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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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10日，衡水师范的大院里，深秋的凉风，吹得大树哗啦啦地响，满地的树叶，躺在烂泥里，冰冷的雨滴，从天空滴落，无情地拍打着地面，溅起一串串水花。我们打行李，捆书本，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两年的地方。一个县的老乡王小芳，带着一脸的悲伤，要和我一起走。我问她：“怎么走?”她说：“坐汽车方便，咱们都能直接到家。”我说：“坐汽车，要花两元钱。坐火车，到龙华，学生票只花三角钱。再从龙华坐汽车回家，能省一元多。”她说：“行，那就坐火车。”一大早我们坐火车到了龙华，却没有通往县城方向的汽车了。只得步行。我和她在野地里的小路上，踩着水和泥，向家走。走了几里路，这么漂亮好看的女生，就和我一样，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走了六七十里路，总算回到了各自的家。
我走进家门，娘正在锅灶下，坐着一个圆蒲摊烧火。蒲摊是用红高粱叶子编成的。娘拉着风箱，用一根一头烧得很黑的小木棍，往灶里填着柴火，灶里冒出的火苗，呼呼的，旺旺地舔着灶口的上部，舔着娘的额，烤着娘的脸，燎着娘的眉。
就是用这口锅，娘为我们一家人做了几十年的饭。就是在这个锅灶前，娘经常搂着我们，给我们讲故事，哼着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沉闷又忧伤的小曲。那年的春天，一对燕子飞进我们的家，靠近屋门的梁上，做了一个银色的窝，娘在锅灶旁，做着饭，腆着脸看。大燕子在我们屋里飞，飞了一圈又一圈，小燕子看到大燕子，振着翅，摆着尾，探着头，张着黄黄的小嘴，喳喳叫。大燕子把衔来最美的食物，先放进叫得最欢，嘴伸得最长的小燕的嘴里，小燕子的嘴里都吃上大燕子的食物，大燕子就快乐地看着小燕子。看了一会儿小燕子，大燕子在屋子里，又扑啦啦地飞一圈，站在屋门的横框上，向着小燕子，喳喳地叫几声，和小燕子说一会话，回过头去，把黑亮的尾巴，给孩子们看看，矫健的翅膀，伸展开，一挺身，飞向院子，在院子，转一圈，展一展翅，挺一挺胸，拔个高，就飞上了高高的空中。娘对大燕子说：美死你了，好好珍惜你的幸福，好好关爱你的孩子吧。娘又对小燕子说：孩子们，快长大，长大了，飞出这个窝，到蓝天白云上去，到大地方去，才会有出息。娘看着，说着，就自己笑。娘笑起来，就忘记了，过去一切的痛苦和屈辱。娘笑起来，就像一个天真、非常开心的孩子。那以后，娘搂着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娃呀，你们要好好长，长大了，才会有出息，要像那些小燕一样，不停地振翅，将来才能飞到天上去呀。娘的话刻骨铭心，一直生在我心里。我一直想像这小燕子一样飞起来，可是飞啊飞，到如今，我却又落在了地下。
娘见儿子回来了，好像八年没见到，眼睛放光，身子发颤，停止了烧火，凑到我的面前来，抻抻衣服，摸摸脸，又在锅灶旁，拿起一个比鸡蛋大不多少，沾满尘土的干巴苹果，洗了洗，双手捧着，递到我的面前：“儿啊，吃个苹果。”
我推开娘的手，说：“不吃！”，就走进屋里，坐到炕沿上，两脚一抖，一双大鞋，啪嗒一声，甩到桌子底下，半个身子，像堆烂泥一样，倚在炕头的被摞子上，两腿一伸，又脏又臭的两只大脚，凉在了炕上。
娘把这个苹果放回到桌子上，又带着那种对儿子爱得过分的情感，迈着有些呆笨的，小时候缠过的小脚，走到我的身边，弯下苍老的脊背，两腿半跪在土炕前，那件带有补丁的黑衣服，贴到炕沿上，颤抖地伸出长满老茧的，瘦而坚硬的手，扒下我的臭袜子，说：“小子，你的袜子熏死人，多少天没洗了，这么脏，去上班，不怕人笑话呀。娘去给你洗洗吧。”
