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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寒假前半个月，学校在宣传栏里张贴了宣传广告，组织大学生参加上级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支教活动，也就是“三下乡”活动中的文化下乡。柳银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找到我，问我：“大学生支教你去不去，听说是到云贵川去。”我俩各自吃着饭，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抬起眼睛瞥了她一眼，反问道：“你想去？”
“我想去。”她把筷子在瓷碗边上轻轻地敲了两下，“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想去。”
“不会吧。”我觉得很突兀，“我们班还没有听说有人要去呢。”
“听说这还是第一次组织大学生支教呢，之前搞过支教，那都是组织各省市的机关干部职工，去落后地区支援那里的教育发展，”柳银像是对大学生支教活动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似的，“这次活动是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主要是支教，就是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支援那里的教育事业，去给那里的老百姓脱盲。”
“你过年不回去了？”
“要是能参加支教活动就不回去了。”她答得很干脆，“反正回去也没有地方住。”
“怎么会没有地方住？”我从来还没有听她说过。
“我嫂子生孩子了。”
“这么快，结婚才几个月？！”我摸着自己的头，心里在算她哥哥嫂子结婚的时间。
“这有什么奇怪的，结婚之前就怀上好几个月了呗。”
“哦，哦，哦！”
“我发现你还挺封建，挺保守的。”柳银这样说我。
“我吗？”我明知故问。
“还会是谁！”她一脸的不屑。
“我要是不封建，不保守你不早就残破不全，成了破罐了吗？！”
“你真坏，你真坏！”
突然我俩身边传来“扑哧”的笑声，一口饭菜喷到了桌子上。我和柳银这才发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边上还坐着一个偷听我俩说话的女生——大概是大一的新生吧。她连忙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连连向我俩点着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完，端起碗筷快步走出了食堂。
我站了起来，对柳银说：“走吧。”
我一直不知道柳银家里的真实情况，只知道她爸爸妈妈健在，没有提及过爷爷奶奶。她哥哥是她暑假回去时结的婚。突然嫂子生孩子了，说是家里住不下了，我有些纳闷。后来她告诉我，她们家睡的是炕，原来是大小两张炕的，她在家的时候，单独睡小屋的小炕，她哥哥和爸爸妈妈睡大炕。哥哥结婚的时候，就把小炕改了，给哥哥做成了新房。
我听来听去，柳银所说的不只是她哥哥结婚生孩子了，而是她回去了只能跟她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她有些不习惯了。她没有说，我是这样猜测的。
大约是一个星期过后，柳银她们支教的名单定下来了，在学校办公楼门前的宣传栏和各教学楼门口的宣传栏都张贴了名单，其实也是通知书。柳银看到公示栏上自己的名字很是兴奋。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到时候不哭鼻子要我去接你就行了。”
“你放一千个心、一万个心，我就是死在那里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她态度坚决、面容坚毅、声音坚定。
“那就祝贺你。”我说。
“心动不如行动，祝贺得有点表示吧。”她眼睛神彩奕奕，脸蛋在寒冬的阳光下红润可人。
“那就亲一下。”我瞬即将嘴唇贴近她的脸蛋，她倒一闪避开了我，说：“走，请我搓一顿去。”
“走，没问题。”我说，“我们的柳银同志即将奉命赴艰苦贫困地区去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去了，我一定得请你好好搓一顿，把身体补好了，好在支教活动中大展鸿图，立下战功，更重要的是凯旋而归。”
“你这意思是怕我死在那里去了。”
“呸，呸，呸，”我把手遮住她的嘴，连连说，“狗嘴，狗嘴，狗嘴！”
柳银她们这批支教一共有26个人，学校学生处一名老师带队，还有校团员的书记，学生会主席，男生有8个，女生有12个，去的是西南的D省的Q市。到了Q市，就把他们分成了12个组，每组两个人，分到了乡村的学校。柳银支教的情况，是她到了后的半个月，也已经是临近年三十了来信告诉我的。
