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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语学校就是在蔡元培的倡导和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主办人是陈空三、冯省三、还有景梅九等人。
一群想要倾尽全力建造巴别塔的圣人啊！
有些事情，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尤其在当年那个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蒙昧而不开化的旧中国，想要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谈何容易！事实证明，当年的世界语引进，就仅仅是一股潮流，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消散了。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知识阶层，能够真正理解并接受的恐怕也不多。这所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最终因为经费问题，走投无路，就解散了。
陈空三，即陈廷璠，又名陈昆山，陕西户县人。他在此时主持世界语学校工作。1951年被法院以破坏革命事业罪判处死刑。
冯省三，山东人，他和鲁迅的认识颇有戏剧性。冯省三当时是北大的旁听生，有一天忽然跑到鲁迅先生家，往床铺上一坐，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先生毫不迟疑，将他的鞋拿出去修好，拿回来给他穿上。冯省三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开门就走了。冯省三是山东人，家境贫寒，因为交不起讲义费而又被认为是带头闹事，在1922年10月被北大开除。冯并不是带头者，只不过是临时路过看了下热闹。北大后来去掉了讲义费这一项，但是，冯省三却再没有回到北大来。鲁迅为此还曾经愤愤不平，在1922年11月18日写了《即小见大》一文，现编在《热风》中，文中说道：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在1925年5月18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还在为冯省三抱不平。他说：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枪打出头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当然，关于冯省三讲义事件，不同人的记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胡适，他在日记中明显对氏没有好印象。他在1922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事件的前后始末，包括蔡元培等人因此而欲辞职的信件以及北大对于此事处理的决定，可以参考。
鲁迅的日记在1923年2月6日曾记载：夜省三寄来书一本。所以，鲁迅与冯省三相识应该在1922年。冯省三后来屡屡拜访鲁迅先生，鲁迅也给他很多资助。这在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踪迹可以查询。1924年4月5日，这应该是冯省三最后一次来拜访鲁迅，并借走两元钱。此后不久，他被周作人推荐到中山大学教授世界语，因为感染猩红热，不久就便亡故了。享年22岁。
我有幸在网上查到一份1923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计划书》，可知当年荆有麟就学的这所学校，一共招收了五个班级，学生二百多人。荆有麟年也记载说，当时世专学校学生将近两百人。我在世界语博物馆的网站上，找到了一张当年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开学的照片，照片很模糊，几乎没办法清晰分辩，所以，要在上面找出鲁迅先生几乎不可能。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荆有麟的哪怕一张照片，所以，要从这上面分辨究竟哪一个是他，也几乎不可能。但是我大体数了一下照片上的人，总在二百多人。说明几方面的记载，大体都是准确的。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开办之后，就聘请鲁迅为董事兼讲课。教务处的陈空三和冯省三专门前来邀请鲁迅前去讲课，讲文学史或者文艺理论。鲁迅当时一面要在教育部上班，一面在北京好六家大学及学校兼职讲课，如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时间很有限。他于是说道：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6月7日），鲁迅就给了学校通知，每周五下午，去教两个小时的课，中间不下课。鲁迅日记中记载说，6月7日，午后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在1925年4月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说：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当时演的什么剧？谁赔了几十元？究竟为什么会赔钱？没有详细资料，其间细节就无从而知了。
将近二十年之后，荆有麟回忆鲁迅当年的讲课，这样写道：世专校学生，当时将近两百人，而选修先生课的，起先只有四十多个人。因在先生教课的同时间，有一门数学，学习科学的人，这一门课又不能不去上。所以先生开始在世专教课时，是在丙组一个小教室内里，一星期，两星期，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学校不得不请先生到兼做礼堂用的甲组大教室去，第一学期未选先生课的人，到第二学期，都改选先生的课程了。
荆有麟这样回忆鲁迅先生说话：一个江浙籍的人，如果能在北平待长久时间，对于北平话再肯留意，那他讲起话来，虽不及老牌北平人讲话清朗、干脆，但后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听起来也是蛮好的。鲁迅先生讲话，就是这样的。郁达夫也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鲁迅：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得来的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两相佐证，可以发现荆有麟的描述还是很准确的。
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讲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自己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所用的讲义稿，没有叫学校印刷，而是给他出版书籍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版本样，用中国出产的水廉纸，单面印起来。先生在上讲堂之前，交由学校教务处散发。可是鲁迅的讲义数目，是依照学校选课人数散发的。而听讲者，无论在哪一个学校，都有非选课的学生自动来听讲。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讲义不够是小事，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而选先生课的学生，反无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情。而学校其他学院或其他学系的学生，优势来了找不到座位，找不下站位，坐在窗台上，又是常常有的事情。
