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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孔子的儿子孔鲤已经比孔子更早地去世，埋葬孔子后，孔子的学生们决定集体为孔子守丧。在这三年中，他们一起回忆孔子的言行并记录下来，成为《论语》的主体部分；将孔子与他们一起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讨论礼仪制度的记录编篡成书，也就是后来的《礼记》。抄写包括这些著作在内的上古文化经典著作，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三年之后，有的学生选择了离开，有的选择继续留下来。子贡在孔子的墓地整整守护了六年，还有一百多人在孔子的墓地旁边安家。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作孔里。
从此以后，孔子的学生除出仕做官和经商外，大多数人都奔赴各地兴办学校，宣传和发展孔子的学说，形成著名的儒家学派，与随后崛起的墨家学派同为显学。来自卫国的卜商，字子夏，来到黄河西岸地区办学，受到魏文侯姬斯的礼遇，并尊他为师。孔子强调的是“克己复礼”，子夏强调的是变新。在《礼记•乐记》中，记录了子夏向魏文侯介绍从古乐向新乐发展的详细过程。虽然子夏也像孔子一样强调“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强调面对动乱的社会首先要“正纲纪”，但是，他更强调“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认为“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强调乐与普通的“音”的不同，只有“德音”才可以称为“乐”，同时强调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乐”必须与时俱进。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都曾经是子夏的学生。由子夏发展起来的河西学派将关注民生和获得民众信任作为治理国家基础的新儒家思想，成为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的早期法家思想的源头。
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首先是要求农民必须在土地上同时杂种稷、黍、麦、菽、麻这五种农作物，以防止自然灾害；要精耕细耘，加强田间管理，收获的时候要加紧时间，像预防盗贼一样预防风雨灾害；自家住宅的周围要种植桑树，菜园里要多种菜，田埂上要种上瓜果，不能让土地有空闲的地方。其次是认为粮食价格太高伤害城市居民，粮食价格太低伤害农民，于是将好年景分成大熟、中熟、下熟三等，将灾荒年公成大饥、中饥、下饥三等，创设平籴法：好年景由官府将农民剩余的粮食买进，坏年景由官府将粮食平价卖给饥民；大饥年卖大熟年的粮食，中饥年卖中熟年的粮食，小饥年卖小熟年的粮食。这样一来，虽然遇上饥馑或者水旱灾害的年份，由于买米不贵民众不会因此离开，卖米不贱而不伤害农民，既能保证社会稳定，又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再次是削弱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任用贤能人士。最后是针对西周以来刑罚过重，已经不能适应当时人口自由流行的现实情况，制定和推行《法经》。《法经》共六篇：《盗法》和《贼法》保护个人生命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囚法》和《捕法》规范盗贼的逮捕和关押；《杂法》规范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具法》规范量刑。李悝制定和推行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虽然原件已经失传，但是，主要内容大都保留在后世的法典中。
魏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主要是由吴起来组织和实施的。
吴起在鲁国有过杀妻求将的经历，名声不好，魏文侯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委任他负责军事制度改革。吴起按照极其严格的标准选拔和训练士兵，大大提高了魏国军队的战斗力。吴起率领魏国的军队进攻秦国，为魏国创造了接连攻克秦国五座城池的奇迹。
吴起镇守魏国的西河郡，秦国和韩国都不敢打进攻魏国的主意。
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继位，吴起与相国田文不和，随后又受到相国公叔痤的猜忌，于是离开魏国来到楚国，向楚悼王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楚悼王二十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楚国的令尹，主持变法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强迫贵族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进行开发；对被分封者的子孙，世袭三代就收回爵位和官职，减少或取消俸禄；裁减无能或者不能胜任的官吏，淘汰不急切需要的官吏，将省下来的钱用来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兵；禁止通过请托或者游说获取官职，铲除以私害公、谋害忠良、计较个人毁誉等行为。
吴起的变法虽然有利于楚国的强大，却触犯了当朝权贵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第二年，楚悼王去世，这些当朝权贵便一起来追杀吴起。吴起四处逃窜，最后伏身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人向吴起射箭，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因而犯下死罪。楚肃王继位后，追查那些人因追杀吴起而向楚悼王的尸体射箭的罪责，一共诛杀了七十多家。
虽然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的时间很短，一年以后，新法便因为楚悼王的去世和宫廷争斗而被废除，但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使楚国成为让其他诸侯国害怕的强大国家。
