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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到家后才看手机，发现来面试加我微信的人给我留了几条言，虽然她卡着五点多给我发消息，我看到时候还是迟了一会儿。
其实我看到她来面试时候有点惴惴不安的，我觉得老板的自信是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上，但现在时代变了。老板给我讲过几个过去面试者的故事：第一位面试者对我老板说如果他能在这里工作一年拿到工作经验，可以接受不拿任何工资。第二位面试者为了过来工作花了8万加币依托中介找个能提供雇主担保的公司，中介把他介绍给我老板，说这个人可以拿底薪干两年，也没提任何佣金的事。直到这个人给老板陈述自己过来的经历，老板才知道自己免费发在华人论坛的工作居然还能这么利用，中介几乎什么都没做就拿到了8万加币。
这几次相似的上当事件让我推理出其实中介口中的“独家雇主资源”也就是华人论坛别人发的广告，其实也没有什么独家人脉。我仔细一想一个需要盈利的正经公司怎么可能长期成为华人中介的“培养皿”呢，一般来说留学生至少要在那里工作1-2年才能移民，其中如果员工不合适还硬保留着，可能造成的损失都要比中介给的佣金高。这样的经历让我再看到中介哄骗别人说自己可以做担保移民都忍不住前去阻止。
藉由这两个面试者的低三下四的求职经历，老板对自己的定位也从这些面试者的上级变成了救赎者。老板觉得自己并不是压榨这些员工，而是给他们帮助，让他们无需被中介榨干一层油就可以得到这份珍贵的岗位。至于我自己沦落到这样一个和我原来的经历毫不相关的岗位也是拜中介所赐，中介以手头就有我专业相关的高薪工作为由让我不假思索签订了移民合同，在我签好后对我说该岗位已经招满了，让我去试试其他岗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老板只要不像其他中介那样无下限，就可以显得足够良心了。
我觉得这个面试者和老板以往的面试人员毫不相同，她有安省的硕士学位，这意味着她除了我说的一年本地工作经验打底的经验移民途径，还可以靠学历走安省硕博途径移民。所以她不一定会为了移民来公司委曲求全。
微信里她先是自我介绍一番，中文名字叫武紫涵，英文名叫Sophie（后称呼为“苏菲”）。在收到我的欢迎后，她主动解释了一下“武”这个姓是他们少数民族汉化过来的姓氏，她是内蒙古的满族人，在她解释后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高大。
从我们两方发信息的频率来看，她比我好像更弱势一些，见我俩互相备注完没话可说，又主动展示了她养的柯基。小狗皮毛非常光亮，眼睛有神，看背景应该是养在公寓里面的。她还给我看柯基出去遛弯的一些照片，精心修剪好皮毛的柯基在绿莹莹的草地上撒欢跑。
见她这么热情，我就问她：“你在这边养的狗吗？”她说是的。还给我展示了给狗开的ins和小红书账号，已经有几万个关注者了。她说她养狗有几重考量，除了觉得可爱，也想把做宠物博主当个副业。她毕业后这半年都没有找到任何全职工作，做饭、照顾狗和找工作三件事把她的时间占得满满当当。
后来问我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我说可以。这时她才告诉我她在第一次电话面试的时候，在住址问题上撒谎了。当时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住址在密西沙加，也就是离我们公司大概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其实她目前的住址是在温莎。她是在温莎念的书，刚刚毕业，也就是说她为了这次面试开了100多公里的车。
老板说让她下周来试工，还问她有没有找好住处，自己家有套房可以便宜租给她，并让她在面试结束后就去自己家里看。套房的意思是带卫生间的卧室，和“主卧”布局类似。在加拿大，很多人建房时候就会考虑到要出租盈利，所以一个家里会有很多带卫生间的“主卧”这样看似荒唐的布局。这套说辞老板也对我说过，我当时对老板说我已经租好房子了。她给老板的理由是自己和男友加上狗三个一起不方便。电话里她对我露了底，说不想去老板家住才这么说，因为等开学男友就要回到学校，她就要自己住这边了。
听到她立马搬家，我忍不住劝了下她。我心里最大的顾虑是她可能太过自信，把“四大”实习经验当做金字招牌了。小公司和大公司的工作流程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我老板根本不在乎那段经历，如果她来了不能立即上手，我老板可能会毫不留情开掉她。但她毫不在意这种可能，还对我说这个工作只是搬家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实在是不想继续待在温莎了。
