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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倒霉，百事缠身，最先缠上的就是生病。
顾了吃饭，又操心着烧的，还得为孩子们穿衣熬煎，心里总不舒坦，日子一久，得了心脏病。生不得气，干不了重活，营养差，治疗不及时，病就三天两头犯。
田有良说：养着这个病货，看好看不好都得花大价钱，还把人害得不浅。要钱我没有钱，要命呢我也是个病货，就看她的命吧，说罢就撒手不管了。
我心慌，头晕，心里难受，走一点路都觉得非常吃力，人整天迷迷乎乎地似睡非睡，耳朵里只能听见屋外风声，雨声，或一两声鹅叫。
麻武人养鹅是用来看宅院的，或一只，或三只，浑身脏兮兮地在大门口踱着鹅步，尝有人走近，嘎嘎嘎地干叫着，扇动着翅膀发出色厉内荏的威胁。我一到晚上几乎连一个钟头的踏实觉都睡不下，头一阵一阵地发晕，后脑勺总觉得有一苗大号针在一下下地刺着神经，心慌慌的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实在难受的不行了，就小声叫晓红。大女儿没有叫醒，二女儿听久了条件反射，一听我叫，惊得鼻血直流。喊得回数多了，我不敢再喊了，就在大女儿胳膊上挽根麻绳子，心里难受了就拉绳子。
懂事的女儿推醒她的二妹、三妹，一起到大队医疗站请医生，晓红一左一右拉着两个妹妹，在山沟里爬行。三女儿年纪小，瞌睡重，边走边靠着晓红睡着了，两条小腿还机械地往前走着。
到了医疗站，晓红小声祈求着，胡乱地砸着医疗站的门，请大夫起来开点儿药。
这要看大夫昨晚睡得迟早，心情的好坏。如果睡得差不多了，外面的哭叫声太惨，大夫就骂骂咧咧地起来了。
门外门里进行着一场战斗，三个姑娘心疼母亲的孝心，常常使这场战斗进行成时间很长的持久战。叫不来医生的时候，三个女儿就哭泣着往家里走，夜半哭声，连伴奏的山风都为之呜咽。
如果碰巧大夫开恩起来了，或者来看我一眼，或者开点儿药。药只能取一天的量。大队实行合作医疗，二角钱以上的交现钱，二角钱以下的药费，年终决算时一次付清。只能每次取一角八分钱的药。
这也是没办法才想出的办法。
大多数时候，我就僵卧在土炕上，人半昏迷半清醒，不知是等活还是等死。生活于我简单起来，一天的日子里除过喝水，吃点儿饭，上厕所外，其余时间几乎是一大片空白，很多时日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或者是睡过去的。
总感觉到乏力，怕走动，怕做任何事情，怕思想，就连想一想什么事情，都心烦意乱地受不了。这样持续的时间久了，也就觉得怕是我的大限快要到了，心里就更是一片黑暗。偶尔睡着，就连续地做恶梦，感觉身体成了一粒粒白色的颗粒，一直往下掉，总在向不知有多深多黑的地下黑洞里掉下去，那一粒粒白色颗粒还像乒乓球样反弹上来，再掉下去，反弹上来，又掉下去，一次比一次掉的更深。
记忆中我是看到昨天或者前天从窗户中照进来的光线，也许是今天的或者明天的，光线真是一束看得见的丝线，却又像一个笨拙的大虫子，一直在缓慢地爬动着，它不是一寸儿一寸儿地往前走，半天了一动不动，刚一分神儿，它就伶俐地从锅台前爬到了炕沿边，又是老半天歇着不见动静，突然一下子就直起身子爬到窗尖上去了，屋里顿时暗下来，这一天的日子就过去了一大半。
