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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有麟是一个文人，但是又不纯粹是一个文人。在924年到1926年，他跟随鲁迅编辑《民众文艺周刊》和《莽原》，在鲁迅的指导帮助下，写出了一些应时的文章，还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作品《王的新衣》。他的作品本来就不太多，当时也没有成集，现在能够找见的多是一些单篇。
《莽原》开办之后，荆有麟就居住在莽原报社，具体在西城锦什坊街九十六号，仅有的两间房子，一间是荆有麟的住房，另外一间，就是会客办事吃饭的地方。这里距离鲁迅的西三条住宅并不是很远，距离世界语专门学校也不是很远。所以，荆有麟才能够几乎每天甚至一天两次出入鲁迅的住宅，或是闲聊，或是为了送投递过来的稿件。仅在这三个月，三月份他来往周府十六次，四月份十四次，五月份就多达二十一次。
在这样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之中，无论思想还是文风，荆有麟都不可能不受到鲁迅的感染。北洋政府时代，腐败而无能。年轻的荆有麟对这样的政府也是很愤慨，所以时常以笔讽刺。女师大风潮发生之后，他曾经在周宅内和鲁迅闲谈时这样感慨：中国什么都黑暗，谁也不行，但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局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后，又是这样的学校，躲开的也出来了，不见的也露脸了，‘地球是圆的’咧，‘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学生咧，教员咧，烘烘烘……。他的这种批判的思想，有着很明显的时代的特征。在当时，有这种感受的，绝非荆有麟一个人。但是，荆有麟的优势在于，他有《民众文艺周刊》可以利用，有《莽原》可以利用。他就用这两份期刊作为阵地，不断发表一些批判政府和现实的文字。有些文章，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引用过了，在这里不再赘述。
就我跟前的资料，我统计了一下，《莽原周刊》上，荆有麟一共发表文章11篇，金仲芸5篇。在《民众文艺周刊》上，发表了15篇文章，在《京报副刊》上发表35篇文章。仅仅在1925年，荆有麟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61篇，而到了1926年，仅仅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很叫人疑惑，他这一年，都经历了什么？难道一年之内，真的仅仅写了一篇？结合此年前后《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本来由狂飙社主编的《莽原》交给了未名社，双方之间龃龉不合，最后甚至水火不容，或许可以窥探出几分原因。
当然，他所做的文章，或许还不止这些，但是我的手头资料太有限了，所以，不可能做完整的统计和整理，故只能暂且记录如上。
1926年12月，荆有麟曾短暂来过上海。圣诞节夜晚，荆有麟和作家王鲁彦约谈，事后在北四川路乘坐电车时，上来两个醉酒的美国大兵，他们猥亵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荆有麟眼看着姑娘的无助却并没有向她施加援手，最终一个人提前下车走了。
1928年5月，荆有麟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贡献》第四期，题目叫做《酒与社会》，面对这样一件事，荆有麟没有检讨自己的怯懦，更没有更深层次地剖析自己内心，而是对美国政府的禁酒政策大加夸赞，而对自己当初不理解美国的这种政策而感到羞愧。我看了这篇小短文，真是很震惊。难道不饮酒的美国大兵就不骚扰强奸中国女性了吗？难道所有中国人都理解了这个政策以后，美国大兵就不会骚扰强奸中国女性了吗？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荆有麟不仅有着文人的怯懦，还有移花接木的手段，为自己的自私懦弱做辩解。他的思想深处的冷漠和利己，在这一刻，已经暴露无遗。面对复杂的社会，面对严峻的形势，面对尖锐的矛盾，面对艰难的生活，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不再是鲁迅门下曾经的热血青年，逐渐成为一个普遍意义的世俗的人。
1927年，因为被张作霖通缉而逃到南京的荆有麟十分狼狈，首先面临的就是失业，没有钱，怎么生活？1935年，荆有麟曾在一篇文章《我的朋友》中写到：有一年，我在失业中，身边穷得连一个铜子都没有，每天，吃了这顿，找不到那顿，幸亏住的是旅馆，房钱还可记上两三个月的帐。
