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鲁迅在厦门和广州生活的并不愉快，各种原因的综合，他决定前去上海。
1927年9月19日，从广州出发之前，鲁迅在给章庭谦的信中说：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 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他之所以到上海，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据他所说就是因为荆有麟为冯玉祥办报纸，被张作霖通缉，逃到南京。 “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
话虽如此说，但其实家庭的原因，才是他决定前往上海的主要因素。从此刻开始，鲁迅就决定要做一个专职作家了。
1926年6月，北新书局在上海设立了分居，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北京文化环境恶化，李小峰来到上海。1925年4月，《京报》被查封，孙伏园和弟弟孙福熙一起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此后一直和鲁迅在一起。1927年3月，应邀到武汉编辑《中央日报》，才离开鲁迅。8月25日，宁汉河流之后，《中央日报》停刊，孙氏兄弟也来到上海。
10月4日，李晓峰在全家福开设宴会为鲁迅接风洗尘，到会者还有郁达夫夫妇、周建人、孙伏园兄弟、许钦文等。
本来，他打算休息几天，就到南京停留两三天，看一下荆有麟，顺便要回他发给荆有麟的文章《略论中国人的脸》。不过，大约由于时间关系，最终没有去南京。
10月8日，鲁迅二人从共和旅馆搬到景云里居住。
10月26日，荆有麟前来上海拜访鲁迅。应该是看望一下老师，顺便带来了鲁迅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最终在11月25日发表在了《莽原》半月刊上。
其实，这并不是荆有麟第一次来上海。
在1926年，也就是鲁迅离开北京的那一年，12月，荆有麟曾经到过上海。他来上海做什么我们没办法考证了。或许是为了投奔此时在上海的狂飙社？
荆有麟在后来回忆说：先生离开北京后，我也为了生活而到处奔跑起来。此后，不特再未写东西送先生去修改，数年中，连与先生谋面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十八年，我在南京失了业，才有机会跑到上海去看先生。那次在上海，就住在先生景云里的寓所里，白天同先生及景宋女士逛马路，坐咖啡店，晚上便在先生家中谈天，吃糖果，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功夫，但其间，还有机会陪先生到江湾立达学园，去听先生关于文学方面的讲演。
他的这段回忆，时间上是不可靠的。查鲁迅日记，1927年10月：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绍原信并译稿。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此后再无到立达学园演讲的记载。所以，荆有麟所说的十八年，应该是十六年。他这次也是第一次到上海看望鲁迅，所以自然而然就临时住在鲁迅家中，至少住了三天。并且这次来上海，应该就是给鲁迅送来那篇文章。
刚到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两人住在共和旅馆居住了五天，荆有麟来到的时候，鲁迅二人已经居住在东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许女士住三楼，鲁迅先生住二楼。荆有麟到后，鲁迅先生将二楼他的床铺让给他，他自己住到三楼去。第二天上午，许广平拿一封信下楼来交给先生，还说：“你看，他们多么可恶，江绍源太太来信说，说她要改称呼了，再不姊妹相称，她要称我师母。”
鲁迅先生笑了，还说：“那就让她称师母好了，有什么要紧呢？”
荆有麟当时也接着说：“那我也改称呼了。”
鲁迅先生又笑了，而且笑的很响亮，许广平女士却红起脸说：“你们全可恶！”一下子跑出去了。
这时候，鲁迅先生的家，虽然还没有孩子，但依即使没有客人，也是有说有笑，再不像在北平时那样的凄苦与冷静。许广平帮助鲁迅抄稿和校稿，整理各种稿件同书籍，不但做了鲁迅的妻子，也做了鲁迅的助手。
12月1日，荆有麟又来到上海，看望鲁迅。这次来上海，应该是为了事业上的事情。他这次住在别的地方，所以连着好几天，鲁迅日记中记载有麟来。
中午的时候，鲁迅在刘三记饭店宴请荆有麟，同席的有许广平、周建人。第二天，荆有麟来拜访的时候，给鲁迅买了一只板鸭。此后几乎每天都出入鲁迅的住所。
荆有麟想叫鲁迅给自己写一封推荐信，到南京找一份新工作。鲁迅没有拒绝，12月6日，鲁迅亲自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请他给荆有麟安排工作。这封信现在存于《鲁迅全集》之中。信的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
雅范，结念弥深，伏知
贤劳，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
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
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
指挥，实为万幸。肃此布达，敬请
道安。
后学周树人 启上 十二月六日
7日，鲁迅把这封推荐信给了荆有麟。
