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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比孙子年轻。
爷爷是我爷爷，我们潘家日桃先祖；孙子其实是我的孙辈，德琼、德瑞他们，我爷爷的玄孙们。我是说，我爷爷出山混场面那阵子，比我这些孙辈们独当一面之时，还年轻好多。
民国元年的冬月廿三，虚龄十八的爷爷将老婆娶了。跟那时候各家男人一样，娶的也是裹脚女子，用一台花轿抬进潘家门楣。我奶奶那脚跟三寸金莲差不多。
前头我说过，我爷爷模样周正，看着很有一副官家相貌。人有这相貌，再配上一身的武艺，鹤立鸡群般出挑，讨老婆比较容易。爷爷这年龄，在当时也是成家较早的。
我们这地界风俗，那时结婚喜宴都得摆两天。头天迎亲，夫家迎来新娘，这厢亲戚朋友赴宴；翌日回亲，新娘带着新郎回到娘家，分过喜糖后再将那厢亲戚带到夫家。新娘那裹脚自然无法赶路，当然由花轿抬着过去，再抬回来。每天大席加小餐，直吃到第二天傍晚方才散席。
大凡媒婆都是很会捉弄人的，我爷爷这媒婆更刁怪，第二天一大早就敲洞房的门，说是催着回亲，其实是存着捉弄的意思，检查办事情况。按理新媳妇过门，妈妈再三叮嘱过，头个早晨都是会早起的。然而，也因这门敲得太早，两口子还在睡觉。听见响声匆匆起身，门刚开一道缝，媒婆很快闪身而入，一看床中央那只香炉仍然蒙着大红绸布，立即笑得前仰后合。香炉原本是头天拜堂时摆到床上的，燃着艾香，让香气在洞房里袅袅升腾，驱邪也讨喜，熏给新人一身的香气，催发着一股美好的欲望。香炉将镂花龙床分隔着，春宵之时移去就是了。这么原封不动搁着，足以证明爷爷新婚之夜没办大事。
媒婆的大笑早已将看热闹的人们引过来了。
爷爷这事，后来在我们石桥湾传了好几代。毕竟那时年小，不知道如何办事，才落下笑柄。
爷爷是不造屏纸的。不是人懒，而是怕手一沾屏纸，皮肤会皴裂开来而变得粗糙。爷爷说，粗糙的手那还叫手么？然而，不造屏纸，哪来糊口？别慌，爷爷自有门道。爷爷三国听得多，最崇拜武艺高强的各路英雄，于是打小立志学武。早先去山外拜师学过拳脚，是下苦工夫的真学，自然那些年没少吃过苦头。爷爷吃得下这份苦，拳脚套路扎实，刀枪棍棒也耍得溜。泽雅纸山的人们起先很是怀疑，爷爷于是一村一庄地走过来，每到一地都摆开架势耍枪弄棒一番。不是逞能，而是证明自己。结果看得人眼花缭乱，人家心里也就服了。爷爷是有真功夫的。
爷爷学艺回来不久就成了家。我的奶奶一进门，爷爷想着往后要过日子，便决定摆拳坛招收弟子。爷爷收着弟子们的拜师费养家糊口，是不用造屏纸的。
不造纸，也百事不管造纸这摊子。然而，那年临近旧历年关遇到的事，着实也让他捉急不已。
戍浦溪冬天里虽然枯瘦，但一直有充足水流可以带动碓坊里那淋轮造作屏纸。然而，这个冬天溪水宛若断奶女人似的干瘪了，碓坊只得停摆下来。整个泽雅纸山都纳闷，弄不明白这水漏到哪去了？于是派人往上溯流寻访。一直找到戍浦溪源头的崎云山才发现，原来这水被崎云山另一边的青城拦截而去了。
青城饱受缺水之苦已非一日，泽雅也一贯靠水造纸，这水对哪方都是命根子。然而，老祖宗有规矩，不论山有多高水有多长，水往哪处山坡流地就归哪儿所有。崎云山的山坡是朝纸山这边的，这水千百年来都往这边流。一句话，青城那边拦水就是侵犯，那样子理很不正。纸山人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抄家伙冲上崎云山。这边一上人，青城那边也立马拉出队伍，双方在山坡上摆开阵势。兹事体大，哪方都输不起。要是战事一起，肯定闹人命；闹出人命，战事便经久不息。这事不和平解决，后果想来不可收拾。战争持久打下去，叫人怎么活？
有人来央我爷爷，叫他上前耍几把式刀枪吓唬吓唬，长己方志气灭人家威风。只消半青城的人马吓退了，往后再也没有这胆。爷爷原本没兴趣趟这浑水，但转一想，本地方遭外方欺侮，合该要出一分力的，不然会遭人唾骂。于是，他也上山去，但什么家伙也没捎带。当双方擂鼓呐喊准备厮杀时，爷爷将身子一挡，对双方的头儿说：“任你们肯不肯，明天到县前头相等。”
