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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说《莽原》。《莽原》周刊一共出版了32期，1925年年底休刊。1926年，《京报》要去掉七种附刊，《莽原》周刊不得已改为《莽原》半月刊，1月10日创刊，由未名社负责发行。出版了48期，直至1928年停刊。
此时聚集在鲁迅周围，在莽原社的这些青年人中，有荆有麟、高长虹、高歌等山西人，也有韦素园、李霁野等安徽人。在鲁迅看来，他们都是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就像是自己的左手和右手，所以，对于他们，他并无偏向哪一个。
彼此都是年轻人，又都集中在鲁迅周围，按理说应该彼此相与，但实际上，他们彼此却并不和睦，矛盾的积累，后来甚至起了冲突。其实矛盾的起因都是一些细枝末节，拉不到桌面上的东西。例如， 高长虹回忆，1925年8月，韦素园曾经任职《民报副刊》编辑，高长虹回忆，《民报副刊》决定出版前，韦素园去找高长虹要稿，可能是因为说话用词不当，引起高长虹的反感。1925年夏天，荆有麟又告诉高长虹，韦素园等人不来搞了。其原因是听说高长虹有稿费，而他们没有。《莽原》社中诸人都没有稿费，鲁迅同情高长虹贫穷，于是特地嘱咐，每个月给他十元八元的稿费作为生活费。高长虹于是就去找鲁迅，商量着要给他们一些稿费，鲁迅回答说不须。
对高长虹，鲁迅是欣赏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高长虹能做文章，并且一部分的意见也和自己相合。同时又指出高氏有些尼采的影响，作品有些晦涩难解。在新文学大系的序言中，他评价高长虹“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莽原周刊》一共出了三十二期，发表作品260篇，高长虹发表34篇，居首位。
高长虹刚开始对鲁迅是敬佩的，所以他积极奔走《莽原周刊》。然而，他们之间的蜜月期太短暂了。8月，《民报》增加副刊，韦素园在鲁迅的帮助下做了编辑，他为了推销报纸，在广告中说“现本报自八月五日期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之大好消息也。”
按道理说，广告就是为增加销量的，有一些夸大之词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这则广告，举的是五个人，并非鲁迅一个。可是，这则广告却叫高长虹不满甚至反感了。他公开说：“思想界权威者的广告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惋惜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这样说，鲁迅也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不久，他在一次和鲁迅谈话时，鲁迅说，就说权威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这句话又引起了高长虹的误解，认为是鲁迅自己默认了这种提法。于是，就对鲁迅产生了不满。在此之前，他每月必去鲁迅家中五六次，但是自此之后，一年之内，也不过二十几次。高长虹竭力反对权威，可是在他后来利用鲁迅为自己做广告时，也称鲁迅 为“思 想界先驱者”，这又算不算一个讽刺呢?
他对鲁迅的第二个不满，是鲁迅曾答应给他的《狂飙》写稿子，最初说是一篇小说，后来又说一篇译稿，最终鲁迅也没有给《狂飙》写稿。这就引起了狂飙社诸人的不满。高长虹回忆说，自己只好从中斡旋。有一天夜间他和郑效洵拜访鲁迅，鲁迅对他们说“春秋两季骂西滢”，他就把这句话登载在自己主办的《弦上》周刊上，题目就叫做《一句诗》，算是平息狂飙社诸人对鲁迅的不满。
高长虹也在后来的回忆之中说两人刚见面时，鲁迅对他很是热情，他也是频繁出入鲁迅家门。《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鲁迅就要他来做编辑。但是，他拒绝了。当时韦丛芜生病，李霁野回家，台静农不在北京，所以，鲁迅就只好把《莽原》半月刊的编辑就给了韦素园。不料，这又引起了高长虹心中的不满。
他本来以为，自己舍弃狂飙社的宏图伟业，尽心尽力和鲁迅一起打理《莽原》，不敢说劳苦功高，多少还应该分得一杯羹，甚至他还有打算，在鲁迅之后，将《莽原》纳入狂飙的版图，因为他已经将《莽原》看做《狂飙》的化身，甚至把自己看做了《莽原》之父。谁知道，改为半月刊的《莽原》却交给了未名社的人来打理，他未免有些愤愤不平，所以曾这样说：对由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
鲁迅叫他做编辑，他不干，要去上海开辟狂飙的江山。叫别人干了，他却似乎承受了天大的冤屈，在这里说东道西，碎语闲言。就是一个区区编辑而已，又不是皇帝的宝座，难不成还要像古代的禅让一样，叫别人问你三遍，你才回答可以，这样就算是对你的礼遇？高长虹这个人，总是有一点狭隘偏激，有那么一点神经质。
