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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日，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有一个专稿《破获特务组织，南京迎来春天》中有一个小标题“荆有麟：三十年特务生涯从未失手”。随后的文字中说：随后出炉的这份特殊时期应变计划，不仅涉及国民党的三大特务系统，而且将宪兵司令部，三青团等组织也囊括其中，由这几大组织全力以赴，在南京秘密布置了三千多名潜伏特务。很快这些特务就消失在古城南京的各个角落，隐藏于一张张普通的面孔之下。作为这场潜伏计划的最高指挥官，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此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场潜伏事关党国前途命运，且由领袖亲自布置安排，必须派得力干将倾力执行，几经考量，毛人凤把潜伏重任交给了一位在军统效忠近三十年的老牌特务荆有麟。
我看到这些文字之后，禁不住哑然失笑。荆有麟是在1949年10月10日被捕的。假如他真的能够当三十年特务，那么应该从1919年就开始当特务了。可是，1919年的荆有麟才十六七岁，还没有走出偏僻的山西临猗乡下，如何能够当特务？何况当年军阀混战尚未结束，他又给谁当特务？蒋介石当时又在哪里？即使追溯到军统最早的历史1931年的蓝衣社，到1949年，也无论如何算不够三十年。所以，有些事情，人云亦云的情形下，有时候连最基本的底线和常识都守不住了。更何况一个区区的荆有麟，充其量也不过军统的一个棋子，他即使真的甘居下流，我们也没有必要众恶归之。义愤填膺是当时人所应该有的政治理念，还原真相则是我们后学者应该有的治学态度。
但是，荆有麟究竟是从那一年开始堕落的呢？我用了堕落这个词，总感觉有点不太妥当。毕竟，在那个时代，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政府，在当时人的眼中，共产党就是在野党派， 甚至就是一个反政府组织。中下层蒙昧的老百姓，有几个人知道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即便是鲁迅也是来到上海之后，逐渐接触了茅盾等人之后，才对共产党逐渐有所了解。假如我们此时就要求荆有麟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从《莽原》周刊上他的文章来分析，可以这么说，至少在北京，和鲁迅在一起的时候，荆有麟还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好青年。他的文章，主旨鲜明，赞扬和批判从来不吝啬。要说此时的荆有麟是谁的间谍，那就是混淆历史。
但是，就从十几年来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年轻人来看，不论是从学识，还是从文笔，甚至从生活的信念上来看，荆有麟都未进入上流。他初中毕业，后来可能自学了很多知识，但是，相比较鲁迅的广博精深，他的这点知识，也就是装装门面而已。他刚开始学习写作，写的肯定不成样子，写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衣食之忧。经过鲁迅的指导，三四年之间，他的写作大有长进，但是，仅限于写一些短篇的杂文，杂感，短篇的小说，应时的儿歌等等。
和他同侪的章衣萍，还写了流行于当时的小说《情书一束》，还有几十篇质量还不错的随笔以及文学理论。他几乎没有长篇作品，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间谍夫人》还被当时诟病，据说结构上很松散。也就是说，从写作上来看，他完全不能和许钦文、柔石、胡也频、丁玲、萧红等人媲美。严格来说，他算不上一个成功的作家，只能算作一个业余创作的小编辑。他也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所以，后来才竭尽全力，奔走权门，想要谋得一官半职，一来可以养家糊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光大门楣。这是他一生骨子里最根底的思维，也是他最终悲剧的最终根源。
《莽原》周刊停刊之后，1926年1月改为半月刊，荆有麟仍然担任编辑，但是，由于狭隘和狂傲的高长虹，总感觉李霁野韦素园为首的安徽一派在竭力排斥以他为首的山西一派，双方的积怨日渐加深。身为编辑的荆有麟，又不是傻子，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此年五月之后，就开始积极四处奔波，为自己寻找工作，最起码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资。鲁迅此年4月6月的日记中，记载了好几条荆有麟前去河南河北的信息。
《马上日记》1926年7月5日条下这样记载：
（日记记载为1926年6月24日）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可见在此前后，荆有麟去了河南，具体做什么，鲁迅没有细说，只是调侃地写了一句：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此时的荆有麟，为了饭碗而奔波，但是应该是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他仍然坚持为《莽原》半月刊做编辑工作，
7月14日前，荆有麟又去了保定，去做什么不知道。只能猜测也是为了寻找工作。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之后，文学创作和精神上，荆有麟就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导师。他的人生方向也就被打乱了。此时的荆有麟，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他已经和金仲芸成家。何去何从？他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
他在文章中说：先生一走，《莽原》自然分散。以后便是狂飙未名二社的对立，这里不想再说下去了。作为当事人，旁观者，他为什么不愿意提及那段历史？应该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在那些年轻人中，他算不上最显眼，他的文章也算不上最显眼。在狂飙未名相争的时候，他算是一个处在局内的局外人，他不是狂飙社员，他曾经想入，但是高长虹不同意，后来狂飙社南下上海，也并没有带他。他也不是未名社员，但是却和高长虹一样是一个山西人。假如鲁迅还在北京，他的处境自然不会难堪，但是随着鲁迅离开北京，狂飙社南下上海，他的处境很尴尬。所以，他不得不为自己打算，这也是人之常情。