县前头是民国那时温州府的衙门，老百姓告状打官司的地方。这意思明了，嚷什么嚷？天大的事交给官家决断就是。双方一听这话，再权衡利与弊，都同意了。年底发生纷争，待到来年开春之时，温州府将这案断下来，还是那个国民党专员蒋宝琛亲自断的案。我爷爷那时在温州府的公堂里见过蒋宝琛一面。
最后的断案是，清明借水寒露还。两边不是都缺水么？那么这么着，清明至寒露节气是丰水期，泽雅这边水也用不了，青城借水过去灌溉农田；寒露到来年清明节气是枯水期，泽雅纸山这边缺水造纸，青城必得将水归回来。
这桩水案最终的了断跟我爷爷没有干系，但大家都认为爷爷脑子灵泛，是办事的料。打这之后，纸山各个村落那些混得开的人，都上门跟我爷爷拜把子。爷爷家总是客人不断、炊烟袅袅，喝酒吃肉总是少不了的。更有那个民国政府成立后的泽雅乡乡长季庄生也经常登门，这很给爷爷脸上贴金。地方长官不是哪家门槛都迈进去的。
这人要是字号有了，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我爷爷想着摆拳坛不是长久之计，一则纸山的人们大多忙着造纸而没工夫习拳，二则也收不了几个拜师费，心里便有了危机感。有危机感，就动脑筋。于是灵机一动，组建一支担班客队伍，专门收购泽雅纸山这边的屏纸，让担班客担到天长岭外的三溪集市售卖，从中赚点差价。这事没让谁吃亏，纸民专心造纸，而担班客专做贸易，分工细化，各得其所。我爷爷很有经商天分，再则结交着不少头面人物，威望很快立了起来，生意也就做开了。我爷爷这想头，搁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可圈可点的。
事业稳定后，我爷爷除了每天雄鸡报晓时分起床练个把时辰拳脚，平时是很清闲的。闲着的我爷爷跟人打扑克牌消磨时光，专门玩十点半。我们这地界赌风不盛，大家都专心造纸，麻将、骨排九之类是少有人玩的。我爷爷玩十点半，时间一久熟能生巧，手指一沾牌面便知点数。于是，不仅在石桥湾玩牌，还经常到泽雅纸山各村各庄跟人家玩牌。人这有钱有闲，风流韵事便也滋生开来。我们石桥湾乃到泽雅纸山，都传说着谁家老婆哪个闺女被我爷爷劁过。我们这一带，将女人睡了叫劁，劁猪的劁，听着粗鄙，但也挺形象的。当然，我爷爷是全盘否认的。然而，否认归否认，事实明摆着。更有那么一些老公窝囊的女人，被我爷爷劁过还公然跟人讲出去，很体面的神色。我爷爷是曾经风流过的。
我爷爷年轻时比我宽多了。这人一宽裕，干点苟且之事其实也仅是小节不保，大节是不失的。你不见么，各家那些盛酒的酒注，都是一盏酒注配备多只酒盏的。体面的男人是酒注，人家女人么就是酒盏。
其实我爷爷很勤俭持家，跟我奶奶感情也深着。都说蒲瓜是摔大的，婆娘是打服的，旧社会那年月，我们纸山乡风粗犷剽悍，男人打老婆是常有的事。然而，我爷爷从来没打骂我奶奶。没上一年，我的大伯兆富也降生了。
发家致富，起屋买田，谁家都是这套路。也因掂量着银番钿还没足够多，买田暂且悠着，先起屋。我爷爷眼光很毒，独独看上冷水窟这块地。这里有一眼泉水，冬暖夏又凉，常年流个不止。这样的泉水，是从地底深处喷涌上来的，绝不是地表汇拢那么简单，所以特别金贵。冷水窟这地名也拜这眼泉水所赐，润泽着坡地上一垄垄梯田。更难得的是，这块洼地的前头还长着两棵高耸入云的小栗树，年年引来喜鹊筑巢。可见地有灵气，也招财。这样的风水宝地，谁都眼馋。
冷水窟这地儿原本是潘日文家的。日文跟我爷爷同辈，是宝柳这儿的太爷爷。宝柳这太爷爷最盛时有五座碓坊，雇着几十人造屏纸，是我们石桥湾的富户，独独住着九间大屋外加偏轩，田地也置买不少。只可惜这户人家抠门了得，又仗着富裕，总是侵人便宜，就是一粒饭掉到狗头上也拣回来，石桥湾人们没少吃过他大亏。于是乎，相邻们都很侧目，落得没个好人缘。