此后，荆有麟分别在9、11、12日下午，三次拜访鲁迅，13日，鲁迅的日记中曾记载：得有麟信，昨发。也就是说，荆有麟一直在上海盘桓到12日下午，方才离开。
荆有麟离开上海，去了哪里？应该是去了南京。那么工作的事情怎么样呢？ 20日，鲁迅的日记中，又开始出现有麟来的记载，此后分别为23日、24日、26日、30日。一直到1928年2月14日。也就是说，此时的荆有麟似乎并没有立刻找到适当的工作。因为此时刚刚宁汉合流，正是国民党内部高层动荡的时刻，蔡元培在两派之中斡旋，故而荆有麟此时根本没机会见到蔡元培。
蔡元培此时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和鲁迅是同乡，对鲁迅自来很关心，在鲁迅刚到上海时，他听说鲁迅谢绝了一切教书的邀请，专心致力于文艺事业，深恐鲁迅入不敷出，于是特聘他为特约编辑，月薪三百元，为期四年。有了这份收入，鲁迅方能安心进行文艺事业。鲁迅死后，他又积极出任治丧委员会，又对《鲁迅全集》的编订付出了极大的帮助。这样的一个长者，若是见到了鲁迅的举荐信，应该不会对荆有麟置若罔闻。所以，我的观点是，此时的荆有麟应该是未曾见到蔡元培亦或是蔡元培蔡元培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办妥。
董大中先生在文章中说，荆有麟逃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小干事，办《市民日报》。蔡元培介绍荆有麟到中央军第二十二独立师当了秘书长，不久又失业，又向鲁迅求助。鲁迅在1928年3月22日鲁迅给荆有麟写了信并且附带了一封给易培基的信，想叫荆有麟通过易培基想办法。26日，易培基给鲁迅回信并附带一张便条，鲁迅转交给荆有麟，算是解决了荆有麟的工作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十七卷第171页荆有麟条下注释：1927年5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0年至1931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县任教员。
两种说法除了顺序稍有出入，几乎一样，只是顺序的些微变化，
1928年4月6日，鲁迅日记中明确记载：午后得有麟信并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在后面这一条下的注释说日报是荆有麟主编的南京的《市民日报》。由此可见，荆有麟若是1927年就开始供职《市民日报》，此时应该还在此处，似乎并未曾另谋高就，否则，他为什么要给鲁迅先生寄去一张报纸？
我们反复查看鲁迅写给蔡元培的推荐信，内容涉及散兵游勇的问题，所以说，荆有麟经蔡元培介绍短暂去了中央军二十二独立师任职秘书长这个说法应该是可靠的。荆有麟从此傍上军队的关系，才有了后来把自家的四弟带到部队之内的可能。
他再次向鲁迅求助时，鲁迅给易培基写了推荐信。易培基是谁？易培基是湖南人，曾经的教育部教育总长，现在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荆有麟找易培基做什么呢？我推测，应该是和文物字画有关的事宜。也就是说，此时的荆有麟并未像董大中先生所说到了中央军后又失业了，而是为了某个书画文物的事情，想要寻找易培基的帮助。仅此而已。否则，以他两个月就失业的频率，他恐怕也不好意思一而再地求助于鲁迅。
1928年2月6日，荆有麟又来上海拜访鲁迅。临走的时候，鲁迅还给了他一本自己翻译的《小约翰》。
关于《小约翰》，荆有麟曾经有记载，鲁迅翻译《小约翰》，因为日文本不太可靠，德文本又有所删节，同事齐中颐说，他看过英文本的，很不错。于是两个人约定，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两个人逐字逐句互相参校，“记得当时是炎热的七八月，先生穿着很旧的而且小得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总向中央公园跑。有时候去的太早了，或者精神疲倦了，还到公园柏林下转转圈。……先生对他自己所执行的工作，是一丝也不肯苟且的。”
1927年5月30日，尚在广州的鲁迅在《小约翰》译本引言中说：我们的翻译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的一壶好茶叶，和身上一片大汗。有时进行的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又是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译得头昏眼花时，边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满满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这样地约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门大学，想着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没有功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荷兰海边的沙冈风景，单就本书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费时又一个月。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现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争论了。倘有误译，负责自然由我。