一提到住址她就向我大倒苦水，她说她后悔选了温莎大学，附近连一个可以工作的公司都没有，只能用穷乡僻壤来形容。她对温莎的破旧落后异常愤怒，觉得这样的环境会让自己和那些拿着福利、没有上进心的本地人没有区别。作为学生的她在温莎花了大量的钱，温莎却什么都不能提供给她。温莎旁边就是美加边境，对面就是著名的底特律——因为汽车工厂迁走而荒废的城市。而温莎甚至比对面还荒凉，很多人在底特律工作，却住在温莎。
她还给我讲了一件有精确数据的，让她匪夷所思的新闻：加拿大政府曾推出一项名为“加拿大学习基金”（Canada Learning Bond, 简称CLB）的福利计划，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可以无条件获得2000多加币的子女教育资助金。这样帮助学习白捡钱的话居然第一年领取率只有16%。她把这个数据解读为自甘堕落，觉得那些人连政府白给钱都不愿意读书，可见有多不自律。
苏菲那么评价他们，我并不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走来的。中国的教育一直强调努力的作用，我们父母的一代也是努力和知识的受益者，我们也用父母一代的经验规划我们的人生道路：进入精英学府-获得上流社会的工作-住进高档社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地去完成这个路径上规定的一切要求。
在她的口中，这所学校辜负了她的期望。在学校的宣传里，工作机会，实习机会都是必然都会有的。而且她也有足够的信心能取得足够好的成绩，拿到学校提供的最好的就业资源。可周围荒无人烟，没有什么好的公司可以接收她，让她对自己美好未来计划的第一步就落空了。
在听完她连珠炮一样的抱怨后，我其实觉得她瞧不上的本地低收入家庭不领教育基金，和她没有成功在毕业后进入好公司说的是同一件事。留学生以及中产以下加拿大本土学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处于“你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况，这也是我在工作后才慢慢想明白的事。
在接触到加拿大较为富裕、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家庭后，我发觉他们早早就全盘规划子女的时间，培养各种技能，以便日后能在（主要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录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试想，哪家的8岁孩子竟会有如此远见，要去学习演奏大号或者女子高尔夫——这些在大学录取官员眼中可以加分的项目？又是谁家的13岁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非同一般的组织技能和前瞻思维（甚至缜密翔实的规划），要按照《普林斯顿评论》的指导来安排生活——因为这本宝书告诉学生，要加强他们在申请大学时的竞争力，不妨尽早挑选一项社区服务工作——于是年复一年坚持下来，到了中学毕业那年，每周做两个小时的义工？
当我在上大学时候也和苏菲一样，只想着完成作业，让考试成绩更好一些，其他什么都没想，丝毫没有注意到其他同学早就开始申请实习，结交专业人士。找工作，并不是从毕业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入学第一学期就开始铺垫。在《优秀的绵羊》这本书中，德雷谢维奇曾这样写道：“拥有更多，唯一的意义就是超过其他每个人。没有哪个国家非得要20000颗核弹头，除非别国有了19000颗。同样，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想一想，要这么多到底能有什么用？——除非已经有学生参加了10项。”
当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通过家里或者更敏锐的信息渠道或者他们那个群体的规则secure（锁定）了一个顶尖公司的实习，然后再拿return offer（在某公司实习结束后提前拿到该公司的正式录用机会）。也不会有人告诉我，公开招聘有时候只是做做样子，实习生就已经把校找名额占满了。