1926年7月，国民党开始北伐，9月，已经退出北京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1927年5月，国民政府将冯玉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曾经和荆有麟鲁迅一起吃过饭的王捷三任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南路军秘书长。应该就是在王捷三的引荐之下，荆有麟退出了《莽原》半月刊的工作，开始在北京为冯玉祥办报纸。他给鲁迅去信讨要稿件，鲁迅自然不会拒绝。但是，荆有麟的举动很快就被在北京的张作霖侦查，于是，荆有麟扔下尚未出版的报纸，南逃到南京，办《市民日报》，后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小干事。
1927年7月28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
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在北京办报，其把柄为张鬍所得。他筹办时，对我并不声明给谁办的，但要我一篇文章，登第一期，而且必待此文到后才出版。敝文刚到，他便逃了。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
鲁迅信中所言一个旧学生，就是荆有麟。马二，就是冯玉祥。我们对照时间，就可以推测，荆有麟为冯玉祥筹办报纸，大体就在此年的六月七月之间。
在前面我们说过，鲁迅到了上海之后，荆有麟曾来拜访，并在鲁迅给蔡元培的推荐之下，1928年于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二独立师当了秘书长。从此踏入仕途，进入政界。
说到第二十二师，还要稍微啰嗦几句。1926年7月开始北伐时期，第1军所属五个师中有两个师奉命参战，其余三个师则主要留守在广州、汕头、潮安地区，以拱卫政府中枢。
在前方校军不断告捷的时候，蒋介石以黄埔军校的后续毕业生为基干，以招募新兵和收降军阀部队俘虏作为兵源，编组了两个补充师，此后在将这两个师改称第21师和第22师后，也编入第1军。
1927年，北伐军各部势如破竹、连战告捷。但就在同年4月，蒋介石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此举不仅使部队一度陷入混乱，进而导致宁汉分裂，使国民政府分裂成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
蒋介石却遭到同他势均力敌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压迫，武汉政府方面则提出要重新"合流"必须"倒蒋"。不仅如此，就连黄埔军校校军的二号人物何应钦也想取蒋而代之。在内忧外患之际，蒋介石被迫于8月14日宣布下野，以避锋芒。
战后，何应钦以蒋介石继任者的身份，将第1军扩编为三个军，其中以第1师、第2师、第22师编为第1军，由刘峙任军长; 以第3师、第14师、第21师编为第9军，由顾祝同任军长;以第20师、新编第1师编为第32军，由钱大钧任军长;以新编第2师、新编第3师编为新编第13军，由方鼎英任军长。至于八个补充团，或是裁撤，或是编为军属教导团。何应钦扩军的方法虽然迅速稳定了校军，但却因新桂系地位的提升，以及校军遭到桂军歧视等诸多因素，反使军队内部要求蒋介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
11月7日，蒋介石见时机成熟，从日本启程回国。16日在上海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等人谈判，成功实现了蒋桂的再度合作，何应钦在此情况下不得不交出兵权。
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商讨军队的缩编事宜。蒋介石借编遣会议裁军为名，施行削弱各路实力派、壮大校军实力的方针。在这次缩编中，第1军主力缩编为第1师，师长仍然是刘峙。
有的文章中说，荆有麟在1927年就已经开始为国民党工作，接近鲁迅就是为了特务工作，是一个20年代就活动于文化界的特工。这个说法来源是哪里，我不清楚，因为目前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加以考证。但是，我根据鲁迅的日记所记载的情况推测，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吧。若他1927年就已经有了工作，又何苦在第二年来找鲁迅为自己介绍工作？更何况此时的国民党内部还是一团散沙，荆有麟又是为哪个派别在做特工？说到接近鲁迅就是为了特务工作，就更是无稽之谈。鲁迅在前面许多年对北洋政府的批判，国民党欢喜还来不及呢，又为什么会监视他？所以这种说法基本就是人云亦云的跟风，没有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十七卷第171页荆有麟条下注释：1927年5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0年至1931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县任教员。1936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后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
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部队好好的荆有麟，为什么当了教员？因为据我了解，他的四弟后来被他带到国民党的军队之中，一直效力于军队，最终都去了台湾，混到一个中层。而他自己在中央军作秘书长，凭借着他的学识文采和机敏，竟然沦落到去河北江苏当教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团。我曾经托人专门到现在的安徽萧县，看能否查到当年的档案，过了十二天，终于等来了回信，萧县档案馆查无此人。也是，九十年前的档案，会不会保留是一回事，当年能否保留下来，又是一回事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以加强国家统一，为日后全面抗战做准备，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在黄埔军人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十三太保"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有人称蓝衣社)，1932年又在复兴社内设核心组织力行社，设有一个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它是军统局的最前身。戴笠为处长。