鲁迅日记1926年8月13日记载：往公园译《小约翰》毕。26日，鲁迅就离开北京，去了厦门。1927年5月2日日记：开始整理《小约翰》译稿。26日：下午整理《小约翰》本文讫。29日：下午译《小约翰》序文讫。31日：下午作《小约翰》序文讫。1928年1月，《小约翰》由未名社出版，列位未名丛书。2月2 日鲁迅日记：收未名社所寄《小约翰》二十本。可知，在1927年12月荆有麟拜访鲁迅时，《小约翰》尚未出版，鲁迅身边，也没有样书，所以根本不可能送给荆有麟的。
查鲁迅日记，1928年2月2 日，鲁迅收到未名社寄来的《小约翰》，6日下午，荆有麟曾来拜访。14日，荆有麟带着妻子金仲芸又来拜访鲁迅。假如，要按照常理推测，鲁迅更有可能在6日这天，把刚收到的《小约翰》送给荆有麟一本当做纪念。
据荆有麟记载，鲁迅送给他的这本《小约翰》上面有许广平用红笔改校的正误。这应该是细心的许广平，在拿到书之后，又细心地检查了一遍书中的错误。
《小约翰》是一本童话，鲁迅很佩服作者的才华。也正是由于翻译了《小约翰》，才直接催生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是题外话。
1928年1月，画家林风眠参加南京第一届艺术展，展出《人道》等作品。蔡元培偕夫人专程从南京来杭州参加国立艺术院开学典札。受到学界泰斗、创办人蔡元培的赏识与提携，被聘任为我国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学院首任院长。荆有麟带着妻子金仲芸也去参观，他在文章中写道：
就连对艺术完全门外汉的我，也抱着病，携着妻子，去追逐尚贤堂的展览会场。
“呀！还得买贡献。”在刚走进尚贤堂的领土内，妻忽然这样讲。
一抬头，确的，在入场的门边上，贴着三尺长的纸条，上面还用刺目的红色写着：如果您要了解林氏艺术思想，请先购买贡献入场。
“伏园真会做生意呢！”我笑着对妻说。签过名，扬长地走进会场了。
3月3日，荆有麟在上海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林风眠个人展览会》（《贡献》第二卷第二期49—52页）称林风眠油画《人类的历史》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样的成功。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写了文章《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这样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场展览是孙伏园主办的，出于朋友兄弟的情谊，所以就用文字来捧一下场。
3月31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道： 现在不做甚么事，而总是忙。有麟之捧风眠，确乎肉麻。然而今则已将西湖献之矣了。
这一段话，一下子批评了两个人，荆有麟和孙福熙。鲁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他并不是对林风眠有什么看法，只是怕荆有麟和孙福熙两个人过分的吹捧，捧杀了林风眠。鲁迅与林风眠交集不多，但是的确没有交恶。1928年2月二十九日鲁迅日记记载：林风眠招饮于美丽川菜馆,与三弟同往。由此可见，他们也曾多少有过过往。何况，林风眠与蔡元培一起开办艺术学院，鲁迅就是看在蔡元培的面子上，也不会在文章书信中故意讽刺林风眠。
1924年，鲁迅发表文章《骂杀与捧杀》中说道：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这段文章，才能给鲁迅的善意批评做一个正确的注脚。
对荆有麟，鲁迅还是很爱惜的。批评归批评，并不影响两个人的关系。1928年5月10日，荆有麟的经济应该是发生了一点困难，所以，向鲁迅求助。为了解决荆有麟夫妇生活的燃眉之急，鲁迅专门叫许寿裳转交给荆有麟一百元钱。要知道，当时的物价，食盐每斤只需要二到五分钱，大米每斤六分钱左右，猪肉每斤也不过两角钱，一个普通四口家庭一年的花费也不过二百元。我推测，荆有麟之所以今年财政发生饥荒，很可能和前几个月寻找工作上下打点有关。也有可能和他的长女奥特华即将出生有关。
荆有麟在文章中还记载了鲁迅的两件小事。
（1923年8月）先生的《呐喊》出版之后，创造社的成仿吾，曾给了不大公正的评价—听说仿吾在延安一次演讲里，曾声明取消了他那批评，主张对鲁迅再认识。可惜鲁迅已死于地下，不知仿吾之声明了。虽然先生的不肖弟周岂明，在某一篇文章里，也回敬了成仿吾一下，指出成仿吾的客观与主观的两用法的错误。但先生并不能因此而释然于心，我们晓得：先生与创造社人往来，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郁达夫外，其余可说很少了。成仿吾那一次不很客气的批评，使先生耿耿于心者，达至十数年。无论谈话里，文章里，一提起创造社人，总有些严厉指摘或讽刺。虽然这指摘或讽刺，另有它的社会原因在，但仿吾那篇批评，却在先生的脑筋中一直记忆着。
记得民国十八年春天，我到上海去看先生。当时有人通知先生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四川北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先生立刻兴奋了，在问明了开会时间之后，一到吃过午饭，先生便说：“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看他们怎么对付罢。”
于是先生及他的爱人广平，还有乔峰（周建人）和我，一同走到创造社的楼上咖啡座去，刚巧，咖啡座在屋中间摆起长台子，先生就邀我们坐到长台上，而且还说出任什么人来也不让的话来。
幸而，坐了整整一下午，来客虽是川流不断，但并没有说明，要长台子开会，叫我们让出的话来。于是，在电灯已亮，要吃饭的时光，我们才在笑声里，走出了创造社咖啡座。