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应该是以他初到南京的那段生活作为底本的。找到工作之后，逐渐安稳下来，生活也开始进入了正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荆有麟在《国民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哪儿走》，描述了一家三口在东北沦亡之际的悲惨遭遇，好好的一个家庭，转眼之间，就成了丧家之犬，可是能往哪里跑呢？在路上不幸遇见了日本兵，不但身上的钱被抢空，妻子也被日本人抢走，孩子也被子弹打死，主人公最后只剩下孤零零一个，四顾茫然，又能往哪里走呢？最后只能带着血痕带着悲痛发出了一句来自灵魂的悲诉：原来，我成了亡过国的孤魂！
这篇文章不长，但是语言短小精悍，情节层层递进，最终很好地回应了主题，国破家亡的时候，作为个人，就如同倾倒的大厦之下的燕子，又能往哪里走呢？
11月，荆有麟仍然在《国民周刊》上发表文章《力的汹涌》，围绕着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围绕和国仇家恨，描述了一个叫心诚的学生在母亲和妹妹被杀之后，在家园被彻底毁掉之后，从悲痛想要自杀到觉醒反抗的故事。故事虽然短小，且有些单薄，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全国同胞却仍有积极意义，作者只想告诉国人，面对侵略者的枪炮，我们不能够懦弱，要直面困难，敢于反抗。那一句“走，打到日本租界去！”既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稚嫩的呼喊，又是作者对全国人们的呐喊和鼓动！这篇文章，不见有丝毫忧愁的调子，字里行间都有热血青年的勇敢的呐喊。
对于南京，这座民国的首都，荆有麟是由衷喜欢的。1935年，他在《南京的春天和春天的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有牛首山，有雨花台，有中山墓，还有燕子矶和莫愁湖等等，一到仲春的四月天，绿草铺满着山面，樱花、杏花、桃花、吐出娇艳的色彩，树芽都在生长，小鸟与蝴蝶到处飞鸣，尤其是玄武湖与莫愁湖—因了荷花芦苇还未长成，水面平静的像少女的胸腹，有时微微的小风，虽激起了千万节波浪，但那种波浪啊，恰似被烫卷的黑发，一层层，一层层滚向无尽的远方。
此时的南京，风筝飞满在雨花台的高空，小艇穿梭在玄武湖的水面，中山墓前陈列着绿黄灰黑的汽车，灵谷寺近旁多得是大小不一的照相机匣，你走在这里，是卷的发，白的脸，红的唇，你走向那里，也是卷的发，白的脸，红的唇……
这样清新活泼的文字中，对南京这座城市俗世生活的热爱扑面而来，我们也能想得到荆有麟当时生活的惬意。在南京的荆有麟，还会写一些烧稍含讽刺的文字，比如在《也是随笔》一文中，他这样调侃国民党的大员们：有人代中国要人定下行动表：星期一纪念周，星期二行政会议，星期三中央政治会议，星期四中央党不政治会议，星期五立法会议，星期六去上海，星期日夜车回京，周而复始。又例如，调侃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有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如果将中国一切文武官吏—不论在位或在野—之资产，尽数捐给国家组建设事业，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能立刻样样举办起来。这诂证以十七年中央处逆理产委员会所得资料，确有十分之八九可信。
再比如，他的小笔记记载当时国民党几个大员的言行，寥寥数语，人物便跃然纸上。其一：有人征求吴稚晖长监察院时，吴说：要我长监察院，三天就完了。第一天，我将所有大官员都参了，第二天，我将一切小官员都参了，第三天，连我自己也参了，不就完了么？
其二：画家柳子谷，在京举行个展时，财政部长孔庸之博士，亦莅场购画，有人劝孔多购几幅，孔曰：我的财力很有限，即此几幅（因孔已购三幅）画款，我还得大费心思呢。旁有人插言曰：财政部长还能没钱吗？孔即随声答曰：财政部长是中国第一个穷人，没有一个机关不每月向他讨债哩。
其三：现任司法院长居觉先先生，喜戴瓜皮小帽。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喜穿乡下人式的家做布袜同家做的布鞋。事业部长陈公博先生，喜穿猎夫式的短大衣。而吴稚晖先生，常常在长袍上套一件小背心。衣着不同，竟各如其面焉。
这样生动的小品文章，一如《世说新语》，叫人读后，不觉莞尔一笑。当初国民党各位大佬的真诚或矫饰，直觉如在目前。可惜的是，他这样的文字毕竟太少，若是能够再多一点，真可以重新做成一本新的《世说新语》。
