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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武山最美丽的时候是秋天的。
山上的草高了，紫色灰色黄色五彩缤纷。山上的树叶红了，是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后，在阳光的折射下，金灿灿一片，无论是长在树上，还是落在地下，都是金黄色一片。山杏树叶红了，山桃树叶红了，烂皮袄树叶红了，面栗子叶子红了，一团团，一片片，在大山广袤的大地上，就像村妇脸庞上的两块紫红色，鲜艳，绚烂，光彩夺目，与枯黄的野草、褐黄的泥土，构成了一种五色斑澜的秋景。
山上的树叶红了，地下的草叶紫了，就连天上的云彩也化起了浓妆，五彩缤纷地好看，每到傍晚，紫红、墨绿、淡蓝、绯红的云彩就偎依在山顶天边，与苍茫的大山、雄壮的树木、欢笑的溪水，营造出一个静美的山村景像。
麻武人憨厚、诚实，随便到那一家去只要碰上吃饭，他们会把最后一碗饭塞到你的手里。但是山大沟深，人们之间交流学习的少，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过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与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没法比，就是与我家乡平原农村生活也没法比。人比较懒散，有粮食吃了，有住得地方了，仿佛就是有了一切。在他们眼里看得最重要的，只有装在自家粮囤里的粮食，才是实实在在的。对钱并不看得太重，因为钱少；就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粮食上。
但是在饭食上，做法还是比较粗糙。面做成大头面片子，下成连锅面，面汤与面片混在一起吃，耐饱；用手捏成面疙瘩，下在开水锅里，称之为“鳖胡子”，从地里揪两把绿菜，洗洗，扔进锅里，就是一顿饭；蒸下玉米面馍，酵子总是做得不太好，死气沉沉的，没有发起来；摘下辣子用手两抹，往盐盒里一蘸，就下着冷馍吃了。有些人家基本上把饭做熟就算成是本事，对于怎么做得好吃，几乎没有向往。饭做熟了，也没有一种仪式感，从来不收拾饭盘子，待一家全齐了再吃。而是谁在家谁吃。站在大门外、走到场院里、蹲在门坎上就吃起来。成家了的男人，甚至端上一碗饭，边吃边游门子了，饭吃完了，闲传片的忘了端碗回家。
在我的娘家，无论是做母亲辈的、奶奶辈的，还是新媳妇、大姑娘、小女孩子，针钱、锅上的活计就像说相声的人必须先练习说学逗唱一样，这是基本功，是必须要学会的。不一定人人都要学精学到出彩，但必须学过，必须会做。这才想起爸送给我的《红楼梦》，书中有很多精美的饮食描写，那都是人类物质文明的结晶，当时以为爸也许会在书里夹个存款单什么的，爸就是给我一个念想。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谁有心情看书呢。
可是心里想得很多。
总想把日子过好，总想有什么希望在前头。总希望明天早上往麻武公社来的路上，有什么好事在等着叫我。今晚上天黑了，夜再长，晚上再冷，日月再难熬，明天早上太阳还是要升起的。虽然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但活着就得有点儿念想吧。也许明天天亮就是一个大好晴天呢。
满山的药材也很少有人挖，有很多柴火可以拾辍，就是没有人动这方面的心思。生产队、大队的生产路上有很多坑坑洼洼，还长着一些野草，一下过雨，雨水冲成深壕，也不知道填补一下，就顺着水拉的壕走下去，再走上来，这样的路走得人心酸，走得人绝望。
养猪也是自然养法。有些人把猪养得很老，有些老年人一过50岁就喂了头猪，等自己死了下葬时，才杀了猪待客。人十年八年不死，猪却老得掉光了牙，缓慢地在街上乱跑。也有那性野的猪跳出圈外，捉不回去，就任其在庄前屋后乱跑。猪粪屙的到处都是，路人脚踢的滚蛋蛋，也没有人拾粪。进入新世纪后，我回麻武乡上看望时，街道上的猪粪还是明晃晃地摆在大路上。
