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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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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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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荆有麟》连载

第六章 《京报》副刊

孙伏园从《晨报》辞职之后,在鲁迅等人的协助下,办起了《语丝》周刊,虽然前期有些艰难,在最初的时候,他还需要自己抱着报纸到大街上去卖,但是因为有撰稿人的豪华阵容,再加上孙伏园副刊大王的外号也确非浪得虚名,很快,《语丝》就办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这个情景,吸引了另外一个办报刊的人。这个人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原名邵振青,浙江金华东阳人。在地理上,东阳距离绍兴并不是太远,所以,邵飘萍可以算是鲁迅的老乡,他比鲁迅小五岁。他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民国时代报界的奇才。1918年,他在北京创立《京报》,因为《京报》多次揭露抨击北洋政府的腐败,1919年8月,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流往日本。1920年9月17日,邵飘萍回国之后复刊《京报》,并且办了多种副刊。

孙伏园辞职之后,鲁迅有点自责,认为这个学生是为了自己的文章而辞职的,所以,他到世界语学校上完课后,忽然感慨地说:我今天打掉了一个人的饭碗。就在学生差异的时候,他给他们说了事件的过程。最后,给大家说,很快他们就会再办一个周刊。

荆有麟当时正和胡也频、项拙办理《劳动文艺周刊》,因为三个小年轻没有资金,所以,京报馆代为印刷,并且不要他们出钱。他们为此很感激邵飘萍,不时地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改革意见,这次听说孙伏园离开了《晨报》,就很想要《京报》创办一个副刊,要孙伏园来做编辑。但是,面临的问题是,邵飘萍愿意不愿意?孙伏园又愿意不愿意?

荆有麟大着胆子找了一次邵飘萍,把三个人的想法给他说了一遍,意外的是,邵飘萍立刻就答应了。并且说,除了请孙伏园编辑副刊之外,还可以仿照上海《民国日报》的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可以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后面这些附刊,他想交给荆有麟帮忙找人来做。

荆有麟自然喜出望外,但是又有几分为难。喜的是,他自己竟然有机会在《京报》施展拳脚,为难的是,他和孙伏园并不熟,不是朋友,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怎么给他说呢?他想到了鲁迅先生。

荆有麟记载说,他给鲁迅说邵飘萍请孙伏园做《京报》副刊编辑,自己虽然想要玉成此事,却又不认识孙伏园,感到比较为难。鲁迅回答说:不要紧,我代你们介绍,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吧,他现在除了筹办《语丝》之外,也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到我这里来吃晚饭。

在这里我插一句话,荆有麟自己回忆说,在此之前,他和孙伏园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而在上一节,我们知道,鲁迅先生11月30日请荆有麟吃饭的时候,当中就有孙伏园。也就是说,荆有麟找鲁迅谈这件事,肯定在此之前。我为此又专门查看了一下《鲁迅日记》,在11月16 日荆有麟拜访的当天夜里孙伏园来过,这是两人第一次同一天拜访鲁迅,错过见面机会。24日,午后荆有麟拜访鲁迅,孙伏园仍然是夜里过来,来做什么呢? 鲁迅日记又记载,就在25日,当天夜里,孙伏园先来,荆有麟后到。看到这里,我就豁然开朗,对整件事情的经过,理出了一个大概。

整件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就在1924年11月24日上午,荆有麟和邵飘萍谈话,随后在下午,他就去找鲁迅谈话,当天夜里,鲁迅就约了孙伏园,和他谈了谈做《京报》副刊编辑的事情。所以,才有了25日,孙、荆两个人都在夜里到了鲁迅住宅,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情。也由此可见,荆有麟的记忆,还是很好的,虽然经过十七八年,他仍然记得一些细节,他的回忆录,是切实可信的。

孙伏园其貌不扬,网上和书中都有他的照片可以参考,看起来木讷呆板的一个人,乍一看就像是乡下的一个小财主,谁能料到竟是当是有名的副刊大王。真是人不可貌相。

和鲁迅商谈成功之后,荆有麟兴奋得心都要飞了出来。他没有想到,整件事竟然这样顺利轻松。他在文章中记载说:我这一次,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我认为他这个记载,太过含蓄了。当然,四十多岁的人回首年轻的往事,自然会有几分低调内敛,这也很正常。我们只要开动脑子就可以想象,当年的的荆有麟,刚出了西三条21号的大门,恐怕都要蹦起来高喊一句欧耶!然后一蹦三跳地跑回家。

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当天下午到晚上,他不知道偷偷乐了多少次,但是,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第二天中午或者下午,他才将这经过告诉了胡也频和项亦愚。三个人的兴奋可想而知。按照昨天的约定,自然在吃晚饭前,荆有麟匆匆赶到了鲁迅先生家里,去会见久已仰慕的孙伏园先生。

两个人在鲁迅这里第一次见了面。要解决的事情,鲁迅昨天就和孙伏园说过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孙伏园就直接告诉荆有麟,他已经同意了。

荆有麟连忙给孙伏园说:那么,我明天告诉邵飘萍,再同他约好时间,你们先见面?

