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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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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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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鸹林》连载

第一十四章 郜大龙

郜大龙

 

十一月五日这天,我去走访郜大龙户。

他属于“十二类人群”中的低保户,除了“建档立卡户”,现在这类人群也列入了我们的帮扶对象。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刚来老鸹林不久。那个晚上,我正在村委会会议室埋头做资料,突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有人说是郜大龙在吵,为个什么事不知道。我以为是喝了酒来借酒发疯撒泼的,有点害怕,就没出去看。吵嚷声停息后,大概他已被劝走了,人们议论:就是他,前段时间不满村里的低保评议,跑到村委会来闹,把门都砸坏了。说的人指了指外面那道门,门上确实有一处特别显眼的凹坑。这可是防盗门,不知得用多大的劲,才能砸出这么大个凹坑。

就此记住了“郜大龙”这个名字。

后来有天,我那个组的包组干部小蔡,跟攻坚队长汇报说,郜大龙对捡的瓦不满意,把自家房顶刚刚捡好的瓦掀翻了,请村干部们去看看怎么解决。原来,那天正在为他家搞房屋维修,捡瓦。他嫌没捡好,一言不合就掀瓦。我深感惊奇:这是在无偿为他家维修房屋,是件好事啊,怎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呢?好奇新驱使我跟了去,一探究竟。

到了,院坝里果然散了一地碎瓦片,很是狼藉,屋顶上已空了一片。喊半天,他不在家,只有他老婆站在屋檐下,无法交流,她是个聋哑人,据说智力也比正常人低。一行人看看后也只能走了,回来商议,再拉点瓦去,重新为他家捡好,算是解决了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暴躁的人,现在我要去他家了解情况,经常跟他打交道了。
    其实头天我已去过几次,都没见着,他女人比划着说挖红苕去了。本来今天还要去挖红苕的,因今天有个邻居要动工硬化串户路,这条路要从郜大龙家弟的一块土边经过,两家人为修路占地的事,多次扯皮。今天他弟有事不在家,为防止铺路占到土地,他特地来帮着看看,守着土埂。我在修路的地方找到了他。

铺路时果然扯了一会皮,不过很快协调好了。

于是我提出去他家里坐坐,他爽快地答应了。看到他的笑脸,我稍微放心了一点,这人似乎不是那么难以相处。
   他家房前的台阶很高,足足有八级,上完台阶,站在屋檐下,很有点悬空感。房子外表还不错,进到屋里就空荡了:家具少且旧,四壁乌黑。我坐在屋角落的乌黑小沙发上,一股气味直冲鼻腔。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初次寒暄,他们都会问你是哪里人,在哪上班,有的还会热心地询问你的家人。郜大龙也一样,当我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立马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问我认得不。见我摇头,他又提示,这人在哪里上班、家住哪里,甚至说到他的某种面部特征,并强调这人还认得某人某人,以此表明他很有点知名度。我搜肠刮肚,试图想起来这是谁,大脑急速运行了好几圈,还是搜索不出这么个人,而且对于他说出的其他几个名字,也深感茫然。我只一味摇头,嗫嚅着说,都不认识。见我居然不认得这些人,他很有点失望:“不都是在城里头吗,怎么会不认得呢!”可能他觉得,在一个县城里上班的人,跟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差不多,应该都认得。

我把话题转移到正题上来:“今年你家都种了些什么?收成怎么样?养猪养牛没......”从种养殖收入聊到家庭成员情况,一个农村家庭的基本概况就知道了。

眼前这个老头披一件破旧皮衣,外面一层皮根本就没有了,露出斑斑驳驳的里子,衣襟敞开,内里是件很旧的针织衫,耷拉在满是褶皱的黑瘦脖子上,长裤也灰扑扑的,很旧。看到这身陈旧的衣着,我不禁升起一股强烈的想给他送衣服的冲动。他身材瘦小,弓着背,那是常年负重留下的痕迹。张口就露出被旱烟熏成黑褐色的牙齿,声音洪亮。

他颇为自豪地说,今年种有包谷红苕黄豆等等,养有一头牛,没有猪。两老有低保金,老头已年过六十,有养老金,老婆只有五十来岁,还没到领养老金的年纪(两人年纪相差较大)。只有一子,是独生子女户,有计生补贴。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如今在南京打工。我马上把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记下。

他表示吃穿都没问题,生活尚能对付。

从他细数种植的作物就可看出,这是个勤劳的老农。

我说:“你衣服穿得太少了,又旧,大冬天的,挡不住冷,要不下次帮你带点冬衣来?”他一听,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有衣服——儿子给了我很多衣服,穿都穿不完!”说完朗声大笑。

