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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从小崇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无论在学校，还是走向社会，我都把屈原作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
说来也巧，我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亦有两位姓屈的先生对我有过重大影响，这两位屈先生都对我有知遇之恩。
一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屈维英，一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总站黄河水文专家屈开成。
当时，屈维英在兰州新华社甘肃分社任记者。他去陇东采访时，当地文化部门一位领导郭凤奎老师向他推荐了我。屈维英便给我所在的水文站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县城招待所找他。我接到这个电话，心情激动又复杂，能够拜访新华社记者，机会难得。但是，当时正是汛期，水文站有规定，除了大龄未婚青年去相对象，其他事情不得请假。可是，身在荒山野外的我，哪里有心思找对象，况且，也很少有人给我介绍。我思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便对站长说，县城有个熟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明天去见见，站长便准了我的假。
第二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拜会了屈维英。
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屈维英不仅成为我努力学习，勤奋创作的恩师，而且成为关心爱护我的兄长。在他的关心帮助下，我在文学创作的选材、构思、运笔等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我对他很敬重，很感激，不久就对他说，“屈老师，我想以后叫你屈哥，行吗？”
“行啊，我也喜欢你这个勤奋向上的弟弟。”屈维英高兴地说。
此后几十年，我与屈维英无论见面，还是通话、通信，以及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问候，我都叫他屈哥，他过去叫我占功弟，现在叫我占功老弟。
我在野外时，屈哥积极向省城有关报社等单位推荐我，为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操着心。后来，我调到了地处中原的黄河报社，他还来报社看我。屈哥大我十几岁，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但仍然笔耕不辍，有时把他新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诗词歌赋发到我的手机上，我欣赏后，赞叹不已。
屈开成先生是从人民解放军某部转业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的高级工程师。我所在的野外水文站的上级领导机关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有时候我去兰州总站，认识了屈开成先生，我们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兰州总站的上级领导机关——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局长董坚锋带着刘万民等有关负责同志，从郑州抵达兰州检查工作，屈开成先生向董局长和刘万民同志推荐了我。董坚锋局长得知我多年来在基层完成本职工作后，坚持创作，收获颇丰的情况后，决定调我到郑州工作。随即，屈开成给我打电话，要我尽快做好准备，一周内到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机关报到。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从西北荒山野外的水文站调到中原省城郑州，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先从事编志修史的有关工作，后编辑一份内部刊物。几年后，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报黄河报社任编辑记者，直至退休。
董坚锋局长是一位老黄河，他既是领导干部，又是技术专家，建国后黄河多次大洪水，他都参与了预报及其领导工作。他曾带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骑马考察黄河，以及徒步考察黄河，大河上下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收集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数据和有关资料，为造福黄河两岸人民，为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治理黄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为治理黄河的教育事业，亦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坚锋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和蔼，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
我很感谢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报黄河报总编辑邓修身老师，这位前辈将我调进黄河报社做编辑记者工作。
黄河报是专业报，具有国内统一刊号，是对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
邓总编还带我一起采访了黄河水利委员会老主任王化云，我们合作采写王化云的专访“白首不移治黄志”，在辽宁省出版的《老同志之友》杂志发表后，被评为优秀稿件奖。邓总编还和我共同采写了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袁隆等老同志，专访稿在《中州纵横》等刊物发表。
邓总编是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治黄新闻工作者，德高望重，才华横溢，而且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在他的领导下，黄河报各项工作都不断取得好成绩，我也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成长。
邓总编对治黄新闻事业的重要贡献永远铭记在黄河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