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书里主要讲述的是美国的高薪职位（投行、咨询和律所）的招聘内情。高薪是指能给应届毕业生提供15万美元年薪起薪（或者换算成RMB就是年薪百万吧），针对的毕业生群体主要来自哈佛、耶鲁或者再加上美国高校Top 15中的其他一两家高校，但往往总计不会超过三家。作者加入了高薪职位雇主的HR团队，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详尽的记录，得出了许多结论，但最主要的观点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对高薪职位候选人的选拔过程，将精英阶层出身的学生置于了更有利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阶级固化。
我问过我一个在伦敦政经读了法律之后回国的朋友，她说她也经历过非常相似的招聘场面。这种隐秘的经验，被她应用在了回国求职的过程中。由于那时候国内头部的几家律所的创始合伙人，基本上都是美国顶级法学院毕业的，或者有在美国精英律所工作经验，所以他们回国之后创立的律所在招聘的时候，运用的招聘逻辑和套路基本上是与欧美头部律所一样的。她面试发挥的不错，很顺利就入职了国内头部的律所。
她总结这段入职经历就如同书中说得一样，这种选拔制度更加容易让家境优渥、教育良好、父母的社会阶层已处于精英或中上产家庭的孩子脱颖而出，对经济条件不好、同样聪明勤奋、教育良好的孩子，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想应聘头部律所的国内应届毕业生，律所会期待看到这个学生已经有在法院或者一线城市不错的律所的实习经验，最好是两份实习以上。这种实习经验，对于中部城市高校里一个出身农村的或者经济条件很不好的孩子来说，获取难度是很大的。不仅源于经济上这些孩子难以向家长解释自己为何去付费额外承担租房和交通成本去干无偿的工作，而且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或者不太了解进头部律所这种求职机会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在律所或法院的实习经验，很多时候是需要文化资本来获取的。说白了，就是你需要搭上内部人士来引荐。很多没有这方面家庭资源的孩子，不仅仅是没有人可以帮着引荐，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可能连寻找社会资源来达成引荐的意识都没有。有时候这种社会资源并不难获得，或许你发个邮件、参加个活动、拜托一下导师、找在他心仪雇主那里工作的师兄师姐主动联系一下，约出来喝杯咖啡或者打个视频电话等等，就有可能；但很多孩子没有这样的意识。
总之，对一个国内中部城市高校的孩子来说，无论他多么聪慧勤奋努力，要想获得一线城市理想雇主的offer，真是困难重重。而在一线城市的众多高校内部，应聘者厮杀的激烈程度就已经叹为观止了。就拿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来说，这都不算是211高校（但学生求职时能占地理位置在上海的光），硕士应届毕业生一届就有上千人；其他还有复旦、交大、财大、同济之类的高校也都有法学院，以及江浙的知名高校比如浙大、南京大学之类的很多法学毕业生也都会加入竞争；更别提上海也是很多海外留学生回国求职的首选地（因为有对留学生很友好的落户政策）。而几家头部律所每年能提供给应届生的职位，寥寥无几。
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逻辑，大的公司希望你在本科毕业之前就有非常好的实习经验，而这约定俗成的期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提前参悟到的。市场上也有求职辅导机构，向没有求职经验的应届毕业生们提供求职和面试辅导服务，并且聘请了一些头部公司的业内人士去做培训。但我反思这样的公司，究竟是帮到了谁呢？其实还是帮到了家庭经济优渥、资源丰富的学生。这样的就业辅导机构的存在，其实是加大了不平等，而不是缩小了不平等，因为有财力和意愿购买这种服务的群体，往往本身就是已有较大优势的群体，而不是那些最欠缺这方面指点的群体。
那天还有个小插曲，晚上老板送我回家后，在我做晚饭时候，突然听到门口有车冲着我家狂按喇叭，我朝窗外一看，居然真是我老板。吓得我赶紧把火关了，快步跑出门问他怎么了。他毫不觉得歉意地说：“小妹，我车刚刚撞了，你帮我看看怎么把记录导出来。”我就把他行车记录仪里的卡抠了出来，插在了他电脑上。经过我和他一段段核实，锁定了7点50多分，也就是他来找我的十多分钟前撞了车。
在核实过程中，我有个尴尬的发现：他如同往常一样，边开车边打车载电话（加拿大边开车边举着手机打电话要吃罚单的），然后聊了下新入职的苏菲。在我不在场，他单独开车时候打的电话里，他描述苏菲是个有着优秀履历，国际大公司出来的稳妥的人，家境也很好。就算他没有决定是否让对方入职，这也成了他吹牛中的一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