猪圈用石头砌在院门外，猪圈没有屋顶，小猪娃买回来，往圈里一赶，圈里架一个猪食槽，喂猪时站在圈外往槽里一倒，扭头就走，猪粪从来不挖，猪整天站在半尺深的粪尿中，远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卖了猪的空猪圈，隔十天半月，一场过雨洗后，即刻长出一片灿烂茁壮的青绿草来。
雨水虽多，冰雹也多，气候潮湿，种庄稼就像穷人家生娃娃一样，撒到地里，任其生长。能收了是老天的恩赐，收的少或收不下那是老天爷不给你吃喝，硬挣也是白搭。当时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有一年满山遍野种满了高粱，秋天红遍了麻武川，高粱丰收了，吃一顿两顿可口，吃三天五天嘴涩，吃上十天半月就屙不下了。第二年又全种上玉米，玉米刚结上棒棒，被野猪啃了个七零八落，秋后连玉米秆也没收回多少。
粮食总是不够吃，家家却都在不断地增添吃饭的嘴巴。乡亲们弄不懂我们这些城里人，为什么从有吃有喝的城里跑来和他们这些下苦人争口粮，于是不约而同地和我家过不去。
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总是趁天黑才找机会分粮食。
我家是生产队里第39户，分粮一般是最后一家，但不能去得迟。
分粮食像分玉米棒子什么的，队长来了兴致，拿着木杈，在码的长城样的粮堆上三五杈就挑开了一家，社员们的眼睛跟着队长的木杈转，对队长的分配方法很少有意见。这样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一次的粮食就全部分完了，边分边拿走。
有时候生产队秋耕急了，平整一些的地块请求公社的拖拉机深耕，生产队多，公社安排的拖拉机白天晚上都要耕地，一到我们队上晚上要耕地了，急忙掰了玉米，堆在玉米地里就分粮食，分完粮食又安排几个社员分玉米秆。这样的分配方法，我害怕极了，分不下粮食难，分下粮食拿不回家更难。拿回玉米，还要砍了玉米秆运回家，这一切都是在劳动之余，天黑了才去做的事。家里劳动多的人家，甚至家里的老人还能帮上忙的，不一会拿回了玉米，砍光了玉米秆，月亮爬上东山坡的时候，地里只有我们一、两户人家的玉米秆还长在地里，拖拉机隆隆隆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了，手里砍玉米秆镢头头又掉了，我恨不的拿镢头头抹了自己的脖子。有时队里看人不下去了，就有一、两个人来，嘴里唉唉叹着气，说他田家妈，别着急，一会会就挖完了。说着拿着自家的镢头一会儿就砍倒了玉米秆，我赶紧把玉米秆挪到地边外，让公社耕地的拖拉机进地，拖拉机手戴着脏黑的手套，骂骂咧咧地说，三队就数你们这一、两家拖拉。
有时候队长不高兴了，就懒得动手，而是远远蹲在场边碌碌上抽旱烟。或者分粮的称、斗不称心，或者分的粮有个三六九等，那样就能分上多半夜，还吵吵的分不下去。
分粮的标准按工分和人口四六比例分成，我家劳力少挣得工分少，人口却多。队里的人都认为我家3个娃娃是白吃粮食的。就十分地憎恨我们分粮。
山沟里夜风一起，呜呜地响着，听声音就让人毛骨悚然，不由自主地冷了三分。深山里的月亮像地主家的少奶奶，躲在屋里迟迟不肯露面，只有几个婢女样的星星寂寞地在几朵孤独的云朵里走出走进，夜就分外地漆黑。
昏暗的煤油灯在山风中哆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心里躁躁地等着分粮。粮食保管员沙哑着声音叫着称，木锨刮着粮食刺耳的声音和杂乱的脚步搅得分粮的人们心里乱糟糟的，脾气就非常大。
队长蹲在碌碌上，努力挫着身子，似乎长在了碌碌上，叭叭叭地抽着旱烟锅，一言不发。
分粮又一次显示了生产队会计的重要性，他斜披着棉袄，耳朵上夹根圆珠笔，算盘打得山响，牛气的分明如城隍庙里的老太爷。
大呼隆大锅饭吃散了人们的心，吃的家家锅里的饭越来越稀，各人都窝着一肚子气来分粮，拖着乏乏的身子，同仇敌忾，一致地蔑视我家。
队里几乎每一回一个分粮方法，我家到底能不能分上，分多分少都要会计算了才知道。这会儿问会计，他会不耐烦地说：去，去!没看见我正在算账吗!
