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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于成年人来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25年。
1月24日，是农历的春节，正好是个周六。鲁迅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简单的话：晴。旧历元旦也,休假。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不约而同的是，在八道湾的周作人这个春节也在家中看书写作翻译文章。
这个春节，因为刚刚办理《民众文艺周刊》的原因，荆有麟没有回山西老家，他仍然停留在北京城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多约一些稿子，把这份来之不易的报刊办好。在1月23日，也就是除夕夜的晚上，荆有麟来到鲁迅先生家中。鲁迅的记载很简单：夜有麟来并赠瓯柑十六枚，鲫鱼二尾。在这个新年的夜里，他们谈了什么，鲁迅没有具体记载。但是，荆有麟不但记载了，而且发表在自己编辑的1925年2月3日第七期《民众文艺周刊》上。他在《除夕晚上的我》中写道：鲁迅先生前天说，他是不过年的，到他家里去玩玩。于是我就一直走去，因为鲁迅先生离我并不很远，到鲁迅先生家里，他家果然不过年。不特没有预备敬神放炮的等等麻烦事，他还是悠然自得的在那里看诗集。
这个时候，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李慎斋的来给鲁迅先生送代领的工资。荆有麟在鲁迅家中谈到十点半才回家，他们谈风俗，谈习惯，谈中国人的思想，又谈到下一期的《民众文艺》的稿子。
在1月26日，也就是正月初三，荆有麟又来到了鲁迅府上拜年。29日（初六），下起了大雪，荆有麟夜里又来到周府，30日夜里，他来到鲁迅这里，取走了一篇文稿。1925年4月14日，鲁迅在《京报副刊》上登载了一则启事：《民众文艺》稿件，有一部份经我看过，已在第十四期声明。现因自己事繁，无暇细读，并将一部份的“校阅”，亦已停止，自第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四月十四日。结合荆有麟正月到周府的三个日期，我们可以推测，初三荆有麟过来，一则为拜年，二则为向鲁迅约稿或者修改稿件，所以后来他又来了两次来取稿件。这个稿件，当然是用在了他们编辑的《民众文艺周刊》上。此后，在2月7日和3月22日，荆有麟还来到鲁迅府上两次取走了文稿。而鲁迅这段时间因为忙着翻译创作，所以，能够匀给《民众文艺周刊》的校稿时间就很少了，所以，他才登载了那则启事。
在民国初年，有许许多多像荆有麟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北京，想要寻找出一条生活的道路。例如许钦文，例如胡也频，再例如沈从文、丁玲等人莫不如此。他们有知识，但是达不到专家学者的水平，所以只有靠一支笔来打天下。从内心来说，从山西老家漂流北京的荆有麟很想做一番事情，这样才不至于辜负一生。所以，他才积极鼓动孙伏园办《京报副刊》，又和胡也频等人办理《京报》附刊之一的《民众文艺周刊》。
《京报》副刊的红红火火，有孙伏园和鲁迅等的贡献，自然也少不了荆有麟的一份贡献。毕竟，若不是他牵线搭桥，积极出谋划策，《京报副刊》以及后来的《莽原》可能就不会问世。何况，他曾经负责者《京报》其他七种附刊之一《民众文艺周刊》。但是，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他对自己这段编辑生涯几乎不置一词，只在《京报的崛起》一文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至于《京报》所附出的七种周刊，这里暂保留罢。
这句话说的很奇怪，似乎有什么隐情，叫作者不想多说。我有幸购得一本《莽原》的合订影印本，上海书店1984年印行。在1925年5月29日的第六期《莽原》上，有荆有麟的一篇文章《关于“民众文艺”的话》（5月26日作），文章中这样说道：
在二十二期的《民众文艺周刊》上，看见这样一段启事：本刊编辑、发行及其他一切的事情，自本期以后，均由荆君有麟负责办理。其实这话项拙兄早已告诉我过了，而且我也慨然答应。我那时想着，我们一方面将《莽原》扩张，一方面再办《民众文艺》，把在《莽原》上所余下的稿（关于民众文艺方面的）和经费（卖掉《莽原》的收入）来贴陪到《民众文艺》上面。所以我就同鲁迅先生商议进行的办法，以为吃这个将死而未死的刊物。
谁知我们的计划不特成了泡影，好像我们专为刊物而吃饭似的，处处还得受人的戏弄和压迫。我们到底何苦来？我现在不妨原原本本的说个清楚，省的下期刊物出不了版，人家来责备我。
仅从引用的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荆有麟的满腹怨气。《民众文艺周刊》是《京报》的附刊之一，编辑一共五人，但是江震亚因为涉及抄袭风波，跑路了，陆士钰对于社务向来不关心，胡也频倒是很热心，但是经常外出，忽而烟台忽而天津，当时据说很快又要回到南方，项拙心有别鹜，只想着棋子棋盘，不肯全心全意办报刊。五个人只剩下了荆有麟一个人。项拙就提议叫荆有麟全权负责，反正也不缺稿子。荆有麟感觉现在的中国社会，替民众计划，本来就太早而且迂阔，加上人员流散，憋了一肚子的火，此时就发泄了。于是在文章中，杂七杂八说了一大通。
