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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有麟，山西省临猗县牛杜镇太范村人。1903年出生。在鲁迅的日记中，有时候称呼他织芳。织芳，是荆有麟的笔名。我曾经在电子版的《民众文艺周刊》上看见过署名为姚织芳的文章，大约，这个姚织芳就是荆有麟。
太范村就在我们村西南三四里的地方。我父亲的舅家姨家姑家都在这里，我从小随着父母多次往来此处走亲戚。三四里的地方，并不远，老舅往往赶着马车，我们小孩和祖母坐在上面，晃晃悠悠，晃晃悠悠。马虽然走得并不慢，但是到达的时候，腿脚也会坐得酸麻。当年坐在马车上的我，绝对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我多次路过的太范大队旁边，竟然曾经有这样一户人家，这个家中的长子，竟然以后会成为了我文章中的一个角色。
荆有麟的家，就在太范大队西边的巷子里。他们家开着药铺，在当时的乡间也算是大户人家。他的父亲前后娶了两房妻子，荆有麟是家中的长子，前妻所生。他的兄弟姐妹，皆为后母所生。
荆有麟从小就栽拐，晋南人方言中用这两个字来形容男孩子淘神，邪门歪道多。这两个字究竟怎么写，我不知道，只好用这两个字暂时代替。栽拐的孩子，往往心眼多，也会投机取巧。三岁看到老。纵观荆有麟的一生，其实多是剑走偏锋，总在一个巧字上做文章，和鲁迅交往是如此，以后投靠国民党中统军统也是如此。只不过他后来实在没想到，玩惯了风浪的自己，最后竟然彻底翻了船。
这个从来不会安分守己的青年，虽然生活在偏远的晋南农村，但是也从空气中嗅到了革命后的世界香甜诱人的气息。他不愿意像父辈一样，一辈子守着药铺，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生意人。当然，也或许是家庭朋友之中别的因素，深深刺激着这个栽拐娃的躁动的内心。似乎有那么一个声音，趴在这个年轻人的耳边，轻轻地呼喊：走出来吧！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唉！就我痴活了四十多年的经验所知，世界上真的没有人抵抗的得了这种诱惑，裘德不能，吕西安不能，荆有麟也同样不能。换做是我也不能。
终于在某一天，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偷偷拿了家中的百十块银元，一个招呼也不打，就到外边闯世界去了。根据董大中先生的调查，他先是到了太原，后来辗转来到北京，先是在景梅九主办的《国风日报社》帮忙，开始学习写作。
我第一次接触到荆有麟这个名字，是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之中。后面的注释说是山西猗氏人。我当时心里一惊，他是猗氏哪里人？我主要参考鲁迅的日记还有荆有麟《鲁迅回忆》，杂七杂八凑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几个月后，这篇文章被荆有麟的侄女婿——临猗县前文联主席闫民虎老师看到，他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荆有麟是太范人。后来我专门到他家里拜访，他又告诉了我一些荆有麟的旧事，我据此又写了一篇文章，仍然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
闫老师当时告诉了我一个名字：董大中。他说这个老人在多年前就已经向荆有麟的弟弟妹妹们调查过荆有麟，几年前还送给荆有麟的妹妹荆鸣鹤一套自己的文集。闫老师嘱咐我，可以参考一下。我就在网上买了一套董大中先生的文集，第二本中《鲁迅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二》，用了二十页来记录考证荆有麟与鲁迅交往的细节。有一句话叫我哑然失笑：荆为猗氏县（今属临猗）牛杜镇太范村人。唉，我苦苦追寻了好几个月的答案，原来在多年前，就已经有结论了。可见，读书须广博，总不会有错。
世上总不缺少有心人。董大中先生就是有心人。假如没有他的调查整理和记录，我们现在真不会知道荆有麟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娶了一个妻子曹氏，我们不会知道，荆有麟上学的时候曾经组织过学生运动，我们更不会知道，荆有麟离开家乡的时候，偷拿了家里一千块大洋。其中，五百带在身上，五百偷偷埋在家乡的祖坟上。历史的细节，综合在一起，才会叫我们更加了解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来龙去脉。
荆有麟第一次出现在西三条的时候，出现在鲁迅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北平世界语学校的学生了。同时听鲁迅讲课的人中，我们还可以搜索到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作家诗人冯至，还有高长虹的弟弟高歌。这是题外话。
此时的荆有麟才二十一岁，鲁迅已经四十四岁了。
一个青涩的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一个完全可以做另一个的父亲。
一个是乍行山路的小马驹，一个却已经是见惯了云卷云飞的雄鹰。
我用雄鹰来比喻鲁迅似乎有些莽撞。但是，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这只鹰，其实是一只猫头鹰。鲁迅曾经用自己的形象打趣，他画了一只猫头鹰给别人看像不像他。多少年来，他这只猫头鹰，就那么静静地趴着，冷冷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冷冷地刻画着这个人间，冷冷地描摹着自己胸中的喜怒哀乐，冷冷地叙述着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赞美和批判。
