不要脸，不争气，给采五队丢尽了脸，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国家现在正缺煤，我们队是全局的典型、鳌北煤矿的重点，你们不完成任务，就是破坏生产，必须从严、从重处理。
在强压攻势面前，本来就内向自卑、说不出话的刘振琦、贾正平两次想张嘴诉说自己的委屈，都被班长龙军给打断了。被逼急了的贾正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和对严厉处罚的害怕，变成了鱼死网破式的仇恨。班长，班长，是班长这瞎一直在欺负我俩，你欺负，我也叫你活不成。他叫醒刘振琦，操起床板底下那把不知道啥时候捡回来的已经锈迹斑斑的菜刀，趁天还没亮就向对面楼上班长龙军的宿舍冲去。龙军的宿舍放了三张床，舍友一个正在井下上夜班，一个叫张清柱的老工人是早班打眼工，要提前下井，他刚起来端着盆出门打洗脸水，就迎面碰上了平时寡言少语、老实巴交的刘振琦和贾正平，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贾正平举起菜刀向龙军的床上砍去，由于张清柱的遮挡，菜刀砍在了床头，待第二刀举起时，睡熟的龙军被惊起，坐在了床的另一头，再加上张清柱扔掉脸盆的奋力阻拦，菜刀没有砍伤龙军，而划破了刘振琦的胳膊。
矿公安科第一时间赶到抓人，而这两人早已经逃之夭夭，一年多都没有见面，事情只有不了了之，不过在矿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协议工不好管，从制度层面上看问题比较多，假如是正式工，逃到哪儿也得追回来，他是矿上人，户口在矿上，协议工不属于矿上的人，逃了就逃了，矿上没有办法制约。
当时尚不健全的用工制度造成协议工是煤矿最底层没有地位的劳动者，造成一些人对协议工的偏见，再加上协议工本身素质的参差不齐、内部的矛盾重重，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
姚大勇和安同安天生就是一对冤家，自到矿学习培训期间就相互攻击，安同安仗着自己在渭北矿务局有关系，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再加上从小娇生惯养，对谁说话都是趾高气昂。而姚大勇也是干部家庭，一身正气，眼里容不下沙子。安同安自以为在协议工中称王称霸，不服气姚大勇，而姚大勇更看不上安同安的蛮横和目中无人。真是冤家路窄，两个人不仅都分到了采煤五队，而且还都在丙班。他们俩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实际有些话题与他们毫无干系。安同安说，今天甲班煤肯定没有出完，姚大勇说，你咋知道？肯定出完了，要不现在还没有来电话。你是希望甲班出不完，你想偷懒少攉老空吗？谁想偷懒，你说清楚，咱打赌下去看，出完了咋样，出不完咋样……争执到开班前会王浩发班长制止才暂时罢休。然后从换衣服一直顶牛到下班，嘴就始终没有停过，除非其中一人休班才有消停的时候。
有一天在上下交接班时段，区队值班室打来电话跟班长说，罐笼发生了故障，放顶回柱工下不了井，罐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这班工作量不大，你们晚上来一会儿，把顶放了，不影响下一班生产，月底算加班。大家累了一个班，虽然都不愿意，但又能说什么啊，人都有头疼脑热的时候，何况机械，这个道理老工人都懂。这时姚大勇说话了，待着也是待着，干吧，就这么点儿活儿，不要难为班长，就算到井底，罐笼坏着也上不去，到那儿干等还不如干点儿活儿。安同安接上话茬说，大勇就你日你妈的皮干，你先进，要干你自己干，我不干。还没等安同安最后一个字走字落音，姚大勇举起一根钢梁朝着安同安的方向就砸了过去，钢梁一头碰在柱子上，楔子弹起来砸到了安同安的头，顿时，鲜血顺头往下流……
侥幸的是钢梁没有直接砸着他，只是顺头擦了一道口子，没过多少天就愈合了。矿上给姚大勇记过处分，罚款十五元，赔偿安同安全部的医疗费和误班工资。
坏事里面往往有好事，这次恶性斗殴改变了安同安的命运。在公社教育系统工作的父亲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本打算让大儿子在煤矿先过渡一段时间，再利用自己在渭北矿务局的师生关系，给他调到地面工作，然后让二儿子接班，自己退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自从安同安进矿那一天起，他就找人做工作，上下工作都做了，找了不少的人，也没调动成功，原因是他的学生官还没有坐到说一不二的位置，再加上协议工保留农民身份是全国性的统一政策，要改变身份，涉及对政策的违背，谁也不敢去碰这个高压线。本来想着那就再缓一缓，现在看到大儿子眼前的这一幕，父亲二话没说将他接回去，不到一个月就办理了接班手续，安同安自此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自然淘汰，两年时间内，从高街公社招来的五十一名农民协议工，除了在学习期间跑回去的六人外，现在只剩下了二十三人，他们在鳌北煤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影响到全省，惊动了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还触动了上级对农民协议工用工制度的调整。