在《莽原》周刊第七期的中缝里，还有荆有麟大字标识的文字《要与哙等为伍的两封信》，这分别是江震亚写给荆有麟以及胡也频和项拙的两封信。因为是影印的缘故，有些文字模糊不清，但是，从第66页和70页清晰的的文字合起来阅读，也能看出荆有麟当时的情绪和思维。哙等为伍，这是一个典故，用的是韩信被降为淮阴侯之后，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话：生乃与哙等为伍。在这里，荆有麟用韩信自比，用樊哙来比喻江震亚。尤其是在两封信的最后，他还加了自己的一句批注：我想不妨给他也发表出来，以证哙等之羞，但又恐怕糟蹋了《莽原》的贵篇幅，故把它放在中缝广告栏。
观文知人，年轻之气盛，可见一斑。当然，这只是荆有麟的记载。我们结合鲁迅的那则启事就可以大体还原一下事情的部分经过。以前的《民众文艺周刊》，虽然说是荆有麟胡也频等人办理，其实鲁迅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前十六期几乎都经过他的编辑校对。而鲁迅现在发表了这则启事，几个年轻人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所以，项拙才提议叫荆有麟全权负责，因为可以利用《莽原》剩余的稿件。荆有麟刚开始可能觉着问题不大，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后来感觉自己能力有限，恐怕应付不来，所以才会有这份充满牢骚的声明。
我查了一下鲁迅日记，5月26日，荆有麟写这篇文章的这一天夜里，他到鲁迅宅院，可能就和这件事情有关。牢骚归牢骚，报刊总要办下去，即使不为别的，也总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营生。所以，《民众文艺周刊》并没有停办，在《莽原》周刊最后一期的中缝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七种附刊完整的广告。而且，在《莽原》第十一期的中缝里，我发现了一则荆有麟的启事，这样写道：来稿无论是莽原的或是民众的，我总希望投稿者将真实姓名和地址写出来。这则启事很长，但是大体意思如此。这就证明，《民众文艺周刊》仍然在正常运行，在7月17日第十三期的中缝里，还有一则荆有麟的启事，启事中说，欢迎投稿并征求民间歌谣及故事。从二十二期起（应该是下周二，7月21日），民众周刊，由我个人出来担办了……来稿请寄北京锦什坊街九十六号荆有麟收。由此可见，从他发表那则满腹牢骚的文章的5月26日，到7月21日，将近两个月，《民众文艺周刊》才真正由荆有麟一个人独立操作了。但是，此后鲁迅究竟还有没有帮过忙，就要重新发现和考证了。我们从这则信息上也可以逆推一下，《民众文艺周刊》的二十二期，和《莽原》的十四期在同一周，都在7月24日，似乎《民众文艺周刊》要比《莽原》早发行八期。我们从《莽原》的发行日期4月24日，倒数八周，《民众文艺周刊》的发行应该在1925年2月24日，正是二月初二阴历龙抬头的日子。当然，也可能更早。
在我没有看到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报刊图片之前，我就是这么推算的。实际上，民众文艺周刊》创刊于1924年12月9日。我曾经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见到过《民众文艺周刊》第二期的图片，所标注日期为1924年12月16日，倒推一周可知。在这张图片上，有一个目录，上面有胡崇轩和项拙的文章名字。还有一篇项拙所写的文章《本刊更名之经过及所抱之宗旨》。这一张图片给我带来的信息，是如此的重要，不然的话，我的那些推算可就要在方家面前出洋相了。
但是，即使如此推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按照每周一份来计算，也就是说，到7月24日，《民众文艺周刊》应该已经发行到第三十二期，而不应该是二十二期。十期之差，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好多天我为之疑惑不解，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查询，所以，这一小段，我迟迟没有继续写下去。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又见到了一张1925年6月9日第二十三期以及7月7日第27期《民众文艺周刊》的图片，这才发现，前后相差不过三期。我也就霎时间明白了，荆有麟的那则声明，只是为了声明一下，二十二期之后，都是自己主编的。并没有说7月24日的是二十二期。是我自己解读错了。可是，反过来一想，你看看，老天当真待我不薄，只要有耐耐心，有细心，就可以在不经意之间，发现很多想不到的东西。
