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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七点半钟，各个挂号窗口都已经开始放号了。
武爱农手里攥着昨天儿子给他建的“卡”，所以，他和妻子即便是站在人潮汹涌的队伍中，也很快就挂上了“号”。
随后，武爱农夫妻俩相伴来到了“泌尿科”的6号诊室的门口，他们双双坐在椅子上面等着医生叫“号”。
一位坐在他们身边的“东北师大”学生，他正想吃药，却一不小心地把药丸子掉在了地上，武爱农的妻子帮助他捡起、递到了他的手上。那男孩子说：“谢谢阿姨！”
武爱农妻子说：“谢什么呀？我们坐在一起就是缘分；再说，您还告诉我们把挂号本子放在分诊台上排队呢。”
那男孩子腼腆地笑了。
大约是在上午九点一刻钟的时候，武爱农终于被叫到“号”了。他颤颤巍巍地把凳子放稳，坐到了贺占举泌尿专家的“诊桌”前，贺大夫问：“您也挂了潘柏年教授的‘号’？”
武爱农说：“是。”
贺大夫问：“您有体检的病例单吗？”
武爱农说：“有。”
他说着，把自己的病历本子和一些体检化验单递给了贺大夫。
贺大夫仔细翻阅后，认真地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武爱农说：“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我的病是否该动手术治疗？”
“您就回答我，您现在患的是‘前列腺增生’，还有血尿吗？”贺大夫问。
“偶尔有，在北京市B医院治了一阵子了，也算是基本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尿血有时候还反复呢！”武爱农回答说。
“这样吧，您再做一个验血和B超检查，也许我会断定您当下的患病的真实情况的；好吗？”贺大夫认真地对武爱农说。
“好吧，武爱农和妻子异口同声地说。到了中午下班之前，贺大夫经过走廊时，武爱农的妻子把手里拿着的两张体检化验报告单，递给了贺大夫；说：“大夫，化验结果出来了，您看！”
贺大夫接过“化验单”看了又看，说：“您丈夫的‘前列腺增生’已经没有问题！ 如果再尿血，就还得查别的部位；再说，平时，得让您的丈夫注意别骑自行车啦！别坐时间太久啦！别着凉！别吃辛辣的食物！也不要生气，好吗？另外，我建议您丈夫可以吃两样药——‘兰乐’和‘保列治’好吧?”
武爱农妻子说：“好吧，谢谢贺大夫啦！”
他们分别之后，武爱农夫妇又到“北大”第一医院的另一位“泌尿”专家潘柏年教授那里去了。
这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在这位专家的诊室门前拥挤着的人群像是一窝蜂似地嚷嚷：“潘教授的号可真难挂上呢。”
在人群中，有一位从山西来的小伙儿给他的父亲挂了一个300块钱的“号”，还得在武爱农后边“看病”呢。
还有一位患者，他说他是潘柏年教授的高中英语教师，他也想先“看病”。不过，武爱农的“号”在他们两人的前边儿，他还是先被潘柏年教授叫到了“号”。
这时，他们夫妻俩像是被国务院总理接见了一般的激动。
潘教授问：“您患的是什么病？有病例报告单吗？”
“是‘前列腺增生’，有病例报告单。”武爱农回答说。
“发病多长时间了？”潘教授仔细地问。
“十多天了，我在北京市B医院治疗已经止住尿血了，不过，有时候也犯病。”武爱农说。
“您有打印的《住院病案》报告单’吗？请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潘教授说。
“好吧。”武爱农的妻子一边回答一边拿出了一个十六开的大本子，递给了潘教授。
这当儿，潘教授一篇一篇地翻阅着，突然，他问：“您做过PSA化验吗？”
“做过。”武爱农妻子说。
恰巧，潘教授这时候也翻到了“PSA”的化验单子了，（是首都医科大学做的）他说：“‘PSA’值正常。不过，这病只有动手术才是根治病灶的最好方法。”
武爱农问：“如果动手术安全吗？”
潘教授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因为，个别患者在动手术时，也可能出现‘毛细血管儿’破裂的，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做‘微创’手术呢？”武爱农妻子问。
“其实，每一种手术治疗方案都会有风险的；比如说，‘微创’手术，会不会有‘残瘤’了？等等；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潘教授说完，看了武爱农瘦弱的身体一眼。
站在一旁的武爱农妻子问：“潘教授，如果保守治疗可以吗？”
潘教授说：“可以，我给您开一些口服药吧！”
他说着，在“处方”纸上迅速地写出了两种药物的名称和数量。写好后，他把它递给了武爱农的妻子。
武爱农的妻子用双手展开“处方”一看，她只认得有一样药是“非那雄胺片”，另一样药的名字她没有听说过，也没有仔细问。
不过，她从嗓子眼儿里迸发出二十二个字：“潘教授，像我丈夫患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病，男女可以‘同房’吗？”
潘教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您没有问过其他的医生吗？”
武爱农的妻子回答说：“您是教授、专家，我才问您呢！他们是年轻的医生，我没有问过他们。”
潘教授委婉地告诫说：“病人要爱惜自己，因人而异。”
武爱农夫妇心中有底了，打算给武爱农进行保守治疗，同时，也一定要遵医叮嘱。
从而，武爱农回到家里之后，按时服药、调养，一个月之后，又能做他的本行——修鞋的活了。
经历了慢慢的求医路之后，武爱农患的“前列腺增生”病得到了控制，他的妻子为了照顾她按时吃药，也在他的小铺子里摆起了鞋油、鞋垫儿和日用品的“小百货”摊子，做起了小买卖，他们不为赚回武爱农生病花去的一万多块钱，而是为了暂时的安心和守住修鞋的事业。
这以后，武爱农经常发呆地想：“我们当时‘说走就走’地搬到北京，还算搬对了；在这里给我看病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