在归途中，先生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对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可是，计算时间，离成仿吾批评《呐喊》时，已有五七年之久了。
荆有麟对鲁迅性格的这则记载很形象生动，但是我翻查了鲁迅日记，却并未发现1929年一到四月份有关荆有麟来访的记录。所以，他记载的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就有待于以后考证了。更何况，此时的成仿吾并不在上海，而在巴黎。我怀疑，荆有麟在这里把时间记错了，或许，这件事不是1929年春天，而是发生在1928年春天，因为这一年，荆有麟频繁来上海出入鲁迅门厅。
二十年代以郭沫若、周扬、成仿吾为代表的左派作家都有些不可理喻的偏执、浮夸。他们的观点就是，只要同自己不是一伙的，都是坏蛋。他们的学识未必好，理论水平就更糟糕。所以，与鲁迅之间的矛盾越结越深。鲁迅也因此耿耿于怀。
荆有麟之所以有这句评论，大概是不太了解1927年到1928年创造社对鲁迅的疯狂围攻或者是有所了解而不想说。除了郁达夫之外，鲁迅不与创造社的任何成员结交。他讽刺成仿吾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才子＋流氓，却不幸被误解为骂郭沫若而传诵至今。但是，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告诉他，1932年4月之前，成仿吾从德国回来进入苏区前，见过鲁迅，鲁迅对他很友好，在经济上或者事物上帮助过他。也就是说，虽然成仿吾曾经污蔑过鲁迅，但是，当鲁迅知道他是共产党人的时候，就以同志看待，诚恳帮助了他。
荆有麟在文章中还记载了鲁迅和胡适之间的一件小事。说鲁迅曾经回到北平省亲，见到胡适之后，有了如下谈话。
胡适说：你又卷土重来了。
鲁迅说：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胡适说：还是老脾气呵！
鲁迅说：这叫至死不变。
荆有麟记载说，因为胡适忽而反对国民党，忽而又准备做官，所以鲁迅便毫不客气地讽刺了。
1929年5月13日，鲁迅曾经回去北平看望老母亲，并应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之邀请前往演讲。6月5日就回到上海，来回不过二十天。查看鲁迅日记可知，他在5月27日得到北大国文系的演讲邀请函。29日夜七点钟，他到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后因听众太多，改在第三院礼堂演讲一个小时。1932年11月13日，鲁迅还曾经回过北平一次，曾经在北京高校进行了五次演讲。此时的胡适任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若说是遇见胡适，也只能是在这两个时间段内。
1928年11月24日，荆有麟又来到上海看望鲁迅，并在第二天，和鲁迅、许广平、周建人一起去看电影。这是鲁迅日记中记载的荆有麟最后一次来上海看望他。从此之后，两个人之间只是书信往来。1929年6月27日、28日，连续两日荆有麟给鲁迅写信，想叫鲁迅向陈仪推荐自己，鲁迅在27日给他回信，拒绝了。在29日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 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我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今天他又有这样的信来，不知真否？倘真，我以为即为设法，也只要无关大计的事就好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
陈仪，字公侠（洽），鲁迅同乡。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很好，后来陈仪步入政坛，鲁迅逐渐和他疏远。这段历史，荆有麟是知道的。他曾在文章中记载说：大约是民国史八九年罢，先生有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而且平素还常同先生往来的某君，忽然做了大官了，有次到上海去看先生，先生竟由后门走出，避不见面。只让娘姨告诉客人，说主人不在家。而某君又系晓得先生脾气的人，便在先生前门附近徘徊起来，大约等候了有半个小时以上，先生又由后门回来，在楼下堂屋讲话，某君听见了，便一下冲进去。先生要再躲，已是来不及了，而某君还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
先生当时虽然有点窘，但也即可答复：“你不是已经做官了么？”
某君晓得先生的意思，便接着说：“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呀！”
两个人才一同上楼去谈天。
这个朋友，就是陈仪。1929年4月，被蒋介石委任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荆有麟明明知道，鲁迅不愿意去求陈仪，但是还要强人所难，要他开口向陈仪推荐自己。所以，鲁迅当即就拒绝了。
