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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京的政局波谲云诡，瞬息万变。
1月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北京天津的冯玉祥国民军。在他们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首先向国民军开枪，杀死杀伤炮兵十余名，国民军被迫还击。
事后，日本军却恶人先告状，纠结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1926年3月18日，为了抗议日本人炮击大沽口事件，北京各界群众，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集合群众两万多人举行了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上午十点，大会开始，由徐谦、李大钊担任主席，十二点，大会结束之后，两千多人到铁狮子胡同请愿，当来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后，学生推选五名代表入内，其余人被守卫拦阻，一点零五分，守卫突然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进攻，十分钟后，守卫数百人围住各个街口，开枪射击。一共开枪十多分钟，发射一千多发子弹，杀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有的资料说是一百五十人，鲁迅在《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是三百人）。其中就包含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在内。事件发生之后，段祺瑞政府却颠倒黑白，污蔑请愿群众为暴徒，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造事端，又说他们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
惨案发生当天，就有人来到鲁迅住宅报告，许广平当时正在给鲁迅抄资料，听说之后，立刻跑到学校，“第二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斗士刘和珍和杨德群活生生被打成僵死的尸体，鲜血淋淋地被抬了回来。”在18日夜，得知惨案之后的鲁迅再也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怒，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最后几节写道：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以政府地位，公然在首都残杀本国爱国公民，而且巧舌如簧颠倒黑白，逢迎日本出卖国家的段祺瑞政府，已经永远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四十七个人的鲜血，却一直在历史的夹缝里流淌了将近一百年，那种沉痛，也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将近一百年。似乎只要极目远眺，还可以看见并未远去的尘嚣，只要侧耳倾听，似乎还可以听见当年的震耳欲聋的呐喊还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只要伸手抚摸，似乎还可以在历史狭窄的甬道里抚摸到当年的弹痕，还有殷红的鲜血。三一八惨案，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后来者，那一天，鲜血飞溅的那一天，那一天，无数民众奋力反抗的那一天，那一天，多少生命辗转呻吟的那一天，永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
所有的暴行者都在得意地笑着，所有前行者的内心都充满了伤痛，充满了愤怒。
或许是人世间的悲惨上冲牛斗，19日，北京的上空竟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然而，再洁白的雪花，就真的能掩盖住这人间惨剧吗？
3月25日，上午，鲁迅前去参加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他独自在礼堂外的草地上徘徊，这个时候遇见了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程毅志，程毅志问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鲁迅回答说：没有。程毅志说：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喜爱看先生的文章。鲁迅怎能不知道，在这样困难的生活中，毅然订了《莽原》周刊全年的就有刘和珍。
4月1日，鲁迅提笔写下了传世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表达了自己对当局者的愤怒和谴责。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名句，对于七八十年代的生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
