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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庆这座山城，这座雾都，荆有麟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四川，冬天是永远看不到太阳啊。
到了重庆的荆有麟，仍然在用文字，为国民党政府作正面的宣传工作。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此时国民党是名正言顺的中央政府，国共也已经第二次合作，许多左翼作家也在重庆用文字为国家做着宣传。作家们甚至到战地进行访问慰问。从荆有麟的文章里可以推测，他跟随者作家团访问过钢铁厂。
他本来是一个还算有血性有家国情怀的爱国青年，从五卅运动到三一八惨案再到九一八，他都有自己的批判和呐喊，他本来是一个爱国的文人，从北京到南京，再到重庆，始终都没有抛下笔杆子。
所以，仅从文字来看，虽然政见和左翼作家可能不同，但是他的爱国之心在文字中随处可见。即使他做了特务，也不能下结论说荆有麟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特务。现在的问题是，在重庆时期，荆有麟究竟是不是特务？
我在网上搜索下载了有限的资料，看完之后，似乎总感觉有点证据不足的味道。
蒋锡金先生的一篇“追记”，题为《南京解放时的荊有麟》（引自名作欣赏2018第四期陈漱瑜《从蒋锡金先生的追记谈及荆有麟和他的回忆录》）：武汉第三厅时期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有这个荊有麟。以后到了重庆，在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荊有麟便出现了。由于他的行踪诡秘，文艺界对他都怀有警惕性。
武汉第三厅是隶属于政治部，负责宣传，郭沫若任厅长，成立于1938年4月1日。1946年5月30日被撤销。在抗战初期，周恩来曾任政治部副部长。第三厅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还有无党派人士。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重庆期间，荆有麟曾经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工作。因为有国民党的背景，现在又搭上了郭沫若的船，担任了他的秘书，此时的荆有麟，混的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忙的可以说是不亦乐乎。
我的手边正好有一本《郭沫若日记》，这本日记据说是经过郭沫若本人删过的，自然不全，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荆有麟的半点影子。
文化工作委员会，是1940年11月1日，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设立的。 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专任委员10人，有: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兼任委员10人，有: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吕振羽。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铁生(未到任)，实际工作由蔡馥生担任;第二文艺研究组，组长田汉，由石凌鹤代理;第三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
荆有麟，据说就是国民党为了监视进步文化人而插入这个委员会的特务。我专门下载了几篇关于蒋锡金先生的文章还有陈漱瑜的这篇文章，详细看过之后发现，蒋锡金先生抗战时期留在武汉上海，没有去过重庆。那么他的所谓在郭老领导的工作委员会中荆有麟出现了云云，就是后来听别人说起的。在武汉时期没有在第三厅的人何止荆有麟一个，为什么荆有麟出现在重庆的工作委员会就会引起别人的侧目？再者说了，耳闻之言，又怎么能作为确定荆有麟是特务的证据呢？
《光明日报》曾经登载曹靖华的儿子曹彭龄的一篇文章这《父辈们的信念》，文中样写道：个别一贯打着进步幌子，混迹于各进步文化团体的文化掮客，如陈立夫欲提名充当协会主任秘书的荆有麟之流，更经常以看望“老朋友”为名，在协会（指中苏文化协会）各处乱窜。
曹彭龄还记载了一件事，他的父亲曹靖华相机去了解放区以后，母亲总是对外人说去了上海。时间长了，别人都有了疑心，母亲于是教他说父亲从上海回了河南老家去了。此时，荆有麟三番五次前来打探曹靖华的消息，反复问去河南干什么去了。曹靖华的夫人问，你找老曹什么事？荆说没事，就是看看老朋友。后来看实在难缠，只好对他说等老曹回来，叫他前去看你。才把荆有麟打发走。
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想见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他的鄙视，同时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信息，荆有麟此时官运亨通，都已经站上了陈立夫的船。
曹彭龄在这里所说的协会是指中苏文化协会，是1935年，由国民政府张西曼联合徐悲鸿等人在南京发起，孙科担任会长。抗日时期，随南京政府迁往重庆，进行改组，孙科仍然是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任职副会长。张西曼、徐悲鸿、田汉等人任职理事。这样一个团体中，既有国民党官员，也有大学教授，还有共产党的左翼作家们，这个协会，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中苏文化交流而设立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共产党的团体。1940年，进行改组，曹靖华任职编译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任职研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阳翰笙。（资料均引自王锦辉博士论文《中苏文化协会研究》）
