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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老师的作品《我又能说话啦！》，刊发在1966年第3期《中国摄影》杂志第56页。标题下有一行小字：“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青年医生杨仁中（左）创制‘人工喉’成功”。
作品拍的是一位叫李树义老年患者，在“人工喉”手术成功后，给家人打电话的场面。
患者右手持话筒，满脸喜悦。在患者身旁的是青年医生杨仁中。
杨医生微笑着，分享着患者的喜悦。
在画页右侧，胡明写了这样一段话：
“杨仁中同志发明人工喉，当时由我参加报道，全省影响很大。本报作过多次连续报道，此片为报道之一照片。
胡明 2015.8.8。”
85岁的摄影家胡明老师，一生有数千张照片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拍《我又能说话啦！》那年35岁。
胡明生于1931年10月。1949年参军，1950年开始新闻摄影生涯，朝鲜战争爆发后，曾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拍摄了鱼隐山1089.6高地反击作战和东线抗登陆战斗的真实场面。
1964年胡明转业到《济南日报》社，先后任摄影记者、总编室副主任、摄影部主任、山东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有多幅摄影作品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藏。
冯立祥是2015年8月8日见到胡明老师的。
与拜访其他摄影前辈略有不同，一周半后，冯立祥收到了胡明老师的一封信。
信中的头几句是这样的：
“立祥同志：你好！
济南一别，已有数日，想念你这样的年轻人。
你此次来济，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详述……”
除了书信之外，胡明老师还寄来了一份共11页的长文。8开信纸，钢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胡明老师还说：“虽已进入电子时代，我也没有学会，敬请原谅。”
胡明老师在长文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不少段落，写得真实细腻：
“我是1949年年底，成都战役结束后，在部队返回川东地区剿匪时，调入团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战地宣传报道工作的。所使用的照相机，还是我的前任报道员1948年淮海战役时的战利品。具体什么牌也不知道。
照相机体积稍大，是折叠式6×6底片，日本造。没有闪光连动，没有对焦，相机全靠个人经验定距离、光圈、速度，相机最高速度为1／250秒。现在恐怕很难见到此类型相机了。
相机尽管破旧笨重，行军作战携带也很不方便，但我仍十分珍惜它、爱护它。还跟随我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胡明老师写道：“从采访拍摄到进入暗房中冲卷、印放照片、写文稿和照片说明，直到发稿。一条龙式工作法，在我们这一代，延续了四十余年。”
胡明老人还回答了冯立祥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自己掏钱买胶卷，确实有，我也算一个。
当时，环境不一样。公家发给我们的胶卷数量少、感光度低。为了更好地完成采访任，只好自己再买点作补充。”
附：在杂志第71页，胡明的作者手记是这样写的：
“1965年5月初，山东医学院耳鼻喉科青年医生杨仁中同志，在济南市群英会上，介绍了自己研究成功“人工喉”的经验。
大会还邀请了正在住院的患者、济南铁路局退休老工人李树义，用“人工喉”讲了话。
在老工人李树义出院时，听说他要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来人接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拍照的好机会。
一个失去了发音器官，能听不能说的‘哑人’，第一次能和亲人讲话，感情一定会很激动，很丰富，于是我决定抓他打电话的镜头。
为了使照片更有说服力，我把陪着他去打电话的‘人工喉’创制人杨仁中同志地起摄入了画面，经这样的造型来表现就比较理想了。
用双镜头反光照相机，胶卷定21定，光圈F5.6，速度1／60秒，加用万次闪光灯。
1965年5月25日。”
冯立祥补记：
85岁的胡明老前辈，军人的气质。
一眼看去，胡老年轻时，应该是虎头虎脑的、典型的山东大汉。
老人家给我写的信，钢笔、蓝黑墨水，字字句句，具体、详实，让我十分感慨。
胡老的信，我会好好保存。
我有时想，我给老同志们拍的人物肖像，倘若拍得不太理想，我会内疚、惭愧的。
胡老肚子里还装了许多故事，
那天中午在胡老家吃饭时，胡老曾讲了几段，在朝鲜战场当记者时的往事。
志愿军缴获了美军的罐头，一位小战士但不知何物，以为是地雷或手榴弹，就往战豪外拽，感觉总是不响。
一位胆大的战士，试着砸开了罐头，嘿，牛肉的，喷儿香。
当年，国内送来的慰问品中有青岛啤酒，罐儿装的，这在当时还不多见。
有位战士打开了一罐儿，感觉好像不对味儿，酸的，还有点苦，就撇了，又打开一罐儿，小声儿嘀咕，怎么还不对味儿呢？
离天胡明老师家之前，胡老翻出一册自己的摄影作品集，端端正正地写下：“冯立祥同志雅正。胡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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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中：患者的喉部，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在拜访胡明老师时，冯立祥随意问了一句：“后来，您和杨仁中医生，有过往来吗？
胡老说：“当初，我给他拍完没多久，他就被批判了，‘白专道路’的典型。”
胡老说：“虽然一直没联系过，可我知道，他就在济南人民医院。这么着吧，咱们先吃午饭，吃完我领您去看看杨医生。”