我曾猜想，是否这个时候，荆有麟就已经加入了特务组织了呢？因为好巧不巧，中统前身复兴社的成立，正是在段时间之内。否则的话，好好的军队不呆，好好的文章不做，为什么辗转两地，去做一个教书先生？就算是要做教书先生，假如他去寻找鲁迅帮助，也应该能在上海南京谋的一个教书的差事啊。但是转念一想，不太可能。假如真是1930年前后就开始为蓝衣社效力，那么，到了1949年，将近二十年，几乎可以算作军统的元老了，何至于混到还在国共两党的夹缝里讨生活？所以，要说这个时候的荆有麟已经为国民党效力军队政界自然不假，但是，要说他已经进入特务组织，那应该是不可能的。想来肯定有别的机密事情。至于是什么，那就有待于新发现，新考证了。
有一篇文章《1957年引爆台湾反美事件的女英雄奥特华》，里面说，1932年6月1日，北平《世界日报》对年仅四岁的小画家奥特华的画展做了报道，报道里写道：奥特华女士，一九二八年生于首都，中央宣传部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职员荆有麟先生、金仲芸女士之女公子也，（五月）二十六日为女士四周岁之日，特在五洲公园，举行图画展览会…。
这段话给了我们两个信息，第一，荆有麟的大女儿奥特华出生于1928年5月26日，第二，1932年的时候，荆有麟的身份是中央宣传部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职员。而程堂发先生在文章《潜伏在郭沫若身边的文化特务》中说：1927 年，他（荆有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长期从事特务活动。两相印证，程先生的话就有待商榷了。毕竟，1932年才是一个职员的荆有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1927年成为秘书兼总干事。他若是此时已经成了秘书，还要远远跑到上海求助鲁迅做什么？然而，程先生的话，必有来源。根据他的文章中下一句紧接着就是1939年如何如何，所以，我以为，这里的1927年应该是1937年之误。也就是说，1932年，荆有麟在宣传部是职员，1937年，成为秘书兼总干事。这样才算通顺。
我搜索了一下，1930到1932这两三年之内荆有麟发表文章很少。只发现1931年的一篇文章《力的汹涌》发表在《国民周刊》第35-36期上，1932年《南华文艺》第十五期《脱险》。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荆有麟由于工作的原因，尚在西安，直到两三个月后，才回到上海。他在西安做什么？又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此时的荆有麟，或许，已经加入了特务组织，已经被委派暗中视察某些情况。毕竟，中国共产党的指挥部此时就在陕北延安。他去西安，是否与此有关？
鲁迅逝世后，因为编辑《鲁迅全集》受到阻挠，荆有麟曾经给许广平回信说：周先生著作事宜，经有麟托王子壮先生、周先生老友沈士远先生托陈布雷先生分向宣传部各负责人及邵力子先生处接洽，现已得到结果。
王子壮是谁？他祖籍山西山阴，名德本，字子壮，后来入籍山东。1923年北京大学毕业，也算是鲁迅的学生辈，毕业之后在山东政法专门学校执教，结识了国民党元老王乐平，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清党结束之后，跟随国民党元老丁淮汾入职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5年任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6年，由监察院调到考试院，任职铨叙部政务次长等要职。1937年抗战爆发，随政府入川，1939年，辞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1942年，兼任山东党部书记。有日记十册流传，记录了他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经历，以及当时的政坛派系纷争人事变动等等。
考试院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是应孙中山先生的“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直到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开始筹备。1930年1月6日，国民政府考试院正式成立，戴季陶为首任考试院院长。直到1948年，才改为张伯苓任职院长。
考试院下属三个分支机构，一为日常办事机构，一为考选委员会，一为铨叙部。此时，荆有麟在考试委员会工作，王子壮任职铨叙部次长，二人算是同龄人，又算是山西老乡，王又是荆的上司，所以，荆有麟才能把关系打通到王子壮那里，而由王子壮是否又走了戴季陶或者丁淮汾的关系就有待于重现考证了。我手头没有王子壮的日记，只能待以后查证了。
也就是说，1936年左右，荆有麟就已经去了考试院选考委员会工作。1937年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时荆有麟已从南京来到重庆。有的资料说，1939年8月，重庆考试选举委员会选派荆有麟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防奸防谍训练班”接受训练，正式成为一名文化特务。我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来佐证或者补充这个说法，所以只好暂时使用这个说法。
不过，1940年，荆有麟曾经在《文阵丛刊》上发表《收获》（1940年4月写于歌乐山），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次学员帮助老百姓收割谷子的情景。根据作品中的细节推断，这次应该是国民党组织的专门为军队做宣传训练班，因为里面的班主任说：“工作也许很艰苦，但我们有机会代老百姓服务一次，那经验，那功效，恐怕比我们训练完，跟上军队做宣传，要有意义得多吧？”里面的故事应该来源于作者亲身经历，那么，这次的为军队做的宣传训练班，是否就是有些资料上所说的防奸防谍训练班？假如有足够的资料，应该可以考证得清清楚楚。
不可置疑的是，从此之后，这个从晋南农村走出来的栽拐娃的命运，就彻底发生了改变，而他自己也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