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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过泰山脚下的时候，孔子看到一位妇女跪在远处的一座新坟墓前哭得很伤心，便示意樊迟停下马车，自己扶着马车前的扶手继续倾听，又派子路去打听是怎么一回事。
子路走上前去，向这位妇女说道：“听您哭得这样伤心，好像不只是一次遭遇到不幸的事情了。您能对我说一说吗？我的先生特意叫我来向您打听呢。”
这位妇女回答说：“是啊！以前，我的公公就是被老虎咬死和吃掉的；后来，我的丈夫也死在老虎的口中；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呜呜呜……”
孔子听了，又叫子路再去问妇女道：“您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这位妇女停止哭泣，回答说：“因为这里没有繁杂的徭役和税赋啊！”
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学生们说道：
“你们都给我记住：繁杂的徭役和税赋比老虎还凶猛啊！”
太叔疾逃亡到宋国后，卫国人立太叔疾的儿子太叔遗做他的继承人，并让他娶了孔文子的女儿孔姞。太叔疾做了宋国司马向魋的家臣，并将珍珠献给他；向魋赠给太叔疾城锄，作为他居住的地方。宋景公索取这些珍珠，向魋不给，并因此得罪宋景公。等到向魋从宋国逃亡出去，城锄人便进攻太叔疾；太子蒯聩让太叔疾回国，让他待在巢地，并死在那里。
孔子回到陬地家里的那一天，正值他的前妻亓官氏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半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随后变成雨加雪。孔子掀起帘子向外面看了一下，只见白茫茫的一片。
孔子想起《诗经·小雅·采薇》里的诗句：
从前我离去的时候，杨柳树依依不舍；
如今我归来的时刻，雨雪纷乱地飘舞。
这个时候下起雨雪来，孔子想道，难道不是天意吗？
马车进入院子后，孔子刚走下马车，便听到从屋里传出一个大男人号啕大哭的声音。孔子觉得十分蹊跷，便问迎上前来的守门人说：“咦，谁在哭呀？这是怎么回事？”
守门人告诉他说：“这是伯鱼先生，他正在哭他去年冬天死去的娘呢。”
接着又补充道：“去年的今天，正是老夫人去世的日子。”
“哦，”孔子站在那里，一脸严肃地问道，“有这么凑巧的事吗？”
“嗯嗯，”守门的人回答说，“一点都没有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生活的往事像放电影一般，一幕幕地在孔子的脑海里回闪。他站在那里，想起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给亓官氏读过的《诗经·邶风·击鼓》里的诗句：
不管离合还是生死，我都与你说定了：
我要一直拉着你的手，与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样的诗句，把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描绘得多么美好啊！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适合我了。虽然这样的结果让人遗憾，但毕竟是现实：我已经和亓官氏离婚了。
说起来，倒是《卫风·氓》更适合我：
当年发誓白头偕老，想到老我就有忧心；
淇水滔滔终究有岸，沼泽宽阔也有尽头。
年轻时一起参加宴会，你言笑举止那么温柔；
山盟海誓还在耳边，没想到彼此反目成仇。
不想被你背弃的誓言，这样的结果就算了吧！
呸呸呸！这怎么适合我孔丘呢？孔子想，我是谁呢？我是这种始乱终弃的人吗？再说，离婚的原因也不在我孔丘，而在于她！在于孩子他妈亓官氏！
不过，生活总是这样惊人地相似。也许，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吧。
想到这里，孔子的心里便有一些不自在。正因为如此，孔鲤的哭声让他厌烦。
你也是已经四十七八岁，应该有子有孙的人了。一个堂堂大男人，你至于这样吗？
“嘻嘻，”孔子苦笑着说，“他这样做，已经过份了。”
守门人听了，急忙走进屋去劝阻孔鲤，并告诉他孔子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孔鲤便停止了哭泣，从堂屋里走出来迎接从远方归来的孔子。
毕竟十多年没有见面，父子相见，虽然这时候不宜喜形于色，却仍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与欣喜。两个人相互行过见面礼之后，又彼此寒暄了一番，然后手握着手，一边嘘寒问暖，说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一边并肩向堂屋里走去。其他人员也一同向堂屋走去。
一个虽然已经六十八岁，却仍然昂首挺胸，锦帽貂裘，神采奕奕，说起话来声音也格外爽朗洪亮，抑扬顿挫，气势雄伟；一个只有五十多岁，却拄着青竹杖，练冠麻衣，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显得有气无力，与前者形成显明对比。
这时候，一直跟在旁边的宰我说话了。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父亲或者母亲去世后，做子女的要为他们守孝三年，这时间真是太长了。一位君子，三年不演习礼仪，礼仪就会被废弃；三年不演习音乐，音乐就会被忘记。陈旧的谷子已经吃完了，新的谷子已经收割回来；取火用的木头已经随季节轮换了四次，又要重新钻木头取火了。伯鱼先生已经为他的母亲守孝一年，也算是仁至义尽，应该可以了吧？”
孔子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宰我一眼，说道：“在父母去世后应该守丧的时期，你吃着新收获的稻米，穿着锦缎制作的衣服，能够心安理得地过日子吗？”