老头说,就是屋头人(妻子)脑筋不行,身体很差,又聋哑,洗衣做饭都做不了,不过家里有他,也没多大问题。他最大的担忧是儿子的婚事,只要儿子结婚他就放心了。
    “三十岁了呢!嬢嬢,别人家的儿子才二十几岁,就抱娃娃了,我家这个都三十了!你说我急不急?没是说我脾气不好喃,去年评低保,他们(指村干部)做事太不像话了!惹得我鬼火冒,就去把村委会门砸烂了!前头来给我家捡瓦,又给我乱搞,我就不依呢,我把瓦也掀翻了!”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你儿子没结婚,跟村干部们有什么相关呢?怎么一言不合就砸门掀瓦?但我不能把话题转移过去,我又解决不了他跟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只关注他的家事恐怕要好一点。于是我问:“你儿子有女朋友了吗?”

“有!六月间带回来过。”

“那你还担心什么?现在就只等结婚了呀!”

“结了!上个月,别人在手机上都看到他的结婚照片了!还翻给我看过。”他满面笑容,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透出喜悦。
   “这不就好了!现在你放心了吧。春节回来,就把喜事办了,到时候要通知我来吃喜酒哦!”
   “不办,我儿子说了,不办酒。”

“不办?!”
    “嗯,依他的,不办就不办!我现在再没什么担心的了。”看着老头子笑逐颜开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砸门掀瓦的人。

这很不符合常人对婚姻大事的态度。在农村,结婚不办酒席的,几乎没有,再怎么穷的人家,在对待结婚这种大事上,都会非常隆重,必得办酒席,宴请亲朋寨邻来热闹一番。他儿子怎么会不让办酒呢?我很疑惑。老头说:“我家由儿子做主,他说不办我就依他的,不办,任何人的礼都不收!但是别家有酒席,我该去的还得去。”

“就是嘛,我们都讲究个人情往来,为何不办酒席呢?别人家有事你还不是得去?”我说。

“嗯,我儿子说了不办,我就听他的,不办!”笑意在老头脸上荡漾开来。

他女人瘦极,门牙快掉光了,说话声微弱,吐字含混不清。郜大龙跟她说话,几乎是用吵架般的大嗓门嚷,她耳聋。我跟他说,得带她去县里做个鉴定,如果残疾达到一二级,可办理残疾证,获得残疾补偿,像郜邦祥家儿媳妇那样,他家才去办来不久。老头子面露难色,说从来没有去过石阡,找不到去哪里办。我决定带他们去一趟,时间定到星期二,我得把手边工作干结束后,请好假才能走。
    起身离开他家时,反复交代需要带的证件、照片,让他准备好。

那个早上我们乘最早的一班客车去的。我发现夫妻俩都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穿了件红色上衣,让人眼前一亮。他们大概确实不缺衣服,只不过在家要干农活,习惯了穿破旧衣服。他们没吃早餐。到达县特殊学校,一切顺利,鉴定结果是听力残疾一级,校方说这已达到办理残疾证的条件了,不需要再去做智力鉴定,这样可节省些时间。想到他们还没吃早餐,我带他们赶紧去短途客车站,刚好赶上返程客车。送这对夫妇上车坐下,我返身到路边为他们买了点小吃送去,权当早餐,然后去残联为她办理残疾证。

残疾证拿回来后,郜大龙很是高兴。老头子诚恳地跟我说,他家这一代人都是兄弟,没有一个姐姐或者妹妹,现在他就把我当亲妹妹看待。以后每次去他家,都要留我吃饭,还特意蓄了一段时间的鸡蛋(他家养有几只鸡),凑足了三十个送我。还说,过一阵要买头猪杀了过年,到时候一定要来吃庖汤。

那段时间,感动塞满了我的内心。

只是一旦说起他老婆,郜大龙就摇头,说她身体太单薄,经常吃药。郜大龙对儿子儿媳非常满意,尤其是儿媳。他说,儿子带儿媳来家那阵,准儿媳对婆婆非常孝顺:帮她洗澡,跟她一床睡,帮她买药;还带两老口去贵阳玩了一趟,特意带老婆到省里的医院检查身体,住了一段时间院,为她治病。期间,准儿媳一直与婆婆睡一床,连上厕所都带着她一起,十分体贴。