只能悄悄地站在一旁等。看见乡亲们忙碌地往家里送粮食，我就跑上前给这家扎口袋绳，帮那家拾玉米棒子，就有那脾气暴躁的大喝一声，挪开，谁要你帮忙。
分粮并不总是顺利。
虚火旺盛的人们常常为称称的旺弱、粮食的干湿、除粮食口袋皮的办法和粮食保管员吵起来，有时推推搡搡的，打得溅飞的粮食，早超过了争执的斤两，这就无端地要浪费好多时间。尝若惹得会计扔掉算盘不算帐了，这一夜就白等了。
我只能在寒夜中默默地等待着。夜风很凉，衣服又单，忍不住时时咳嗽，我铁了心等着，心里就渐渐烧热了一口大锅，火烧得旺旺的，煮着孩子们爱吃的饭菜，有大块的洋芋，有泡的很绵的细长粉条，还有那带肥膘的肉块和蒸得暄暄的大白面馍头，孩子们映着火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寒夜就被我蒸出一点儿热气来。还在想着，平时要注意护养身体，山风大，别让山风吹着，少生病就能多给孩子挣几分工，才能多分几斤粮食。
有一回我等了半夜，眼看着要轮到我家了。会计突然破例对我说：你家不是把粮分走了吗，干嘛还不回家?
“我还没有分上呢，你看我口袋空空的”。
“谁说你没分?不信问问大伙。”
我十分惊慌地瞅着大家，分粮的晒场上一片寂静，我顿觉被一种空前的恐惧扼住了咽喉。
突然一阵古怪的笑声在我的头顶炸响，那种乏不遢遢的笑声叫人骨缝里都打颤，我跌坐在场里，浑身一片水淋淋，心跳得差点儿就要从嘴里蹦出来。
后来我得了心脏病，上山下沟心慌气喘，扛不动铁锨，捏不住锄把，分粮的事我是再也不能去了。
田有良是从不去分粮的，他也受不住众人的白眼。
一家人要吃饭，就得去分粮。
懂事的大女儿就拎着二妹三妹，半宿半宿地等着去分粮。
有时分20斤，有时分30斤，姐妹们就抬回来。如果分了玉米棒子，孩子们就用小背兜背几趟。住在山沟里，没有一件运输工具。瘦弱的孩子只能往家里背，晓红性急，想快点背完，就装一麻袋玉米棒子，姐妹们找根棍子抬，盘旋的山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粮食口袋前前后后地移动，时不时地掉下来，力气小的孩子们抬不了多远，就为谁抬得重谁抬得轻争吵起来，一阵无力的打斗，分不出输赢，姐妹们就抱头嚎啕起来。
远远听见我担心的呼唤声，孩子们又鼓着劲努力抬回家中，接过女儿背上的麻袋，只见她们脸傻白傻白的，一张嘴就看见牙齿上粘着咬破嘴唇的血迹。
我就请生产队里的晁老大给我家背粮。晁老大五十多岁，脑子虽然只有七成，人却很憨厚，谁叫都愿意帮忙，他一辈子没有娶过老婆。
那会儿我买了缝纫机，有空了学做衣服，就给晁老大做了件中山装，算是与晁老大换工。晁老大给我家背了几回粮食，村里人就不让他背了。说我儿呷吃粮都要等人送呢。
孩子们只好又去背粮食。有一晚山风刮得呜呜怪响，树梢无可奈何地拍着手掌，想停也停不下来，天阴的实沉沉的。三个孩子很是悲壮地扛着木棍夹着麻袋去分粮。
心惶惶地等了半夜，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眼看煤油灯就没有煤油了，又没有现钱再买煤油，我跌跌撞撞地往场院里走去，半路上碰见大女儿和三女儿往家里跑，孩子们激动地说，今天队里分了70斤小麦，他们怎么也抬不动，又没有拿下多余的粮食袋子，就留下二妹在场里看粮食，她俩回来叫我。
急急地跑到院场里，只见空旷的大晒场里，七岁的二姑娘孤零零地坐在口袋上，筒着双手在山风中哆嗦，天空一轮月牙冷冰冰地注视着地上的一切。
我搂着女儿呜呜地哭了，孩子们也和着哭声痛哭起来，山风把我们凄惨的哭声传得很远很远。终于哭得有一家男人心里难受，重又拖着疲乏的身子，过来帮我们把粮食扛回了家
家里炕上田有良睡得正香，我气愤不过，拉田有良起来，拉扯了半天，田有良装睡，我就掀掉他身子上的被子，田有良眼睛都没睁一下，摸着被子盖到身上继续睡他的觉去了。
农村的艰难怎么能说完?