事情还是由井下事故引起的。
采煤二队乙班协议工陈忠启的师傅贾正科，是1963年从陕北某革命老区贫困县招工到鳌北煤矿的国家正式工，和他一起招工来矿的二十个老乡利用老区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优势，不少都通过考学、提干，调回地方工作，剩下的也几乎都离开了采煤一线，只有贾正科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采二队生产班当工人，二十年只回过两次家，几乎没有休过班。贾师傅不是没有关系调离井下到地面上工作，听他老乡说，关系比他们都硬，只是贾师傅人很老实，没有好好去利用。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后的当天晚上，有个大官就住在贾正科家的窑洞里，三天后，红军继续北上，贾正科的爷爷就跟着红军的部队去了，从此再也没有了音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他爷爷的烈士证送到家里时，一家人才知道爷爷是打日本鬼子战死在疆场上，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63年鳌北煤矿在他们县招下井工人，招工的人专门找到贾正科家里了解情况，说是有个上级领导记着他爷爷的名字，让我们打听到了，了解一下家里的情况，看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那时候贾正科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双目失明，母亲在前几年因感冒延误治疗引起脱水，也撒手人寰，父亲五十来岁因拉扯三个孩子还要照顾老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多岁，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再加上烈军属照顾粮只能保证十个月，剩下两个月的饥荒咋样度过？贾正科拉着两个妹妹逃荒要饭维持生计，日子简直就没法再过下去了。有人惦记还主动找上门来招工，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上级点名，烈属家庭，公社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后来听别人说，在贾正科家里住过的红军干部其中一个已经成了省煤炭系统的大领导了，后来这位领导视察工作还专门到鳌北煤矿问到贾正科的情况，但是因为正科没有读过一天书，考虑问题简单，只能挖煤，领导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转移了话题。
贾正科自当上陈忠启的师傅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因为忠启初中毕业有文化，人也非常活泛，在入矿培训时就给大家和老师留下了好印象，没有文化的贾师傅能带这么个徒弟，那是多荣幸啊！再加上陈忠启人实在、勤快，对贾师傅毕恭毕敬，一来二去，贾正科也把这个徒弟当成了自己人掏心窝子说话的人，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就连他老婆和别人好，不让他上床睡觉的事情也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师徒两人形影不离，老婆在医院检查妇科也要徒弟跟上。可笑的是矿医务所聂大夫问贾正科老婆咋哩，回答：逼疼（阴道发炎）。大夫让老婆取尿样化验，他装了满满的一罐头瓶子拿来了。聂大夫说，不能同房。啥？不能同房。啥？聂大夫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不能靠逼（同房）。这下懂了。还有一次上夜班，师傅腿部被垮帮煤擦破了皮，忠启送师傅回家，结果打开窑洞门一看，床上还睡着另外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陈忠启和师傅所在的工作面连续过断层，断层下面大量涌水，采出来的多一半是石头少一半煤，煤还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再加上断层下面的地板松软，经过水泡，溜子失去了平衡，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溜槽严重磨损，链子开着就漂到顶板上了。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分析，他们从暴露出来的断层走向长度预计在三十米以上，按照正常循环，最少得采一个月才能推过去，这只是预计，实际情况怎样，只能边过边看，再采取应急措施，断层包在石头和煤里边，谁也难以预料。断层的出现，加大了工作面的维修量，推进非常缓慢，导致老空的压力都集中到了煤墙，对过断层极为不利，安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么复杂的地质构造在鳌北煤矿开采历程中十分罕见，为了使采二队能安全地度过困难期，矿党政高度重视，召开专门生产调度会，研究如何安全过断层，明确指出，必须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生产任务不能受影响。矿生产、地测、安检科从技术的角度，做过断层的补充规程。矿上还专门成立了采二队过断层领导小组，矿长刘东春任组长，总工程师肖伟光、安监处长杨健任副组长，各生产科室、采二队长为过断层领导小组成员，实行跟班盯面和责任追究制度。