商鞅，卫国人，年轻时叫做公孙鞅，到秦国因为实行变法有功被分封在商地，才被人称作商君鞅。商鞅少年时来到魏国的河西地区跟随子夏读书学习，喜欢听子夏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学说，成年后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门下担任中庶子。公孙痤知道他的贤达和才能，却没有来得及推荐他。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亲自去探望他，对公孙痤说：“如果公孙痤您的病有什么不可以讳言的结果，您对国家社稷的大事还有什么想法和安排呢？”公叔痤回答说：“在座人当中的中庶子叫公孙鞅，虽然很年轻，却有奇异出众的才能，希望君王能够让全国的民众都听从他的。”魏惠王听了，半天不说话。魏惠王即将离开的时候，公孙痤用屏风避开在座的其他人，对魏惠王说：“如果君王不准备按照我说的去做，重用公孙鞅，一定要想办法杀死他，不要让他走出魏国的边境。”魏惠王答应后，就离开了。
公孙痤把公孙鞅召唤到他的面前，对他表示歉意说：“今天君王向我询问可以充任相国的人，我推荐了你。我看君王的脸色，他是不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这个人说话做事，一定是先考虑君王再考虑臣下，于是对君王说：如果不能任用公孙鞅，就应该想杀了他。你可以尽快离开，否则就要被捉住了。”商鞅说：“既然君王不能听信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听信您的话杀死我这个做臣下的呢？”始终没有按照公孙痤说的离开魏国。
公叔痤去世后，因为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又恰好遇上秦孝公下令向各诸侯国征求贤能人士，于是他从魏国来到秦国，经过景监的推荐，见到秦孝公，多次向秦孝公陈述变法图强的道理。第一次，商鞅说的是称帝的道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见到景监，秦孝公就对他说：“你的宾客真是一个疯子，怎么可以任用呢？”过了五天，秦孝公再一次求见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说的是称王的道理，秦孝公觉得很好，却并不符合他的心意。第三次，商鞅说的是称覇的道理；秦孝公觉得很好，却仍然没有采用的意思。商鞅说完之后，就离开宫廷回去了。秦孝公见到景监，就对他说：“你的宾客公孙鞅很好，可以和他继续说说话。”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鞅说的是强国的道理；秦孝公听着听着，不知不觉中膝盖离开了草席也不知道。这样说了好几天，双方都觉得非常开心。秦孝公三年，商鞅在驳斥了守旧派甘龙、杜挚保守僵化的旧思想后，第一次实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什伍组织，相互监督，实行连坐。对犯法的要告发，告发的有奖赏，不告发要处以腰斩的刑罚，与投降敌国军队的处罚相同。
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不分家的要加倍征收兵赋。
建立二十等爵位，根据军功大小授予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不同等级的爵位。比方说：斩获敌军甲士的首级一个，增进一级爵位，如果想做官，可以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职。
实行轻罪重刑，如偷盗牛马要判处死刑。建立严峻的法律制度，禁止私斗。
积极经营农业并向国家多交纳粮食或者布帛的，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从事工商业或者因为懒惰导致贫困的，全家人都将失去自由，成为官府的奴隶和婢女。
焚烧《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禁止通过请托或者游说获取官职。
实行变法的第一年内，有一千多民众来到首都雍城诉说新法带来的各种不方便，太子赢驷还带头违反新法。因为太子是王位继承人，不可以施加刑罚，只能让太子傅公子虔接受刑罚，并在太子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人便开始按照新法办事了。
第一次变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让秦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强大，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第三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
秦孝公七年，秦孝公在杜平与魏惠王会见。秦孝公八年，秦国与魏国在元里发生战事，秦国的军队获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秦国的大良造，率领秦国的军队包围魏国的安邑，最终迫使他们投降。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咸阳建造中原式的宫殿，营建新都城，将首都从雍城迁往新都城咸阳；革除西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将全国划分为四十一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和县丞，负责全县事务；废除井田制，挖除土地上的阡陌疆界，建立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建立斗、桶、权、衡、丈、尺标准器，统一度量衡。
新法实行四年后，太子傅公子虔再度触犯新法，判处割去鼻子的刑罚。
秦孝公十九年，周显王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祀用的胙肉。
秦孝公二十年，各国的诸侯来到秦国，向秦孝公表示祝贺。