她在信中告诉我，初到那里，第一感觉是特别优美、纯朴、好玩，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就是说话听不懂，交流起来太费劲。
她说，她所在的村的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三排房子，说是三排，总共也只有八间房：四间教室，一间厨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用着支教老师的宿舍。房子的墙壁都是用泥土筑起来的，房顶是用泥巴和着草一起抹上的。厕所也是用泥土筑起的矮墙，没有盖顶，男老师站在里面方便，能露出上半身子。
柳银说的美，当然是那里的山山水水。她说那里的山水都是原生态的，都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吸进鼻孔里有股清香甜蜜的味道。她说，她喜欢闻那黄牛新拉的牛屎，一股浓浓的草香；站在学校的山坡上，看着四周，云遮雾罩，一会儿太阳，一会儿云涌，一会儿雾蒙蒙，变幻无穷，让人心旷神怡。只是四周很少能看到村子、村民。学校所在地的村子只有不到十户人家，总共不过三十人，年轻人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学校目前虽然有六个班，属于全小的规模，但学生不过二十人。五六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只有六个学生，五年级四个，六年级二个，而且每个班都是男生多女生少。最远的学生上学要走将近两个半小时，翻山越岭，山路崎岖，遇到下雨、下雪，就更加艰难。有的有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送，有的只能自己独来独往。她说她们喝水都很困难，除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老师自己下山去挑水——挑趟水要两个小时，基本上是用背篓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由村里安排村民轮流给他们送水。她们去支教的学校，原来只有二个老师，一个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因为招不到新老师来接替他，村支书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他，算是把他返聘了回来。还有一个老师是代课老师，每个月五十块钱，一年发一次工资，有时候还因为当地财政状况不好拖欠不发。柳银说，她是和一个数学系的女生两人分到那个叫马背村的学校的。她们去的那天，村书记亲自赶着马车到镇上去迎接她们。一路上，她们坐在马车上颠簸了将近二个半小时，一路上村书记跟她俩说了些什么，她俩基本上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但有一点她很肯定，那就是村书记一路上嘴巴没有停，脸上挂着激动的表情。
柳银她俩被村书记接到学校，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学校因为在山坡上，又是冬天，风儿一阵阵地吹过来，身上拔凉拔凉的。但柳银她们走进学校院门的时候，看见老师带着孩子们站在了大门两边，手里举着颜色不同的花儿喊着：“欢迎，欢迎，欢迎！”教室前的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在晚风中高高地飘扬着，不知喇叭挂在了什么地方，但《国歌》的声音还是那样激昂，与孩子们的“欢迎”声组成了一曲山村学校无与伦比的交响曲。还有十几个村民站在院子门外，用各种不同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这两个远道来的支教老师。
晚饭是在村书记家里吃的，柳银说她第一次吃了腊肉，黑糊糊的，真香。她说，腊肉咬在嘴里，油往外冒，瘦肉特别有嚼劲，吃了一块，就想再吃一块。村书记告诉她俩，这腊肉是去年春节前杀的猪腌制的，一般只有来了贵客才拿出来做着吃。村书记说，她俩是千里之外的大学生，来村上支教的，当然是贵客中的贵客。
我看着柳银写来的信，无疑也被她的情绪所感染。我曾经听二哥说过他在西南当兵时当地村民的生活情况。
我相信，二哥在那里当兵时候当地村民的情况肯定比柳银她们去的时候还要差很多。毕竟这些年我们国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在进步、发展、赶超，西南各省也是一样，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较之前肯定是有了改善。