从小长到这么大，我很少穿袜子。莫说夏天了，春秋是露着脚面的方口粗布鞋，冬天是露着脚脖子的黑棉鞋。那鞋帮却很结实，是娘细细地，一针一线缝上的。鞋底也很厚，是娘亲手做的袼褙做成的。娘在案板上用破布，抹上糨糊，粘起来，在屋檐下晒干，揭下，就成了一张张的袼褙。娘再用提前剪好的鞋底纸样，放在袼褙上，比着样子，认真剪好。剪好的袼褙，一层层地罗起来，外面再包上好看的白布，娘就用自己纺线做成的绳子，穿针引线，密密麻麻地纳起来。这就是农村人常说的纳鞋底。这线，娘纳得好细，好整齐。横着竖着，一趟趟，一排排，就像用尺子划出来的一样直，线锔子细致又均匀。我穿在脚上，好舒服。只是冬天没有袜子，脚脖子冻得又红又肿。脚后跟会裂开几个大口子，像是张着的孩子嘴。这口子开始是白白的，干干的，裂得厉害了，突然变大了，变深了，鲜红的血从裂口的底部流出来。这血就染红了我的脚后跟，染红了我的破鞋垫。我就告诉娘：脚流血了。娘扒下我的鞋，看到了，就掉泪，就在勺子里，打一点糨糊，把温热的糨糊抹到我干裂的脚上，找块布，把我脚上的口子粘合起来，再抱着我的脚，放到她的怀里，捂上老半天。娘一边抱着我的脚，还一边抱着我的头。娘把我的头抱得那样紧。等那糨糊干了，牢牢地粘在脚上了，娘才松开手。娘的方法，老管用了，过不几天，脚后跟的口子就合上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不穿袜子不好看，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别人是不是穿袜子的。师范毕业前，我们去龙华中学下乡实习，是个夏天，我穿着一双光光的凉鞋，和景县同班师范的同学，站在龙华满是尘土的大街，那棵高大的柳树下。太阳的光线特别亮，照得我们睁不开眼。没有一丝风。天空很蓝，大地很绿，人也很美。突然有个新发现：男生穿得很讲究，女生打扮得很漂亮。特别是那几个女生，天天在一个班里上课，天天见面，从来没有细心地瞅过她们。这一瞅，突然发现，竟然一个比一个漂亮。更惊奇的是他们都穿着袜子。我低下头，看一眼自己光光的脚，突然觉得有些难看了，就悄悄地，溜进商店，买了第一双袜子。又专门借了一把剪刀，在一个角落里，剪了剪猫爪子一样长，驴蹄子一样黑的脚趾盖，把那双新袜子穿上去。现在脚上穿的，就是那天人生第一次买的袜子。如今这袜子已经有了很多的洞了。
现在娘拿着我的这双袜子，到院子去洗。娘把原来用过的一盆脏水拿出来，把我的臭袜子放进去，蹲下身，轻轻揉，洗了一遍，水就像泥汤一样了，娘端起这盆黑黑的泥汤，走到院子一个小菜畦边，弯腰，把脏水倒进菜畦，又从水缸舀了一瓢清亮的水，再洗一遍，把这还不算太脏，下次还要再用的水，存放到屋檐下，把袜子挂在窗前的枣树上。
娘洗完袜子，又慌里慌张地跑进屋里，瞅着我的脸说：“儿啊，平常一进家门又说又笑的，今儿是怎么了？”
我不说话。
娘说：“儿啊，有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时间长了会憋出病来的。”娘的眼里充满了担心和忧郁，哆哆嗦嗦的手摸着我的面颊。娘慈爱的手，轻轻的，柔柔的，就像摸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我看着娘的脸，又想起上师范前，娘对儿子的希望。那个时候，村里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中专，什么是大学，都说我是上了大学。娘可能也是这么认为吧。那天接到上师范的通知书，娘眼泪汪汪的，抱着我的头，就像那天看到大哥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高兴，娘流着幸福的热泪说：俺儿有出息了。娘始终把我当成她骄傲的儿子，自豪的儿子，这时就更感到骄傲和自豪了。