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率领秦国的军队大败魏国的军队，活捉魏国的将领公子卬，迫使魏国归还秦国东边被侵占的土地。秦国分封给商鞅商地的十一个邑，号称商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继位，就是秦惠王。公子虔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官吏捉拿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因为没有凭证不能住宿；逃亡到魏国，因为先前结下的仇恨被送回秦国。商鞅逃回自己的封地，率领本地的士兵抵抗失败，被秦国的军队追赶到郑国的黾池，被秦国的士兵杀死，尸体被车裂，全家的人都被处死。当尸殓师为商鞅收捡尸体的时候，发现他被撕裂的躯体拼合起来，正好是一幅六国地图，便将这种神秘现象报告秦惠王赢驷。赢驷听到后，一脸的表情顿时凝固了，随后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商鞅悲惨地死去，但是，他制定和推行的新法因为符合秦国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仍然被保留下来，并对秦国的发展壮大、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曾参继续在鲁国办学，宣传孔子的学说，《礼记•大学》相传是他的作品。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幼年时跟随再嫁的母亲离开鲁国去了宋国，后来又回到鲁国，跟随曾参学习孔子的学说，是《礼记•中庸》的作者。战国中期，鲁国的没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轲来向子思学习。他继承和发扬孔子、曾参和子思等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人物。同样是站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主张社会变革，孟子与当时的法家思想不同的是：他反对激进的暴力改革，主张实行“仁政”和“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和尊重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人道主义精神，走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他先后游说过魏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和滕文公，推行他的“仁政”和“王道”学说，都以失败而告终。一部《孟子》，就是这种艰难历程的真实记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孟子的思想不可能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在走过与孔子相似的经历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居讲学。
战国后期，赵国荀况批判和继承儒家思孟学派的思想，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荀况熟悉儒家学派的《周易》、《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等经典著作，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韩非、李斯和浮丘伯都曾是他的学生。荀况虽然信奉孔子的学说，却与孟子格格不入。他批判以前的诸子学说，特别反对孟子。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效法先王、崇尚王道和重义轻利，荀况则主张人性本恶、兼效法后王、王道与覇道并重、义利兼顾。在《荀子天论》中，荀况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的人性本恶、王道与霸道并重、义利兼顾的主张，正是他与孟子以人为本和尊重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立的，以“天”为本和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天”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他曾游说秦昭王和秦国丞相应侯范睢，又曾在赵孝成王前与赵国的临武君讨论军事，都没有获得重用；到达楚国后，被楚国的丞相春申君黄歇任命为兰陵令。
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李斯一起做过荀况的学生。他为人口吃，不善于言谈，却善于著书立说。韩非继承和发扬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老子朴素的辩证法，综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主张实行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看到韩国日益衰落，曾经多次上书韩国的君王，却没有被重用。秦王赢政看到韩非的著作《韩非子》，发兵进攻韩国，将韩非招到秦国，不久便遭到李斯和姚贾的陷害，于秦王政十四年在监狱中被迫自杀身亡。但是，他的政治学说大都被秦王朝采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讨论全国政治体制的时候，丞相王绾曾经主张在远离秦国政治中心、六国势力较强的齐国、楚国、燕国故地实行分封制，与廷尉李斯和秦始皇赢政主张废除分封制、全国实行统一的郡县制的意见相对立，最后以后者获得通过而告终。
秦始皇八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置酒宴，庆祝自己的生日，七十位博士前来为秦始皇祝寿。仆射周青臣走上前去，称颂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的历史功勋，让秦始皇非常高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博士淳于越随后便站出来，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
“作为臣下，我听说商王朝和周王朝统治天下一千多年，都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分枝和朝廷的辅佐。如今皇帝陛下拥有四海之内的土地和臣民，陛下您的子弟却仍然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朝廷出现像齐国陈恒、晋国六卿这样的逆臣，没有诸王的辅佐和照应，怎么能够获得救助呢？不向古代的圣贤学习，却能长久统治天下的君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像周青臣这样当面称颂陛下做得不妥的地方，并不是忠臣的作为啊！”
