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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总是把留学生叫做富二代，但我清楚我和苏菲家境在国内只能算是普通。苏菲对我说虽然学的是会计，但不敢算父母为她出国留学花了多少钱。虽然她父母没有让她还，但她也知道父母盼着她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她学会计就是因为这个专业更实用，而她现在也为前景而迷茫。我想这也是她对温莎有那么大怨气的原因。
布尔迪厄在《继承人》里说：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刚入学的时候，学校让我填过一个调查表，问我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背后是严肃的代际传递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中国学生来说失灵了，因为1999年中国大学才扩招，许多学生虽然是第一代大学生，但不代表家境极度困难。我其实很想找个词形容我这样的留学生，却又不知道怎么总结。
这段时间有个中文新词叫“小镇做题家”，它通常被用来指代来自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较低的原生家庭，考试成绩较好（一般认为下限是能进入211大学），但除此之外别无特长的青年。英文也有个词叫“寒门幸运儿”（privileged poor），出自《寒门子弟上大学》，意思是凭借超常的努力，冲出贫穷社区，踏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群体。而像我和苏菲这样，成绩没有那么突出，家境也没有那么贫穷，却因为国内房价猛涨或者经济腾飞，幸运地出国获得教育的人，虽然有着共同的特征，却没有群体的名字。
我看过一本书叫《留学生的野心与焦虑》（Ambitious and Anxious）讲的是留学生们拥有野心和焦虑双重属性傍身。我们这一代留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承受着父母的期望与压力。父母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资源都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有的父母向亲戚朋友借钱，有的卖房，有些人同时从事多项工作以支付孩子的费用在美国学习。
书里显示大多数这一代留学生都不属于富裕阶级，比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学校打工（因为签证原因，不能在校外打工）。里面还有个让我觉得很现实的故事，作者在美国做调查的时候，一个美国学生问她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都想在学校食堂工作，难道他们不是很有钱吗？更残酷的数据是四分之一的人每周都打工超过10小时。我想如果调查加拿大的华人留学生打工情况，估计会有比这个更大的数字，毕竟公认加拿大留学比美国便宜，学生家境更不如他们。
苏菲说她父母都没出过国，她爸爸下班后为了多赚钱而经常开车送客人去机场，在路上经常会讲起她这个让他们骄傲的女儿。他们都想象苏菲在这边生活的地方是繁华的、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社区，这时我理解了苏菲对温莎的幻灭。加拿大的小镇我觉得很像国内的县城，空旷乏味，出租车都不多，和我们过去生活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构造。
苏菲的爸爸出身农村，虽然没受过很高的教育，但很勤劳，开了个小公司，因为疫情和进出口困难等，现在赚不到什么钱，晚上还要兼职开滴滴，她的母亲现在周末在餐馆打工。我又想起来她给我看她和她妈妈的微信记录，她说“不想干了”、“很累”，我意识到她其实并不是因为娇惯而想要离职，而是在对母亲撒娇。她的父母凭借不懈的工作送她出国，希望她能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生活，而她总觉得会对不住父母的辛劳。
我想起纽约时报描写国内大学扩招的新闻标题——“圆了大学梦，碎了翻身梦。”如今许多政治言论都在强调让更多人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提升学历可以带来更好的财务前景。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良好的教育可能已经无法确保你不在贫困线上徘徊了。我甚至看过报道说美国1/3的接受贫困救助的有大学学位。《华尔街日报》也有篇文章说读研带来终身贫困。尽管苏菲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她自己，但在经济上却更为宽裕。苏菲的生活也不像父母期望的那样拥有更多保障，当然也无法复制他们本被期望遵循的生活轨迹。
苏菲对我坦白说她下班还要兼职做美甲，周末去代购，还想找个地方做芭蕾老师。她在来这里工作之前，为了找到工作除了做了那个“四大付费实习”还找了个数据分析（Data Analyst）职业培训班，那个班价格1万多加币，让她生活压力很大，于是她继续兼职做代写。