在南京其间，荆有麟发表过很多文章，我就网上的信息做了一个小统计，在1930年到1937年之间，他一共做了90篇文章。
其中，《艺风》上共发表33篇，《党旗》上发表13篇，《时代漫画》上发表10篇，《漫画界》2篇，《晋风半月刊》5篇，《上海漫画》4篇，《独立漫画》5篇，《生力（南京）》2篇，《文艺茶花》2篇，《十日杂志》有系列文章文艺小景4篇，《国民周刊》1篇（1931年），《南华文艺》3篇（1932年），《民间（北平）》2篇，《论语》1篇，《新文学》1篇，《美术生活》1篇，《谈风》1篇。这些文章，我下载了一部分，看了看，有一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当年在北京时的深刻和尖锐。有一些，甚至是应景的或者政府内部的官样文章，当然，还有一些，仍然不失当年风采。
在这些文章中，我觉得写的不错的是两篇讽刺小说《我幸儿没有作部长》和《意外》。文中写了一个朋友升职做了部长，于是就来了一大批前来求见做事的人，这些人多拿着某某要员写的条子。有只见过部长一次的陌生的熟人，有商人，有交际花，有学者，有艺术家，甚至还有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等等。作者用幽默的文字，娓娓道来。就像是一个滑稽小品，通过一个固定的空间，不同的面孔，折射出社会的某些灰暗和朽败。作者最后感慨地说：中国只能产生些升官发财的政治家，要是预备做事业的人，只这一关就恐怕过不去罢？因为写介绍的，都是有势力有面子的人，你全然不理，行么？所以原本只需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办事的机关，结果都是几百人几千人，事业费全移作了薪俸，所以事业永远不会发达了。
虽然没有更进一步赤裸裸的揭露，但是从这种比较含蓄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见当时官场的互相勾结人浮于事到了何等叫人吃惊的地步！
小说《意外》写于1933年，书中的王丽卿与秦惠亭是一对恋人，但是在生活困苦之际，秦惠亭却拱手把王丽卿献给王计龙局长做干女儿，并且是初次见面，话刚说完，倒头就拜干岳父。当得知王丽卿没有给自己讨来好处，他便又破口大骂王丽卿是婊子。这样一个全无钢骨把自己老婆送给别人使美人计的男子，也算是世间少有了。而王丽卿呢，本来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学生，只因为相信了爱情，跟着秦惠亭在南京漂泊，生活困窘到她心甘情愿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讨好王局长，得到了二百四十元好处费，心里还稍加忏悔，可是第二天在和秦惠亭吵完架无处可去之后，又去找王局长讨一点依靠。这样的女人，真是可悲可叹。而白秘书呢，因为误以为王丽卿是王局长的夫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她极尽讨好，第二次见到王丽卿在单位门口转悠，误以为是局长派过来查岗的，交谈之后，又误以为是局长叫夫人过来取钱的，白白给了王丽卿五千四百元。而王丽卿没有一点羞愧，拿着钱扬长而去。而白秘书还点头哈腰，一直送到洋车上。
作者成功刻画三个人物的同时，又对当时政府机构的人浮于事，做了热辣的讽刺。一个机关，三个课室，只有第一个里面的人在勤恳干活，第二个课几十号人都在喝茶聊天，第三个课干脆只剩几个人，其余的根本不来上班，只等着月底来领工资。一个国家，假如执政者只剩下了权力金钱和美色，假如行政机关都是一味地人浮于事，假如公务员都是极尽谄媚，假如公民为了生存都是不择手段到廉耻尽丧，那么，这个国家还会有希望吗？作者可能只是想要讽刺某些现象，但是，我们从中却看到了当时一个国家的悲哀。
1936年12月15日，荆有麟在《上海漫画》上还有一篇杂文《在南京的公务员》，文章诙谐幽默，畅快淋漓，讽刺南京的公务员还不如臭虫，作者如拉家常，如扯闲篇，娓娓道来，不觉烦闷，大有鲁迅风采。我摘引几段，欣赏一下：
南京的公务员，好比在上海滩的商人，杨柳青的画春宫的，不特多的够味儿，权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南京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据说：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独立于世界，就是因为她有政府，她还拥有那样多的公务员……
可是，以我的观察，南京的公务员，虽然很多，若要是与南京的臭虫比较起来，可就微乎其微，而且论守性，公务员似乎也不及臭虫好。重要的证据是，一二八上海开火时，在南京的xx军舰一下炮衣，乖乖，不得了了，南京的公务员，跑得虽不能说一干二净，但你要因为一件公事到任何衙门去接洽，负责的，就只有号房老爷，同你哼哼哈哈。而臭虫，却没有这么滑……