“我能够心安理得啊！”宰我回答说，“我的父母不辞辛苦地掬养我，就是把我当做他们的宝贝。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不忍心我受苦呀！我怎么会不心安理得呢？”
孔子说：“既然你能够心安理得，你就这样去做吧！一位真正的君子，他在为父母守孝的时候，吃着美味的食物也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也不会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舒服，所以不会这样做。如今你觉得这样做还能心安理得，你就去这样做吧。”
听了孔子的话，宰我也不敢再惹孔子生气，于是便知趣地退了出去。
宰我退出去后，孔子说：“宰我真是没有仁德啊！儿女出生后，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开始学会自己走路。为死去的父母守丧三年，这可是天下通行的惯例呀！难道宰我没有从他的父母那里获得三年的关心和爱护吗？”说完，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紧跟在孔子身后的颜渊随即问道：“先生，怎么样做才称得上有仁德呢？”
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克制自己的私欲和冲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制度的要求，这就是有仁德。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你是一位有仁德的人。用礼仪制度来要求自己、成为有仁德的人完全靠自己，难道还能靠别人不成？”
颜渊又想了想，说：“请允许我再询问一下践行礼仪制度的具体要求。”
孔子说：“不符合礼制度的现象不看，看见也当作没看见；不符合礼仪制度的言论不听，听见也当作没有听见；不符合礼仪制度的话不说；不符合礼仪制度的事不做。”
颜渊说：“我虽然为人愚笨，不聪明，但一定会按照先生说的话去做。”
孔子长叹了一声，说：“颜回呀！只有他的心能够做到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他的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偶尔在某月某日突然记起仁德来而已。”
冬至这一天，在祭祀完祖先后，季氏、孟氏和叔孙氏这三个卿大夫家族都让自家的乐班演唱着《周颂·雍》这首歌诗来撤除祭品。这首歌诗的作者写道：
来宾们心情舒畅，和颜悦色，庄重严肃地来到庙堂。
诸侯公卿都来帮忙，天子庄重严肃地站在那里主持祭祀。
诸侯公卿进献肥美的牛和羊作为牺牲，帮助我将祭祀品摆放妥当。
我的皇考周文王多么崇高伟大，保佑我这孝敬的皇子获得安康。
庙堂上人才济济是通达贤能的百官；文武兼备是开明的君王。
祈求上天安宁，风调雨顺，没有灾变，子孙繁衍，国运隆昌。
祈求上天赏赐我一生平安，生命绵长，帮助我获得福禄，万寿无疆。
各位崇高伟大的祖父和祖母啊，请你们前来享用这些丰盛的祭祀品吧！
从这首歌诗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可是周天子享用的祭祀礼乐呀！
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便冷笑着对他身边的学生们说：
“我记得《雍》这首诗里是这样说的：‘诸侯公卿都来帮忙，天子庄重严肃地站在那里主持祭祀。’这样的诗句用在三家卿大夫祭祀祖先的庙堂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的时间，孔子做了一些回到鲁国后必不可少的礼节性拜访。
首先是觐见鲁哀公姬将。在行过见面礼后，双方谈了一些如何治理国家的话题。鲁哀公问孔子说：“作为君王，我应该做出怎样的表率，才能让老百姓服从呢？”
孔子回答说：“您作为君王，最重要的还是用人。如果将正直的人提拔到邪恶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会服从；如果将邪恶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不会服从了。”
其次是拜访主政卿大夫季康子姬肥。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处理政务，孔子回答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如果您带头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端正起来，谁还敢不端正呢？”
季康子问：“要想老百姓尊敬我、忠诚于我又能相互鼓励上进，应该怎么办呢？”
孔子回答说：“面对各种发生的事情，如果您的态度都是严肃端庄的，他们就会尊敬您；您孝敬父母，并用慈爱的态度对待晚辈，他们就会忠诚于您；您提倡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教育那些能力不足的人积极上进，他们就会相互鼓励，一起追求进步。”
季康子又问：“如果杀掉违背律法的人，接近遵守礼仪制度的人，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您处理国家的政务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只要您诚心诚意地想要把国家治理好，老百姓自然就会好起来。一位君子的德行就好比是风，一般老百姓的德行就好比是地上的草，您往草地上吹风，这些草自然就会跟随您吹来的风向一边倾倒。”
看到季康子没有说话，孔子又补充道：“再说，即使是有国人或者野人违反了律法，也可以按照周公制定的《九刑》去处置他们呀！何至于一定要杀人呢？”