二哥说，他们部队所在地的老百姓当时早上八九点钟才下地干活，到下午二三点钟才吃中午饭，很多家里都是吃两餐。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再去干活，到六七点钟回来——他们那边比我们江城这块黑着晚些，晚上九十点钟吃饭，吃完了就上床睡觉。他们部队的战士到老百姓家里做好事，一般是下午二三点钟去，这样老百姓家里才有人。二哥说，他刚下连队不久就跟老兵一起去当地的老百姓家里“拥政爱民”，也就是给老百姓家里做好事：挑水、扫地、理发、收割稻子。二哥下到老兵连后第一次和他们班的副班长一起背着黄挎包——包里装着理发工具，去周边村里的老百姓家里准备给男人和孩子们理发。当时正赶上老百姓在家吃午饭。二哥和副班长就坐在老百姓家门口的椅子上看着他们一家五口人吃饭——两个大人，三个孩子。二哥发现，这家人吃饭时桌子上并没有菜碗，只是看到每个人碗里的饭黄白相间。二哥当时就想：“生活还可以啊，鸡蛋拌饭。”二哥对此不敢确定，后来在返回的路上问副班长，副班长严肃地说：“那哪里是鸡蛋拌饭，那是玉米碴子跟大米混在一起做的饭，白的是大米，黄的是玉米碴子，可难吃了，咽不下去。”二哥一时无语。他庆幸自己当时在老百姓家里没有把这话说出来，让老百姓听到。
二嫂说，她跟二哥结婚后，一年中二哥会回来探一次家，住上一个月，她也会去二哥部队一次。那年，二哥他们部队在自卫反击轮战期间被调到了一个挨近越南边境的一大片原始生森里驻扎，部队住在半山腰，几乎难得一见太阳，天朦胧，雾朦胧，一会儿云雾翻滚，将郁郁葱葱的山掩盖着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而只过片刻，云雾消散，远远近近的山峦又跳了出来，清晰地展现在眼前，绿翠欲滴。二嫂说，山里的树藤粗得像树，根本就不是缠着树长上去的，而是与树一样竖着长在树的旁边，到了树冠上，藤才开始缠得树，你才看得出来树边上的那根挺粗的树原来只是根藤。二嫂说，她是到了那里才第一次看到了板栗，而且是野生的。板栗树高入云端，粗的一个人都抱不住。她和几个去部队探亲的家属在树下捡掉下来的板栗，拿回家炒了多给战士们吃。二嫂说，没有云雾遮掩的时候，她在半山腰能看到远处山脚下有几栋房子样的建筑，经过跟战士打听，二嫂知道那里是个村山，住着十来户人家。她跟二哥趁周日休息——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一起去山下老百姓家里看看。有战士告诉他们，虽然从半山腰能看到村子，但要真正走到那里，最少得四个小时。二哥带上馒头，背上水壶，再把裤脚和袖口都用麻绳扎好——为了防止山蚂蟥，就出发了。二嫂、二哥他们真的用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才到达山下住着老百姓的村子。
二嫂说，她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地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激动得不行。她拉着二哥的手，嘴里不停地说：“太美了，太漂亮了，太神奇了。”二嫂说，她的第一感觉跟柳银是一样的。这或许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美有着一种天然的共同感觉吧！
二嫂说，她进了村子，发现了当地老百姓的聪明和智慧。她告诉我当地村民的两样东西让她终身难忘，就是过去了多少年，她再说起那次的所见所闻，宛若昨天或是刚刚才发生的事儿。她说的两样东西一是舂米是自动化的。老百姓舂米用的是山泉水，他们挖了水渠，把山上的泉水引下来，水流进舂米的对里——对是当年中国广大农村可以说是从石器时代流传至今，而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或二十一世纪才开始逐渐消失的。它一头是个大木头——有的木头上还包了块铁皮，农村人称它是公的，是对窝棒；下面是个深深的圆槽，是石头剜出来的，被称为母的，名字叫对窝。大木头，也就是公的，长短不一，圆圆的，一头大，一头小，临近大的一头凿有一个大孔，或方或圆，再用一根长而粗的木头一头打进孔里，另一头本来在我们老家是用来踏脚的地方剜出一个能够剩水的槽来。山上引来的水自动流入槽里，在水的重力作用下，对就自动一起一落工作起来了，对窝里的谷或是玉米，不需要人用脚去一下一下的踩，就能把谷壳脱掉，把玉米砸碎。二嫂当时称这是自动化“舂米机”。
二嫂说的另外一个自动化是舂米引过来的水并没有让它们白白地流掉，而是被老百姓们把山前屋后的大竹子砍来，一破两半，把中间的竹节统统打掉，再用竹子或木头搭起支架，用打通了竹节的竹片一根接一根的把舂米完了流下来的水接下来，山泉就一直引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稻场上和水缸里。
二嫂说，她和二哥所去的那个村子，看到的最可怕的，让人不舒服的是房子。房子的墙非常矮，都是泥土筑起来的，只有一个门，十来户人家，几乎没有看到哪户人家留了窗户，房子也没有门，都是敞开着的。二嫂说，她站在门口朝里望去，除了借着门口射进去的一点光亮能够看到门周边几米位置的东西之外，整个屋里什么都看不到，一片漆黑。当地不仅没有电，晚上连灯都没有。不仅大人们没有识字的，就是孩子也没有一个上学的——周边没有学校。二哥、二嫂他们到了村子里，大人小孩都出来围着他们转，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二嫂说，她当时紧张坏了。她怕他们被打，或者被抢。最后谁也没有对他们怎么样。二哥说，这是因为这些老百姓没有见过外人，有外人来了，感到稀奇。二哥还告诉二嫂，自卫还击战之后，当地老百姓对当兵的比过去更好了，见到当兵的都会亲切地叫一句“老解”。