措施到位，就必须按照规程严格操作，实际上断层过得相当艰难，三个班推进不了一帮煤，老空压力都集中到了工作面，这时距离新年还有一个月时间。这天陈忠启和师傅上零点班，师徒俩到班前会，看队长李润民就拉着脸，一根一根地抽着闷烟，恼火地说，从今天早班到现在没有出来一帮煤，机尾的水越来越大，压力全集中到煤墙，顶板被切下来十厘米，预留的柱子全部打到了煤墙，就这还控制不住顶板继续下沉，多处漏顶石头把溜子压住，到现在都转不起来，你们这一班下去，就是有天大的困难，都要让溜子转起来，把这帮煤推过去。队长讲完话，全班的气氛非常低落，其中有几个人感觉到危险，开完班前会已经到了时间更衣服不干回去了，造成工作面人手更加紧张。陈忠启和师傅贾正科知道了形势的严峻，师徒俩从换衣服到工作面，没有说一句话，班长分工把他俩分到机头后第四节槽子的断层下面。忠启从不到一米高的溜子上爬过断层，再翻过身向上看，傻眼了，断层处的顶板冒了有十多米高的洞，龇牙咧嘴的石头碴子还不断地往下掉。看到这种惨状，师傅贾正科一把将忠启拉了出来说，你真不要命了，那石头掉下来可不长眼。师徒俩先将靠煤墙的殿柱打上，确保周围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再在断层处挂梁背顶，只要放炮不会崩倒柱子，冒顶就能控制。由于压力都集中到了煤墙，顶板破碎得难以形容，形象地比喻，被豆腐渣工程还严重。所以，炮放得十分艰难，每放一炮都要维护好长时间，等炮放到忠启和师傅的工作区域，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这时是人最困乏的时候，也是事故发生的高峰期，后面三个茬从一点钟就进工作面配合放炮员维护顶板，有时放一炮得维修半个多小时，顶板压力把煤壁压得吱吱响，小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安全帽上，再加上长时间的作业，人困马乏，许多人躺在煤帮上睡着了，溜子还被煤和石头死死地压着，按动开关，正反打都启动不起来，电机艰难地发出嗡嗡的声音，烫得手都不敢摸，连接的减速箱还不时地冒火花……
眼看天亮了，一帮煤都没出来，溜子一点儿也没动，班长急了：你们狗日的一个一个都给我往死了睡，听不见溜子压死了，启动不起来，都是死人……班长从机尾骂到机头，将半睡半醒的人都用脚踢起来，一个一个叫醒进工作面清溜子上的煤，只要溜子能转起来，把放炮的落地煤拉走，人能站起来，维护就好出手了，机头煤已经快挨住顶板了，人都进不去，何谈干活儿。当陈忠启和师傅把溜子上的石头搬到老空，煤清了一大半的时候，溜子开始吃力地转动，但没有转几圈又被卡死了，原来是机尾那几个茬没有来得及将煤墙冒落的石头搬出来，被溜子拉在断层最低处卡住了，再加上溜槽和链子、刮板分离，下面的煤越堆越多，溜槽链子已经飘到顶板上了。忠启和师傅只好一块一块地将石头搬出来，用钢钎将链子别到溜槽里面，待溜子转动起来再站在刮板上，将铁锹卡在刮板上，借用溜子转动的动力，将里面的压煤一点一点刮出来，这些笨办法虽然没有写进安全规程，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却是唯一的办法。一场生别死离的惨重事故，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发生的。
随着全班的齐心协力净煤，再经过反复打反正转的启动，溜子艰难地转动起来了。当陈忠启正站在溜子上用脚踩着铁锹刮煤时，刮板突然弹出了溜槽，链子飘在空中，陈忠启的右腿卡在了刮板下面，此时，转动的溜子距离机头不到六米，一旦链子从机头进槽子转下去，四十千瓦功率的电机就会像粉碎机一样，后果可想而知。师傅贾正科一边慌声地喊叫，快停溜子，夹住人了，夹住人了！一手用力拉徒弟陈忠启，谁知，在这人命关天的节骨眼上，溜子工在打盹睡觉，正科的喊声他一点儿都没听见。溜子在艰难地缓慢运行，刮板已经将陈忠启的腿卡进溜子里，失去了任何的自救能力，师傅贾正科跟在后边，一把将徒弟忠启拉得撂在了老空里，而他自己的双腿，却被卷在了溜槽里面……等从溜子下面拉出来时，师傅贾正科全身上下血肉模糊，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2月2日5点36分这一刻。
为了吃饱肚子，摆脱贫困，这个从陕北农村招工到煤矿的农民娃，老革命家的后代，自分到鳌北煤矿采煤二区丙班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里，几乎没有休过班，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的业绩，就连每年一度的先进个人也没有得过，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矿工，在灾难来临之际，在徒弟生命遇到危机的紧要关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无畏惧地抢救徒弟，献出了生命。贾正科师傅就这样壮烈地走了，徒弟陈忠启陷入昏迷，在紧锣密鼓的抢救中。