后来鲁迅在给别人的信中对安徽派和狂飙派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互相嫉妒。根本原因就是为争夺地盘，也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虽然董大中先生精心考证说当时狂飙派的威望比安徽派要大很多，说什么狂飙派是鲁迅手下的第一集团军，未名社诸人是第二集团军，要嫉妒也只能是安徽派嫉妒狂飙派，哪里有狂飙派嫉妒安徽派的道理。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做文章不是行军打仗，不需要什么第一第二集团军，毕竟，嫉妒不是弱者的专利啊。更何况，鲁迅是在征求了高长虹的意见在之后，才把编辑交给了韦素园。可是，奇怪的是，这反而就叫高长虹感觉有些不满意了。红楼梦中有一个章节叫做“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嫌隙人三个字，可以为高长虹做个注脚。无论朋友还是家庭，心一旦有了隔阂，看什么都是不顺眼的。
应该说，高长虹这个人的偏执和狭隘的自我主义，应该是这场矛盾冲突的一个原因。高长虹私下对鲁迅以及安徽派的不满，也间接影响了他底下的成员。终于，莫名其妙发生了所谓的《斧背》风波。
《斧背》是狂飙社成员尚钺的一篇小说，鲁迅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这样评价这本小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1926年2月，尚钺本来要把这本小说编入鲁迅的《乌合丛书》，但是据他自己说受了第三者和第四者的蛊惑挑唆，于是对鲁迅产生了不满，就把这本书的文稿从鲁迅手里要了回来，送给了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
1926年11月9日，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说： 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多；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乃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
关于这件事情，高长虹和尚钺都有自己的回忆。但是回忆的细节却有所不同。董大中先生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之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辩解，但是，他的有些观点，我却不敢苟同。例如他说鲁迅日记巨细靡遗，但是关于高歌去取尚钺稿件的事情，却没有记载，由此怀疑鲁迅给韦素园的信中所说高歌取稿件一事。而他在前一章叙述鲁迅日记中记载高长虹拜访的次数时，却说道查《鲁迅日记》，高长虹来鲁迅寓共52次（有一些往访可能失记）。对啊，鲁迅也是人，也有七病八灾，也不可能在日记中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那么，高歌取稿本一事，失记也很自然。完全没有理由断定说，因为鲁迅没有记，就没有这件事。
我以为，事实就是事实。事件发生和鲁迅写信在同一年之内，时间有记错的可能，然而事件应该非子虚乌有。鲁迅是写小说的，但是人品还不至于下作到编排这些谎话。
尚钺不仅要回了稿件，还要发表文章攻击鲁迅，幸好高长虹从山西回到北京，叫尚钺赶到上海，取回了这篇共计鲁迅的文章，并且夹在一封道歉信中，寄给了鲁迅。高长虹也极力从中斡旋，总算是没有什么大的冲突。鲁迅和狂飙社成员之间，仍然一如既往。他们仍然尊敬着鲁迅，鲁迅照旧关爱他们的生活和写作。但是再细微的裂痕也是裂痕，敏感的鲁迅怎么会觉察不到身边人的变化呢？
鲁迅还在北京的时候，虽然矛盾在不知不觉中酝酿，但是因为鲁迅坐镇，双方还算克制，并没有爆发表面的冲突，终于在鲁迅离开北京之后，一切的冲突似乎利可不可调和起来。
1926年9月，韦素园主编的《莽原》半月刊退回了刊登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彻底激化了莽原社内部晋皖两派之间累积已久的矛盾，导致了冲突白热化，甚至把已经不在北京的鲁迅莫名其妙牵扯到其中。
稿子之所以被压，是有原因的。1926年8月初，向培良曾致信询问韦素园，稿子能发吗。韦素园回答需要等到下一期，也就是第十六期。可是第十六期排版的时候才发现，《冬天》稍微长了点，版子排不下，于是只好登载了向培良的另一篇《肉底触》。第十七期编辑的时候，韦素园本来想要发表向培良的稿子，可是鲁迅离开北京的时候，专门叮嘱韦素园，要把另外三片压的时间比较长的稿子先先发表。于是《冬天》又被压了下来。等到九月下旬，韦素园听说《冬天》已经收入《沉闷的戏剧》一书，且即将出版，于是就把稿子退给了向培良。
向培良自认为， 这是他剧本中比较光明的一篇 ，所以他觉得剧本被压是别有用意的。所以，当时对韦素园破口大骂 ，又给远在上海的高长虹告状，在上海的高长虹接到向培良的来信，不问青红皂白，便在一九二六年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发表《通讯》二则。