假如，时光再倒退好几年，假如，那个时候的荆有麟也来北京闯世界，他未必有兴趣去拜访一下蜗居在绍兴会馆内的整日只知道抄着碑文的小个子男人。现在，居住在西三条21号的这个绍兴人，已经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更是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巨匠。时光没有辜负这个四十多岁还被别人嘲笑为童男子的男人的满腹才华，终于在某一天，他的一篇又一篇文章，叫天下人震惊，他的一支笔，真的成了一把刺向这个世界的虚伪和黑暗的锋利的宝剑。就像他笔下的干将和莫邪，只一下，就划破了天空，露出了刺眼的光明。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一时间成了天下青年人膜拜的神。他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是他们的苏格拉底，他是他们的穆罕默德。即使在他去世许多年之后，他的弟子们回忆起他，笔底仍然充满了挡不住的虔诚和敬爱，深情和怀念。
荆有麟在走进西三条周府的时候，一定带着同样的虔诚。只是九分虔诚之中，又夹杂了那么一点点年轻人小的狡黠。
人和人的相识相交，说是偶然，其实有很多必然。同样是生活在晋南农村，老家相距很近，情商很低的我从来就没有过荆有麟当年的勇气。不要说拜访某一位学界大咖，就是去一下领导的办公室，都有着几分不自在。
四十多岁的鲁迅肯定早就看出了荆有麟的小心思。但是，乐于帮助年轻人的他，并没有点明。他在此后给了这个年轻人力所能及的许多帮助。
他把他看做弟子，他把他看做恩师。
这次拜访之后的第三天，荆有麟又来到的西三条21号。从此之后，他几乎每天出入鲁迅先生的住所，直到鲁迅后来离开北京远赴厦门和广州。
荆有麟自称：“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即1924年至1926年），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不特听多了先生（指鲁迅）的谈论与意见，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直到先生离开北京为止。”
就当时而言，荆有麟是幸运的，比大多数年轻人都幸运。因为他不但可以结识鲁迅，而且可以走进他的生活。在鲁迅死后，荆有麟回馈他的，其实就只有一本书，书中收录了几篇文章，文中详细记载了他和鲁迅交往的一些细节。幸运的是，他没有把鲁迅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而是用朴实的文笔写出了自己所知道的老师。
不管是谁，只要看了这本书，都会有一样的结论：假如没有荆有麟，人们对一个活生生的鲁迅的认知，真的要打几分折扣。我们不敢下结论说，鲁迅的许多事情从此就无法考证，至少，我们缺少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先生的角度和窗口。
一回生二回熟，时间久了，荆有麟就成了鲁迅府上的常客。
从此，荆有麟这个名字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明显的多了起来。这也足以证明，他所说的几乎每天出入鲁迅家门是真实的，一点也没有夸张。
因为频繁的出入，他和鲁迅的家人也逐渐熟识起来，就连鲁老太太对他都是十分的信任。
就在1924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平师范的大学生杨鄂生冒充学者杨树达来拜访鲁迅，在鲁迅家里装疯闹了一番，鲁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语丝》上。虽然鲁迅后来了解到事情之后，专门为此是在杂志上公开道过歉，但是，这件事给鲁迅家人们留下的阴影却是一时半会消除不了的。
十九岁的诗人柯仲平1921年来到北平，1925年，他认识了鲁迅。并到鲁迅府上拜访。年轻的诗人满腔热情，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自己所做的诗歌。这可把鲁老太太吓坏了，当时荆有麟也在鲁迅宅内，陪着鲁老太太坐着。老太太立刻叫他前去看看，来人究竟是谁。要是还是像先前那个学生一样胡闹的人，就赶紧叫他走。不要叫大先生同他再吵了。
柯仲平是谁？他是云南人，喜欢写诗歌，通鲁迅、郁达夫等人都有交往。后来投入革命，来到延安，大被毛泽东赞赏。因为他的诗风豪放犀利，被人们戏称为狂飙诗人。解放之后，他一直在陕西工作，任职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当时的他凭着一腔热情前来拜访鲁迅，鲁迅先生也对他大为赏识。可是年轻的诗人当时不修篇幅，留着长长的头发，披散着。老太太就很担心地对荆有麟说：听老妈子说，这是个怪人，头发都吊在脸上。我怕大先生同他打起来，大先生吃亏。功成名就的柯仲平后来应该看过荆有麟的回忆文字，不知道他看了鲁老太太对他的这句评价，会有怎样的感慨？他一定也会想起当年的青葱岁月，以及同大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他的心中也一定会涌起异样的感动和一丝酸楚。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夫！
老太太识字，也喜欢看书，特别喜欢看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鲁迅本来就藏有很多中国旧小说，但是老太太都看完了。鲁迅不得已，四处搜求来许多小说，给她看。荆有麟还记载，《呐喊》出版之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拿给鲁老太太看，并给她推荐《故乡》这篇文章，鲁老太太看了之后说道：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说的在座的人都笑了。因为根本，老太太不知有《呐喊》要出版，更不知《呐喊》里的《故乡》，就是他的儿子写的。
