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红梅第一迫切希望的是——男人能脱离生命危险。她急切地追问医生:“我男人有生命危险吗?”医生此时当然不会明确地告诉她,只说急需手术。当谭治国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后,康红梅又产生了第二个迫切希望——想知道谭治国今后会不会残废。医生对这个问题不会直截了当的答复,也无法答复,而是将这个答案一直拖延,拖延到病人不会再问为止。
这么重大的手术,钱花起来如流水,挖掘机赚钱再快,也赶不上医院花钱快。而且车祸主要责任在于自己,长期没休息,疲劳驾驶。
一个好端端的人遭遇车祸后,没清醒时,仅是皮肉之疼,待手术后,疼痛稍减轻,人完全清醒后,精神痛苦比之肉体更盛。如果知道腿或身子再也站立不起来时,那种绝望,死的心都有。
好在医生不会立即告诉你未来的结果,而是医生与家属合谋,用善意的谎言,来哄骗伤者:“别急!恢复得有个过程!”或“能否恢复?要看你是否配合医生,是否有决心和毅力”之类的话。于是,病人怀着能治愈的希望,这希望其实是无限延长,延长到你忘掉原先的自己,接受不是自己的自己为止。最终医治肉体和精神的是时间。必须经历漫长的时间后,才逐渐习惯。
谭治国腰部粉碎性骨折,伤了神经,下肢瘫痪,再也站立不起来。康红梅和婆婆两个人围着病床,搽洗翻身、熬药喂汤,端屎倒尿,还要不停地像呼哄小孩子一样诓哄着他。
谭治国的伤势基本稳定后,治疗也告一段落。康红梅才意识到家里那一摊子事再不能耽搁了。自从谭治国出车祸后,她和婆婆成天都围着病床转,家里的事没人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一天可赚千多块钱的挖掘机闲置在屋后偷懒,预制板加工震动机待料,也借故停工。猪圈里的猪,饿得嗷嗷叫,鸡满院子飞。两个读书的娃娃像孤儿样没人管。临工倒是好说,通知他们不来上班,两个固定师傅若打发他们走,复工后再到哪里请熟练工,留下来吧,要给人家钱,别人也得吃饭。再不回去恢复生产,恐怕坐吃山也会空。
康红梅想起这些事万分着急!尤其不好想的是,苦挣了十几年的积攒,只一瓜瓢就将舀尽,都交给了医院。常言说,找钱犹如风吹磨,用钱好似水推沙。“唉!真是心强命不强啊!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倒霉啊!怪不得老人说,太圆满了不是好事,高兴必有愁来到。男人这个主心骨真的倒不得,祸要落,落在自己头上好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她又埋怨起帮工邵国卿和周家元,说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主人不在就偷懒一天是一天,不主动找事干。这些人她算是看白了,打工的没一个有良心的!拿钱比谁都快,他们只认钱。
康红梅想去想来,靠谁都没有用。求人不如求己。这个家好不容易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既然已经运作起来,不能让它停下来,停的是钱,停一天少一天的钱。她不认为现在人手不够,那就钱多,多赚,钱少,少赚。她是按以前的收入和现在对比,每天不是少赚,而是每天亏损了多少钱。更何况钱像水一样不断地往医院流,仿佛流的不是钱,流的是她的血。康红梅一向手紧,把钱看得重。家里的开支是她管,钱依旧让她婆婆保管着。他明白讨好婆婆就是讨好丈夫。她也晓得婆婆绝对没有外心,就一个儿子,媳妇和孙子都是她的。她只不过像个出纳,管钱不用钱。婆婆连门都不出,用什么钱。
男人治愈出院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而且从此成为了负担。现在卸下的这副重担她不担谁担。康红梅决心拼命也要把这个家撑起来,不让旁人看笑话说她没用。不等男人出院,她决定自己先回家去,该安排的安排,该处理的处理,该管的她管,该发脾气的她绝不口软。对于邵国卿这样的人,还得利用,无非是口里多说点好听的话,说漂亮话又不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