但是老婆的身体并不见多少好转。前不久,儿子又寄来很多药,她不吃,偷偷扔了。老头叹着气说,那是儿子花了很多钱买来的呢。

我加了他儿子微信,跟他聊了几句,他对于我带他母亲去办理残疾证,充满了感激。他的微信头像是两人的结婚证,看上去很帅气漂亮的一对,年轻人跟老头长得非常像,但双目更加有神。我把照片拿给郜大龙夫妇看,夸他们有个好儿子、好儿媳。老头偏过头来看,满是皱纹的脸就绽放成了一朵盛开的花。

他儿子对我几乎没有戒心,刚开始聊天,就坦诚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妻子也是。他们原本不在同一个城市,正是相同的信仰和一种莫名的机缘,让他们走在了一起。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

他说他们已经在教堂举行过婚礼,春节回来只是认识一下亲人,不会办酒席了——原来,这才是不办酒席的真实原因。

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农户吃穿不愁,收入能够达标。我所在的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收入大多能达标,只是需要收集证据证明。其中,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务工人员所在单位出具的工资证明。当我收集他们的收入证明时,很多人是抗拒的,他们总会借故拖延,拖到最后,多半弄个假的来搪塞,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把收入写少一些,我把这理解为“财不外露”的小心谨慎。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不小阻力,而这位在南京打工的年轻人,是为数不多肯诚实地把工资收入证明发给我的人之一。

这位年轻人如此与众不同,我们约定,春节期间他们小夫妻回家过年,我一定去他家做客,吃喜糖。

这是我在老鸹林,获得成就感最大的一户。我以为我会跟这户人家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老头自从说出认我做亲妹妹以后,不拘在哪见到,他都非常亲热地称呼我为“妹”。我已认定这就是他对自家妹子的称呼——要知道这位脾气暴躁的老头,曾因一言不合就掀掉过屋顶的瓦,还为评低保跟村干部闹翻,把村委会大门砸了个大坑。

临近春节,随着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回来,平日寂静的村寨,热闹起来。走在路上,不时有摩托车从身旁飞驰而去,定睛一看,大抵都是两个年轻人挤在车上,后座上的人,必定抱着大堆年货。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我们仍待在村里,还有无数工作要做,其中入户,永远都是重要的一项。

郜大龙家杀年猪了,他儿子还没回来。他特意打电话给我,叫我某天一定去吃饭,他说只有那天侄儿媳才有空来帮忙做饭,她在乡卫生院上班。他自己老婆做不了饭。“没办法啊,妹!我做来自己吃还行,招待客人哪行哦,你吃不惯!所以我请侄媳妇来帮我做饭,你一定要来,我早就说了要请你吃顿饭的!不许说别的了哈,一定来!”

这叫我如何能拒绝呢。

到了那天,他又打电话来,还叫他侄儿子也给我打电话,同他一起来。他侄儿子文国,是另一个村的攻坚队员,我们是在一次交叉检查中认识的,他家就在我所包保的这个村民组里,故而,并不见外。

郜大龙家里,一盆炭火燃得正旺,屋里非常暖和。我们坐在火盆边闲谈,文国告诉我,寨上人虽然大多是同一个姓,但分属两个不同的老祖宗,仅二十几户的村民小组,分为两大家族,界限十分明确。我这才稍微厘清了点各户之间的亲疏关系。

菜摆上了桌,好几碗,全是肉。这位老哥,仍用过去的生活指标来衡量待客的热情程度,认为肉越多越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好不容易有一碗白菜苔,端上桌立马被一抢而光。

真的快过年了,还没有接到放假通知,继续待在村里。走在路上,遇到农人,他们都惊奇地问:“你们还没回去过年呀?”我们笑答:“不回去了,就在老鸹林过年!”“好好好,来我家吧!”说笑一阵,各自走开。

直到这时候,郜大龙的儿子才回来。

那天我去他家入户走访,屋里有很多人,连住他家屋后坎的赵露一家也在,他们是本家。所有人都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包的饺子,快坐下,我给你煮来!”赵露说。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从厨房出来——原来是他儿子回来了!儿媳妇也跟着出来打招呼。见到他们,我很高兴。这位儿媳比照片上更瘦,穿着比较朴素,湖南人,说普通话。儿子也瘦,却十分精神。他在厨房帮忙,很干练的样子。我坐下,同大家拉呱了一阵,屋里充满喜气。不一时,给我端来饺子,在这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我吃了起来。其实我更想跟这位年轻人聊一下天,但看上去他们都很忙,今天是他们亲戚聚会的日子,不合适我。吃完,寒暄几句走了。

心里惦记着跟小夫妻交流这事,甚至担了点心,怕突然让我们放假回家。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实在很紧,过年前是不可能有机会去他家了。