我爷爷担班客队伍成立那时，潘日文是极力从中作梗的。他最不情愿有人抢他家风头，更不愿盖过他家，曾经好几次给我爷爷找茬。无奈我爷爷队伍齐整，会拳脚还带徒弟，又结交着官家，每次他找事上门，不恼也不骂，只顾做着自家的事。那是无声胜有声，占理不必喧哗，我做我的，瞧你又奈何？潘日文思忖着白道黑道都占不着上风，闹腾多次后也只得作罢。然而，面上无可奈何，心里却咽不下这口气。
我爷爷在理财方面猴精猴精，人家挣民国大钞，他总是将大钞统统换成袁大头，就是袁世凯当总统那时发行的银圆。我们这地界将袁大头唤作银番钿，原先谁个睡觉时都垫在枕头底下，生怕被毛贼惦记。平日里在人前拿出几枚袁大头对敲，发出“丁当”之声，让人听着声音，又快快地揣入怀里。那意思明了，咱家有袁大头，富着呢。然而，宣统童子痨三年皇帝当不牢，晚清过后接着是袁世凯称帝，没几日又进入北洋。没料北洋也仅一小段便消遁而去，很快都民国了。大家都开始挣民国大钞，银番钿不再稀贵。
我爷爷却总是一味攒银番钿。然而，当我爷爷那天差人将两箩筐银番钿扛到潘日文家时，他起先死活不同意卖地。我爷爷便将银番钿全部摊到地上去，把他家的道坦都摊得满满的，在阳光里泛着白晃晃的光芒。我爷爷说：“老大，您不见民国大钞一天天贬值？”
潘日文嘴上没说，心里也觉得话是这话。
这时，我爷爷又说：“老大，银番钿跟您裆里老二一样儿，总是坚挺着。”
这话正中下怀，潘日文人已上年纪，可前年刚买了个小妾，一直担心人家咬耳根说他蔫巴着。因听着舒服，潘日文脸色渐渐舒开来，看着满地白花花的银番钿着实诱人，便问：“起几间？”
我爷爷说：“当然起七间，哪敢盖过老大的？”
潘日文想着自家仍是老大，这时口气也软下来了，说：“卖地可以，但坚决不卖前头那两棵小栗树。”
我爷爷是渴望将那两棵小栗树一并买下的，但想着人家已松口，于是当场立了买卖契。
这一买地，我爷爷的内囊也尽上来了，再也没有多余银番钿。然而，我爷爷那天夜里就是不着觉，仍然惦记着两棵小栗树。于是，他左思右忖的，便生出一个主意。尽管我奶奶劝他说，拿到地已大吉大利，别再心太高。可我爷爷还是不甘心。我爷爷重新起床，提着灯笼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石桥湾，趁黑来到泽雅乡公署，叩开乡长季庄生的门。他说明来意，希望乡长作个保，去天长岭外三溪集市的典当行典些银番钿。乡长打着呵欠说：“作保可以，可我捞个啥？”
我爷爷大方地说：“十分利银。”
乡长便修了保书，末了点着我爷爷鼻尖说：“牛皮写字，得靠人老实哦。”
我爷爷哪敢得罪乡长大人，第二天带人到山外典当行提来两箩筐银番钿后，先拐到乡公署，将其中一成匀给了乡长。接着，将银番钿扛回石桥湾，一股脑儿摊在两棵小栗树下，整整摊满两个大大的树荫。
也应了“外公爷抬轿----银体面”这句古话。此事的最终结果是，潘日文见着满地的银番钿，又在卖契上摁了指印。他家一直将这么多银番钿死死地贮着，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出去。 到头来，潘日文一家也就再也没机会花这些银番钿了。这是后话，世事一声叹息了得。
回头说我爷爷。地已买下，起屋容易。我爷爷这支担班客队伍最盛那时发展到一二百号人马，大家靠这营造都能养家糊口，平日里都是沾过好处的，这时候也都来帮衬几把。一座七间双檐大屋没多少工夫就兴造完毕了。
我的大伯兆富跟我父亲兆贵，后来一直为拥有七间大屋而感到无比荣光。
我们先前那年月，起屋没有水泥加钢筋，也少见砖头，都是大木套小木、柱子搭宕梁，一榀添一榀拼凑着竖上来的。竖榀得用榔头打榫眼，谁家屋子起得大，榔头就响得多。我们这地界将榔头叫榔兴，兴是兴旺，讨个吉利名儿。这跟斧头叫“快口”一个理，起屋时劈木的斧头不能叫斧头，“斧”跟“火”同音，谁家起屋都不希望引火上梁，更担心日后屋子过红，被火烧了，所以改叫“快口”。快是说刀刃锋利，能快快地劈木材。谁家榔兴响谁家牛逼。然而，寻常家庭的日子都窘迫着，一辈子能响一次榔兴已够体面，鲜少响过几次榔兴的。