听了淳于越的话，秦始皇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于是让群臣讨论这件事。
还没有等其他大臣站出来说话，丞相李斯就第一个站出来说：“五帝的统治既没有相互重复，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的统治策略也没有相互承袭。每一个朝代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统治方式，这并不是因为后面的有意要与前面的相反，而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如今陛下创下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建立照耀万世的功勋，本来就不是那些愚蠢的儒生可以理解的，而且淳于越说的是已经灭亡的三个朝代的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那时候诸侯国之间因为相互兼并而战争，所以用优厚的待遇招览来自各方的游说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安定下来，法令由国家统一发出，老百姓最重要的事情是为工农业生产出力，士的职责则是学习国家法律和各种命令。可是，一些年轻人却不去学习当今的法律制度，反而去学习那些古代的礼仪和法律制度，用来非议当今的法律制度，迷惑和扰乱老百姓的思想意识。作为丞相和臣民，李斯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向陛下说出自己发自内心的话：古代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分散而混乱，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各路诸侯都站出来，表面上说是遵循古代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危害当时的社会秩序，用这种虚假的语言来掩饰自己，从而达到扰乱社会秩序、实现个人野心的目的。以至于现在，每个人都喜欢用学到的知识来非议皇帝陛下您建立统一国家的功勋。皇帝陛下您拥有普天下的土地和人民，既能明辨黑色与白色，也能够明确最应该尊重什么。如果允许私家学说非议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教育，人们听到国家颁布的各种法律制度和各种命令，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学说来议论它；进来的时候就有了否定的心思，走出官府就去大街小巷里说长说短；表面上是称赞皇帝陛下，实际上是夸耀自己，率领一群人造谣生事、搬弄是非。如果这样的事情得不到禁止，皇帝陛下您至高无上的权势就会下降，下面的人就开始拉帮结派。到时候，再想办法禁止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随后，李斯便向秦始皇提出：凡是不属于秦国史官记载的历史书统统烧毁，没有获得博士的官职，全国敢有私家收藏《诗经》、《尚书》等儒家著作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部送到各郡太守和县尉那里统一烧毁。此后，凡是有两个人以上在一起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著作的，判处死刑后在街头示众；用古代的法律制度攻击当今法律制度和命令的，诛连九族；基层官吏看到或者知道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当事人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后不烧毁相关书籍的，判处在脸上刺字和筑城四年的劳役，只有医药、用龟骨或者蓍草推测吉凶和种树方面的书籍除外。如果有想学习当今法律制度的，就向基层官吏请教。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秦始皇听完李斯的建议，便立即同意了。
这样的政令发布后，立刻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风波。一种表现是愤慨，另一种表现是欣喜若狂。第一种是因为害怕礼仪制度的终结会给社会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第二种则是因为既不再去私立学堂读书，又不再受礼仪制度的约束而感到新的自由。因为受到政令内容的威慑，前者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者也因为基层官吏掌握了对法律制度和政令的全部解释权而在围观焚书的过程中遭受致命打击而迅速解体，以至于人们在路上相遇的时候，只敢用举手和点头相互打招呼。尽管如此，仍然有儒生违抗政令，事先将一些儒家经典著作匿藏在孔府的夹墙中。第二年，因为替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卢生和侯生批评秦始皇专断独裁，滥用权势，相约一起逃亡，被秦始皇知道，便命令官吏严加追问，各位儒生相互告发，牵连到四百六十人。秦始皇亲自批准，将他们全部在首都咸阳活埋。
秦始皇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在他当皇帝的十五年中，曾经五次长途跋涉去全国巡游。秦始皇十一年，他从首都咸阳出发，到达陇西郡后，又沿泾水到达北地郡，直到六盘山，经回中返回咸阳。第二年，秦始皇再一次从首都咸阳出发，东出函谷关，经洛阳、荥阳直抵邹峰山，刻石颂扬秦王朝的德政；然后登上泰山祭祀天神，再下到梁父祭祀地神，刻石颂扬秦王朝的德政；随后又沿渤海向东行进，直到烟台，刻石颂扬秦朝的德政；又向南到达瑯邪，逗留了三个月，迁徙三万户到瑯邪台下，刻石颂扬秦王朝的德政。这时候，齐地的方士徐市向秦始皇上书，介绍海上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请求带一些人去寻找。秦始皇命令徐市带领从全国征集来的三千童男和童女入海寻求仙人的踪迹。随后，秦始皇又南巡到徐州，派一千多人在泗水中寻找周王朝丢失的鼎，没有结果，于是继续南行，渡过淮水，到达衡山和南郡。因为在渡过湘江的时候遇到大风，秦始皇在湘山祠听到古尧帝的女儿、古舜帝的正妻湘君娥皇和次妻湘夫人女英的传说，猜想是这两位湘水的神灵作怪，非常愤怒，于是命令三千刑徒将湘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光，然后从南郡经过武关回到咸阳。