荆有麟后来也在文章中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为了大沽口洋舰事件而举行的示威与请愿，终于演成三一八，不过是青年过问政治运动中的一件事而已。
但这一事件，却不同于其他事件。
一、这次群众跑到执政府门口，说明是请愿。
二、段执政不特不出来对青年作负责任的答复，反而令卫队开枪。
三、三当局残杀了青年之后，反污蔑青年，说青年是准备暴动，请愿时带有煤油、手枪、木棍等武器。
荆有麟还记载，鲁迅先生不但写了文章，而且还和李石曾、马叙伦等教授们，在中央公园有过一次聚会，商讨怎样应付和怎样反对那种暴行。
这一来，执政当局的真面目，终于拿出来了。不特颁布禁止一切集会，还开了五十一个教授的名单，要军警一律缉捕。
此时，北京的政治环境极度恶化，段祺瑞政府为了掩盖其罪行，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试图假借武力打压所有支持这次爱国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出来之前，第一个通知鲁迅的，是被打的哲学教授徐炳昶，再其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托人转达鲁迅。兄弟二人虽然如参商之隔，但是，在强权面前，在正义的道路上，始终站在一起。
荆有麟在这里说是五十一个教授名单，但是，鲁迅在文章和信中，均称五十人，其实只有四十八人。3月26日《京报》说还有一份重要名单，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等均包含在内。虽然《京报》所罗列的并非确切名单，但是这个报道，也证明了两点，第一，荆有麟的记忆有误，被通缉的人数始终不曾有五十一人这个传闻，第二，荆有麟说名单出来之前，徐炳昶就来告诉鲁迅，那就证明，他是在3月25日告诉鲁迅的。
面对执政者这种宵小伎俩，鲁迅甚是鄙夷。3月26日当天，他写了《可惨与可笑》一文，对段祺瑞政府极尽讽刺批判之能事。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批判也好，讽刺也罢。面对如此恶劣的局面，走还是不走？为了家人的安心，鲁迅决定先出去避一避。
《莽原》周刊已于1926年年初改为半月刊，但是社址仍然在西城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距离鲁迅的西三条不是很远。时的莽原社只有两间房屋，一间荆有麟居住，另外一间作为会客厅。
根据荆有麟的记载：先生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到了。于是我便将自己住的一间，让给先生住，我移到外间去。我每日仍照常上课，去报馆编辑社会新闻。先生便在家看书，写东西。到晚上，先生总要出去到东城转一转，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
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我不在社，而来人又不认识鲁迅先生。先生便故意装的像个乡巴佬，说他一切都不懂，非等我回来，无法答复他们的疑问。访问者悻悻而去了。先生疑心那些访问者，是侦探改装的假学生。深恐他们再来打麻烦，于是在第四天极早极早的早晨，先生装着病人，我携带着先生随身的零星用品，将先生送往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关于这个事情，许羡苏是这样回忆的：鲁迅住在莽原社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给他送东西，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三个像大学生样的青年来找他。鲁迅的学生只要经常来访的，我都认识。而这三个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鲁迅先生在家不？我大声的答复他们：他不在！那时心里多着急呀！要是这三个人是坏人，可怎么 办？我生怕他们冲进去找，就拦在门口不走。我一直等到这三个人走了，才进屋去。这以后，鲁迅就只好装作病人躲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去了。
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妹妹，鲁迅日记中又记作淑卿、许璇苏、许小姐。两人的回忆，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不过，事件本身肯定是有的。荆有麟没有亲见，所以肯定是回来之后，听鲁迅或者其它人这么说起。十几年之后的回忆有所偏差，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山本医院，是鲁迅一家经常去看病的医院，在他的日记中从1920年开始，反复出现，他的家人一直在这里看病，一直到他离开北京之前的8月21日，他还去了一次医院去注射霍乱疫苗。从他的描述来看，这座医院距离八道湾不是很远，距离西三条应该也不是很远。
旧刑部街，在西单路口西南，就在现在的北京复兴门大街，石驸马大街，也在西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在这里。这两处地方很近，所以，荆有麟许羡苏二人所说只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标度而已。