我查了一下，荆有麟在《中苏文华》半月刊上，曾经发表过四篇文章，其中1941年三篇，分别是《鲁迅的个性》《郭沫若与鲁迅》《新的血液》1942年一篇《呐喊自序索引》，其中，《新的血液》是一篇小说，其余三篇均与鲁迅有关。因为1940年8月3日，中苏文化协会曾经举办鲁迅六十诞辰纪念，10月19日，举办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荆有麟是鲁迅曾经的学生，所以，做几篇文章，自然很正常。《郭沫若与鲁迅》应该是为1941年11月16日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而做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荆有麟的三观并没有任何不正常。
那么，作为副会长的陈立夫所提名的人就一定是特务？更何况，被提名这件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不是重庆。所以这段话也不能证明荆有麟重庆时期就是特务。
曹彭龄1937年出生，那么在重庆初期，曹彭龄不过三四岁岁，即使荆有麟被枪毙的时候，他也不过十四五岁。所以他的这种说法的来源肯定来自于父辈。看来，作为未名社成员的曹靖华对作为狂飙派高长虹老乡的荆有麟一直存在偏见。不然，同样都是在鲁迅门下，曹靖华就是进步知识分子，荆有麟只能成为文化掮客？荆有麟来看望老朋友，就是别有用心？就一定要定义为特务行为？证据呢？
曹彭龄的这些回忆，也是听父母长辈说的，也是所谓的耳闻之言。同样不能作为给荆有麟定罪的证据。
阳翰笙回忆 ：1941年秋，阳翰笙创作了话剧剧本《草莽英雄》，有一次在“文工会”朗诵并征求意见时，突然荆有麟脸色一变，冷言嘲讽道 ：“阳先生，你专写暴动题材，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呵！”会后，他就向当局告密，于是国民党重庆党部在审查剧本时就没收了原稿，当然更谈不上演出和出版了。不久，国民党当局还将160多个剧本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禁止演出和出版。
阳翰笙当时同荆有麟一样，也在重庆，所以他的回忆就比前面两位更有说服力。客观地说，阳翰笙的《草莽英雄》是取材于清末的真事，而且作者设定的年代也是清末，没有直接批判国民党政府如何如何。但是，一部文学作品，解读是多样的，政府若非要上纲上线，说他影射当局，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阳翰笙的《草莽英雄》最后被禁，就是因为国民党过度解读。但是，要因为荆有麟当面的批评，而怀疑他向当局高密，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站不住脚。证据呢？
陈白尘在文章《记华西晚报的副刊》也回忆说 ：当时，成都有一家《华西晚报》，陈白尘负责副刊的编辑，如“文艺周刊”“艺坛”等。在编辑过程中，“也刊载过几个特殊‘作家’的文章，比如荆有麟，这个被国民党派到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 工作委员会里当坐探的特务分子，以他和鲁迅先生通过信为幌子，一直冒充进步，到处投稿，自然也给‘艺坛’寄文章来。其文章特点是很‘左’，也骂国民党。为此，我曾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阳翰笙同志请示过应如何对付，回答是照登不误，只要他骂国民党骂 得有理。但也防上当，警惕他搞‘红旗’政 策。因为文艺界早已识破其真面目，不会相信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要他骂国民党，哪管他真伪”。（《记的副刊》，陈白 尘《我与民盟》，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
我专门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文艺周刊》，没有找到登载荆有麟文章的信息，更没有找到《艺坛》这份杂志。
这几位先生的回忆，或许有水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左派文人，似乎对荆有麟这个人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憎恶。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前辈们这种感觉的来源，就会有一点小疑问，他们之所以憎恶荆有麟，是真的因为当时就发现了他是国民党特务？还是后来发现了他是特务而在回忆的时候不由自主加上去的个人情绪？抑或还夹杂了一点点的文人相轻？
今人程堂发先生一篇文章《潜伏在郭沫若身边的文化特务》记载：他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名人的言行活动，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当时，荆有麟特殊的工作环境深得中统、军统的重视。平时荆有麟将在文化界的所见所闻收集，上报特务机关。每个星期天，特务机关派专人到荆有麟家取情报，每月发给他数十元的津贴。荆有麟的老朋友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鲁明，都成为他收取情报的对象。文化工作委员会容纳了大后方文化界知名人士及进步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茅盾、 老舍、田汉、洪深、史良、翦伯赞、侯外庐、冯玉祥、邓初民、马寅初、陈铭枢、欧阳予倩、曹靖华等，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徐 冰、陈家康、廖梦醒、廖沫沙、欧阳凡海、乔木、胡绳、戈宝权、潘梓年以及到过重庆的林伯渠、林彪等，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苏联大使 馆秘书弗德林柯、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均在他的监视范围。文化工作委员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重庆城内仅有办事处。有时，郭沫若进城办公，赖家桥的办公地点就无人来往，荆有麟常常一两个月得不到情报，引起特务机关的不满。以后，只要郭沫若长时间在城内居住，荆有麟就每月进城住一个星期，白天监视郭沫若，晚上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
