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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到北京城，想从皇城根儿讨得一碗饭吃的荆有麟开始和朋友胡也频合办文艺杂志。他和胡也频怎么认识的，我没有找到原始资料。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当时的文化水平都不太高，写作起来仍然感到吃力。荆有麟当时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提高写作能力，于是就想到去拜访鲁迅先生。从此后二人的交往来看，鲁迅也的确给了他很多指导。至少，可以从他留存下来的文章中，看到鲁迅的思想文笔的影子。
从11月16日到本月底，荆有麟一共拜访了鲁迅六次。19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寄荆有麟信。信的内容已经遗失，推测应该和给他修改文章有关。自此之后，荆有麟为杂志报纸所写的一切东西，完全都要经过鲁迅的过目与修正。不久之后，他和胡也频等主办《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所有的文章也要经过鲁迅过目。
11月30日，也是一个星期日，鲁迅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这是鲁迅第一次请荆有麟吃饭。
王品青，本名王贵珍，字品青，河南济源思礼镇涧北村人。《语丝》撰稿人之一。郁达夫回忆说，王品青是当时鲁迅所属望的几个年轻人之一。1926年1月18日的《语丝》发表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昨天下午我从沙滩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里的大琦君就是王品青。可见，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太好了，所以才有了住院的传闻。
王品青和哲学家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当时都是《语丝》的撰稿人，在长时间相处中，两个年轻人的心走到了一起。可是后来王品青家里人不同意他休掉自己的原配妻子，又有传闻说是冯沅君移情别恋于陆侃如。王受不了打击，本来就不健壮的身体终于倒下了。古往今来，爱情的悲剧，总是何其相似！读书至此，不能不叫人悲怆一叹！
鲁迅日记和信件之中的淦女士就是冯沅君。我最早知道她，是在二十年前，买了一本她和丈夫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还为此专门卖过一本传记《陆侃如与冯沅君》。才子才女，真是天设佳偶。据周作人的文章《关于失恋》记载，王品青在1927年阴历8月30日（阳历9月25日）因为失恋加上肺病，在河南去世。此时的鲁迅已经离开了北京。不过，假如真像郁达夫所说，王品青是鲁迅所属望的年轻人，他为什么不给鲁迅写信反而给周作人写信？鲁迅此后的日记中，为什么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无几？暂存疑。多才而多情的王品青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他的去世，除了给家人带来悲伤，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半点反响。后世关于他的怀念文章并不多，因为除了一段叫人伤感的恋情，也的确没有多少惊天动人的实际可以记述。在这不多的怀念他的文章中，有一个作者格外引人注意，他就是是王品青曾经就职的孔德学校的学生--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努力做到不放过可以发现的每一个有用的细节。有时候，正是这些看似题外话的文字，可以叫我们明白，当年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一群年轻人，都是多么优秀。而荆有麟若是蜷缩在穷乡僻壤的猗氏县，继承了他家的祖业，他只会成为乡间的一个药铺的少爷，最后是老爷，老婆孩子热炕头就会成为他这一生的标配。他便也永远不会见到这么优秀的人群，而他自己的名字就会早已经淹没于太范村西的那一片黄土之中，没有一点信息可以考证，也没人愿意去考证。
王捷三，原名王鼎甲，陕西韩城人。鲁迅1924年暑假去西安讲学，就是他和王品青通过西北大学校长促成此事的。他1926年参与创办韩城中学，后任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南路军秘书长。我推测，荆有麟后来曾短期任职冯玉祥部下，可能和他有关。建国之后，他历任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人品学问，都算有所成就。
鲁迅在这天为什么要请这几个人吃饭呢？若是前两个人倒也罢了，毕竟，他认识荆有麟才短短半个月。还没有熟识到在日记中郑重其事记下：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这天又是一个星期天，难道是鲁迅可能是想要犒劳一下最近编辑发行《语丝》辛苦的孙伏园？这是我最初的猜测。但是，鲁迅明明用的是同孙伏园请某某某吃饭的句子，也就是说，他们两个都做东，而其余三人都是客人。荆有麟并非临时到来蹭了一顿大餐。这其中肯定有原因。
我查了一下鲁迅这几个月的日记，发现王品青、王捷三一起出现只此一次。再结合前面的日记和资料，我推测本次宴请，鲁迅是为了答谢二王暑假前后操劳鲁迅等人西安讲学的辛苦。可是荆有麟呢？孙伏园为什么请他？我继续查看荆有麟的回忆录以及鲁迅的文章，果然找到了原因：孙伏园是为了答谢荆有麟为他奔波《京报》副刊编辑一事（见第六节叙述）。大概还因为荆是运城人，和王捷三家乡距离不是很远，乡俗口音基本相同，所以就把他们约在了一起。所以，鲁迅的日记才这样叙述：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我刚开始也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等到考证清晰，这才明白，先生下笔，是很准确的。因为这次饭局，本来就是两个人坐东，三个人是客，当然，至于最后，谁付了饭钱。不用猜都知道，在孙伏园正窘迫的时候，鲁迅会叫他的这个学生和朋友付饭钱吗？不会，绝对不会。