娘满脸挂着笑意，在村里一家家借钱。娘借钱，也是挺着胸脯，一脸的自豪。借来钱，娘买来一堆布料，专门请人为我做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做好，娘开心地抱着让我看：蓝色的，扣子很大，领子是敞开的，还有暖暖的皮毛。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皮毛，有点淡黄微红，闪光发亮。这棉衣的面料，一定花了不少的钱。娘为了这件棉衣，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啊。刚去学校，穿不着棉衣，娘说：穿不着也要带上，到天冷的时候，就得穿了。娘还为我做了一个新被子。被面是蓝花的，被套絮的是新的棉花，白白的，软软的，暖暖的。被子是娘亲手做的。娘把被子铺了满炕。娘那双瘦瘦的干巴巴的手，抓着被子，眼睛和针，和被面，贴在一起，针扎进去，再引出来，还不时地把针叼在嘴里，双手里合外拉，平整被子，膝盖和头，都顶在被子上，一次次从炕上，爬到地下，又从地下，爬到炕上，把那个被子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这穿针引线的动作，叫儿看了心酸。被子做好，娘把它叠得平平的，和那件棉衣放在一起。娘的一生，可能从来没有盖过这样的被子，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棉衣吧。
可是，到如今，我师范毕业，却没有工作，这叫娘心里会是多么难受呀。我眼帘里的泪就要涌出来。我不想叫娘看到我的泪，把娘的手推到一边，头扭向炕里，送给娘一个粗粗的后背和大大的屁股。
娘说：“儿啊，你是累了吧。娘给你盖上被子，躺一会吧。”娘拉过被子，给我盖上，摁了摁我脚下的被角，摁了摁我身下的被边，把被子往我的脖子上抻了抻，又走到外屋去烧火。
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撩开被子，突然坐起来，没有和娘说什么，悄悄抹了一把眼里的泪，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就去了二哥的院子。
走进院子，二哥正挥舞着一根对掐粗的棍棒，砸院子里的玉米穗。
二哥的儿子，我七八岁的侄子正在逗小狗玩，掰着小狗的嘴，摸着小狗的毛，跟小狗说话。看我来了，侄子说了句：“爸爸，小叔来了。”站起来，从屋里拿了块干粮，就领着小狗跑。小狗跟在他的屁股后边，围着他跳，一圈圈地转，摇着尾巴不停地叫。他把干粮放到嘴里，嚼了嚼，吐出一口，在小狗的跟前，高高地举起来。小狗的前腿抬起，身子直立起来。侄子手里的食往前移动，小狗的后腿也就和人走路一样，一步步地往前挪。
二哥大声地喊：“离远一点，小心棒子粒崩到头上，打着眼！”二哥喊着，一棍子砸在那堆棒子穗上。棒子粒就像水花一样飞溅起来。
我侄子便抱着脑袋远远地跑了。
二哥的脸上挂着汗珠，旧得发黄的白褂肩膀上破了一个洞，身上挂满了草屑和玉米毛毛。
我说：“二哥，等一会儿干吧，有个事，想跟你说。”我把二哥拉到大门楼下。
二哥坐在门楼下的一根旧木头上，喘着粗气，撩起那件沾满尘土和玉米毛毛的旧衣服，擦着脸上的汗说：“兄弟，你的脸怎么这么黄，出什么事了？”
我说：“哥，我师范毕业，国家不给分配工作，让我在村里劳动呀。”
二哥满脸地惊讶：“什么？你是师范毕业，怎么能在村里劳动呀？”
我说：“我们这届学生招生的时候，入学通知书上就写的社来社去。当时不知道社来社去的意思，那时以为毕业后，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现在想当代课教师，也是公社领导和学校说了算。我们这届毕业生，是唯一的一届社来社去的学生。社会不承认我们。也就没有人愿意要我们啊。”