犹豫阶级的不同，于是权力，权利，同责任，义务就有天壤之差。像院长、部长、委员长……可以随意委派职员，也可以随意辞退职员，更可以随意辱骂职员，这是权力。另外还有权利，就是坐公家车，住公家房，烧公家煤炭，用公家水电，家里佣人老妈，是公家出薪，日用家俱，是公家代购，据说，还有些要人太太、姨太太、小姐、少爷等的化装用品，都是公家代购呢……
至于责任和义务，就成另一阶级人了。从早到晚，坐在办公室，等因奉此弄些无关国计民生的虚伪而又机械工作，又是弄错一两个字，得，小则挨骂、记过，大则开除、滚蛋。因为小职员是有这种义务，当然就应该负一份责任……
大小机关，大小官员，不读书，是差不多的，每日除对公事敷衍外，便是想尽办法找娱乐。南京的几家大影院，以及夫子庙几家有歌女清唱的茶社，与夫有女招待之饭馆，营业一直不衰……
不过，南京公务员究竟有多少呢？院，部，会，局处，各马路上都有，而带徽章的人，又是满坑满谷。南京真可以说，是公务员的世界。
这样辛辣的讽刺，这样猛烈的批判，这样直面地揭露，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尚处在政府部门的荆有麟写出来的。
荆有麟的作品，单独成书的，我知道有三本，一本小说《蝴蝶夫人》，这本书，我没有搜索到，所以不敢妄置一词。我在网上见过一本散文诗《流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出版，作为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生活丛书的第七种，这正是荆有麟在后方如鱼得水的时候，出版这样一本著作，不算很困难。还有一本，就是流传于后世的《鲁迅回忆》
乍一看《流星》，以为这是一本类似于明清清言小品性质的或者类似于泰戈尔的《飞鸟集》一类的书，但是整体文采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只能算是作者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许多单独的短篇遐思杂感的汇集本。全书分为三十六章，一共七十八页，不算太长。
作者在前言中说：一九三七年冬天，为了军事的撤退，我随人群从南京奔到重庆，我决计不再讲空话，因为在途中，我亲眼看见了那血肉横飞的场面，也亲眼看见了，年轻的母亲，将自己还在怀抱里吃奶的婴儿，放在路旁，嚎啕着走了。我不敢想那些事，我决意，用沉默来代替忏悔。于是有整整两年，我没有参加过集会，也没有讲过半句空话，文章当然更不曾动过笔。
俟后，那印象，虽没有完全淡下去，但现实的魔爪，老在我周围环绕，有时看不过，也偶尔拿起笔，发发牢骚，于是我又在报章杂志上讲空话了
就是空话罢，也不能任意说下去。先是要说的意思不存在了，接着根本不许说。但我已经开始说了，要停止，就和两年前不想说时，感到一样的苦恼。我于是换一个方式说，即既不激昂，也不慷慨，只将所见到的事实，同所想得的结果，弯弯曲曲地放进文字里，这结果，就是现在所收集的二十篇短杂感。
开始时，是一九四零年三月。那时节，重庆忽然出现一种软绵绵空气，熏得人头昏眼花。但据说，也是为了坚持抗战。于是，我就不免写了..《人事圈内》，《北极吹来的微风》，《火山上的喇叭》，《没有粘性的浆糊》，《风月之外》，等等。终结时，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了，离太平洋战事爆发，只差一星期。细算起来，不到两年的短短过程中，抗战阵营里，也发生过那么多所谓事件，那么，我所写的，也不能不多了。而且都是有关时弊，这时弊多于政治，政治多于习俗。中国到今天，还不能把敌人完全打出去，是意象中的事了。
这样，我的杂感，还有在印刷上再停留一下的必要。但，果真如此，那前途可更加渺茫了。所以，我并不以这些指责时弊的东西，再放在读者面前为满足。故便名之为《流星》，让她早一点，不，是快一点奔窜过去，我们好看那正在闪烁的明朗的繁星。
一九四二年元月 金刚坡下
这本书是一本油印本，当初的印刷本来就不清晰，网上的图片看着越发不是很清晰。我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全文摘抄下来，可是费着眼神看了几十页，眼睛就开始干涩流泪，甚至模糊，于是只好作罢。这项工作，也只好待后来者了。
在这期间，荆有麟的作品也很多，作品的基调多是正面的宣传，很少犀利的批判。当然，在这种正面宣传中，作者有时候夹杂的几笔闲笔，却在不经意间给人以意外的感受。