我写到这里，搁笔好几天没有继续，因为我手头或者在网上找不到关于《民众文艺周刊》的细节信息，想要说的更加具体一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幸好，有人愿意给我提供帮助。昨天，回家的路上，我和外甥提起此事，他很热心，给我发过来一大堆链接。在这些链接中，我一一查看，终于找到了荆有麟和鲁迅发表在《劳动文艺周刊》上的文章题目。其中，鲁迅总共发表了十三篇，荆有麟总共发表了十四篇，最长的一篇连载《过去的中国非战文学之一瞥》连续在第4到11期上发表。
鲁迅在《一个罪犯的自述》中说：《民众文艺》虽说是民众文艺，但到现在印行的为止，却没有真的民众的作品，执笔的都还是所谓“读书人”。民众不识字的多，怎会有作品，一生的喜怒哀乐，都带到黄泉里去了。
鲁迅的这句话，并不是反对《民众文艺》，而是对其内容文笔有所不满。能够写文章的文人们，不回去实地调查民众的喜怒哀乐，而了解民众喜怒哀乐的劳苦大众，却不会写文章，他们也看不懂文人们笔下的那个世界。所以，在第十一期上，还有一篇荆有麟翻译的一篇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王的新衣》，我们现在通译作《皇帝的新衣》。这则童话，最早由刘半农翻译成汉语。刘半农是教授，荆有麟只是一个小编辑，二人翻译同一篇作品，谁更胜一筹，我没有原始的资料，还真不好评价。
《莽原》第二十期中缝里写了一则通告：征求李调元的故事。李调元是清代中晚期蜀中的才子，他的民间传说很多。因为始终没有见到《民众文艺周刊》的庐山面貌，我没办法统计它曾经用了多少期来搜罗这位才子的逸闻轶事，但是，至少从《莽原》的中缝里，可以知道，第三十六期专门介绍民间人物故事，其中包含李调元的故事，三十七期是李调元专号，三十九期仍然用来介绍李调元，另外三十三期专门搜集民间歌谣。这些信息无不表明，《民众文艺周刊》一直在改进，逐渐向通俗化大众化靠拢。
鲁迅发表在《民众文艺周刊》上的文章，当时最著名的应该要数1925年3月24日第14期上的《战士和苍蝇》一篇了。这篇文章是为孙中山而作。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二人以及段祺瑞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 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他扶病到达北京。《京报》连续几个月报道了孙中山的行程以及抵京之后的身体状况。在2月初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些好转，但是，到了3月1日，病情开始恶化。到了12日，孙中山治疗无效，病逝于北京。《京报》在13日的报纸第二版上用一整版来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伟人。当时的《民众文艺周刊》本来要做一个孙中山的专辑，后来被否决了。
所有的社会都一样，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谣言和流言甚嚣尘上，是一个社会某一时间段避免不了的常态。孙中山逝世之后，不但段祺瑞借故靴子不合脚，不来拜祭，还有些自以为是的人来诽谤他和辛亥英烈的功绩，鲁迅忍无可忍，写下了这篇文章：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但是，因为文章写的没有那么明了，所以，许多文人开始怀疑鲁迅是在抨击文坛。在1925年4月3日的《京报副刊》上，鲁迅发表了又一篇文章《这是这么一个意思》，文章明确写道：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免于误会。
前篇文章写出，不知道多少文人恨的咬牙切齿，这篇文章一出，不知道又有多少文人第二次咬牙切齿，一口老血就要喷薄而出。原来他们前此所有的恨都不过时自作多情，在鲁迅的心中，他们竟至于连苍蝇也不如。我喜欢鲁迅的文章，就喜欢他这一点，爱与恨，毫不藏着掖着。
在回忆文章中，荆有麟曾经记载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当问及应不应该出欢迎或者纪念孙中山的文章，鲁迅回答说：毛壮侯主张出专号，固大可不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者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是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民国十四年，当国民党在北京创办机关报《国民新报》时，鲁迅不特应了主持人邵元冲之约，常有稿寄去，还介绍了韦素园前去编副刊。
这段回忆至少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鲁迅是非常钦佩孙中山的。所以他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点明孙中山的伟大。第二，鲁迅不满意单纯地为文艺而文艺。所以，《民众文艺周刊》后来在第25期就改名《民众周刊》以及连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应该与他的这个指导思想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