二哥慌了手脚，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手在衣服上乱摸，似乎不知道往哪儿放。摸着摸着，就有些发抖：“怎么会有这事？怎么会呀？”
我一脸的无耐，说：“我也不知道。”
二哥埋下头，拾起地下的一根小细棍，一段段地折断，扔到脚下，又用脚不断地碾着，一筹莫展地摸着头，说：“白白上了两年师范，你说咱爸爸咱娘怎么能受的了哇？”
我难过地说：“二哥，这个家，就是你付出的多，还不让爸爸娘操心。我让爸爸娘操的心太多了。”
二哥甩了一下胳膊，说：“到了现在，还说这个做什么？”
我想哭，说：“哥，我就是和你商量这事的。哥，你帮我拿个主意吧。”
二哥为难地说：“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好主意，叫我说，这事先不要告诉爸爸娘。”
我说：“不告诉，早晚会知道。刚才，我回来，在家里炕上躺着发烦，娘也可能看出了什么。”
二哥又拾起地下一根干棒，嘎巴，又在手里折断了，说：“不管怎么着，先瞒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答应了二哥。低着头，又向家走。
走进家门，娘围着一个白裙子站在案板旁，手里的菜刀在案板上哒哒地响着。
我说：“娘，有什么活，我来干。”
娘觉得奇怪，说：“小子，刚才还那样不高兴，这会儿怎么又没事了。”
我有意去哄娘，说：“娘，没有事，刚才是肚子有点不好受，可能是吃了什么凉东西，现在好了，一点事也没有了。”
娘高兴起来，说：“那就好。你把那两根大葱剥一剥，等一会儿，娘炒菜，用它做葱花。”
我拿起一棵大葱，掩饰着内心的痛苦，把大葱脏又干的皮，一层层地剥下来，就像剥着自己的心。
娘又问：“儿啊，师范毕业了，什么时候去上班呀？”
“奶奶，小叔刚才跟我爸爸说，他师范毕业，没有工作，还是在村里干活！”侄子像只老鼠一样，突然蹿进屋里，嚷了这么一句。
我慌了手脚，一时不知道怎么跟娘应对，大声地斥责侄子说：“你瞎咧咧什么，滚出去！”这样喊叫着，又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这一脚踢得太重了，侄子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哇地一声狼嚎似地哭叫起来：“奶奶，我不是瞎说。我听到小叔和爸爸说的，他们不让告诉你，不让告诉爷爷。小叔，我不要你欺骗奶奶，不要欺骗爷爷。不要，不要嘛。嗯嗯嗯……老师说过：骗人的人都不是好人，可是你和爸爸为什么骗奶奶和爷爷呀？嗯嗯嗯……”侄子委屈地哭着跑出去了。他跑到院子里，还跳着脚大声喊着：“坏小叔，坏爸爸，坏小叔，坏爸爸，老师教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呀！坏小叔，你还打人。老师说，打人是犯法的呀。啊啊啊，啊啊啊.......”他的哭声越来越高。
娘说：“儿啊，这是真的吗？”
我知道没有办法瞒着娘了，就说：“娘，是真的，这事没什么。儿子不在乎，你也别在乎。”
娘说：“小子，你娘多大的风浪没见过？”
我只得把这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娘。
娘听了，好象很镇定，摸了摸我的头说：“儿啊，没事，相信自己。世上的道，有的是，这个道不通，咱再走别的道。”娘说完了，就不再说什么，低下头，去切菜。
我看着娘弯曲的脊背，花白的头发，眼里的泪又流下来了。我想给娘说句安慰的话，说句体贴的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娘哎呀一声。我急忙跑到娘跟前，原来娘的刀切在手指头上，食指的一块肉带着血，落在了案板上。
“娘啊！”我叫了一声。