“12·2”伤亡事故在全省煤炭系统引起了震动，渭北矿务局要求鳌北煤矿严格追查，从严从重处理，以达到吸取教训的目的，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由矿务局牵头成立了“12·2”事故追查领导小组，结论很快出来了，是贾正科“违反操作规程”严重违章，导致“12·2”伤亡事故的发生，鉴于当事人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陈忠启负次要责任，鉴于在事故中受伤，又是农民协议工，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矿长刘东春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给予记过处分；总工程师肖伟光负主要的领导责任，给予降职处理；相关的职能科室和区队干部做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鳌北人说，这是自建矿以来处罚最重的一次责任事故，往常一个人事故是矿上处理，只涉及区队长这一级，轮不到处理矿级领导，这次事故正赶上全局已经完成上年度安全奋斗目标，新一年度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动员会才开过不到一星期，鳌北煤矿来了个“开门红”，给全局脸上抹了黑，所以事故追查权限升级到矿务局，直接处理到矿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从上到下开始尊重生命了。另一个方面，人死了，责任都由他背上，死人不能说话，也不能争辩了，给活着的人减轻责任，这是煤矿的一贯的做法。煤矿从来没有英雄，也没有牺牲二字，烈士这种荣誉称号更不可能安在煤矿工人的身上。
在处理贾正科后事时，由于他的父母亲年龄大，路途遥远，没有通知，只叫来个表哥全权代理。表哥也没有文化，一问三不知，再加上方言很重，说的话让人几乎都听不明白，他说自己不懂，在他家曾经住过的红军爷爷已经是大领导，得回去打听到了再让他爷爷来处理。
矿上给了二百元，买好回家的车票，表哥就再也没有音讯。最终，家属领了四千元的抚恤金，媳妇安排明年招工到充电房发矿灯，一切后续事情按照程序化处理谈妥了，给钉了口松木棺材，安葬在矿区东北的山坡上。贾师傅时年三十八岁，平凡而艰难的一生就此画上了终止符。
陈忠启被送到医院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永远失去了左腿。他听说师傅为了抢救自己已经不在了的噩耗时，当场又昏迷过去，待抢救醒过来时，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硬从床上滚到地上，要去见师傅。
“12·2”重大伤亡事故涉及两条人命，渭北矿务局要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把忠启抢救过来，否则煤炭部要通报。上级重视，抢救及时，陈忠启保住了性命，局、矿两级组织才松了一口气。
人脱离了危险，治疗的情况就变了。先是矿务局医院催矿医务所结账，而医务所查没有陈忠启的账号，协议工没有医疗账户。矿上说协议工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政策，让采二队和家属找他们公社带队的领导解决，公社带队的开始蛮不讲理地狡辩说，人是给你矿上干活儿受的伤，公社为什么要承担医疗费？而且伤得这么重，公社从哪儿弄这么多钱？人在你们矿务局医院，你们看着办吧。索性一推了之，好像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渭北矿务局医院以未缴医疗费为由，停止对陈忠启的治疗。区队书记、队长多次找矿领导，都以你们自己和家属、公社驻矿干部协商解决搪塞。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队长和书记都在等待事故处理的最后处分，是否能继续干下去还是个未知数，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涉及政策性的问题，不是矿上的权限能解决的事。无奈之下，只好发动全队干部职工为陈忠启捐款，另一方面大伙和家属将公社驻矿干部张全勇堵在了矿劳资科。看到这么多人围攻，而且在矿劳资科，张全勇的话变了，以另一种方式推脱责任，他说，现在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了，公社已经改为乡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社管干部已经解散，事情我知道，都是身边的孩子，当然很同情，可我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啊！等乡政府班子理顺了，谁分管这一块让人家处理，我无能为力了。