鲁迅先生讲课的时候，他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涛涛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以及先生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有一次，鲁迅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朗斯所作的《泰倚思》，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时间虽然长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先生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哄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自己是在课堂上的。
从荆有麟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不但在世界语学校听鲁迅讲课，而且有时候，专门跑到北大去听讲。所以，他才会在笔下把鲁迅先生讲课的场景，叙述的如此生动传神。多写一句题外话，1925年开始，在北大这群旁听的学生中，多了一个浙江海宁过来的年轻人，他的本名叫做赵平复，笔名柔石。只是此时的鲁迅，并不认识这个倔强执着的年轻人。更不知道，这个学生此后会成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成为自己的不幸早亡的颜回。在这群学生中，还有一个人叫高歌，他就是后来和鲁迅同办《莽原》周刊的高长虹的弟弟。在1924年12月20日的午后，高歌跟着哥哥高长虹将一起来拜访西三条的周府。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位于北京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三十九号。孟端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东西走向。东起锦什坊街，西至阜成门面顺城街。这里距离八道湾旧居是稍微远点，但是距离鲁迅居住的西三条并不是很远，若是从西三条家中出来，沿着大街向南，穿过东西走向的阜成门内大街，再向南，就到了。但是，在1923年6月，鲁迅开始在这里教学后一个多月的7月18日，他和周作人就闹翻了，于是在8月2日带着朱安，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这里原本是俞芳父亲朋友的房产，俞芳三姐妹同住在这里，鲁迅借住在这里一共十个月，1924年5月25日以后搬走到西三条。也就是说，1923年8月4日（周五）开始一直到1924年的5月24日（周五），每到周五，鲁迅总是从砖塔胡同向西到世界语学校，从1924年6月开始到1925年3月11日，他就是从西三条出发南行到世界语学校。他或者步行，或者乘车，匆匆赶到世界语学校上课，不管风霜雨雪，阴晴寒暑，他从没有迟到过一次。有些文章说，鲁迅在世界语学校一直教到1926年，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鲁迅日记中，明确记载着：1925年3月11日，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从此之后，鲁迅的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去世界语学校教学的记录。
除了荆有麟的记载，鲁迅自己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出一点他在世界语学校的一些小事。他在文章《我的种痘》中回忆说自己最后一次种痘，就是在世界语学校教书的时候。他这样描述：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前来种痘了。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竞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药，到夜没有来，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无消息。夜里十时，他到我寓里来了，恭敬的行礼：“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把药忘记了，现在特地来赔罪的。”“那不要紧。此刻吃罢。”“阿呀呀！药，我可没有带了来……”他走后，我独自躺着想，这样的医治法，肋膜炎是决不会好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坚决的跑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医生详细诊察了一回，他终于断定我并非什么肋膜炎，不过是感冒。我这才放了心，回寓后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浆，可真是有效的痘浆，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后的关系了。
这篇文章写在1933年，十年之前，那就是1923年。鲁迅用幽默的文笔，把自己经历的小事的前后叙述出来，叫人忍俊不禁。似乎眼前立刻就显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老青年那说是勇敢实为单纯的可怜的形象。先生的幽默风趣纯真和自然，也由此可见一斑。这件事，荆有麟没有写，或许他当时并不在场，或许他还没到世界语学校，又或许，当时的他刚从遥远的临猗乡下，跑到偌大的北京城，久经黄土高原的风沙吹过的脑子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又怎么会知道，眼前这个矮小的男子，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开办大体在1923年6月，鲁迅的日记曾经记载7日：晴，午后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从这年的9月17日一直到1925年3月11日，鲁迅一直在这里讲授中国小说史，每周周一讲一节课，一节课两个小时。根据荆有麟的回忆说，在这里教学的时候，鲁迅因为知道学校经费紧张，所以就没有收学校专门送来的车马费二十元。有的文章据此说鲁迅并没有拿过世界语学校的一文钱工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鲁迅先生的日记记载，1923年9月其实只上了一节课，学校送来薪水十元。十月和十一月的月末，他都在日记中记载一条：世界语学校送来薪水泉十五元。本年十二月的薪水十五元在1924年2月4日收到，1924年1月和2月的薪水共计十五元，在3月7日收到。由此可见，鲁迅在世界语学校讲课实际上一直拿着薪水。所谓的车马费，应该是世界语学校给鲁迅每个月的交通费补贴，不是工资。假如真是工资，那就是荆有麟记忆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