放假是必须的,春节假只有四天,初四我们又回到村里了。幸好这对年轻人还没走,我瞅个机会去到他家,终得以聊了会。

他的口音里,已经听不出老鸹林的味道了,他出去已有十多年。自从考上大学在外读书,每年只在春节回家几天。他说自己以前是个很混的人,让父母操了不少心,能考上大学走出去,得感激父亲。那时家里穷,他曾一度想辍学,是父亲逼着他上学,甚至用棍棒撵着他去上学。他并不十分专注于学习,不过,得益于天资聪明,最后还是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无心安顿下来,到处打工,浪荡了好几年,曾气得他爸不想认他。真正让他发生改转变的,是去年到深圳后,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成为一名基督徒,有了这点信仰,立志改过自新。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因相同的信仰,又都来自农村底层,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互为吸引,最后走到了一起。

“彻底改变,是在认识我妻子之后。”他说,“这才认识到,从前的生活方式,对父母是种莫大的伤害,心里充满了愧疚。”他们正式确定关系以后,他感觉自己似乎重获新生一般,跟从前判若两人。他决定把生活稳定下来,不再四处流浪,肩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他应聘到了南京一家公司,女朋友也来跟他一起,生活从此安定了下来。

我很震动,像在听一个浪子回头的传奇故事。

让我不明白的是,以前的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许是他不好细说吧,我也就不好追问下去。

我觉得他身上尤为珍贵的是待人诚恳。他不断强调说:“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撒谎。”

我对这位年轻人其实还怀有一点私心:郜大龙这个独子,肯定能影响到郜大龙。我要是能跟他再熟悉些,有些事跟他沟通,他一定更容易理解,可让他跟他爸做些解释,也许那脾气倔强又暴躁的老人,会听从儿子的建议吧?

但他们很快走了。

过后,有一次我跟他家屋后坎的赵露闲谈,又聊到他。赵露说:“他这个人,很奇怪呢,你是不认识以前的他,连跟他父母都要乱来!不仅乱骂,有时候还动手哦!那个脾气,哎呦不得了!但是现在你看看,完全变了个人一样!你说奇怪不?”

我想,以郜大龙的火爆脾气,是难以培养出一个温文尔雅的儿子来的。也许他天资很聪明,但是性格不可能会很好。加上这样的家庭环境:贫穷,母亲残疾;而自身又聪明、敏感,我猜这样的人内心是极易被痛苦充满的。也许是信仰和爱情,帮助了他,拯救了他,才成为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

让郜大龙喜不自禁的是,不久,儿媳妇怀孕的消息传来,他就要如愿抱孙了!这个暴躁的老头,可能从此会温和起来吧。

他对我的态度发生扭转,我推测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事

排查组里木房跑风时,我见他家二楼是空的,就把他家也登记在内。待木工师傅进场,要施工时,他说不钉了。他说他家“三改”已经实施了几个项目:硬化院坝,修卫生厕所,搭建厨房操作台,包括后来的房屋维修捡瓦。他担心资金超标,多出部分要自己出。

我不敢贸然做主,于是去请示攻坚队长,问他郜大龙家这种情况,如果超标了怎么办。攻坚队长也是个认真的人,立马去他家房里仔细查看了一下。最后队长认为,一楼的房间密闭性很好,他们家人口也不多,住房面积够了,房子的安全性保暖性都没问题,这户不用钉。

当时郜大龙并未表现出对这事有想法,他仍待我热情,他的不满,很久以后才表露出来。他说:“当时是怕我家‘三改’搞超了,要叫我自己出钱,我哪有钱嘛!结果一看呀,比我家(三改)做得还多的都没谁出钱!”他觉得是我办事不力,白认了我这个“妹”。

第二件事

春节过后不久,工作更加紧张,三月份就要迎接国检。乡里决定,在国检之前,再开展一次交叉检查(尽管之前已经开展过多次交叉检查),这就要求把本组户数和人口数据实上报,检查组要拿着这份表册检查,“建档立卡户”和“十二类人群”必查,帮扶干部带路。

到了郜大龙家,检查组人员拿出表册来,问郜大龙:“你家四人?”郜大龙一听就发火了:“我这一户是两人,儿子是另外的户口!怎么把我们合在一起了呢?”依照他的火爆脾气,马上就吵嚷开了,而且他觉得这是个圈套:把他跟儿子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将他家收入账算合格,让他脱贫——这分明就是个阴谋!

郜大龙认定是我们在“搞名堂”。不过他还是没有直接针对我,只用一个模糊概念“你们”:“你们凭哪样把我家合户?你们就是这样来欺哄老百姓的啊?用这种方法来让我脱贫啊?”