驻矿干部的“合理”拒绝，队长书记的爱莫能助，激起了以姚大勇为首的协议工的强烈不满。采二队、采五队协议工集体罢工，一起和家属找新来的乡长解决问题，乡长答应和鳌北煤矿协调处理，结果协调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回音，家属借遍了所有能借到的钱，高街二十三名在矿的协议工每人拿出五天的工资捐款，仍然不够支付每天高额的治疗费。
绝处逢生，鳌北煤矿年度吸取教训的安全会就要在矿俱乐部召开了，在绝望中的高街公社二十三名农民协议工，还有其他乡镇的农民协议工再忍受不下去了，贾正科和陈忠启的悲惨结局，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他们在1月23日集合三十四名协议工来到渭北矿务局医院西北的墙角上，将埋在那里的陈忠启那条血肉模糊的左腿挖出来，用白布包住，抱着冲进了会场。
这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公安科强大的警力将协议工当场抓捕，这个事件在全矿务局引起了很大的震惊，渭北矿务局连夜在鳌北煤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这次的群体事件。局长范能源亲自到会，严厉指出：鳌北煤矿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件，不能单纯地以群体冲击事件对待，这是一起严重脱离群众，拿矿工生命当儿戏的违法事件，是让我们矿工流血又流泪的严重渎职案件，一死一伤，给全局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事故还没有处理终结，就这样对待伤者，这是造孽，你们还是人吗？还有一点儿同情心吗？假如伤者陈忠启是你们矿领导谁的兄弟，咋办？是你儿子咋办？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大部分人是从煤堆里钻出来的，你们有良心吗？你们给党把脸都丢尽了，让我咋样说你们好，问问自己的良心去吧。
范局长越说越气愤：你们要知道，国家推行农民协议工政策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建设转移，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另一方面补充我们煤矿井下一线严重缺员的问题。试问，让你们的兄弟、孩子去一线挖煤，你们让去吗？肯定不让。我敢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谁的孩子在一线挖煤！我们要有同情心啊！矿务局采煤一线农民协议工已经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离开了协议工我们就要停产，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同志们？！
局长范能源的震怒，让鳌北煤矿每个领导的脸上都没有了光，尤其是矿长刘东春、书记李高明更是无地自容。矿长刘东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错误，给矿务局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给伤者及家属在经济和心灵上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我检讨，我请求组织给我撤职处分。但是，还请求范局长等我把陈忠启的治疗费落到实处，就是从我家里拿钱也不能让矿工流血再流泪，我要给组织、给局长、给全矿的协议工和忠启本人及其家属一个圆满的交代。
书记李高明说，因我工作的一时疏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我有一定的责任……局长范能源打断说：这是疏忽吗？这是严重的失职，你还“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全在你身上！一个上万人大矿的堂堂党委书记，制定政策管干部，竟然管成这个样子，应该感到羞耻，还谈一时疏忽。李高明低下头说，我负全部责任，我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对农民协议工的用工制度理解得不够全面，总以为协议工是农民身份，和矿上只是雇佣关系，后续的问题应该由地方处理，所以没能履行监管职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情感和人性，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检讨……
会议形成决议，由局长范能源任组长，鳌北煤矿书记李高明、矿长刘东春任副组长，联合各职能部门，组成“1·23”事件调查领导小组，用一个月时间，妥善处理好这起事件造成的恶劣后果，将陈忠启的医疗费落到实处，让伤者及其家属放心。矿党政除了接受对事故本身的调查处理外，针对工作失职情况，写出深刻检查，在局常务扩大会议上检讨，以儆效尤。