此后两人仍然书信往还，1930年12月9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几个字：晚寄还有麟旧稿。董大中先生推测，这是鲁迅表示要和荆有麟断交。我却以为未必如此。鲁迅这个人，对自己的学生，从来没有那么决绝。何况，荆有麟就算是步入军界，进入政坛，也不过是小卒子，并不是做了什么大奸大恶之事。师徒二人之间也没有发生不愉快到非要断交的事情。作为一个五十岁的老人，鲁迅有必要这么冲动吗？不错，在1930年，鲁迅是加入了左联，和荆有麟之间，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但是，仅仅以此作为断交的理由，那可是实在不通。就算是和瞿秋白，也有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难道二人因此断交了吗？就说他的另一个学生李秉中，也在军队之中，鲁迅和他照旧书信往还，并未绝交，而且在1925年5月李秉中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花绸一丈作为贺礼。所以，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鲁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约是为了不牵连到尚在军中的荆有麟，所以，才寄回了荆有麟的文稿。 又或者，根本没有其他意思，仅仅是为了寄还文稿而已。
1931年1月17日，因为张春桥的故意出卖，左联五烈士被捕，因为柔石的口袋里装这一份鲁迅同北新书局的合同抄件，社会上谣传鲁迅也被捕，远在异地的荆有麟得知以后，很是着急，四处写信求援。鲁迅在三弟周建人那里见到了荆有麟的信件，极为感动，于是在2月5日给他写信说明情况。
有麟兄：
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念，且为通电各处乞援，甚为感荷。
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墨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已，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
其实是不见得的。
我还不知道福州路在那里。但世界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将来真会被捕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是平安的。特此奉闻，以释远念。并希告关心于我的诸友为荷。此颂
曼福
迅 启上 二月五日
可见他们的友谊，自始至终没有多大改变。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荆有麟由于工作的原因，尚在西安，直到两三个月后，才回到上海，由许广平陪同，拜谒了鲁迅墓。后来因为编辑《鲁迅全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刁难，许广平特地致信在政府中的荆有麟，叫他帮忙。荆有麟回复说：
周先生著作事宜，经有麟托王子壮先生、周先生老友沈士远先生托陈布雷先生分向宣传部各负责人及邵力子先生处接洽，现已得到结果：邵力子部长与方希孔副部长已下手谕，关于政治小评，如有与三民主义不合之处，稍为删削外，其余准出版全集。惟印刷时，须绝对照删改之处印刷，一俟印刷稿送审与删改稿无讹，即通令解禁。邵力子部长并谕：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云云。
先生现作何准备？如有所瞩，即请示知，麟当如命再为奔走。
作为一个学生，荆有麟对鲁迅的敬仰是自始至终的，并没有资料显示有任何半点不恭敬之处。所以，关于二人后期关系的所有不好的猜测也只能停留在猜测上。
这里插一句话，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国民党政府再也没有精力去监视或者关心《鲁迅全集》究竟删改与否，故《鲁迅全集》侥幸得以原貌出版。
1940年冬天一个晚上，荆有麟在重庆的乡间，遇见了久别的孙伏园，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孙伏园说：“好像还欠一批债没有还清似的，总觉得关于先生什么，应该写一点出来。”一想，不错，社会上尽有能使用先生在地下裂齿的关于先生本身故事的文章，但研究先生者，究竟还有许多人。于是我决意将我所接触的先生，借了记忆力所及，拉杂写出一些来，以供真实研究先生者的参考。
1941年春天，荆有麟开始写作，但是，他手头没有一点资料，鲁迅的著作，因为战后逃难，他身边没有一本，许寿裳所写的两本书《悼亡友鲁迅》《鲁迅的生活》他也不曾看到。于是只好凭借记忆，写出了《鲁迅的个性》《鲁迅先生教书时》《鲁迅与世界语》《鲁迅的对事与对人》《鲁迅的生活与工作》等几篇，后来，郭沫若借给他《鲁迅全集》，他又接着写了《呐喊自序索引》《鲁迅的婚姻同家庭》《有趣的会谈》等。此时的荆有麟已经三十八九岁了，距离和鲁迅刚开始交往，已经过去十七八年，距离鲁迅先生的去世，也已经过去五六年。有些事情记得不是那么准确，甚至有些颠倒，也在情理之中。
荆有麟关于鲁迅的回忆，有他独特的价值，其中关于鲁迅性格和生活的一些细节，是不熟悉的人写不出来的，就我所看到的关于回忆鲁迅的这几本小书中，他的文字应该是很平实，描述也是很生动的。若干年后，他可能被历史完全遗忘，但是，他的这本关于鲁迅回忆的小书，却仍然会流传下去。
仅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是幸运的，因为鲁迅，他会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提起。因为肯定有人会像我一样，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会在脑子里忽然追问，荆有麟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