屋门洞开着，院里鸡窝中黑母鸡孤独地呱蛋，它呱蛋没有得到别的母鸡鼓励，终于呱得没了意思，不再发出声音。白母鸡却悠闲地度着八字步，似在酝酿婚礼时的沸腾情绪，并没有看到黑母鸡屙下的鸡屎被自己踩在了爪爪上。它们虽为同类，却互不相干，各自丰满着各自的羽毛，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转悠。全世界静极了，整个宇宙只有我这个病秧秧，一个人枯卧在黄泥土屋中，灵魂渐次升上太空……身子就胡乱地落在院墙外楸树树枝上，楸树枝杆裂了树皮，头就摇晃着疼起来，神志终于也有些模糊了。
院子里突然有了脚步声，两个女儿说着话儿迈着响亮的足音从学校里回来了，呆坐在炕角一直没有动静的小女儿突然动了起来。
天呀!难道小女儿把我当成了死人，整整一天，整整一天，没有听见她的一点儿声音。听见姐姐们的声音，她鞋也来不及穿，就跳下炕高喊着姐姐奔向院中。
这样半死不活的躺了三个多月，病一点儿也没有见减轻。爸上麻武来看我，看到我瘦的不成样子，穿在身上的衣服空空荡荡的，一头油黑的头发不见了，只剩下薄薄一层儿干死透黄的乱发罩在头顶，谁看了这情形都会吃惊的。爸雇了辆架子车，车箱中垫些麦草，扔了条被子，一半铺一半盖，送我到平凉地区医院住院看病。
我躺在颠簸不平的架子车中，听着女儿晓红有点儿兴奋地和我爸说着话，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下雨的傍晚，回到了我爸摸着头对我讲听雨的那个美妙时刻……爸爸真好。
没钱人住院，那不是治病，那是折磨人心哩。
大夫、护士的脸色不好看，躺在病床上不得动弹，还在想着今天用了哪些药，在哪里寻找药钱?别的病人，亲戚朋友人来人往，梨、苹果、罐头、糕点，还有金贵的鲜花，这些看望病人的礼品在床前柜子里塞都塞不下，一群一伙地进来，嘘寒问暖，大声地讲着天上地下，陈谷子烂糜子，啦着村里村外的闲事，毫无顾忌又非常快乐的语气都让我羡慕不已。
我却只有爸和大女儿来回走动，带来的只有有限的吃物。
同病房的病友递过来一只苹果、梨，我一个也不敢接受。我有我的难处，我没有可回赠的东西，更有我的羞脸。
隔三见五女儿晓红背一袋子馍，扁头死害的，有时因酵子死了，蒸成了硬疙瘩；有时酵子酸了才蒸，蒸熟的馍一个就能顶半瓶子醋。娃才13岁，走了50多里山路，脸皮煞白煞白的，馍口袋把肩头勒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孩子不是完全用体力，而是用纯真的孝心，负重走完那崎曲不平的50多里山道的。
女儿偶儿煮几个鸡蛋带来，我都不好意思敬让病友们。人人都长着眼睛，12平方米的病房中，每个人的活动几乎都是透明的。谁日子好谁光阴差一目了然，每天输完液，我都早早地拉开被子闭上眼睛睡在床上，病友们叫我，我都不敢快快地应声，怕他们紧让我吃喝，只能没迟没早地装睡。心里却伤心透了，觉得这辈子嫁了这样的男人，日子还有啥过头，干脆死了算了，可一想三个女儿，我就又拼着命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住院时间长了，身上的衣服脏了，内衣内裤没有第二件可换的，只能等病友们睡下后，急急地褪下内衣裤，穿上外衣，洗完内衣晾下，天不亮赶紧穿上。深秋连阴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湿漉漉的，可我顾不得了，急忙穿上这冰凉的内衣，用体温往干里烘。
病友们起床的时候，我又哭的睡着了，梦见自己睡在冰凉地里冻得直打哆嗦。