“但是，这话又得说回来。”孔子说，“如果用法律和命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虽然可以避免犯罪，却不能让他们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仪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不但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且心甘情愿地服从。”
这时候，季康子才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接连不断的灾荒，导致鲁国的社会极度不安定；他最担心的是鲁国的老百姓起来造反或者抢劫，就问孔子有什么办法。
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财，就是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造反和抢劫啊！”
这时候，孔子便谈起卫灵公种种违背典章制度的行为，季康子问道：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卫灵公的国家败亡呢？”
孔子解释说：“因为他有仲叔孔圉应对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全国的军队保卫国家。能够重用三个这样有才能的人，他的国家怎么会败亡呢？”
两个人转弯抹角地说了这么多，现在才说到他们的本意。季康子请孔子回国，也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学生中有人才。让这些人为鲁国服务，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季康子问：“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出仕做官处理政务吗？”
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处理政务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出仕做官处理政务吗？”
孔子说：“端木赐通晓事理，处理政务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出仕做官处理政务吗？”
孔子说：“冉求多才我艺，处理政务有什么困难呢？”
说完，两个人都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孔子便起身告辞，一边向季康子打着拱手，一边从里面退出来。
接着，孔子又拜访了孟氏和叔孙氏两个卿大夫家族。
因为孟氏的宗主孟懿子和他的庶兄南宫敬叔都曾经是孔子的学生，后者还是孔子的侄郎，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们兄弟都对孔鲤一家人也特别地关照。在谈话中，孔子便诚心实意地向孟氏兄弟表达他的谢意。再说到孔鲤为他母亲守孝，孟懿子问孔子道：
“请问先生，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才称得上是孝敬父母呢？”
这时候，孔子又想起了冬至这一天，季氏、孟氏和叔孙氏三个卿大夫家族在祭祀祖先的时候，都唱着《周颂·雍》来撤除祭品的事情，因而将话锋一转，回答说：
“首先是不违背西周以来的礼仪制度。”
这样的回答，孟懿子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选择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孟懿子又问孔子道：“其次呢？”
“其次嘛，”孔子回答说，“父亲活着的时候，去了解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去考察他的行为。如果能够长期不改变父亲制定的老规矩，就可以称得上孝敬了。”
孟懿子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点头称“是”而已。
这时候，孔子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孟懿子身体虚弱，头脑反应迟钝，所以，当孟懿子的儿子孟武子彘出来拜见孔子，问孔子什么是孝敬父母的时候，孔子回答说：
“对父母，作为儿女的要多多关心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的疾病操心。”
孟武子彘听了，便急忙向孔子道谢说：“谢谢先生的提醒和指教。”
在回家的路上，孔子便得意地笑着对为他驾马车的樊迟说：“刚才，孟孙何忌问我怎样做才称得上孝敬父母，我就告诉他：‘首先是不违背西周以来的礼仪制度。’”
樊迟听了，便好奇地问道：“先生怎么会这样说呢？”
孔子解释说：“父母在世的时候，要按照礼仪制度来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照礼仪制度来埋葬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要按照礼仪制度来祭祀他们。正因为季氏、孟氏和叔孙氏这三个卿大夫家族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就趁这个机会提醒他们一下。”
这时候，樊迟记起先生在回到鲁国的第一天这样说过：“克制自己的私欲和冲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礼仪制度的要求，这就是有仁德。”按照这样的说法，难道有仁德和孝敬父母是一回事吗？这样一来，本来就比较迟钝的樊迟，就有点想不通了。
“先生，”于是樊迟问道，“怎么样才能称得上有仁德呢？”
这时候的孔子，却没有按照原来的思路来回答他，而是再一次就事论事。