第三年，秦始皇第三次从咸阳出发，向东巡游，到达博浪沙，受到张良派来的刺客的袭击。刺客用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打死了秦始皇的副车，没有打到秦始皇本人。秦始皇下令搜捕十天，却没有始终抓到刺客。秦始皇再一次前往烟台，再一次到达瑯邪，然后从上党郡返回咸阳。第四次是从咸阳出发，向东北方向巡游，首先到达碣石，命令燕地人卢生寻找仙人羡门和高誓，又下令摧毁六国贵族建造的内外城墙和护城河；接着便向北方边境巡游，一直到达上郡，然后直接回到咸阳。卢生从海上求仙回来，向秦始皇献上获得的图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秦王朝的三十万大军进攻北方的匈奴，在全国发动百万民工修筑长城。秦始皇二十一年，秦始皇第五次从首都咸阳出发，带着丞相李斯、小儿子胡亥和中车令兼行玺令事赵高等少数官僚卫士，出武关，到达云梦，然后沿长江东下，过丹阳，向南到达杭州，转会稽，祭祀大禹，观望海潮，立石碑，颂扬秦王朝的德政，然后从江乘渡江北上，到达瑯邪，再沿渤海岸向西到达平原津。秦始皇突然患重病，到达沙丘平台就死了，死在外出巡游的路上。他的小儿子胡亥在李斯和赵高的扶持下继位，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于前往渔阳戌守边关的路上，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秦二世三年，刘邦进驻霸上，秦王子婴献出玉玺投降；刘邦进入咸阳，秦朝灭亡。
西汉初期，因为封建统治者对秦朝残暴政治的反思，导致黄老思想的流行和儒家传统的恢复。刘邦原来非常鄙视儒生，曾经往儒生的帽子上撒过尿。做上皇帝后，经过陆贾的劝说，开始有所转变，并责令陆贾寻找秦朝及古代成败的原因。陆贾写成《新语》十二篇，批评秦朝刑法过于严厉，对民众过分残暴，主张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指导汉朝的政权建设，受到刘邦的称赞。陆贾的反思，促成了黄老思想的流行和轻徭薄赋政策的推行。西汉初期的几位皇帝，都推行减轻农民负担、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与和亲的民族关系政策。虽然抑制工商业，实际上也比较宽容。这种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让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兴旺发达景象。信奉和推行黄老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孝惠帝的丞相曹参和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后者的影响更加深远。窦太后本来是刘邦的宫女，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嫁给了代王刘恒，刘恒继位后被册封为皇后，汉景帝时被尊为太后，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去世。因为窦太后喜欢黄老思想，“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等著作批评秦始皇不知道进攻与守成的差别，只相信自己，不信任功臣，焚烧《诗》《书》，废弃王道，不亲近人民，不施仁义，对秦朝暴政的反思更加深刻。汉景帝前三年，“吴楚八王之乱”平定后，鲁恭王刘余毁坏孔子故宅，发现用古文书写的《论语》、《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著作，加速了儒家思想的复兴。窦太后的侄子，当时的大将军、魏其侯，后来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的窦婴，就是信奉儒家思想的重要人物。汉武帝刘彻继位后，根据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政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引用《孝经》中孔子的话：“天地之性，人为贵。”。他的“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既反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是孟子以人为本和尊重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荀子以“天”为本和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天”道主义精神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了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回归。因为窦太后的影响，当时并没有实施。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通过建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从太学选拔官吏的方式，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一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聚会，共同探讨人类的命运，研究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经过几天的讨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要获得幸福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本世纪初，由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组织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孔子学院，大大提高了孔子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的知名度。孔子以“忠诚”和“宽恕”为核心的人生准则，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必将在全球化时代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