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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荆有麟是因为世界语学校而相识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虽然对我们现代而言，世界语似乎很陌生，几乎像一个古老的神话。但是，对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世界语就是雨后春笋一样地方兴未艾。我在网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发现即使是现在，全国各地还存在世界语机构，这就不能不令我惊讶了。一百年过去了，他的鸿雁之声，依旧在片古老的大地上东南且飞行，五里一徘徊。
世界语，是源于印欧语系的人造语言，简单易学。当年，蔡元培曾经在德国自学世界语，他以为中国要和世界沟通，以世界语最为便捷。1912年，他担任教育总长之后，下令全国示范学校把世界语作为选修课。
鲁迅和世界语的渊源很深，蔡元培执掌北大，曾专门聘请孙国璋为学生开讲世界语。1922年春天，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中国，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讲世界语，就住在鲁迅八道湾的住宅里。周作人在日记中明确记载说：（二月）廿四日雪，上午晴，北大告假。郑振铎耿济之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
鲁迅在1922年10月，写了一篇小说《鸭的喜剧》，用轻松幽默的笔调，这样描述这位盲诗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我摘录一部分来欣赏一下这位盲诗人单纯而可爱的一面：
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这时一家的人都睡了觉了，天下很安静。他独自靠在自己的卧榻上，很高的眉棱在金黄色的长发之间微蹙了，是在想他旧游之地的缅甸，缅甸的夏夜。“这样的夜间，”他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与虫声相和协……”他沉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时的情景来。我开不得口。这样奇妙的音乐，我在北京确乎未曾听到过，所以即使如何爱国，也辩护不得，因为他虽然目无所见，耳朵是没有聋的。“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他又叹息说。“蛙鸣是有的！”这叹息，却使我勇猛起来了，于是抗议说，“到夏天，大雨之后，你便能听到许多虾蟆叫，那是都在沟里面的，因为北京到处都有沟。”“哦……”过了几天，我的话居然证实了，因为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然而养成池沼的音乐家却只是爱罗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来主张自食其力的，常说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应该种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劝诱他就在院子里种白菜；也屡次对仲密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大约也许就是这劝告的结果了。从此卖小鸡的乡下人也时常来，来一回便买几只，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发痧，很难得长寿的；而且有一匹还成了爱罗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说《小鸡的悲剧》里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小鸭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明天去买泥鳅来喂他们罢。爱罗先珂君说，“这钱也可以归我出的。”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唔，虾蟆？”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唉，唉！……”他说。
这位盲诗人演讲的时候，多用日语，鲁迅和周作人就轮流当翻译。这件事，不仅仅荆有麟有记载，周作人在文章《爱罗先珂》中也明确记述。正因为有了这段渊源，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好几部文学作品，如《桃色的云》《时光老人》《红的花》还有他的童话等。除了爱罗先珂的书，鲁迅还翻译过别的世界语著作。
爱罗先珂是诗人，是音乐家，奔波于欧亚大陆，竭力宣传他理想中的乌托邦。但是，到处都听见残酷的叫喊，到处都是冷的空气，而他的目盲，又限制了他的行动，所以他的诗歌总带着一些感伤的调子。
荆有麟来到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的时候，爱罗先珂已经走了，他没有见到这个世界语的传播者，但是却在后来听鲁迅说到爱罗先珂的几件小事。
爱罗先珂去日本的时候，在港口登陆，遭到了日本人官厅的拒绝，因此，日本警察不但搜查了爱罗先珂的身体和行囊，还给了他难堪的侮辱。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虽然也受到了警察的检查，但是，警察对他一点也没有暴力行为，而且几个警察还在一旁小声嘀咕，他是瞎子啊，我们也太那个了吧。因此，爱罗先珂断言，中国人只要觉醒起来，很容易得到助力，因为中国人能以同情给人。至日本，那只有到处碰钉子，因为日本人眼中，已没有别的人类存在了。
周作人记载了爱罗先珂的一件小事，1922年12月，他因为在北大看了学生的演戏，很不满意，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们，说学生似乎模仿旧戏，有欠诚恳的地方。这篇文章鲁迅翻译出来登在报上，学生们看后，群起抗议。魏建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不能盲从》，文中极尽讽刺之能事，尤为恶劣的是，在题目的盲字上面特别加了引号。鲁迅见报之后，奋起反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23年1月13日的《晨报副刊》，文章最后说道：倘说不瞎的人们也会错，则又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可怜，可羞，可惨”的中国的新光明！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爱罗先珂因为目盲，所以比较敏感。天晴天阴，他常常预先知道。有人找过他一次，下一次来找他，不管换个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他只要一听脚步，不用听讲话，就能知道是谁来了。甚至他听着陌生人的脚步，也能判断出此人的性格。
爱罗先珂非常怕女人，有一次，女师大请他演讲，演讲完毕之后，学校预备了电信，有些教师和学生就过来问他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人劝他吃点心，爱罗先珂当时坐的笔直，表情非常严肃，点心不吃，茶也不喝。离开学校，回到八道湾，鲁迅问道：今天那里预备了点心，都是你平素非常喜欢吃的，为什么今天一样都不动手呢？爱罗先珂回答说：那里不是有女人么。他在女人面前，连吃也不敢吃了。
鲁迅告诉荆有麟爱罗先珂的的这些轶事的时候，荆有麟很好奇，问道：那他在她自己太太面前也这样吗？
鲁迅先生回答说：他还是独身啊。过了一会又继续说道：听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爱过一个寡妇，一天到晚向那女人送诗篇，但见了那女人，却什么话也不敢说。结果，当然失败了。从此，他就更害怕女人。恐怕他还是童男子也说不定。
爱罗先珂在中国住了几个月，便叫喊着寂寞啊，寂寞啊，好似在沙漠里似的。这回非回去不可了。离开中国之后，没有回到俄国，也没有到欧洲各国继续流浪，而是又到了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又大喊着寂寞啊寂寞啊，便又回到了俄国。1926年的一天，鲁迅告诉荆有麟，爱罗先珂死了。
荆有麟问道：他大约反对共产党吧？
鲁迅回答说：我想是的。他主张永和平简历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他怎么会赞成呢？
荆有麟在文章里感慨道：爱罗先珂也难于长久活下去，以他那样的敏感和脆弱的心灵，只宜于坐在象牙塔里做预言的喇叭，一与现实接触，他的象牙之塔就非崩溃不可。哪怕现实就是预言的兑现，他也难于承认了。
无论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罢，他们对爱罗先珂的评价，我感觉都还不如年轻的荆有麟来的简单直接，一针见血。爱罗先珂这样的人，只能坐在象牙塔里。他的命运，就像他穷尽半生宣传的世界语一样，潦倒而尴尬。当年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