冯立祥满脸歉意地说：“您还是先歇会儿吧，稍微眯一会儿。”
胡老说：“不用歇了。”
一行人先奔了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一打听，年轻的大夫们都不清楚。
有一位老护士长想了想：“听说过这么一个人，您到院外的专家楼找找？”
时值夏日三伏中的第二伏，闷热潮湿。走不了几步，就是一身汗。
众人终于找到了专家楼。保安不让进。
电话打到杨仁中家，老人不在。
杨仁中家里人怕来的是骗子，就说：“改天，您再来吧。”
冯立祥问保安：“杨医生在哪儿办公？”
一行人转来转去，在一座老旧建筑中，看到了一个牌子：“山东省耳鼻喉科研究所。”
85岁的胡明和83岁的杨仁中，拥抱在一起。
杨仁中在《我又能说话啦！》画页下册写道：
“病人李树义用中国人工喉大声说，毛主席……
杨仁中 2015.8.8。”
整整50年过去了。
杨仁中，中国人工喉的创造发明者，他的语音康复医学工程系列，经受了50多年的时间，3000多患者的重复验证。
杨仁中，1933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1953年秋，杨仁中跨入了山东医学院。1955年被推选为全国三好学生代表，进京参加中华全国学代会，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6年，杨仁中被安排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实习耳鼻喉科。1957年，杨仁中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开始工作在耳鼻喉科临床第一线。
杨仁中多次接触“半路哑人”，他试着从祖国医学、科学文献找材料，同时从民间流传的许多发音玩具中受到启发，并多次解剖小动物的喉标本，探讨发音器官的构造和功能。
经过上百次实验，他和同伴们共同探明了把气流送入口腔的特殊进路，从而制出奇巧的弯管，又设计出别致的发音器，二者的组合，成为“中国人工喉”的雏形。
1958年国庆节前夕，戴上“中国人工喉”的患者发出了声音。
但是第一型人工喉有很多不足，有待改进。杨仁中和人工喉科研组，从医院走向社会，深入工厂，在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青岛橡胶厂大力协作下，中国人工喉逐渐发展到第三型。
1959年，杨仁中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65年10月，全国专家组的耳鼻喉科专题委员会，对第六型中国人工喉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这是一项耳鼻喉科创造性的发明。
1975年，中国人工喉（8—5型）荣获全国卫生科学大会奖。
杨仁中，作为我国著名的语音康复医学开拓者之一，被人们赞誉杨仁中为中国人工喉之父。
1978年，杨仁中再次被选为全国和山东省医药卫生先进工作者。
1986年杨仁中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全国劳模津贴。
1994年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东方之子”专题，对杨仁中教授进行了专访。
在杨仁中一生之中，曾七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三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他的业绩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在杨仁中的工作室内，墙上挂满了锦旗与奖状，书架、书桌、沙发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
83岁的杨仁中老人说：“五十多年了，我的专业课题研究，没有止步……”
三人畅聊至酣，杨老起身，在堆积如山的书桌上，抽出两本书，分别签赠给胡明老人与冯立祥。
书是精装的，淡绿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大字：《中国人工喉和杨仁中》。
冯立祥补记：
杨仁中医生送我的书《中国人工喉和杨仁中》，是山东出版集团、山东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是“山东当代文化丛书”中的一卷。
这是一本传记，作者是梁海柱、周天增。
书中第2页，有这样两段：
“——1977年，介绍中国人工喉研究过程和性能的科教片‘中国人工喉’在第14届国际科学教育电视节上，从141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金质奖。”
“——1983年，美国纽约医学专家阿波伦·马丁教授，见到中国人工喉后感叹地说：‘中国有这么好的技术，不应该限制在中国，应该向美国、向全世界推广，为全世界病人服务！’”
同一页上，有一幅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图片说明是这样写的：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第三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杨仁中等全国卫生科技人员代表（毛泽东身旁第一人为杨仁中）。
在研究杨仁中医生有关资料时，我读到过这样一段文字：
杨仁中在山东医学院上学时，被选派参加了进京参加了第十六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有机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要排队和总理握手，杨仁中先是排在前面，握完了手，又赶紧排到了队尾，周总理握到最后，发现和杨仁中握过了，笑着说，“这个小家伙”。
总理还问过杨仁中来自哪所学校。
多年之后，杨仁中有机会再次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一下就认出了他，说：“你是山东医学院的小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