我爷爷这一生其实也仅响一次榔兴。然而，那已是一段红运当顶的时光。大家都夸着我爷爷，那个潘九凤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九凤是潘日文的幺妹，兄妹中排行第九。潘日文父辈清末那时发了迹，家底蛮是殷实，父亲有妻又有妾，儿女生得多，也养得起。九凤是庶出，仗着家里小有资财，打小跟父亲跑过码头。她见过山外的大世界后，死活不裹脚，是那时候唯一的大脚妞。也因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人又娇惯着，生性野也贪玩，被大家叫作“山里红”。这样的黄花闺花着实别扭，人们都窃笑：“看来日谁个敢娶大脚妞？”
我爷爷原先玩扑克牌十点半也是小赌怡情，打发闲暇的时光。九凤也是个闲人，闷着慌。她跟哥哥日文合不来，看不惯哥嫂们那种逼仄相，平日里很少着家。九凤在家的日子很难过，又觉得我爷爷是个人物，很男人的，跟这种男人待着舒心，于是就跟我爷爷混日子了。她起先也只是喜欢站在我爷爷背后看他抓牌。我爷爷玩牌很讲究江湖溜，如果输了不吭声苦，但每有赢钱，却都少不了九凤的红银，从未吝啬过。九凤照收不误，一点也不客气。
九凤看牌看得高兴，赌兴也被吊上来，后来再也离不开牌桌。忽然有一天，她终于说：“桃哥，我俩索性搭伙吧。”她大胆地坐到我爷爷大腿上，帮着爷爷抓牌。那是民国时期，男女授受不亲嘛，女人却明着坐男人大腿，实乃有伤风化。可山里红不管这茬儿，足见她野得了得。
我爷爷脸上带笑，很轻松的样子。其实我爷爷那段时间心里被一座大山压着，山外那个典当行月月催着利银，而担班客收入却仅那么一些，虽然家里没落得个断炊，手头却很是闭着。我爷爷总是大把赢钱大把输钱，在场面上显得很大佬，心里却有苦说不出。人家都还以为我爷爷是宽着呢。
赌桌只怕沉闷，九凤这一搭伙就把气氛调上来了。赌友们羡慕嫉妒恨着，都将赌注往大里押，大有不将我爷爷和九凤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当然，也总是有输有赢，难分伯仲。
一段时间下来，九凤却渐渐无法坚持着坐我爷爷大腿了。她起先总是想呕吐，只得离开牌桌躲到茅侧去。后来喜欢吃酸味，到处找着人家腌缸里的酸菜吃。赌友们心里猜测出几分，都吃吃地笑。
原先玩牌都是东家一天西家两天的，没有固定场所。忽然有一天，我爷爷将赌友们约到我们石桥湾那棵大枫树下的路亭里。刚一坐定，我爷爷对赌友们说：“贱内又怀上了，来日要添丁，等钱花呢。”
赌友们呵呵地笑：“怕不是老婆怀上吧？”
我爷爷说：“真不真，你们去瞧瞧贱内肚子。”
赌友们说：“哪管呢，我们只赌钱。”
我爷爷这时又说：“咱们这回往大里玩，我赢了养家糊口，输了赔上家当拉倒。”
赌友们问：“怎么玩大？”
我爷爷故作沉思地说：“这样吧，索性赌屋子。”
赌友们都说：“这不将睾丸割了？”
我爷爷说：“我舍得睾丸，你们舍不得？”
赌钱变成了赌命，输赢两隔壁，输了认命，赢了可过上好日子啰。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但也忒憷人。我爷爷平常赌友也就那么七八个，别的人平日里造着屏纸，是不喜欢赌博的，像我爷爷这样好赌的人很少。有人一想身后系着自家老小，当即表示退出。当然，也有人瞅着我爷爷这屋子实在太招人，便说：“上牌桌的人，谁怕谁是龟孙子！”
最后，有三个平日的赌友愿意参赌。于是，大家将自家屋契立了字据，规定赌三中两胜制，输赢永不反悔。末了，各各摁了手指印。
听说这边赌屋子，几乎整个石桥湾的人都来了。大家将路亭围成里三层外三层，那些在外围的人还搬来凳子站高了往里看热闹。
因是一场大赌，大家万分谨慎，抓牌摊牌都非常缓慢，未考虑周全都不敢添牌，就是出牌手也在发抖。结果从下午开始一直到傍晚，还仅打过二中，我爷爷一胜一负，未决输赢。落夜里，大家匆匆扒了饭，接着挑灯夜战。