鲁迅正要喝酒,听见这句话,放下酒杯,说道:那又何必呢?邵飘萍视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

孙伏园建鲁迅先生这样力成其事,他当然也不好表示异议,于是对荆有麟说:这样也好,那又要劳烦你跑一趟了。

荆有麟心里一定在说,不要说跑一趟,就是跑十趟,自己也是愿意的。因为事情一旦成功,他们就可以看到一班学者和文人的高论和出色的创作,对于一般青年而言,也有了可以发言的地方。

吃完饭,他就和孙伏园一起去找邵飘萍,邵正好在报馆,看到孙伏园到来,邵飘萍很热情,两个人在谈过办法、薪酬、稿费等条件之后,邵飘萍立刻说,那么,我们立刻开始吧,下一星期就出版。

过了几天,《晨报》第一版广告栏,出现了一个一二号字体为标题又为正文的长条简单广告,说《京报》将于某日发行副刊。到了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就在孙伏园的主持下与读者见面了。也就是说,从商谈到发行,前后仅有两周左右,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因为名家文章众多,从副刊出版之日起,《京报》的读者就开始增加,一天比一天多,有一天仅仅增加的用户最多竟然达到了两千。印刷所加工了,送报的加人了。因为当时还是铅字印刷,所以,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印刷工人对发行部的人抱怨说:这样加下去,怎么得了呢?由此可见当时《京报副刊》受欢迎的程度。

在《京报副刊》诞生之前,《晨报》一直是北京报刊业的龙头老大,但是,孙伏园离职之后,《晨报》的文章有些观点便开始晦暗起来,时间一久,便逐渐失去了年轻读者的欢心。因为年轻人,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总想获取一些新鲜的进步的观点。《语丝》虽然出现了,但是因为它没有时事要闻,所以也不会影响到《晨报》的发行。《京报副刊》的出现,彻底粉碎了《晨报》坐享安乐窝的梦想。这边是《晨报》发行量大幅度滑坡,有时候一天竟然被退掉几千份,而这边的《京报》是春风拂面,如鱼得水。

报纸没有了读者,那就没有了生命力。迫不得已,《晨报》只好托人来和孙伏园讲和。鲁迅曾经在文章《我和

关于鲁迅的这段回忆,荆有麟曾经辨析说,《晨报》来找孙伏园讲和,是在《京报副刊》出版之后,并不是因为《语丝》。我细细读了鲁迅的那篇文章,发现荆有麟的说法应该是不错的。鲁迅在文中回忆说: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我们想一想也能明白,一个发表内容驳杂,甚至连考古学都有的杂志,一个连固定投稿人只剩五六人的杂志,一个想要催促新的产生,到关键时刻却又隐约其辞的杂志,订阅者能有多少?销量能好到让《晨报》上赶着讲和的程度吗?应该不会。

鲁迅在文章后面继续说道: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结合这段文章分析,我认为荆有麟记载的是实情。《京报副刊》的发行风生水起,自然排挤了《晨报》的生意,所以他们过来和孙伏园讲和也是情理之中。

荆有麟记载说,《京报》之所以销量这样好,主要是因为鲁迅坚持投稿。他前前后后写了很长的几段,来说明鲁迅在此中所做出的贡献。

鲁迅日记中在1925年1月10记载:收去年十二月分《京报附刊》稿费泉卅。3月29日记载:收京报社二月分稿费四十。4月30日记载:午后衣萍、小峰来,并送三月分《京报》稿费卅。6月14日记载:夜伏园来并交《京报》四月分稿费廿,五月分十。此后的日记之中,再也没有相关的稿费信息。

附加一句题外话,围绕在鲁迅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孙伏园、章衣萍、吴曙天、李小峰等都和鲁迅兄弟二人有交情,他们时常出入于两家之门。孙伏园和李小峰更是多次和周作人在一起聚餐。荆有麟可能没有机会认识周作人,也可能是对这个人有点反感,所以始终没有踏进过苦雨斋的大门。在他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提到周作人的地方,有时候竟然会用xxx来代替。我们不去猜测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因为在他写回忆鲁迅的文章之时,周作人已经是臭名满天下的汉奸,就连周的学生傅斯年都对这个软骨头的老师嗤之以鼻大声唾骂。荆有麟行文之中,用XXX代替,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荆有麟的一生,虽然像某些评价所说的有些投机,最起码有两点做得很好,一个就是他对鲁迅的感情是真挚的,这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另一个就是他的民族大节没有过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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