病稍微轻一点儿，我就催着让爸结帐出院，在病房的日子我是连一天也不愿过了。就这，住院费还是爸结的，爸老了，日子过的也紧紧巴巴的，满下巴只能看到黑黑的胡茬子，人也非常的瘦，他肯定因为我的婚事悔青了肠子，可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紧牙不说话。
回到麻武，我就像一个被打成重伤的动物，悄悄地躲在阴凉黑暗处，靠自身的机体恢复着。瞅着山上大大小小的树木或魁伟、或矮小，有的枝叶繁茂，有的枝瘦叶疏，就想这人和树一样，如果树要死了，谁也没办法救活它；没有死，总还有个活法的。人也一样，如果一时半会死不了，说明还没有到死的时候，这样一想，就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
一直睡在炕上，饭量小，口味差，我就指女儿摘些山楂，吃了饭就吃山楂，那半年把几辈子的山楂都吃够了，吃的牙根都酸倒了，一吸气都觉得牙疼。除过吃饭，我就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和面，洗菜，做点儿针线。急也没用，扫地，扫院子，拾辍家里。知道心里急下没用，反到慢慢静下心来，一点儿一点儿去做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把苦日子往前挪腾。
为了把这苦日子过下去，我安排两个女儿放学回家，先干自留地里的活，我与三女儿做家务。
三女儿才七岁，就学着洗衣服，不会用搓板，我坐在洗衣盆旁边，拉住搓板，与她合洗衣服。
病轻一点了，我就寻了几本剪裁书，试着给孩子们做衣服。村子里没有裁缝，家家户户穿的都是自家做的老式对襟上衣，大裤裆裤子，偶儿也有人买城里卖的衣服，多不合身，穿在身上很滑稽。
我以前学过裁剪，也觉没有什么神秘的，买不起缝纫机，我就一针一线地用手做。做得累了，就抬眼看远山沉默不语，看山边的云朵变幻着色彩，看远处或绿茵茵或干枯的山野演绎着谁也无法知晓的或平淡或惊奇的故事，艰难的日子就在没有尽头的针线缝隙中悄悄往前流淌。
这以后我就能给村里想做新衣服的人做一件新式衣服，换个工，或者一点儿洋芋、半升小麦。
日子久了，有些社员心里通不过，嚷着要我参加队里的劳动。
有的人说：生产队喂个猪，过年时节家家还能吃上二斤肉，喂我儿家那几口人，白白糟踏我们几百斤粮食呢。
田有良呢，虽然嘴里骂骂咧咧的，但是他不敢不出工，虽然农活做不好，也只能像一只赖皮狗一样，跟着生产队的生产节奏跑动着。
春天平田整地的时候，有人起哄，说就是抬也要把我抬到工地上，不然大家都不劳动。
这一天早上，满天的淡黄紫色乌云，被朝霞染得五彩缤纷。想着昨晚队里的通知，我爬在炕前的窗子上看着，就见两个小伙子朝我家走来。
是关成和邦林，我以前都给他们做过衣服。
他俩进来对我说：田家娘娘，我们知道你有病，可是队长叫把你抬到工地，咋办呢?
我早气得连话也说不成了，无力地伸了伸手指，额头的汗就像房檐水一样流淌，嘴张了几下，头晕的就闭上了眼睛。
两个青年作难了，干这种缺德事，比挖一方土还费劲。他俩转身走了。
有一天队里筛牛粪，又有人起哄，终于把我拉扯到了粪堆前，我浑身发僵，虚汗直流，无力地卧在粪堆边，牛粪就挨着鼻尖儿。我倒觉得牛粪比人亲近的多，闻着牛粪我仿佛看到了那健头隆起，牛尾紧夹，迈着有力的四蹄往前走的雄壮威武的大黄牛。
这时听见一个恶狼般的声音说：抬到粪堆上，一人一咕嘟，打死沤在粪堆里，还能肥几棵玉米哩!
众人也跟着起哄，终于折磨得我又住进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