孔子说：“闲居的时候容貌态度要端庄，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严肃认真，为别人办事情要全心全意。即使生活在东夷或者北狄的国家里，这种态度也不能有所改变。”
樊迟听了，仍然似懂非懂。他只能这样想：难道是我问错了吗？
接连不断的灾荒导致国家的用度不够，这是鲁国的君臣共同面对的问题。
有一天，鲁哀公特意请孔子的得意弟子有若进宫，向他询问道：
“接连不断的灾荒导致国家用度不足，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采取彻的方式，和老百姓一起承担呢？”
有若的意思就是：因为接连不断的灾荒导到每年收获的谷物减少，那就像实行井田制和彻的方式一样，根据实际收获谷物的多少，按照公田与私田的比例征收土地税，也就是相当于十税一的意思。当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鲁哀公的意思，而是背道而驰。
“哎！”鲁哀公长叹了一声说，“现在按照十成的收获抽取其中的二成，我都感觉到用度不够，怎么能像过去实行井田制和彻的方式一样，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赋呢？”
有若想了想，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如果老百姓的用度都已经足够了，您怎么会感到用度不够呢？如果老百姓都感到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足够呢？”
听了有若的回答，鲁哀公便一直沉默着，什么也没有说。
有若向鲁哀公行了一个鞠躬礼，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可能是受季康子的委托，季子然特意来拜访孔子，并向他询问道：
“仲由和冉求，可以称得上大臣吗？”
孔子欣然回答说：“我还以为您问的是谁呢？原来您问的是仲由和冉求呀！一个称得上大臣的人，一定能够用成就先王的常规来侍奉君王，如果不能这样做，他们宁肯辞去官职不做。现在的仲由和冉求，也只可以算得上一般的大臣而已。”
季子然又试探着问道：“那么，他们会一切都顺从季氏的安排吗？”
孔子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是谋害父亲和君王的事，他们肯定不会顺从的。”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的旁边，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子路呢，总是显出刚强正直的样子；冉有和子贡这两个人，则显出理直气壮却又从容不迫的神气。
孔子显出一副很快乐的样子，随后又十分担心地说道：
“像仲由这样刚强正直的人，恐怕会不得好死吧？”
“仲由，”孔子回头问子路说，“你听说过六种美德伴随六种弊病吗？”
子路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还没有听说过呢。”
孔子招呼他说：“你坐下来，我来告诉你。喜欢讲究仁德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难于明白事理，很容易受人愚弄；喜欢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犯错误，因而显得放荡不羁；喜欢讲究诚实守信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难于辨别是非，很容易自己祸害自己；喜欢说话直率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刻薄，让别人不容易接受；喜欢勇往直前、敢做敢为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很容易给自己闯出祸害；喜欢刚强正直、不向丑恶势力摧眉折腰却不喜欢学习，它的弊病是显得轻率而狂妄自大。”
子路问孔子如何祭祀鬼神，孔子说：“不能服侍人，怎么能服侍鬼神呢？”
“先生，”子路又说，“我斗胆向先生询问一下关于死亡的道理。”
孔子反问道：“不懂得求生存的道理，怎么能够懂得死亡的道理呢？”
“如此说来，”子路又问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呢？”
孔子想了想，这样回答说：“如果能像臧武仲一样聪明机智，知道齐庄公作为齐国的君王不会长久，就果断地谢绝他的封地，从而保全自己的性命，避免受到牵连；又像孟公绰一样廉洁奉公，像卞庄子一样勇敢无畏，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又像冉求一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仪制度和音乐素养来修饰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
“不过，”孔子又补充说，“臧仲武凭借他的封地防城请求鲁襄公为他立继承人，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王，我是不相信的，否则他怎么能这样轻易地达到目的呢？”
随后，孔子又将话头一转，大声称赞闵子骞说：
“闵子骞这个人真孝顺啊！别人称赞他的话竟然和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父母兄弟就没有必要为他的安全担忧了。”
季康子组织人加固公室收藏财物和武器的长府，闵子骞发表评论说：
“保持原有的样子会怎么样呢？不是挺好的吗？何必一定要加固呢？”
孔子听了，便微笑着称赞闵子骞说：“闵子骞这个人不会轻易说话，但是，他一开口说话，就一定能说到点子上，一下子就切中事情的要害。”
季康子准备讨伐颛臾，冉有和子路回来告诉孔子说：“季氏准备讨伐颛臾。”