但是，我查看《鲁迅日记》，在1926年3月29日，鲁迅进入山本医院之后，许羡苏曾来看望。但是此前几天，鲁迅日记中并无关于她来的任何信息。或许，是鲁迅漏记了。又甚至，我曾怀疑，是许羡苏故意造假。首先，莽原社不是鲁迅的家，三个青年询问说鲁迅在家吗，就很奇怪。正确的问法不应该是鲁迅先生在这里吗？第二，许羡苏说自己挡在门口云云，显得太戏剧化了，这不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怀疑归怀疑，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又不能起逝者于地下，所以，只能两相参考。
关于鲁迅开始避难的日期，《鲁迅日记》没有任何信息，但是，3月29日却记载：上午入山本医院。我们根据荆有麟文章的信息来推测一下，就可知29日是所谓的第四天，那么，鲁迅应该是在26日这天中午到的莽原社。
但是，而在鲁迅日记中，27这天的日记如此记载：二十七日 晴。上午季巿来。午有麟来。我看到这里，有点疑惑。假如26日中午，鲁迅就住进了莽原社，此后三天又一直在莽原社的话，他和荆有麟二人也就是里间外间而已，他的日记这样记，不是显得很别扭吗？
所以，我推测，要么是荆有麟记错了时间，鲁迅是27日才去的莽原社，要么就是26日晚，鲁迅在莽原社住了一晚，27日早上又回到了西三条。虽然说是避难，但是鲁迅的生活几乎没受到什么影响。
29日早晨，因为那些突然的来访者，鲁迅去了山本医院避难。正是在山本医院避难期间，4月1日，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在山本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荆有麟的文章中却写道：先生不知为什么，在山本医院住了只有四五天，在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经留条子而去了。并要我到德国医院去一趟他的日记记载，4月8日，出山本医院。4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十五日 晴。往山本医院。得季野信。晚移住德国医院。所以，他第一次在山本医院，应该是住了十天。到了4月8日，看看没有什么事，于是就回到了家里。而在此前的三天，荆有麟都曾到山本医院去看望鲁迅。毕竟，荆有麟是在十几年后追忆这段历史，时间上难免出差错。
那么，鲁迅为什么两次进入山本医院？在第二次当天就又去了德国医院？
这就不得不说当时的北京政局了。当时的北京政局，真的是风云突变。当时，北京城的国民军对段祺瑞是咄咄逼人之势，他面对困局，束手无策。而张作霖的奉系军对已经逼近北京城，段祺瑞决定投靠奉军，把国民军逐出北京城。不了谋事不密，被国民军发觉，4月9日深夜，鹿钟麟带兵到吉兆胡同包围段祺瑞住宅，段祺瑞逃走，躲到东交民巷。10日，鹿钟麟发出布告，宣布段祺瑞政府的种种罪状。
4月15日，奉系军队兵临北京城下。鲁迅不得已，又来到山本医院，但是，可能感觉奉系军阀正是日本人扶持的，而山本医院是日本人的医院，也不大可靠，所以才在当天夜里又来到德国医院避难。
4月9日，《京报》上登了一份被通缉的详细名单，只有四十八人。到了4月16日，在《京报副刊》上，鲁迅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四十八人名字职业全都罗列出来，这中间，就有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等。
鲁迅在文中说：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甲，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乙，“扫除”三个半学校：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丙，扑灭四种报章：《京报》；《世界日报》及《晚报》；《国民新报》；《国民晚报》。丁，“逼死”两种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戊，妨害三种期刊：《猛进》；《语丝》；《莽原》……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
段祺瑞政府已经到台，这个所谓的名单自然也就成了笑话。鲁迅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但他就是写了，而且写得明明白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批判与不满，总要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既是对如章士钊一样的落水狗，他也一样毫不客气，坚持痛打。可怜的章士钊，本来还想借着一场惨案，翻云覆雨，堂而皇之打击报复自己当初的敌人们。结果被鲁迅诸人痛骂到体无完肤，终于成为名噪一时的恶人，落水狗。当然，章士钊此公善于钻营，后来摇身一变竟成了毛主席的座上贵宾，这就是后话了。
当时，同来德国医院避难的，还有许寿裳、李石曾等人。老师去了医院，弟子当然要去看望。
荆有麟来第一次到德国医院，发现鲁迅竟然真的在看病，肠胃病。鲁迅独自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内，茶几上摆放着药瓶。医院每天叫鲁迅只吃一些无盐无油的淡饭、麦粥、牛奶、蛋糕之类的，鲁迅实在咽不下去，就委托荆有麟给他买一点有盐的东西。荆给鲁迅买了四块火腿面包，当晚鲁迅就吃完了。根据鲁迅日记，4月18日，午有麟来。紫佩来。寿山来,同往德国饭店午餐。这是鲁迅住进德国医院后，荆有麟第一次看望鲁迅。所以，买面包火腿，当在这一天。
19日上午，荆有麟又来看望鲁迅，鲁迅已经脱离病房，与其他避难的教授们，同住在一间大房子。他进去的时候，房间里面的人乱哄哄，正围在一起，听有人刚从外边带回来的消息，说是当局要搜查被通缉者的住所。