没粮吃发愁，要把粮食磨成面也作难。我的三个女儿都是在磨道里长大的。
孩子们怎么读书我不知道，怎么长大我都不觉得，只记得孩子们天天早晚在磨道里推磨。你写的《湿漉漉的磨道》我看的直流泪，那简直就是我家磨面的真实写照，我就不说我们推磨的艰难事了。
后来生产队里允许借队里的毛驴磨面了，第一次借毛驴就没磨得成面。
毛驴白天上地干活，只能晚上推磨，这还得看人家的磨子空不空。当时一副石磨子24元，我们是5家人合买了一副石磨。要等别人不用时我家才能用上石磨。我们一家无论如何是置办不起，后来有了电磨子，我也有能力买石磨了，我还是买了一副新崭崭的石磨，人为争口气嘛。
前半夜毛驴要吃草，后半夜饲养员不好好开门，借驴磨了一回面，怎么打怎么喊驴就是不肯挪步，女儿拉着也不走，偏偏风又吹灭了煤油灯。
从家里提来点着火的灯笼，火柴金贵，没舍得带。黑灯瞎火的我把一肚子气撒在女儿身上，一顿扫帚把打得女儿抱着头只喊妈妈。孝顺的女儿知道我的艰难，拼命喊着妈妈!好妈妈，别打我啦，让我自个儿推磨吧!
借磨子的人家被我们娘俩的哭声吵得实在睡不住了，跑来一看，原来毛驴眼罩没戴正，驴不肯睁着眼睛转圈圈。我还把磨绳套反了，驴一走，磨子都掀翻了。
那人感叹地说：唉!好他姨哩，唉唉，好他姨哩!你让我说你啥好呢，你啥都不懂，啥都不会，打娃娃做什么。
粮食头遍未磨完，饲养员就骂骂咧咧地来牵牲口，大女儿一咬牙，说：“妈，我今天不上学了，我推磨。我们再也不用驴推磨了!”
1972年，刚进入十月，家里就没有粮食吃了。生产队、大队、公社跑了个没遍数，腿跑疼了，心跑灰了，却没有人管。
人没了灵魂，连猪狗都不如。穿得衣服整齐，彬彬有礼，总有人想占我的便宜，却没有人给我解决粮食问题。
那一天，我用砸窝舂了舂孩子一个秋天拾下的三斤多谷子，做了最后一顿稠一点的饭，告诉孩子们，说我到平凉地区要粮食去，要不下的话就赶紧找她们的姥爷去，反正田家是靠不住的，从来没有见孩子的爷爷奶奶给孩子捎来过什么。
窝了一肚子气，我也没有心思活了，就拄了个木棍，从麻武公社到平凉市走了两天，走到那里天黑了，找个避风的地埂就地一躺，天亮了接着再走。人不想活了，也有一股子邪劲，我狠下心走到平凉地区革委会，交了封遗书，大意就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三个孩子交给政府养活，就到人民广场大槐树上挽了一根绳子，打算吊死自己。地区革委会领导着急了，一个电话打到了麻武公社，让公社来领人。
田有良拎了一个木棍，借了生产队一头毛驴车，连夜走到平凉城，把死死抱住广场大槐树不松手的我拖上车，吱吱呀呀走了一整天。我又回到麻武。吃着女儿做的没煮熟的洋麦面糊糊，眼泪刷刷地滚下来。
命苦的人连死的权利也争取不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