成败就在最后一中。 我爷爷第一个十轮下来，手中的点数已被吃去大半。第二个十轮又减去一点半，照这样下去，第三个十轮是很难扳回来的。于是，第三个十轮一开始，我爷爷就使出平日里深藏不露的绝技，那就是偷牌。习武之人，手很是灵便，偷张牌跟玩把戏一样，根本不会被人发觉。然而，手气还是不佳，到第九盘，点数仍差着头家总数两点半。第十盘时，我爷爷将手底的牌子呲开一道缝，脸色刹间白了，额头也开始冒汗。然而，他不开牌，拿脚后跟踢了一下背后的九凤。
九凤始终站在我爷爷背后，这时突然嚷着：“肚疼肚疼，怕是受不了了。”大家一听这话，目光齐刷刷转移到九凤这边来。但只见，九凤开始剥着自己的衣服。
九凤剥衣服犹如剥竹笋一样，先是剥着外面的硬壳子，接着内里的软壳子，最后才是里面的内瓤。内瓤总是那么的光洁诱人。九凤边剥边嚷：“哪疼啊，哪疼？”
大家便哄然大笑，还报以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
我爷爷这时将拳头往牌桌上一擂，说：“天牌驾到！”
大家这才发现，我爷爷抓了个十点半，翻盘定了胜局。
待大家看清我爷爷的牌点后，爷爷早已将三个赌友的屋契全收过来了。
赌友们这可不干了，说：“溜牌，溜牌……”
别忘了我爷爷拳脚了得，这时候谁个也抢不走他手中屋契。我爷爷将屋契揣入兜里，拉上九凤挤过人群而去，嘴里哼着：“噔噔锵，噔噔锵，吕奉先辕门射戟定胜负，不发一兵解求刘玄德……”我爷爷那天的高兴劲儿，怕是这辈子也仅这一回。
山里红潘九凤从我们石桥湾门前那道峭壁跳下深潭的第二天，我爷爷将保长这官儿辞了。我爷爷当保长也仅一小段时光。
九凤跳潭这事，我们石桥湾好几代人都经传不息。大家有各种揣测，然而谁也说不上个子丑寅卯。人们只知道，九凤跳潭跟那个温州府专员蒋宝琛有干系，再往深里去，就谁也不知道了。
那天大赌后，九凤不知所踪了。赌掉屋契的三个赌友，说不能这么被坑，召集好多亲戚朋友，手里还抄着家伙，先是寻找九凤，遍找不着后便来找我爷爷。我爷爷见势头不对，就躲到乡公署去。赌友们追来时，乡长季庄生狠狠地瞪起眼睛将案断了，说：“认赌服输，哪有赌了又反悔的？”乡长这一护，赌友他们愣是没办法。
乡长回头对我爷爷说：“日桃，我这么护你哦，你得把保长这担儿挑了，好好给我办事。”
民国那会儿，乡下面设保，再下面是甲。乡公署将泽雅纸山稍加整饬后，我们石桥湾这样的大村落开始设保长，冷水窟这些自然村落也各各弄了个甲长。我爷爷假客气推了推，也就应承下来。我爷爷那时认为屋契是赌来的，自家等着还债，兑现不了很不甘心。他想，保长终是个官儿，当了保长，兴许能镇住赌友。
然而，我爷爷没想到保长这么难当，乡公署分派的抽壮丁和纳田粮等都是硬任务，哪项都不许落下。老一辈都说，纳了田粮官不怕，孝敬父母天不怕，这纳田粮老百姓还比较自觉，家里不特别困难都会交纳。抽壮丁却没那么容易，国民党抽壮丁是上战场，几乎有去无回，于是抽到哪家哪家逃，分派的额员总是凑不上来。我爷爷为这事，没少被季庄生骂过。我爷爷觉得这保长当得窝囊。
我奶奶肚子日见丰隆的时候，爷爷很喜欢带她出去走走。干保长公差带她，张罗担班客私事也带她。带着带着，我家的七间大屋里便传出婴儿的啼哭声。民国四年仲秋的一天，我的父亲兆贵呱呱坠地了。那时七间大屋刚起好不久，潘家再添丁，喜事又一桩。大家都说我爷爷真有福气。
我父亲兆贵降生约莫三个月后，九凤再次现身在人们面前。当人家问她这么久去哪了时，九凤笑笑说：“外面的世界大着，愁没地儿可去？”末了她还说：“别忘我是闯过码头的。”
我爷爷其实不会仗势欺人，后来也仅收取三个赌友少量的银子钱，很快将屋契还去了。我父亲降生不久，我爷爷说：“赌博终不是正事，又担着骂名，赌个鸟？”于是，彻底将赌戒了。我爷爷跟九凤仍然很亲密，九凤也时常上我家来，跟我奶奶以姐妹相称。听说九凤很喜欢抱我的父亲，总是抱着久久舍不得放下。她一直没嫁人，谁也不知晓到底咋回事。
我爷爷只因有担班客队伍，也渐渐将山外那家典当行的贷银并孳息还了。爷爷觉得日子就这么过着也挺好的。