二哥说，他们连队调上去的时候上级首长把他叫到办公室交待任务，说他们是配合轮战部队作战，做后勤保障工作，属于参战部队。他们连队有不少干部战士还参加了1979年2月份的首轮自卫反击，只不过他们部队是后勤部队，没有直接与敌人作战，也没有进入敌国的国土，更没有官兵伤亡。二哥说，这是幸事。
柳银在信里说，她们所在的那个地方也没有电，村民们晚上都不点灯，孩子们自然是不学习看书的。她们是上午十点上课，下午三点半放学，学生中午自己带饭，在学校食堂里热着吃，有的基本就不热，一块玉米饼子，一个烤熟的土豆，或者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红薯，不需要热。晚上她和另一个支教的数学老师要不早早上床躺在床上说话聊天打发时光，要不就站在操场上看天上的星星。
她说，原来在家，或者在大学的时候，她喜欢晚上的月亮，无论是眉月，还是满月。更喜欢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到了那里，她倒不喜欢月亮起来了。她只想看星星。因为月亮太亮了，尤其是满月前后的那些晚上，因为有她的存在，星星就暗淡下来了。月亮只有一个，星星却无数。她说，那里的流星特别好看，无论从什么地方滑过，都会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条长长的白光，从开始闪亮的出现，到最后从眼前消失，美不胜收。她和她在夜晚的操场上站着，两个人背靠着背，约定好了“一、二、三，开始”，一起数天上的星星，看谁数得多……一遍、二遍、三遍、四遍……自己都不知数了多少遍，感觉脖子僵直发硬，腿酸得有些站不直了，两人才将头放下来，各自说一声：“回屋睡觉了。”
柳银在信里说，我给她买的手电筒起了一点作用，但又没有起什么作用。她说我给她买的手电是充电的，充的电用完了就不能用了。她俩用的是村书记给她们买的可以换电池的那种用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她们俩一人一支。平时两人合用一支，节省着用，村民告诉她们，村子里那家姓牛的小卖部里买的电池是水货，不耐用，只有到了镇上，村书记知道哪家店子里能买到真货。好在村书记接她们的时候给她们备了一盒电池。
寒假比暑假短了许多。我只收到了柳银的一封信，她说不要我给她回信，怕还没有收到信她就回来了。我是过完元宵节返校的。听说柳银她们支教的学生要晚一个星期或是十来天才能回来。
头天晚上，刮了一晚上风，第二天早上起来，风还不见小，校园那些有树木的地面，散落着一些残枝败叶。天阴沉沉的，还飘着毛毛雨。身上感觉凉凉的，走在春风里的人们，都裹紧着外衣。我心里想着柳银她们，估计是出发了吧，从村子里出来，再坐汽车，再转火车，这一路下来，按照她们去的时间数下来，至少也得五到六天才能回到学校。
学生食堂过早的时候，听到好几伙学生聚在一起低声地议论着什么神秘且重要的事儿，神色有些紧张、凝重。隐隐约约听到“出事了”、“摔下山崖”、“死了”这样的字眼。我在没有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靠近过去，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还没有听完，一下子有种天崩地裂、五雷轰顶的感觉。他们正在议论的是学校去支教的学生在返回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在由村里出发，坐着马车送往镇里集中坐公汽的路上，马儿受到了惊吓，拉着马车在山间小路上狂奔，后来连车带马全部掉进了四五十米深的山沟里，当路过的人发现这些人的时候，早已全部冰凉，没有了生命体征了。赶车的是那个村里的书记，两个学生是柳银和那个数学系的女学生。
我一把抓住那个嘴里正在说话的身型稍瘦的男生的肩臂——当时我的眼神一定是吓人的，问道：“你说的是真的？”
“你没有看到大家都在说吗？！”他用眼睛盯着我，“你有病吧！”
“哦，哦，哦……”我无言以对，松开了抓着他的手。
的确，我所见到的学生或者是老师，脸色都像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我不敢再问其他学生，不想去证实这件事的真假。但我又不甘心。我趁着还没有上课，赶快跑到门口的那家书报摊子那儿，去找今天的各种报纸，看看有没有登载这条消息。但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还引来了那个六十多岁女老板的不满：“翻过来翻过去翻了半天，又不买，莫影响我的生意。”
我有些不好意思，但又不好直说是怎么回事，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买，我买，我买。”敷衍的从裤口袋里摸出一块钱的硬币丢了过去，拿了一份当天的都市报转身回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