鳌北煤矿采二队溜子事故虽然性质非常严重，但按照煤矿事故处理等级划分标准，三人以上才算重大事故，两人事故就由矿务局处理了。而鳌北煤矿这起事故引发的“1·23”事件，其严重程度超出了事故本身，超出了局长范能源的预料。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五天，《国家能源报》在三版右下角做了相关报道，标题是粗大的黑体字：“鳌北煤矿安全会议上的血腥事件”。不看内容，仅标题就让人触目惊心。文章这样描述：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需煤炭的大环境下，记者紧跟政策引导，深入我省大型煤炭企业鳌北煤矿进行采访，正好赶上这个矿召开年度安全事故教训总结会，而蹊跷的是会议正在进行期间，该矿工人集体冲进会场，竟然把在井下受伤矿工的残腿抱到会场。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了解，断腿的矿工叫陈忠启，是煤炭系统用工制度改革后，从农村招收的第一批农民协议工，在井下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抢救治疗期间，医疗费一直得不到解决，无奈和愤慨之下，该矿三十四名协议工和受伤者家属将残肢抱进会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问题尽快解决。据了解，此事已经引起渭北矿务局的高度重视，定性为“1·23”事件，该局主要领导组织召开“1·23”事件专题会议，成立调查领导小组，从严查办失职人员，做严肃处理。事件处理情况，本报将持续关注。
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西山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季双葵看到后，在第一时间批示，问题性质十分严重，煤炭厅组成工作组立即调查，尽快拿出处理结果，消除社会影响，使受伤矿工得到有效的治疗。
调查结论：陈忠启医疗费得不到落实是按照协议工合同，矿上每月从协议工工资总额中提取17%打到公社账户，工伤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返乡安置费由公社承担……而陈忠启因医疗费得不到落实，延误了转院治疗的最佳时机，才失去了一条腿，这个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行政变更，公社处于向乡镇过渡的调整期，对派出协议工的管理工作交接不及时，安排不妥善，导致前期公社驻矿干部张全勇有机可乘，利用漏洞，欺上瞒下，不仅克扣协议工工资，还伙同鳌北煤矿劳资科干部郑庆东、高街公社原党委书记田金贵，采取报假账、虚假购置办公用品等手段，将提取协议工17%的工伤医疗费中饱私囊。最后，郑庆东以贪污罪被矿上开除，田金贵经过县纪委调查取证，以收受贿赂罪被降为一般干部调离岗位，张全勇退回截留虚报的所有款项，被乡党委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解除聘用合同。陈忠启的医疗费用最终得到了解决。
《国家能源报》对这一处理结果，也写得非常详细：
经调查，导致“1·23”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鳌北煤矿和签订合同的原高街公社（现为高街乡）在履行合同期间，公社行政体制改为乡，造成双方财务管理出现空档，财务监管形同虚设，原高街公社主要领导勾结鳌北煤矿个别干部，截留并贪污协议工工伤医疗费。鳌北煤矿明知问题严重，却未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延误了工伤治疗最佳时间，导致受伤矿工终身残疾。事后鳌北煤矿向渭北矿务局做出深刻检查，对双方当事人做了严肃处理，渭北矿务局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了“心系矿工，服务一线”的大讨论活动，防止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1·23”事件反映出煤炭系统用工体制改革上的滞后，东区三个矿务局同样遇到农民协议工管理不到位，甚至出现空档的问题，若不能有效地填补体制的漏洞，必然出现比“1·23”更严重的事件。协议工不改变农民身份，让他们普遍认为，干得再好，还是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因而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虽然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制度的缺陷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适当的调整，农民协议工可能会出现大批返乡，其时必将严重影响我省煤矿事业的长足发展。