忽然有一天，温州府专员蒋宝琛带着一支佩枪的警备班巡察各地抽壮丁，绕道到了石桥湾。蒋宝琛头戴华尔帽，身着大长衫，皮鞋锃亮锃亮，那派头着实让我爷爷羡慕不已。前头在县前头的公堂里断案，我爷爷见是见过，但没机会接触。这时，大家都叫蒋专员，我爷爷也跟着嗫嗫嚅嚅地叫。爷爷想着壮丁这任务，害怕挨训，便张罗着好菜好酒招待，于是特地弄些戍浦溪里的溪鱼干上桌子。没料，蒋专员对满桌酒菜没胃口，独独大赞溪鱼干味道极好。乡长给我爷爷使个眼色，我爷爷立马明白，差人急急地挨家派捐溪鱼干。这派捐是不付钱的，谁家有货就逮谁家。这边酒席刚散场，我爷爷已将溪鱼干打包交给乡长。
酒酣耳热之后，蒋专员一行就要走了。路过大枫树下的路亭，看着一伙人围在一起，便问怎么回事？乡长回答说：“石桥湾这地方雄鸡也会讲几段三国。”蒋专员一听，兴趣就来了，便上前坐着，招了招手，让讲的人别停下来。听过后，他大赞纸山乡风淳朴，是个难得的好地方。
这时，九凤从人群里挤出来，给蒋专员送上自家的溪鱼干。九凤其实不是送这，是想见见蒋专员。她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
蒋专员接过礼物，起先也是很淡然的。当定眼一看九凤，目光便留在九凤脸上了，把九凤的手久久地捏着。末了，还回头说：“别忘了经常送些溪鱼干哦。”
九凤说：“当然行，只是山里土货不成敬意。”
蒋专员说：“哪呢哪呢，野货自有风味。”
打这以后，乡长便特地交托我爷爷，隔段时间就给蒋专员送些溪鱼干。
我爷爷说：“担班客天天赶集，顺带送到温州府就是。”
乡长反问：“叫你送了吗？”
我爷爷于是再次派捐下去，又将捐来的溪鱼干精挑细选一番，交给九凤。
原本来回一天的路，九凤却迟迟不见回来。我爷爷起先没揪心，九凤闯过码头，会识路的。直到五天后，我爷爷才见九凤回来。九凤失魂丢魄的，一问只一个劲地哭。我爷爷这下明白了几分，痛心地说：“打死也不再让你送。”
九凤说：“不送也行，但我家兄弟和侄辈中五个壮劳力必须抽四个壮丁。”
这人面兽心的季庄生，早已将九凤的家底往上汇报个一清二楚。我爷爷便怀恨这乡长，都是这个狗日的使损招阴招，助纣为虐。当然也恨蒋专员，这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蒋专员有警务班守着，是够不着的，乡长却可以天天见。他真想拿菜刀抹乡长的脖子。
我爷爷这边让九凤先缓着，没料季庄生又来了，说蒋专员已来电话，催促九凤再送溪鱼干。乡长是笑着说这话的，然而我爷爷看着这张堆着笑的脸，是那么的龌龊、猥琐。要不是想着兆富、兆贵，他是会马上扑上去拼命的。
九凤后来从温州府回来，狠狠地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她哭着说：“大脚，害人的大脚！”
我们石桥湾人们后来分析，九凤跳潭是没有告诉我爷爷的，要不，是会拦下的。我爷爷也是门前溪流的那个肉狮潭里浮上九凤时，才知道发生了这事。我爷爷将九凤捞到岸上后，弄一领篾席盖上，就去乡公署将保长辞了。
我想，九凤跳潭跟大不大脚是没有半毛关系的。世道没落，草菅人命，那年月谁个把屁民当人看呢。
我爷爷发起后来载入地方革命斗争史的那场纸山暴动那时，我的大伯兆富和父亲兆贵也已先后娶妻成家。八百根高举头顶的扁担中，有大伯和父亲这两根。我爷爷当时是骄傲的，为出一口恶气而骄傲。
九凤没了后，我爷爷几乎一夜之间变得苍老，头上现出白发，挺拔的身子也渐渐驼下来。好在膝下有兆富、兆贵，日子还得将就着过下去，我爷爷那股拼劲没有丧失。后来，集市上有人单单收购九寸屏纸，说是销到大上海和广州，也搭船下南洋出东洋，价钱贼贵，再则货物紧俏，有多少吃多少。我爷爷一想，开始重点收购九寸屏纸，将担班客的生意往精里做起来。
听说我奶奶也是试着造过九寸屏纸的，但因人家的秘技不会示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总是屡试屡败。再说我奶奶那裹脚，人也站不稳，还能干什么事？我爷爷没将心思放在这上头，那一二十年间就做担班客这营生，家里倒是过上一段安稳日子。到大伯和我父亲即将成年时，我奶奶因病撒手而去了，是带着无限牵挂和遗憾而去的。听说临死时叮嘱过我的大伯和父亲：“学成一身艺，到哪不饿肚。”我奶奶不识字更不会断文，又因裹脚而没出过远门，能说出这话，已是毕其一生的彻悟了。