娘笑了笑：“儿子，别怕，没事。娘的肉皮活，过两天就会好的。”娘说着，到外面的水盆里洗了洗，上了一点消炎粉，裹上一小条布，用线缠了缠，又回到伙房切起菜来。
到了10月21日这天，我又在土炕上躺着，撅着嘴，赌气地看书。可这书一个字也看不下去。我生气地把书扔到地上，拉过被子，盖在身上，蒙起头，无声地哭泣，泪水打湿了被头。
就在这个时候，小芳走进我家的小院：“东来！东来！出大事了。”她温柔地叫一声，就推开了我的木门。门是两扇的，一推，就张开了大嘴，把小芳吞进来。她趴在我的土炕前，带着一脸的汗水和泥土，喘着粗气，说：“东来，咱们国家又扔了一个原子弹。”
我撩开被子，一挺身，坐了起来，问：“什么原子弹？”
她说：“这个原子弹，就是高考。”
我跳下土炕，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大了，圆了，瞳孔放大了好几倍，大声地问：“真的？”
小芳说：“真的呀。”
我知道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开启了。我想起我们师范毕业的委屈，就问她：“考上，会不会像咱们中专毕业一样，没有工作呀？”
她摇了下头，摆了下手，说：“东来，不会。”
我问：“你咋知道不会。”
她说：“报纸上说了，电台也播了，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我大叫一声说：“还有这好事？！”
小芳说：“东来呀，真是好事，大好事。现在已经报名了。”
我就像抓到一棵救命的稻草，就和她一起去报名。
高考的前一天，就是1977年12月14日，我和小芳，一步步走了二十多里路，奔向县城。第一次参加高考，我们那个乐呀，就跟春节拜年，去姑家姨家走亲一样，好像姑家姨家的大鱼大肉大馒头，正在等着我们吃呀，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县城，走进了景县中学这个神圣的大门，按照准考证的场号，找到自己的考场，隔着考场的玻璃窗子，找到自己的座位。宽大的屋子，一排排的桌子，整齐地排列着，每个桌子都有两个考号，那么庄严地，在左右上角上贴着。我看到了，我和她的考号，在同一张桌上，觉得那个考号，在桌角上飘起来，翻着跟头，打着圈，还生了翅膀飞，翅膀上又生出了四个字：命运、拼搏。我的心咚咚地跳。
小芳说：“东来。别瞅了，记住位置就行了。”
我看了看景县中学的大院，都是一色的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红瓦的平房，和学校旁的景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院，一样闪光，一样亮丽，一样生辉，就说：“咱走哇。”
我们就呼着叫着，奔向大街。
这大街上，可比平时人多多了，热闹多了。这些人，都昂着头，背着装满书和文具的小包，说着，笑着，走着。看长相，这些人年龄不等，大部分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三十岁左右的人。有一个满脸胡子的人，戴着眼镜，穿着还算体面，一看就知道有三十四五岁了。
我拉了拉小芳的衣角，说：“姐，那个老头也来参加高考吗？”
她慌忙说：“臭嘴，小心叫人家听到，揍你。”
我不服气地说：“他敢，我打不烂他？”
小芳轻声说：“那个人，膀大腰圆的，厉害呀。”
我说：“厉害个球，老得快掉牙了，还来参加高考。你看他那个胡子邋遢的狗熊样。他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弄死他。”
她就来捂我的嘴。
我的话还是叫这个人听到了，他走过来，似笑非笑地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就说了，你自己说，你多大了？”
