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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莽原》进行的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群从安徽来的年轻人，进入了鲁迅的视野。他们是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韦素园。他们几个人都来自安徽六安霍邱县叶家集，前三者是同班同学，韦素园是韦丛芜的哥哥。
他们四人中，最先和鲁迅通信以及到鲁迅住宅拜访的是李霁野。李霁野，作家、翻译家，翻译有《简爱》等名著。1923年春，在韦素园的鼓动下，来到北京求学。他去拜访鲁迅时，才不过二十岁。《鲁迅日记》中1924年9月20日：二十日 晴。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译本全部。
《往星中》是李霁野所翻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作品，他的同乡张目寒是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于是就主动把李霁野的译稿带给鲁迅先生。这是有记载的二人之间的第一次交往。初冬的一个下午，张目寒带着李霁野前去拜访鲁迅。我查看了鲁迅日记，10月10日，11月9日，张目寒前去拜访鲁迅，但是，其中并未见李霁野的名字。应该是鲁迅漏记了这次的会面。1926年5月，鲁迅不但给李霁野这部书写了提要，还请画家陶元庆做了封面，帮助他正式出版，并纳入《未名丛刊》。
对这段历史，李霁野曾回忆说：我译好后，冒昧地送给鲁迅，向他请教，没有想到先生当晚就看了。过了几天他让我去，当我见到他改过的稿子时真有些出乎意料。我没有到先生改稿这么认真，对我又是这么尊重。凡原稿有错误的地方，他都写在一个小条上，夹在要修改的那页里。我去了以后，他仔细地给我讲为什么这样改，然后又问我，你看这样改行吗？先生对译稿总的评价是 ‘文字通顺，可以出版 ’。可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要想出书是很难的 ，先生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主动提出由他 、韦素园 、台静农、韦丛宪和我几个人合办一个出版社。他真大方，先拿出了《坟》的稿费贴补我们印书，未名社就这样诞生了 。”（孙振武《拜访李霁野》）
当然，他们的认识还应该更早一点。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写道：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头发胡子通通长的要命，这大约是那个时代诗人的一种标配。李霁野回忆说：一九二三年春 ，韦素园劝我到北京读 书 ，台静农已经在北京大学旁听了。我在北京自修英文半年 ，秋季转入崇实中学。两篇记载结合，虽然具体这次见面是什么时间不可考，但是据推测，大约应该在1923年春夏之间。鲁迅只是注意到了这个头发胡子都长的要命的年轻人，因为此事并无任何交往，所以也就没有在日记之中记录。
自这次正式拜访之后，他们一直书信往来，师生友谊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鲁迅逝世。鲁迅去世之后几十年，李霁野还对高长虹等人当年对鲁迅的背叛耿耿于怀。
1925年2月15 日，李霁野给鲁迅送去他的《黑假面人》译本。16日夜晚，又给鲁迅送过去一封信。17日，鲁迅给李霁野写了回信，并于第二天发送。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霁野兄：
来信并文稿，《黑假面人》译本，又信一封，都收到了。
《语丝》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我曾经介绍过两三回文稿，都至今没有消息，所以我不想寄给他们了。《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都可以登，未知可否，如可，以那一种为合，待回信办理。
《黑假面人》稍迟数日，看过一遍，当寄去，但商务馆一个一个的算字，所以诗歌戏剧，几乎只得比白纸稍贵而已。文中如有费解之处，再当函问，改正。
《往星中》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较与实社会接触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大约应该赞成这一部罢。《人的一生》是安特来夫的代表作，译本错处既如是之多，似乎还可以另翻一本。
鲁迅 二月十七日
在李霁野的介绍下，鲁迅认识了韦素园、韦丛芜、还有台静农等人。
对韦素园，鲁迅这样评价：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
沉静却有些倔强，狷而不狂，讷而有才，这是真实的韦素园。
对韦素园，鲁迅欣赏并且怜惜。欣赏的是他的才华，怜惜的是他的身体。韦素园身体很不好，肺部经常生病。鲁迅离开北京之后，还非常关心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询问韦素园身体怎么样。
因为几个年轻人经常去鲁迅那里，又都喜欢翻译写作，1925年8月，鲁迅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专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韦素园还特地拉上不在北京的曹靖华入伙，所以，未名社连鲁迅在内，一共有六人。有的文章把李霁野的同乡张目寒也加入在内，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鲁迅曾经为北新书局编辑一套未名丛书，此时，他和李小峰商量之后，便把这套丛书拿过来叫这几个年轻人去做，因为丛书叫未名丛书，所以，就把这个小的文学团体叫做未名社。为什么把叫未名呢？是因为鲁迅觉得这个文学丛书如初生之婴孩，尚未来得及起名，还未想定名目，故曰未名。筹措资金的时候，这四个安徽青年筹措了二百元钱，曹靖华是河南人，此时还不在北京，但是他积极响应，并且邮寄过来五十元钱。其余的三百五十元资金，全部由鲁迅筹集。
1934年7月16日，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写道：