大伯因有我爷爷仗着，没心思闯一番事业，只学会了造屏纸。倒是我父亲很有志气，后来成了我们这方纸山的兴造淋轮大师傅，许多碓坊都镂刻着他的名号。可惜天妒英才，父亲被山洪早早地冲走了。
民国二十四年仲夏的一个夜里，当了二十多年乡长的季庄生被人挂在乡公署门楣上。这一年的初冬，我降生在冷水窟这座爷爷为我们挣下的七间大屋里。
我没见过季庄生，这个乡长的事都是后来听人说的。虽是道听途说，但这厮的恶行完全可以凿实。几十年了，你鱼食百姓欺男霸女，不是一两天能说得尽的。我想，把这厮挂在门楣上实乃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消息很快传开来，说纸山一带活动着一支三五支队，领队的是白政委，季庄生就是落夜里被这支队伍挂到门楣上的。纸山人们不知道政委是啥，猜着大概跟专员差不多，是另一方面的专员。既然除掉季庄生，那么这支队伍是受欢迎的。于是，大家都盼望这支队伍早一天从石桥湾过兵。
过兵没见着，信却是来了。收信的是潘日文，要借二十担大米和十匹布料，说队伍上急用。前头我说了，日文那抠门是远近有名的，不仅一毛不拔，人还急得直叫窝天。我爷爷听说后，向潘日文要来信，当即籴了大米，也去天长岭外三溪集市购来布匹。我爷爷带领担班客，直接送到信上说的那个叫吊马岭的地方。我爷爷原本是想见见队伍的，但迟迟没出现，于是撂着大米和布匹就回来了。
后来，信就直接送到我爷爷这儿。爷爷没半句闲话，每次都照信上说的办了。每次办事，我家的门缝里落夜都会收到一张借据。我爷爷将这些借据拿到大枫树下的路亭里，点个火一化了之。
其实，我家日子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屏纸价格上不去，而山外集市货物一天一个价，天天在涨。到后来，我爷爷是借钱采办货物送给队伍的。到了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日子简直无法过了，头天卖的屏纸还仅一摞钱，第二天却换来一捆的钱，再过一天就是比屏纸还厚实的钱。钱虽多了，却成了废纸，大家又觉得这钱扔了可惜，于是纷纷糊窗户和门板，把原本透风的窗户和门板糊得严严实实，这个冬天倒是不怕风霜入侵了。我爷爷这下心急火燎了，于是去山外的三溪集市走一遭，才知原来是国民政府一面对着小日本，一面又大肆围剿山里面的队伍，到处抽着垃丁，还将苛捐杂税派下来。于是，市面一个乱字了得。我爷爷一回来，便将石桥湾全体纸民组织起来，约好十月十日这天操扁担在天长岭山垴子集中，一起上集市抵抗苛捐杂税。
我爷爷在地方是有号召力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石桥湾不消说，连泽雅纸山各个村落也都回信说派些人马参加。十月十日一大早，深受其害的纸民们蜂拥而来，来的都是壮劳力。我爷爷将每百人编成一组，整整编了八组。当然，我爷爷也将兆富和兆贵编入队伍中。我爷爷深知，兴起这桩大事，自家人不该龟缩。
这么着，大家高举扁担，直朝山下的集市奔去。
八百根扁担从街市里涌过，早把那些经营店铺的商贾老财们吓得屁滚尿流，纷纷关门上闩，人从后门溜之大吉。纸民们涌向三溪乡公署时，军警在警头的哨子声中赶过来了。军警们的子弹都是上膛的，但看着纸民们的扁担实在太密集，那气势寡不敌众，仅朝天空放几枪，也害怕起来，纷纷躲到一边去。纸民们拿扁担捣开乡公署的门，里面早已没了人影。
我爷爷站在门口的石狮子上，脸上绽开胜利的笑容。我爷爷觉得今天实在解恨，将沉积几十年的怨气都消解而去了。
后来，在我稍些懂事时，爷爷对我说：“那天真想直捣温州府去，活捉蒋宝琛。”
听着爷爷的斗争史，少年的我很有自豪感。我为爷爷骄傲。