在《给鲁迅先生》中 ，高长虹这样写道：《莽原》本来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作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着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尔时所谓安徽帮着则如何者？乃一经发行，几欲据为私有，兔死狗烹，现在到时候了。言之痛心。想来这也不是你办《莽原》的本意吧？我对于《莽原》，想说的话甚多，一向搁于情势，为能说出，现在一时也无从提起，究竟有没有说的必要，待几天再看。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在《给韦索园先生》中，高长虹用十分激烈的语气说 ：数期以来，我已接不到《莽原》，已深滋疑虑，今欲问先生者，则此事究为先生个人所独断，抑是霁野、丛芜、静农所大家同意的？次请先生或先生等把对于我等的真实态度在《莽原》上郑重宣布。三请先生或先生等认清这几件事的性质，则《未名丛刊》是一事，《未名丛刊》经售处又是一事，《莽原》又是一事，《莽原》编辑又是一事，《未名丛刊》经售处发行《莽原》又是一事。四请先生或先生等谅解，我同《莽原》的关系人所共知，所以我对于《莽原》有过问的责任。如先生或先生等想迳将《莽原》据为私有，只须公开声明理由，或无理由而迳偏私的意见，解除我等对于《莽原》之责任，则至少在我个人，对《莽原》仍同从前对《民副》的态度，为中国出版界多一种较好的刊物计，其他一切皆可牺牲。否则对内对外，我们不能吃这双料的亏。《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该先为先生成先生等诵之。”
韦素园压住向培良的稿子，高长虹就浅陋地以为是鲁迅知指使的，于是写信斥责鲁迅。但是，在厦门的鲁迅因为不知其中的底细曲折，所以保持沉默，没有表态 ，这一下火上浇油，高长虹转而攻击鲁迅，说他中立主义，派别感情，说他老于世故，是倒卧在青年脚下的绊脚石。
需要附加一句，高长虹这次从上海回到北京的车费还是鲁迅借给他的。
在当时的情况看来，鲁迅远在千里之外，是不可能知道莽原社的具体情况的。所以，他一言不发。1934年10月1日，鲁迅在文章《忆韦素园君》中这样写道：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
在1926年10月23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这样说：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这两段文字算是鲁迅的自我表白，自内部两派之间发生矛盾以来，鲁迅的心态清晰可见，颇有些委屈和无奈，愤怒和感伤。他对高长虹不满意，对韦素园他们也未必满意，所以才厌烦至极，说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又说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可是董大中先生在文章中，条分缕析，尽可能说明鲁迅那么细心的一个人，连什么什么都安排到了，怎么可能安排不到这些稿子。明里暗里是想证明鲁迅在这个冲突中，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想甚至是暗中指使韦素园等人打压狂飙诸人。实话实说，我读董先生这些话的时候，总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堂堂鲁迅何须揣着明白装糊涂。况且以鲁迅的人格和当时在文化界出版界的地位，也不需装糊涂。
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韦素园早已长眠地下两年两个月了。按理说，对于一个编辑而言，稿子好坏的取舍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关系的好坏，更不应被别人所左右。从鲁迅的记述来看，对于两方，他是有一点认可韦素园的。
高长虹这个人狂傲而狭隘，因为韦素园没有登载向培良的稿件，就私心猜度韦素园他们所谓的安徽一派要打压自己。他之所以给鲁迅写信，不外乎还保留着对这个老人的最后的一丝尊重，可是这样的尊重竟然是公开发表了。因为鲁迅没有同意自己的意见，甚至没有为此事发声，这最后的一丝尊重便立刻就不复存在了。高长虹等人愤愤不平，就撰文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同样丝毫没有客观分析，就算是韦素园人品不好，的确想打压狂飙派，但是这和鲁迅又有何干？就算是韦素园刻意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又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鲁迅有什么关系呢？纵使鲁迅的人品再怎么低贱，还不至于搞封建帝王那一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把戏。