此稿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责令煤炭厅做深入调查，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煤炭厅提供详尽的调查报告后，副省长季双葵带领人事厅、财政厅、煤炭厅在鳌北煤矿召开煤矿井下用工制度改革现场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季省长说：农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骨干力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耘劳作，为我们生产粮食，是最伟大、最值得尊敬的人。煤矿是最艰苦的高危行业，当其他人都嫌弃艰苦不愿下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农民，无可非议，农民能吃苦，他们穷需要钱，积极地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可以缓解井下缺员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但是，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上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化，由于制度缺陷，同工不能享受相同的待遇，加之我们的个别干部利欲熏心，管理上失职，才导致鳌北煤矿“1·23”事件的发生。希望煤矿的各级领导干部，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深刻吸取教训，设身处地站在矿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会走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事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今天我们召开这个现场会，就是要解决和处理好协议工与正式工的差别问题，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同工同酬，消除不合理的条款，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协议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这场规模大、规格高的专题现场会，意义非同一般，推动相关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农民协议工由以前的公社和煤矿双方管理，改为由煤矿直接和农民协议工签订合同，身份不变，和全民所有制工人享受同等的工伤待遇，协议工按照每年15%的比例转为正式工。
此项政策的出台，缩小了协议工与正式工的身份差别，是用工制度的一大进步，解除了协议工的后顾之忧，尤其是每年从优秀农民协议工中转正15%的政策，调动了全省两万名农民协议工的积极性，稳定了采煤一线这个脏、累、险的特殊行业、特殊岗位的职工队伍，为全国煤炭系统用工体制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煤炭结构体制深层次的改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陈忠启治疗痊愈后装上了假肢，回到农村享受到和正式工一样的待遇，娶妻生子，经营着自己的责任田，虽然成了残废，但在这个祖祖辈辈靠天吃饭、以农为生的偏僻农村，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但是，当他每次想起师傅贾正科为抢救他而献出了生命，总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年清明都要到坟地给师傅扫墓，三十多年来从未间断。陈忠启说：“和师傅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师徒俩形影不离，师傅吃什么我吃什么，农忙季节师傅步行二十公里的路程，帮我家收割麦子干农活。那时的农村条件极差，晚上和我睡在麦场上，看着星星说着他那很难听懂的陕北话，村上人羡慕地说，煤矿上的人就是实在，地里干活比谁都卖力，能有这样的师傅陈忠启烧高香了。”陈忠启说，师傅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我到煤矿能遇上这样的好人是我的福气。但万万没有想到师傅为了救我他却走了，从此阴阳相隔。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师傅我内心的愧疚无法形容，师傅那和蔼亲切的面孔浮现在眼前，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声呼喊：贾师傅，我想你啊！我曾经有好几次都想随你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