这是鲁迅日记中，第一次记载请荆有麟吃饭。就在这次饭桌上，鲁迅提起了一个叫高长虹的人，并且向几个人询问他是谁？孙伏园是认识高长虹的，所以就向鲁迅做了简单的介绍。同时还询问鲁迅对高长虹所主办的《狂飙》期刊看法如何。鲁迅回答说很好。孙伏园把这些话转给了高氏，12月10日夜里，高长虹就主动去拜访鲁迅，并赠送给鲁迅《狂飙》以及《世界语周刊》。从此拉开了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恩怨是非。这是题外话。高长虹也是山西人。董大中先生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中，把两个人的是非曲折勾勒的详尽细致，有兴趣可以参考。虽然同是山西人，但是想要把狂飙之风刮到全国的高长虹及其狂飙集团的成员们，对籍籍无名的荆有麟很看不上眼，双方之间的交往也非常少。
本年12月，荆有麟十六次拜访鲁迅或者通信，平均两天一次。其中5日与6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是叫文稿和取文稿。
就在这个月，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从哈尔滨请来了一位白俄教授谢利谢夫，世界语掌握的很好，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都是一流。
他来到北京不久之后，就听说了著名的鲁迅，于是就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大作家。他找到了教务处的陈空三，陈空三找到荆有麟，叫他带着这位白俄教授去见鲁迅。
荆有麟为人也很聪明，他当然要首先咨询一下鲁迅的意见。鲁迅说不要到他家里来，随便到什么地方谈话都行。
荆有麟于是就说：那我们到东安市场，我请你们吃完饭。
今天吗？鲁迅先生考虑他自己的时间。
就今天吧，你从家里直接去，我到学校去约他，谁先到谁等着。说完，荆有麟就拿起大衣帽子准备出去，就在这时，孙伏园、章衣萍来了。鲁迅先生也拿起了围巾，先进来的章衣萍问道：你们是要出去吗？
鲁迅先生笑着放下围巾说：有麟请客，难得的机会，一起去东安市场吧。
于是鲁迅、孙伏园、章衣萍三个人先去，荆有麟跑到学校去找这个白俄教授谢利谢夫。
谢利谢夫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番，洗脸，擦皮鞋，换衣服，打头油，好半天才随同荆有麟下楼，一起来到了中兴楼。鲁迅先生及个人早已经等在那里。
这一天是1924年12月28日。距离鲁迅认识荆有麟也不过一个多月。
到了双方谈话才发现出了意外。谁料到荆有麟虽然在世界语学校学了这么长时间，只能听得懂世界语，但是说的很不利索，这样的哑巴世界语，自然没法给谢利谢夫做翻译。鲁迅他们四个谁也不会讲俄文，于是只好请荆有麟用他的哑巴世界语询问谢利谢夫是否会讲英语，谢氏说自己会讲德语和日语。于是，意外又出现了，鲁迅用日语和他交流的时候，这个白俄教授却用乌拉乌拉说起了德语。他们二人显然都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外语，双方一开口，气氛就越发尴尬起来。因为语言不通，没法交流，几个人只好大眼瞪小眼，干着急。后来，鲁迅为了缓和席间气氛，说了一个笑话。谁料想也不知道是荆有麟的翻译有问题，还是谢利谢夫的理解有问题，他竟然真的认为，面前的饭菜里边有苍蝇。闹得众人越加尴尬。到后来，甚至在谢利谢夫着急上厕所大便的时候，都是摸着自己的屁股比划着，几个人才明白他想说什么。一场聚餐，以无限期望开始，以无比尴尬收场。为此，鲁迅事后笑着批评荆有麟，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并且告诉荆有麟，这个谢利谢夫恐怕不是个什么高明的人。荆有麟后来回到学校一查，这个谢利谢夫果然是沙皇时代的白俄教授。
这件事，荆有麟记载的很详细，叙述中甚至有些戏剧性。鲁迅日记记载的却很是简略，他记载陪坐的有孙伏园、项拙、胡崇轩，但是没有章衣萍。这个俄国教授，鲁迅记载叫作绥理绥夫，荆有麟记载叫作谢利谢夫，应当是音译的不同。
胡崇轩，福建人，本名胡培基，后来改名胡也频。他和荆有麟同岁。1921年来到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学校停办以后，他流落到北京，靠着给一家公寓老板做点杂物，来维持生计。1924年，他参与《京报》副刊《劳动文艺周刊》的编辑，开始发表小说和短文。后来认识了丁玲，1925年秋两人结婚，1931年2月7日，因为张春桥的故意出卖，与柔石、殷夫、李维森、冯铿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项拙，字亦愚，此时也是《劳动文艺周刊》的编辑。
所有回忆性的记载，都是凭记忆来写的，就必然存在着与事实之间的偏差。荆有麟的回忆也不例外。参加这个饭局的人，除了孙伏园之外，鲁迅日记记载尚有项拙与胡崇轩（即胡也频）二人，但是却没有记载章衣萍。荆有麟记载却只有章衣萍，根本没有提及胡也频。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饭局，人数和名字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项拙和胡也频都是荆有麟的朋友，而且此时都是《民众文艺周报》的编辑，假如他们二人当时真的在场，荆有麟不可能一个也记不住。而假如他们当时没有出现，鲁迅当日的日记却记载的明明白白。为什么？
鲁迅的日记，除了一小部分是几天以后补记的，多是当天记当天事。他连饭店的名字都记得那么清楚，不可能把人名人数搞错。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荆有麟记错了。毕竟，他的文章是在十六七年之后写的，有些事情的细节回忆不到位，也是寻常的。毕竟将近二十年之后的回忆，完全确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真怀疑，他的记错，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忽略？要知道，写这些回忆文章的荆有麟，已经不是当年围在鲁迅身边的年轻学生，而是一个已经投靠中通和军统的文化特务。他的阅历，他的精明，早已告诉他，有些事，即使想起了也不能说，有些人，撇得越干净越好。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应该是国民党的一个禁忌话题。
我这样的猜测，却遭到了荆有麟另外一篇文章的强烈反驳，在《京报的崛起》一文中，他明确叙述：我在听了先生的报道，当天晚上，就去告诉胡也频与项亦愚。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正在编辑《劳动文艺周刊》。他在这里点明了胡也频，也就是说，我所猜测的只能是猜测的。或许，真的是时间间隔太久，荆有麟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