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颛臾，从前的周天子曾经授命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已经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鲁国的附属国。为什么要攻打它呢？”
冉有说：“这是季孙肥想攻打它，我们两个人都是不愿意的。”
孔子说：“冉求！周王室的史官周任曾经说过：‘有能力承担作为臣下的职责，才去担任臣下的职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尽快辞职回家。’如果一个瞎子遇到危险，作为助手的人不去扶持他；他要跌倒的时候，作为助手的人不去搀扶他，要这样的助手有什么用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刚才说的话就错得太离谱了！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和宝玉在匣子里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管理它们的人就没有责任吗？”
冉有迟疑了一下，说道：“颛臾的城墙非常坚固，而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这么近，如果现在不夺取它，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成为季氏子孙的忧患和祸害。”
孔子说：“冉求！真正的君子都讨厌那些不直接说出自己贪婪的欲望，而要另处找借口说事的人。我孔丘早就听说过：无论是有国的诸侯还是有家的大夫，都不担忧贫困问题，而担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不担忧封地内的人口太少，而担忧封地内社会不安定和纷争四起。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社会财富分配均匀，就没有贫困的问题；封地内的社会安定了，就不会感到人口太少；封地内没有纷争，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如果已经创造出这样优美的社会环境，还没有远方的人民迁徙来定居创业，再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来吸引他们。如果他们来了，就要想办法妥善地安置他们。现在仲由和冉求辅助季孙肥执掌鲁国的政权，没有远方的人民迁徙来定居创业，你们却没有想办法招引他们；鲁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你们却没有想办法来保全，反而想着在国内挥舞盾牌和长戈。依我看呀！季氏的忧患并不在颛臾，而是在你们这些执掌政权的人内部。如果不铲除这种人，还真是不得安宁！”
冉有和子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半天都说不上一句话来。
孔子说：“天下太平无事，社会秩序良好，制定礼仪制度、创作宗庙音乐和出兵作战的决定权掌握在至高无上的天子手中；天下危机，社会秩序混乱，制定礼仪制度、创作宗庙音乐和出兵作战的决定权掌握在诸侯手里。由诸侯掌握这些国家大事的决定权，最多传不过十代，很少能够保持下去而没有丢失的；由大夫掌握这些国家大事的决定权，最多传不过五代，很少能够保持下去而没有丢失的；如果由大夫的家臣来执掌这些国家大事的决定权，最多传不过三代，很少能够保持下去而没有丢失的。天下太平，社会秩序良好，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到大夫的手里。天下太平，社会秩序良好，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
经过冉有和子路的一番劝说，季康子终于打消了进攻颛臾的念头。
季康子想聘请闵子骞做费地的地方官，特意叫冉有转告他，并与他商议这件事。闵子骞知道后，便直言不讳地告诉冉有说：“请你好好地替我辞去吧！如果再有人向我提起要请我去出仕做官的话，我一定要逃到大汶水以北的地方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大汶水在鲁国的北面、齐国的南面，闵子骞说要逃到大汶水以北的地方去，哪不是要逃到齐国去吗？如果他这样做，只能是有利于齐国，对鲁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想到这里，冉有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季康子准备向城效四周的土地征收税，就特意派冉有回来向孔子征求意见。
冉有向孔子提出来的时候，孔子便直截了断地回答说：“我孔丘不懂得这个。”
这样一直问了三次。最后一次，冉有便更换了一种语气，这样对孔子说：“先生，您现在是国家的元老，季孙肥正等着您的意见去办事呢？您为什么不说话呀？”
这时候，孔子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而是私下里对冉有说：
“一位君子在推行新的政策之前，先要根据典章制度来权衡利弊。给老百姓的利益要力求丰厚；事情要做得妥当，恰如其份；征收税赋要尽量微薄，让老百姓不觉得是负担。如果季孙肥的出发点是这样的，那么，依照我个人的看法，从宣公十五年开始推行的初税亩制度和从成公元年开始推行的丘甲制度不就已经足够了吗？如果不根据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来衡量自已的行为，而是贪婪得不知道满足，那么，虽然再增加向城效四周的土地征收税，也终究会感觉到不够用的。如果季孙肥想要把事情办得符合法度，那么，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就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去看。如果要按照自已的想法办事，又何必派你专程来征求我的意见呢？你就这样将我的意思转告给季孙肥吧！听与不听，这就是他的事了。”