《呐喊》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所以，荆有麟所说的《呐喊》出版之后，时间上就有些含糊了。章衣萍，本名章洪熙，安徽绩溪人，胡适的老乡。鲁迅日记1924年9月28日记载：“午后吴冕藻、章洪熙、孙伏园来。” 吴冕藻就是吴曙天。这是鲁迅和章衣萍交往的开始。比荆有麟与鲁迅的结识早了一个多月。由此我们可知，假如这件事情属实，时间最早应该在1924年十一二月之间。
章衣萍的散文随笔《枕上随笔》也曾经记载过类似的一件事：
鲁迅先生的母亲，周老太太，喜读章回小说，旧小说几乎无书不读，新小说则喜李涵秋的《广陵潮》，杂志则喜欢《红玫瑰》。一天，周老太太同鲁迅先生说：‘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及看毕，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好！’（孙伏园说。）
这两件记载是不是很像？但是二者记载，冲突却很多。章衣萍记载的这件事是听孙伏园说的，而荆有麟记载明确写为记得《呐喊》出版之后如何如何。似乎他又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结合二人的记载，当时在场的人应该有好几个，但似乎章衣萍当时并不在场，假如吴曙天当时真的给了鲁老太太一本《呐喊》，这件事，她应该会告诉章衣萍，而章衣萍却通过孙伏园知道了这件事。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又是鲁迅极为亲密的弟子，假如他有关于此事比较详细的记载，那么章荆二人记载的细节真伪，就可以剖见了。很可惜，我手头的资料有限，翻遍了孙伏园的文章，也没有找见有关记载。只好暂时存疑。
这里闲插一句题外话，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是山西翼城人，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才女，也是后来《莽原》杂志积极的撰稿人。她写过很多书，我到京东网上搜了一下，现在还有她当年和章衣萍合编的中国名人故事，孔夫子旧书网上还可以搜到她写的《恋爱日记三种》以及编著的《翻译论》，《翻译论》整理了林语堂、胡适、郭沫若等人的翻译理论，其中，林语堂的一篇序言，已经成为研究他翻译思想的不可缺少的篇章。
她原名吴冕藻，1903年出生于山西翼城县，祖父曾任甘肃道尹。据说她的祖父随口将她与人婚配，丈夫是在宁波一带非常富有的大户人家的子弟，吴曙天不愿意这门婚事，就逃婚到南京求学，由此可见也是非常有主见的不肯安分的女子。
在南京期间，她认识了宁波才子章衣萍，随后同居，后来章衣萍到北京发展，吴曙天也一往随同。就在北京，夫妇俩认识了鲁迅。自然也认识了荆有麟这个山西老乡。在鲁迅的日记中，他们同时出现在鲁迅家中的时间是1924年12月25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午后。
荆有麟的文章中记载说，“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吴曙天女士，随着他的爱人章衣萍，来访鲁迅先生了。”应该指的就是这一次。
据荆有麟记载，吴曙天说她将近六十岁的父亲非常佩服鲁迅，再三称赞鲁迅了不起。荆有麟记载“当时，我很怀疑吴曙天的话，想着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会赞成是新体小说《呐喊》，不是吴曙天想在鲁迅跟前卖关子，便是她的父亲，也是老留学生，所以才能对新型《呐喊》有理解，可是后来听章衣萍说，吴曙天父亲，不特不是留学生，而且是在清朝得过功名的遗老，但赞成《呐喊》，又是的确的。因为吴老先生，还由家写信给他在北平的女儿，要鲁迅其他著作看。”
其实也并不奇怪，谁说遗老一定要有一个花岗岩一样的脑袋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有这样开明的父亲，才会有吴曙天那样的才女？只是此时的吴曙天，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在愉快聊天的时候，在兴致勃勃写作她那些小资情调的文章的时候，哪里会料到，此时的郎才女貌，十几年后，会以她的惨死做了终结。我读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心中压抑的感慨好多天也没有平静下来。所以，忍不住在这里啰嗦了几笔。
一百年的岁月倏忽而逝，一百年的烟云久已消散，一百年前的人物和故事，都成了笔底的流传，一百年前的悲喜都成了后是无穷无尽的演绎。一百年！这个宇宙，究竟会有多少个一百年这样无穷无尽的循环？又会有多少往事被尘土掩埋？当年所有的漫不经心的谈笑，都成了后世皓首穷经的搜求和索引！
我在敲击第一个字的那一瞬间，感觉很轻松，感觉这篇文章，很快就可以完成。谁知道一路走来，竟然是这样的艰难。什么时候可以写完？不知道。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长。我每天在所能够找到的文字中搜求这这些人的名字还有久已湮没的许多往事。我想写出一群人，当年围绕在鲁迅身边的那一群年轻人。他们曾经朝气蓬勃的面孔，还有热情洋溢的精神。
荆有麟和吴曙天自然也在其中。虽然很多资料未曾留下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见，这两个同岁的年轻老乡之间，谈话肯定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