小芳急忙拉住我，向这个人陪笑脸说：“对不起，俺兄弟错了。看你戴着眼镜，像学校的老师，老师是有文化的人，别跟俺兄弟一般见识呀！”
他扑哧一声笑了，就说起了他自己的经历。原来这个人1959年初中毕业，家里遇到经济困难，下了学，养家糊口。1963年家里条件好一点，又考上高中，可是1966年，他刚刚高中毕业，高考就取消了。后来就当了十一年的中学民办教师。前几天，听到有人告诉他还能参加高考，他苦笑了一下说：别取笑我了，我都35岁了，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爹了。人家说，高考报名，年龄不限，婚否不限。他就跑去报了名。回到家后，他拿着准考证，竟然哭了。
小芳让他的经历感动了，说：“老师，太佩服你了。”
他说：“佩服什么呀，我们这些参加高考的‘老三届’都三十大几了，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经历，比我小不几岁的老家伙，海了去了。”
这个人刚刚走了，我说：“姐，干么给他道歉，怕他做啥？”
小芳说：“兄弟，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这些'老三届'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别看他们老，他们才是最有实力的人，他们是最能和我们争夺饭碗子的人。”
我对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有点担心，说：“姐，叫你这样说，这大学都叫老头子、老妈妈子上了。”
小芳点点头，说：“有可能吧。”
那边又过来一大群人。从穿着打扮来看，这些人有回乡知青、下乡知青、工人、农民、军人、商店员、银行职员、司机等。应该也有一些像我这样，上了中专，国家没有给分配工作的人吧。也应该有很多中专、技校毕业，已经有了一份很满意的工作，但向往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人吧。
我又有点吃惊，说：“天啊，这么多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小芳说：“都是从庄稼地里钻出来的，从泥里土里钻出来的，从炊烟升腾的小村庄里钻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些人的眼睛，和他们对视一下，那眼睛里冒出来的光，能擦出火花来。天啊，一颗颗热血沸腾的嘣嘣跳动的心，即将熔化了。这心，和那种充满激情的喧闹声，搅在一起，几乎把整个县城翻了一个天。
我有点不耐烦，说：“姐，别瞅了，瞅这些鸟人干什么？咱们得抓紧找住的地方。”
小芳说：“我住亲戚家，有地方。你自己去找吧，我走了，明天见。”
我和小芳说话时，我们村的虎子、狗子等几个一起参加高考的同伴，一直跟着。我就和他们一起找地方了。我们在街上转呀，大街小巷几乎都转遍了，竟然找不到住的地方。能住人的地方，都塞满了高考的学生。找个住的地方，就这么难呀。
一直到天黑下来，我们走进一个新的胡同。在一个小平房前，看到有间又矮又小的土房里没有人。小屋黑黑的，纸糊的微黄的窗子，烟熏火燎的土墙壁。黄又黑的房顶的苇席，挂着许多灰尘。只有一个靠着窗子的地铺，没有被褥。地面是泥土的，也不平，还鼓起一个个小土包，就像一个老年人的脸上，长满了一个个斑点。这地铺，是在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麦秸，麦秸和地面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中间也没有一块接潮的塑料布，麦秸很潮，抓一把，湿漉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
我问店家：“能不能给我们找个棉被？”