我爷爷是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二年去世的。这时已是我父亲被洪水冲走后第七个年头，我母亲也病死两年多了。那年我十六岁。爷爷弥留之际抚摸着我的头说：“逵儿，学你爸的样，别学我。”
我心里明白，爷爷是希望我专心造屏纸，别像他这样手不沾纸。然而，我觉得爷爷是榜样，辞保长、拉队伍、送粮食这些方面很值得学习。
那次纸山暴动后，国民党那些兵痞子们虽然到处围剿纸山里的三五支队，但终是逮不着影子。也因我爷爷在地方有着一定影响，新任的泽雅乡公署那乡长也没怎么责难我爷爷。我爷爷仍然经营着担班客。只是我大伯大婶私心太重，总是百般刁难我家。瞧着自家儿子和媳妇这等模样，有气也只能往肚里咽。于是乎，我爷爷在家说话渐渐不被当话了。又因前头经历九凤跳潭这一遭，之后又死了我奶奶，这锐气越是见减，担班客也逐渐零落下来。到了民国三十七年，山外集市又遭国民党金圆券洗劫，经济彻底崩盘了，担班客只得偃旗息鼓。从此，还不到六十岁的我爷爷赋闲在家。这时，我已渐渐长大，起先跟着担班客屁股跑，后来尝试着学造屏纸。我爷爷的晚景，我很清楚，那是一个凄凉了得。
三五支队很快从我们石桥湾过兵。军装齐整、腰别驳壳枪的白政委径直来到我家，拉着爷爷的手久久不放。白政委揖手说：“日桃兄，给你记头功。”
队伍派工作组留下来，我们石桥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划分各家成分，别家都是贫下中农，独独潘日文家的谷仓里搜到整整五箩筐银番钿。其实，银番钿大半是我爷爷的，他家舍不得花去一枚。这么多的财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于是被划为地主老财。
革委会最挠头的是我家。如果照着后期我爷爷给队伍送米送布，还有那场声势浩大的纸山暴动，功不可没，完全可以进入人民政府队伍，当上个官儿。然而，我爷爷这支担班客是剥削行径，赌人家屋契是蚕食乡民，当保长是人民公敌，还有霸占良家妇女，特别跟地主老财家的九凤关系不清不白，这一桩桩罪行无法抹煞，纵是枪毙也不冤枉。革委会考虑再三，也开过多次讨论会。最后的结果是：功过相抵，没功也没罪。 我爷爷保住了一命。
潘日文这地主老财必须镇压，于是开起公判大会，将五花大绑的潘日文押到台上，让大家揭发他的剥削罪状。公判一结束，潘日文被押到溪滩上，给队伍上的人一枪崩了头。他家没人敢收尸，最后还是他那刚刚十三岁的孙子潘庆法将摊了一地的碎脑浆捧到一只瓦罐里，接着把尸体拿一张篾席包裹了扛回去。
潘庆法因祖上这累累罪行，是无法翻身的。他的儿子潘宝柳后来穷得丁当响，根源就在祖上这成分。当然了，宝柳这儿也很不给祖上争气。
那天枪决潘日文，我爷爷起先站在人群最前头。他想看个究竟，潘日文到底怎么个死法？我爷爷后来对我悄悄地说，其实那天心里非常害怕，脑子里一片空白。也因心里太惶恐，又退缩到人群最后面来。
枪声响起之时，我爷爷正对着一丛杂草撒尿。我爷爷是实在不忍看，于是内急，憋不住了，才去撒尿的。尖厉的枪声落处，我爷爷着实抖了三抖，结果尿湿了裤筒子。
我想我爷爷接下来这日子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的大伯大婶又跟我争着这座大屋，爷爷虽然劝阻过，但终不得力，那心情更加沉重。渐渐地，就露出下世光景。没一年，爷爷用一包砒霜了结了惶恐的日子。
我只记得，爷爷临死时，嘱咐将随身带着的那只上过雕漆的樟木匣子带进棺材里，别的什么也没说。爷爷这一生宛若我们门前的戍浦溪，一路上布着暗礁，也掀起些许绚烂的浪花。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好比瓦上霜。我想，相比潘日文，我爷爷也该是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