我想程堂发先生的这些话应该有他的来源。但是，他的这段话，其实有很大的漏洞。区区一个荆有麟，就算是中统军统的双料特务，他是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否则的话，一个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精力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监视这么多人？要知道，这里是山城重庆，每天要到不同的地方监视这么多人，就是千里马的腿也能跑断了。就算是都住在一起，一个人要监视那么多人的言行举止，可能吗？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郭沫若是主任，荆有麟是他的秘书，郭沫若去了城里，荆有麟跟着去城里郭沫若身边工作一周甚至两周，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在这片文章中，这都成了监视郭沫若的行为。证据呢？
三者，上面说特务有人专门负责每周到荆有麟住处取情报，可是后面又说，荆有麟白天监视郭沫若，晚上到特务机关写汇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拿贼拿赃，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要证明荆有麟这个时期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左派人士的文化特务，我想也要做到有根有据。而不是人云亦云。要证明其实很简单，只要有当时的档案资料，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假如这些材料都是从当年处决荆有麟的供状上摘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曾经拜托人，专门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去寻找1929年到1951年的新华日报南京版，至今没有回复。看来，我要坐实荆有麟在重庆的特务行为，还需要耐心等待一些时间。或许，不经意之间，一切都会柳暗花明。
荆有麟曾经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做《间谍夫人》，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特工晋云偕夫人赵月华打入上海敌后，晋云不幸牺牲，赵月华欲为夫报仇，但她没受过专业训练，结果在情场上颇有闪失，最后为获得重要情报，她杀死了日本专使，自己也因此牺牲。据说，荆有麟这篇小说描写是很干净的，没有色情描写。但是，没想到的是，这篇小说却被《新华日报》猛烈批判，说它一面想在‘间谍’的名义下写离奇曲折的故事，一面想在‘夫人’的名义下做色情的描写。荆有麟因此成为特务文学的代表，《间谍夫人》也成为了被打入冷宫的糖衣炮弹。
然而，特务文学并不等于特务的文学，而写特务文学的人，也未必非要是特务。我们不能用一部小说，来证明荆有麟就是特务。就像我们不能用一部小说来证明柯南道尔就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一样。当然，或许就是因为这部小说被《新华日报》批判，荆有麟从此被左翼作家们冷眼相看。
就在我为证明在重庆时期的荆有麟已经成了特务而四处寻找资料，苦于没办法下笔的时候，无意间我发现了一篇博士论文，丁以德的《江苏省镇压反革命的历史考察》，我赶紧下载下来。其中第30页中说道：据负责潜伏第二组组长关堃垕后来回忆说，当时选拔潜伏特务的条件是：特务身份从未暴露过，与革命民主阵营有人事关系，可以打入解放后共产党的军事部门或有一技之长有社会职业能潜伏下来。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荆有麟之所以后来被选为潜伏特务，正是因为他在重庆时期是特务，而且他的特务身份从未暴露。否则，国民党要他潜伏下来就失去了意义。关堃垕的这句话，其实是比前面几个人的回忆更有说服力，虽然我依旧没有找到荆有麟做特务的直接证据，但是，至少，在内心已经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这个鲁迅曾经的弟子，终于在先生去世之后，彻底成了人世间的飘蓬，一阵风吹来，他就走到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不归之路。
其实，荆有麟当时的特务身份没有暴露还有一个证据，他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叫做《国共之间》，内容是宣传一致抗日的主题，但在出版时遇到困难，于是他欲请中共方面给予资助。 1942年10月，“文协”召开各界联欢会，周恩来也欣然与会，荆有麟借机将此书写作和出版 的情况请教于周恩来，周当即肯定其写作动机，并表示有兴趣阅读，嘱其可将书交给徐冰。
但后来荆有麟创作的小说《间谍夫人》受 到《新华日报》的批评，《国 共之间》出版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可以推想，假如当时中共已经识破了荆有麟特务的身份，还会叫他接近周恩来吗？绝对不会。由此可见，借着左派作家的外衣做掩护，荆有麟掩藏的还是够深，行事还算是足够谨慎。
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人的动态，收集情报， 开始向“中统”重庆实验区提供情报。由于 他工作“成绩”显著，后被吸纳为“中统” 的特情人员（通讯员），每个星期天上交一次情报，并从1941年起接受津贴，再后来更以专员名义领取每月200元的薪水。荆有麟的“胃 口”后来越来越大，他不仅向“中统”提供情 报，还开始向“军统”提供情报。有时候，实在搞不到情报，他就自己编造情报给中统，骗取一些报酬。因为他是搞文字出身，根据现有的报纸和通讯稿进行分析，编辑一些所谓的情报，还不在话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像算命先生的卦象一样，很长时间也没有被认识破。
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但是，他却一步走错，靠出卖各种文化信息来博得国民党军统中统的欢心，这就为当时很多人所不齿。
八十年代之后，有学者替荆有麟喊冤，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特务，手上没有过命案，纵使有罪，也罪不至死。这句话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真刀真枪和你对峙的人，远不及背地里放暗箭的人可恨。再加上当时又是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都在肃清特务，所以，荆有麟最终被处死，也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