鲁迅当时很着急，就听了当时在场的戴应观的建议，给了荆有麟五十元，委托他把周老太太以及朱安转移到东长安街东安饭店里。又将鲁迅的书籍检查了一遍，把一些书籍和必要的信件，送到一个熟识的米店里暂时存放。并且受了周老太太的委托，连着几夜在鲁迅家中看家。
大概是听说没有什么事故发生，周老太太和朱安没有四五天就回家了，在德国医院避难的鲁迅在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三次回家查看。身体好转之后，他还在23日上午去女师大考试，26日去北大讲课。
26日清晨，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德国医院又不允许没病的人在医院住着，鲁迅又转到法国医院避难。
法国医院要自由得多。根据荆有麟记载，避难的教授们，有的在树下散步、看书，有的在房间里下棋，鲁迅则趴在书桌上，忙着给朋友们写回信。过了几天，又听说当局不再追究这些教授们了，鲁迅他们就回了家。这一天是5月2日，鲁迅自己的日记只写了一句话，夜回家。
荆有麟记载说：这时节，有人传出消息，说不特执政府对于教授们不愿追究了，连奉军当局，也表示不愿追究了。鲁迅先生因神情不安，难于工作，再加以经济上无法支持下去（先生因避难已借贷数百元），便决定仍回西三条胡同的本寓去。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放出红光，先生已由东交民巷赶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碰碰碰在打自己的大门了。双方记载来看，鲁迅的记载不容置疑，荆的记载，却十分有些小说家言。林辰先生在1945年发表的《鲁迅避难考》说鲁迅在五月中旬回到家中，那是因为他没有见到鲁迅日记。纯粹是根据鲁迅的多篇文章字订句考而来，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1926年5月，鲁迅的同事朋友林语堂回到福建，担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13日，鲁迅与马幼渔等人在宣南春为林语堂举行饯行酒宴，鲁迅和林语堂虽然后来打过一些嘴仗，但是彼此惺惺相惜，关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和谐的。19日，鲁迅还到女师大参加了饯别林语堂的茶话会。
也就是在五六月，荆有麟去了一次河南，回到北京，6月24日，特地给鲁迅带来了两包柿霜糖。
《马上日记》记载：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大概鲁迅偶尔犯口疮，荆有麟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捎来柿霜糖。而对这两包柿霜糖，鲁迅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打心眼里喜欢，忍不住一吃再吃，一天的时间，就吃掉了多半。我们即使现在看他的描写，都忍不住要要开心一笑：原来，严肃的鲁迅先生，还藏着一个吃货的灵魂。
有一天，一位高小姐来拜访。熟人来访的时候，鲁迅总是用花生招待，以至于荆有麟见了花生就躲开不吃。因为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所以，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
鲁迅写道：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看看，此刻的鲁迅，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本来还想给别人显摆一下自己的零食，结果一不小心却成了请北京人吃大白菜的笨伯。
7月4日，鲁迅接到了林语堂从厦门发过来的信，5日，他就给对方回了信。28日下午，鲁迅收到了厦门大学寄来的差旅费一百元，薪水四百元。据此我们推测，在林语堂去厦门的时候，应该同鲁迅商量过去不去厦门，所以，4日来信又做了一番询问，5日，鲁迅给了肯定的答复，所以厦门大学才寄来薪水和差旅费。
他的学生孙伏园此前也去了厦门，30日，鲁迅收到了他寄过来的厦门大学宿舍照片一张。由此可见，林语堂实在是个细心的人，已经替老朋友做了周密的安排。此时，鲁迅去厦门大学已经成为定局。
鲁迅日记记载：8月8日，晚幼渔、尹默、凤举在德国饭店饯行,。坐中又有兼士及幼渔令郎。
8月9日，上午得黄鹏基、石珉、仲芸、有麟信,约今晚在漪澜堂饯行。晚赴漪澜堂。
连续十几天，都有好友给鲁迅赠物赠书，21日夜，荆有麟专门给鲁迅送来四盒罐头食品。方便在路上充饥。
22日，鲁迅还去了一次女师大，参加了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发表了演说
1926年8月26日，下午三点钟，鲁迅来到火车站，四点二十五分在许广平的陪同下，离开了北京。许寿裳、许羡苏、荆有麟、金仲芸、高歌、石评梅、向培良、董秋芳等十二人人前来送行。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在其笛声中，鲁迅离开了居住生活十多年的北京，离开了热爱他的学生，离开了牵挂他的朋友。
从此之后，鲁迅先到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到上海定居。除了两次回到北京探望母亲，鲁迅再也没有在北京生活过。荆有麟的人生也从此失去了这个导师的指点和赞许。
因为从1924年以来的频繁交往，尤其是1926年避难时期荆有麟对鲁迅一家的帮助。鲁迅对他特别信任。鲁迅离开北京后，先到厦门，后到广州，师生二人之间书信不断。我统计了一下，鲁迅日记中这一年的时间内，共记录两人之间通信达21次，平均一个月将近两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