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
未名社的主要贡献是外国文学主要是苏俄文学的翻译与介绍。他们八月组团，九月就出版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出了象牙之塔》。此后译作一直不断。在未名社存在的六七年间，一共出版了两套丛书，一套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作品，例如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塔》《小约翰》，韦素园翻译的《外套》《黄花集》，曹靖华翻译《蠢货》《白茶》《烟袋》《第四十一》，韦丛芜翻译的《穷人》《罪与罚》《格列佛游记》，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等，一套是未名新集，专收创作的作品，例如鲁迅的散文《朝花夕拾》，韦丛芜的诗歌《君山》，台静农的小说《地之子》，李霁野的《影》，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我的手边，恰好有一本《未名社作品选》，选入了韦丛芜的长篇诗歌《君山》，台静农的乡土小说集《地之子》，李霁野的《影》等。
1926年，鲁迅南下之后，韦素园的身体一直很糟糕，不得已去西山疗养院养病，此时，曹靖华远在苏联，韦丛芜带病在燕京大学读书，李霁野不得已从燕京大学休学，一边在孔德学校教书，一边翻译《文学与革命》。1928年4月，因为《文学与革命》在山东被查获，山东奉系军阀致电北京方面，以共产党机关的罪名查抄未名社，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三人被捕入狱。4月24日，尚在养病的韦素园给鲁迅写信，告知此事。
鲁迅在文章中这样评价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
是啊，那个年代就是如此，一本书的名字，叫文学不可怕，一旦加上革命两个字，就叫某些执政者胆颤心惊，似乎在这本书的革命两个字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武王伐纣的十万大军或者是黄花岗烈士的炸弹和火雷。在他们眼中，这些内忧可远远比那些外患要严重得多。所以，他们宁可信其有地查抄，封闭，也不敢有半点懈怠。鲁迅说无妄之灾，颇为可笑，真是值得细细品味。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1929年5月，他回到北京看望母亲，在5月30日，专门到西山医院去看望养病的韦素园。韦素园知道鲁迅要来，异常兴奋，提前一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老师的到来。
鲁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鲁迅的这个回忆，是在韦素园病逝两年以后写的，但是，字里行间仍然充满了浓浓的感伤，即使现在读起来，仍能够品味出一位老人对子侄，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爱与同情。
缠绵于病榻的韦素园时刻挂念着扶持自己的恩师，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烈士被捕，社会上谣传鲁迅也被捕，病床上的韦素园非常焦急，他给许广平写信询问情况。2月2日，鲁迅感动地回信说：
素园兄：
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言，至于广播北方，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
其实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不过这一回造得较大，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这些人大抵便是所谓“文学家”，如长虹一样，以我为“绊脚石”，以为将我除去，他们的文章便光焰万丈了。其实是并不然的。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但在中国，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所以我近来搬了一处地方。景宋也安好的，但忙于照看小孩。我好像未曾通知过，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另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
我新近印了一本Gradkov的《Zement》的插画，计十幅，大约不久可由未名社转寄 兄看。又已将Fadejev的《毁灭》（Razgrom）译完，拟即付印。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敌人（鬼鬼崇崇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 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迅 上 二月二日
景宋附笔问候
这是他们师徒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一分，韦素园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终年三十岁。他的英年早逝，与柔石一样，都是鲁迅晚年的一大悲痛。鲁迅回忆说：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韦素园送给鲁迅的那本自己翻译的《外套》，鲁迅一直保存着，在1933年4月30日，他整理东西的时候，又看到了这本书，禁不住悲从中来，伤感地在书上写下一句话：此素园病重时特装相赠者，岂自以为将去此世耶，悲夫！越二年余，发箧见此，追记之。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迅。
行文至此，我也不觉几分伤感。呜呼！山阳笛音，悲也如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