原来，我国的原始社会晚期，父系氏族部落成员往往会自愿将一部分劳动产品献给部落首领，称为贡。大禹治水后，以成年男性的身高为基本长度单位丈，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七尺来测量土地，按照每个部落成员拥有五十平方丈，相当于周朝五十亩土地来进行分配，并强制征收十分之一的谷物，成为税赋的早期形式，并通过征战的方式推广到周边部落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了对付部落成员和其他部族的反抗，大禹凭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建立起完备的军事制度和刑法，并通过对包括三苗在内的周边部落和少数民族的征战，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王权地位。大禹临死前将政权传给他的儿子启，将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禅让制度改为世袭制度，将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商朝以成年男性前臂为基本长度单位尺，并采用十进制，规定十尺为丈，在保持农作物间距不变的基础上，将王畿内的土地划分为老五十丈宽、新五十丈长，一块相当于后来的七十亩，赏赐给奴隶主贵族和官吏，后者采用强制奴隶劳动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助，也就是后来的锄。收获的谷物十分之一上交官府，其余归土地所有者。
对王畿以外的边远地区的土地，商朝则仍然采用夏朝的贡税制度。
西周时期，土地同样是国家的，也就是《诗经·小雅·北山》里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朝廷的三公六卿和诸候，再由这些人分封给他们身边的贵族和各级官吏，由这些贵族和官吏安排封地的公社农民耕种。周朝沿用商朝的基本长度单位丈，并将国有土地划分为边长一百五十丈，也就是一平方里的正方块，这样的正方块称为田。每一块田的面积为九百亩，在其中划上一个“井”字，将它分成九块，称为井田。中间一块一百亩为公田；周围八块各一百亩为私田，分给八家公社农民耕种。这种分配土地的制度，称为井田制。八家必须先一起完成公田的农活，才能再干私田的农活。私田收获的谷物归个人所有，公田实际收获的谷物上交官府。
这种土地分配和生产的方式叫做彻，它的意思就是共同承担。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字义是来分析，彻的本意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压出的车辙两边。在土地分配的时候，用马车的轮子给井田压上线，将它分割为公田和私田，中间的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周朝的彻与夏朝的贡和商朝的助不同的是：后者没有私田，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土地税最终都不是按照实际收成的十分之一征收，而是变成了定量征收；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彻，却是明确地分出公田和私田，官府只征收公田收获的谷物，如果因为自然的原因减产，也是按实际的收成征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共同承担。
除了共同耕种公田，土地耕种者没有其他的负担。这是彻的另一层意思。
但是，实行井田制和彻，却为西周的土地国有制撕开了一道口子，为土地的进一步私有化创造了条件。春秋以后，井田中的极大部分公井，都因为土地管理者操纵下的逐年越界变成了私有土地。土地耕种者收获的谷物逐年增加了，上交官府的谷物却减少了。但是，他们必须向土地管理者交出逐年增加的谷物，或者付出其他的徭役劳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而是相对加重了，土地的管理者却逐渐变成土地的所有者。
因为公田被侵占，官府的收入减少，就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弥补。鲁宣公十五年开始推行的初税亩制度，就是变以农民原有的私有土地面积征收税为按农民实际的土地面积征收税。但是，因为农民除了按实际土地面积向官府交纳谷物外，还得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原来的公有土地变来的私有土地部分收获的谷物，所以，农民的实际负担加重了。当时的庶人分为住在外层围墙内的国人和住在外层围墙外的野人。按照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当兵打仗和承担兵赋都是国人的事情；野人只要从事农业劳动，不需要当兵打仗和承担兵赋。可是，在推行初税亩的四年后，也就是鲁成公元年，鲁国又推行丘甲制度，也就是向野人征收兵赋。孔子的意思是：如果再向城郊四周的土地征收税，也就是向住在城郊的野人征收税，既不符合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这些野人也会承受不起，势必引起他们的反抗。
听了冉有的如实汇报，季康子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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