尽管我跟他做了解释:“实际生活人口和户籍人口是两码事,没给你家合户,也没人能合得到户;你们家实际生活人数是连儿子儿媳在内的,收入账当然要把你儿子算进来。”他还是不满,认定这就是个圈套,大为光火。我只好在微信里跟他儿子把这事解释了,并请他作父亲的工作。他答应下来,表示相信我,不会做对他们家不利的事。

老头心里的梗还是没解开,对我的不满明白表露出来。当时他就来了一句:“要不是我儿子结婚了,你看我不去村委会找他们闹!凭哪样把我家户口合了?现在蛮,想到我儿子也成家了,懒得去闹咯!管他们啷个整哦。”

好像他儿子的婚事,跟村委会有关联似的,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不过他儿子的工作、生活稳定下来,很大程度上还是影响了郜大龙的行为方式,尤其是,现在又快要抱孙了,他觉得未来更有盼头,也就“懒得和你们计较了”。

第三件事

转眼到了二0一九年六月份,新一轮评低保的时间,我们仍在老鸹林。村里已经开了会,马上启动低保评议工作。低保数量由乡政府分配到各村,又由各村按照本村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程序是要先召开村民小组会,由群众提名。

群众会一般都是在组长家召开。组长年过七旬,他已当了四十年组长,我对他家那间“会议室”无比熟悉:这是祖孙三人吃饭、看电视的房间,一向比较杂乱。平时,就这老头一人在家,看管小儿子留在家里的俩小孩。小夫妇常年在外打工,前些年挣了不少钱,修了这栋三层大洋房,外观很是气派,在寨子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豪宅。不过现在,屋里四壁都已暗淡,光线不好,每次我到他家去,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

说好一点开会,一点半能赶到一半人数就很不错了。组长早已把凳子安放好,陆续进来的人,寻个地方坐下。组长烧水倒茶,一个个递,然后对男性村民散发香烟。村民组长多半是在贴钱干活,时不时还要被村民骂,实在不易。群众会开始之前,大家随意寒暄、开玩笑,喝茶抽烟,屋子里烟雾缭绕,笑闹声一片。

村主任吆喝一声:“开会了——!”,屋里逐渐安静下来。村主任把低保评议的精神简要传达了:没人提名的,不能进入低保评议。低保,一向是村民关心的重点,到会人数比开其他会多,为评低保吵架的也多。去年的低保会,就因郜大龙不满,导致他去村委会大闹,还把门砸坏。

最后得到大家提名的只有三户,郜大龙不在被提名之列。

此前,郜大龙曾高调跟我说过:“今年的低保我自己提出来不要,你们不要评我!”开会这天,当着大伙面,他又把这话说了一遍。

帮扶干部只是参与会议,并不干预村里的事务,比如这次评低保。不过听到郜大龙主动提出不评他,我还是很高兴——放弃总比争抢好吧,再说他儿子的收入确实不错。

一段时间后,低保户定下来了,这个组里的低保户数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另一位残疾老人。原来村里过后又开了几次会讨论,决定把残疾人户全都纳入低保,相对公平一点。这对于帮扶干部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增加他们收入了么。

此时,郜大龙的话风转了:“要不是组长帮我争取,我今年的低保怕就被搞脱咯!听他们开会时说的那种话,我就是没得的了撒,后头来全靠组长帮我争取,才得的低保哦!”

原来他有些话是不能当真的,要是村里真听信了他的,取消了他的低保,恐怕又要来村里闹一番,也未可知。

于是,我在他心目中,也和“他们(村干部)”差不多。

 

0一九年七月中旬,我们从老鸹林撤回原单位,八月份开始,每月到村开展帮扶工作不得少于四次。所以,实际上我还是在老鸹林村搞脱贫攻坚工作。

只是,路遇时,郜大龙再也不亲热地喊我“妹”了。

这年最后一次见到郜大龙,他正站在院子里看一家搬迁户拆旧房子,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庄稼收成怎么样、家人怎么样。他说,现在就他一个人在家,老婆去儿子那里了,没怎么种庄稼,儿子也要求他去,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便于互相照应。“我才不去哦,住不惯!就在家里,自由自在的,好点。”他仍满面笑容。

春节前再去村里入户,见郜大龙家房门紧闭,听邻居说,他还是去了儿子那里,把两只鸡寄养在三弟家。

但愿他能住得习惯。最近疫情这么严重,我跟他儿子在微信上聊了下,他说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是我最想听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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