他在《大时代的小故事》一书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炼铁厂》，虚构了一个炼铁工厂中的间谍故事。故事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作者关于锻造铁器的一些描写，却比较活泼：因为靠近火，不特脑袋胀，眼睛也常常出魔。红的锅炉，常会变成海船，或草原，红的铁质，则更神妙。它会穿起鲜艳的五颜六色的衣裳，在我们面前出现，或跳，或雾，或唱歌，或招手，有时更会发出凄惨的叫声。
1940年4月，荆有麟在《文阵丛刊》上发表《收获》（写于歌乐山），以小说的形式，写了一次学员帮助老百姓收割谷子子的情景。根据作品中的细节推断，这次应该是国民党组织的干部宣传训练班，因为里面的班主任说：“工作也许很艰苦，但我们有机会代老百姓服务一次，那经验，那功效，恐怕比我们训练完，跟上军队做宣传，要有意义得多吧？”这篇作品应该是为国民党的正面宣传而作的，故事真实与否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里面的有些段落，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例如，作者写这群少爷兵“说也可怜，一百五十个同学，真正在乡间割过谷子的，还不到十个人。就是这几个割过谷子的同学，也还是小时在家因雇不到工人，临时被父兄逼住做帮手，那经验也就有限的可观。”
他们临时从村子里拖过来一个老人，想要询问，老人却声颤手抖地说：“割谷子？那是我们粗人干的活儿，你们当先生的用不着这些。”
当他们中的一个向老人解释，说要代他们割谷子，老人却更惊讶地说：“代我割谷子？我家里没有多少谷子啊！”
读到这里，我就笑了，之后，又有点想哭。荆有麟的细节语言描写还是很到位的。在那个阶级分裂如此严重的时代，政府却试图通过少爷兵们的一次割谷子来弥补这种裂痕，甚至借此做正面宣传，其心可敬，其行可就真是可叹了。
值得一提的是，荆有麟作于1941年的一篇散文《新的血液》被选入1942年10月出版的《写作进修课本》中，作为第五课。同时被选入的，还有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周恩来的《悼张淮南先生》，林觉民的《与妻书》，郭沫若的《苏联友人歌》。可见，荆有麟的文章即使在当时，也是被肯定的，否则，不可能进入教材之中。这篇散文描写的是后方钢铁铸造大炮的工厂内的劳动场面，描写真是很生动，尤其是细节，非亲眼所见绝对写不出那样精彩。这篇散文绝没有萎靡不振之气，字里行间充斥着激情昂扬，热烈蓬勃，要不是文章中描写的特殊的时代背景，简直叫人怀疑就是新时代大建设中热烈的劳动场面。
当然，荆有麟流传于后世最著名的文章，还是当年散见于各个报刊后来被集结成书的《鲁迅回忆断片》（后来改做《鲁迅回忆》）。在这片文章中，荆有麟用含情脉脉的笔触，详细回忆了鲁迅先生的一笑一怒，日常生活的点滴，给后人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不一样的鲁迅。这本书也成为研究鲁迅不能绕过去的作品。
《莽原》周刊的作者，除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列的那些人之外，当然还有荆有麟以及他的妻子金仲芸。金仲芸，原名莫瑛，又名莫仙瑛，金仲芸是她的笔名，因为她的母亲姓金。她是安徽无为人，毕业于上海美专。她活到九十二岁才离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向她调查采访过当年的往事，她似乎也没有什么回忆性的文章保留下来。假如有，那将会对这段历史多少有一点完善和补充。或许，在某一天，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新发现。
荆有麟当时的同侪，现在多数都有重新整理的文集流传在世，比如说章衣萍，安徽专门为这个本省的才子，整理了文集，厚厚的五本，包含了他的主要作品以及日记。再比如说高长虹，他的家乡专门整理了他的文集。废名、施蛰存等后来得享大名者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世人似乎都有意或无意地把荆有麟遗忘了，甚至在生他养他的村庄，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荆有麟究竟是谁，就算他的家人，因为受其连累，都以他的特务身份为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家族中的这个文人，究竟都有哪些著作，更不用说搜集整理重新出版了。
当然，在某一天，应该会有人做这个工作。他的文章或许无可取之处，他的道德或许也无可取之处，但是，作为中国文豪鲁迅曾经的学生，朋友，作为一个在鲁迅文章日记之中频繁出现的人，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至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