苏菲的代写服务是从帮同学完成作业开始的，他们商科一般一份作业给500刀-800刀，差不多两个字一刀，后来毕业了没工作时候也接着作业赚些零花钱。后来她发现学校门口就有代写中介“地推”服务，苏菲问他们需不需要写手，对方看了苏菲的成绩后把她收拢进了团队，后来苏菲才知道自己进的这个小团队其实是一个比她早两年来加拿大的留学生开办的。
苏菲进的团队很小，团队老大姜姜和她关系也很亲密。姜姜是12年来以数学与计算机专业闻名的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简称“滑大”）读财务分析及风险管理专业（Financial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这也是学校最热门、也是压力最大的专业之一。他开办这个团队最开始也是因为自己有需要，当他无法独立完成学校的作业时，就去找身边能联系到的学霸有偿替写，后来身边的朋友觉得他比较靠谱，也都让他帮忙安排，然后渐渐地就停不下来了。
如果在谷歌地图搜索“自杀大学”搜索结果的第一条就会是滑铁卢大学，因为这里课程繁重、毕业压力大，几乎年年都会有学生因无力完成学业而选择轻生。正是在这个学习氛围浓厚甚至略显压抑的校园中，姜姜找到了商机吗。据姜姜对苏菲说，她可以凭借代写中介业务每个月净赚1万美元以上。
苏菲进这个团队没有经过任何考核。姜姜对苏菲说，只要愿意、有能力写的人，都可以直接加入。姜姜解释说前期时候也曾经对写手进行考核，但她发现考核结果和真正的作业结果并不符合，因为有的写手会在通过考核以后，把订单外包给别人。苏菲对我这么坦诚的原因是她想拉我一起加入团队，我不知道她是否从上面有抽成，而且我不太喜欢这样挣钱就婉拒了她的邀请。
苏菲铺垫完那么多后问我说，她很缺钱，一般什么时候发工资。我那时候因为良心实在是不安，告诉了她一般押一个月。她显得很着急，给我说她必须在九月前保持收支平衡（对话的时候8月上旬）。
我问她为什么要卡在这个时间点呢。她好像作了决定才给我说，现在的住处的钱，包括吃饭、养狗、车子的钱，全是她男友付的。她男友还在上学，九月就要回温莎了，到时候她要自己平衡开支。而且给我说了她心里更在意的事：她男友对她并不是那么笃定，如果她拿不下身份，或者养活不了自己，她男友一定会离她而去，而她又没有向父母要钱的选项。
其实在她说这段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在之前，她大概给我讲过她和男友的关系：男友和她国内时候就认识，就在一起了，她男友比她小两岁，但学习不是很好，所以她在国内等到她男友准备好才一起出国的。然后这边也一直一起上学，在一起。在我看来这起码6年的感情，居然不笃定？
苏菲比我年长五岁，见到我不太明白的表情后，给我讲：“一个男的和你恋爱，和与你结婚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然后让我抓紧机会找到还没变得那么市侩的男生一起成长。在苏菲的描述中，她男友家很有钱，包括在她上学期间一直负担他俩的生活费房租，而苏菲负责照顾那个男生。当然这段在我理解中就是她男友家在此期间把她当个保姆利用。而她一定保证自己遵循男友家设计的路线，才能走向婚姻，那个目标就是有一定的收入，同时能利用婚姻带男友移民。
我后来再想她说的话，突然想起那件关于车的事：苏菲男友开的车应该是特别好的车吧，所以才不想让我老板见到。我完全不认识车，对她态度也比较公正，所以她一直没介意让我看到。
会计，本来是很稳定的一种职位，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也变得摇摇欲坠了。我懂苏菲的不安，太多怀揣高学历文凭，却还在向下流动的人了。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降低了，建筑、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图书出版、人力资源和金融等专业领域也没有从经济衰退导致的就业机会萎缩中恢复过来，而这些都是要求硕士学历或者受到硕士青睐的职业。
正如因在博客上记录原汁原味的低薪生活，而于2015年在全国一举成名的琳达·蒂拉多（Linda Tirado）在她的书《当收入只够填饱肚子》（Hand to Mouth）中直言的：“拼命工作却还是那么穷，真令人崩溃。”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很符合我和苏菲的现状：走向贫穷化的年轻人，正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 被困在低薪、低保障、高物价的“新贫世代”，为什么无法脱贫。
我在想“中产阶级”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和苏菲通过教育进入了一个享有知识和权力的阶级，似乎属于资产阶级。拥有文化资本，或者说非经济资本，这有时与现金和资产等经济资本大不相同。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样一种长期存在且深入人心的信念：在一个稳定的、看上去很实用的领域获得研究生学位可以带来个人的增值——这已经不再是成功的保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