因为一件小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曾给自己批改文章以致吐血的老人攻击谩骂，而且此后频繁攻击，丝毫不念及鲁迅的哪怕一点好处。仅从这个举动来看，高长虹的人品就可见一斑。1926年11月15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11月20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写到：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唠唠叨叨的长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从此开始了和高长虹的很锋相对，这就是后话了。
内部冲突的最终结果是，1926年10月之后，高长虹带着他的狂飙社人马，到上海重新成立了狂飙社，而《莽原》半月刊最终由未名社全盘接管。在1927年初，《莽原》半月刊的销量应该是受到了影响。虽然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只要有稿子和资金，就不发愁《莽原》办不好，但是根据鲁迅记载，最黯淡的时期，《莽原》甚至低到一个月只能卖出几十份。所以，荆有麟和李霁野曾先后给鲁迅去信询问能否《每日评论》附赠《莽原》。1927年2月7日，鲁迅给李霁野的信中说：
季野兄：
一月十五日来信已到。漱园病已愈否？
《每日评论》附赠《莽原》，很像附送“美女月份牌”之类，我以为不合适。有麟曾函问我，我亦如此答复他。
从这封信可知，《莽原》改为半月刊以后，荆有麟仍然一直参与其中的工作，他不是主要负责人，可能还是像《莽原》周刊时期一样，专门负责征收稿件。一直到1927年5月，他才离开莽原社，着手给冯玉祥办报纸，孰料寸功未建，却被通缉，不得已逃到南京。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
在1928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更名为《未名》半月刊。莽原时代，彻底终结。《莽原》和莽原社彻底成为了历史，成为了一段记忆，成了后世的人们需要在故纸堆中搜集，才能发现的东西。
1927年9月19日，在广州的鲁迅在给翟永坤的信中写到：
但近一年来，我全没给人选文章。有一个高长虹，先前叫我给他选了一本文章，后来他在报上说，我将他最好的几篇都选掉了，因为我妒贤嫉能，怕他出名，所以将好的故意压下。从此以后，我便不做选文的事，有暇便自己玩玩。你如不相信高长虹的话，可以寄来，我有暇时再看，但诗不必寄，因为我不懂这一门。
注意这里的用词：一个高长虹。生硬的词语，明明白白表现出鲁迅此时对高氏的态度：不屑而又陌生。
鲁迅曾经在文章《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样回忆这段历史：
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报》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
他的叙述是客观的，即使是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自始至终，他也没有埋没高长虹对《莽原》的功劳。然而，功劳也罢，苦劳也罢，鲁迅试图用一本杂志去批判社会的阴暗，却不料最终被人性的阴暗打击到体无完肤。鲁迅进入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十年，韦素园不久英年早逝，高长虹也开始了他癫狂的后半生，先到延安，后沦落到东北，最终客死他乡，尸骨无存。
据说，高长虹后来去了延安，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据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报告会上，周扬客气地叫他站起来讲几句话，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也因此落下了一个绰号：高起义。他似乎在哪里都不合群，时间久了，人们逐渐把他当作一个疯子来对待。流光容易把人抛，时代不会记住一个疯子，也很容易把人抛弃。这个当年的才子，这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就这样被渐渐埋没在尘埃之中。读书至此，我不禁有万千的感慨。造化之弄人，竟然一至于此！
狂飙和未名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而荆有麟，也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因为没有了鲁迅的教导，他很快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以悲剧结局。
唉！这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