店家说：“没有棉被，除了地下的麦秸，啥也没有。俺的棉被都叫亲戚家参加高考的孩子用了。俺和老伴就剩下一个棉被了。”
虎子说：“再也找不到地方了，咱们将就一下，就住这里吧。”
“好。”几个人都应着。
考虑到晚上要看书，得有灯。我问店家：“能不能给我们找个煤油灯？”
“好好，好好，俺去找。”店家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穿着有些破旧的黑棉衣，手里拿着一个大烟袋，叼在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那点点的亮光，在他的大烟袋锅里，一闪一闪。一口口抽进嘴里的烟，从满是胡须的嘴边冒出来，烟雾升腾到他的脸前，在他的头顶上悬着，飘着，就像一层飘动的云。
他走出去，那烟也跟着飘出去。他拿来一盏罩子灯，说：“你们看，行不行？”一说话，又喷出一口烟，这烟又在他的头上飘起来。烟里还出现了一个个白白的圈，在他的头上，滚着，跳着，飞着。
这灯是由灯罩、灯头、灯身组成，玻璃灯罩安装在灯头之上，灯头是铁质的，中间有棉线织成的灯芯，灯头侧边，有一个可捻转的小手柄，用来操纵灯芯的上升下降，控制火苗大小。灯身也是玻璃的，它的底部是圆形底座。底座往上是一个灯柱，再往上是装煤油的容器，灯头中间的灯捻，正好下垂到煤油里。灯的玻璃罩又黄又黑，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擦过了。
我把灯罩子拿下来，找一块破布，在老汉家的水缸里，弄了一点水，湿了湿布，就把灯罩擦了擦。原来又黄又黑的玻璃灯罩，就变得很光，很亮。我点上灯，把灯罩，扣到灯头的上面，再把灯芯，往上捻了捻，整个屋子，就充满了光亮。
有了这灯，看书的时候，往哪儿放好呀？得放在草铺中间，这需要两块砖。我问：“大爷，能给我们找两块砖吗？”
“行的，行的。俺再去找。”店家裹了裹脏得油光发亮的棉衣，又走出去，在自家的院子里，转了一个圈，从厕所里搬来两块砖。砖是半头的，上面带着厚厚的，发着白光的碱土，有一股子尿的骚味，还呲牙咧嘴的，像个讨气的，长满一脸烂疮的孩子。
老人不好意思地说：“太对不起了，俺家没有好砖。这砖有点脏，有点味，是放尿池子的，男人站着尿泡，刺劲大，怕把尿池子的土刺跑，就放了这砖，这砖也经不住天天刺，水滴石头还能穿了，前几天，叫俺小子一泡尿，给刺成两半了。”
虎子不高兴了，说：“老头，什么意思，是借这砖来耍笑我们吗？”
老人的脸红了，说：“不敢，不敢，开个玩笑。逗你们乐乐。”
我接过砖，说：“大爷，知道你是开玩笑，我兄弟也是和你开玩笑。没事，没事。我们是农村的孩子，不怕脏，也不怕味。”虎子和我是一个老爷爷的重孙子，比我小一岁，是我的弟弟。
虎子就在草铺中间，挖出一个草窝，漏出泥土的地，砖放地上，油灯放砖上，又问我：“哥，这样行吗？”
我说：“行，行。”
虎子向大家招了下手，说：“我哥说行，就这样了。咱们都坐过来，围在一起看书吧。”
大家很快就围在了一起。屁股挨着屁股，满是泥土的身子，相互依靠着。就像一堆亲密无间的小猪，一张张又黑又脏的，秃驴子一样的脸，微微地笑着，天真的嘴，咧开来，在灯光下显得格外亲切。一双双黑黑的，满是泥土的手，紧紧地握着发黄的，烂透了的书本。一头头黑发，也都像猪鬃一样，立起来。发黄的灯光，把围成一圈的脑门，照得发亮。随着嘴里喷出的热气，在冰凉的屋子里，升上脑门，这光就一跳跳地，显得更亮。
屋子太凉了，有点像冰窖。噗！狗子放了个响屁。
虎子说：“没教养。有屁别在这儿放，到门口放。”
狗子说：“放完了，收不回去了。”
虎子说：“我也放一个，你抽一口，抽到肚子里就行。就当把你的屁收回了。”
噗！虎子说完，真的放了个响屁。
狗子捂起鼻子说：“你奶奶个腚的，还说我没教养。”
虎子调侃道：“叫你抽，你不抽，还捂鼻子，不哥们，不义气。”
狗子反驳道：“哎呀呀，我放的不臭，你放的，散发着浓浓的青草芽子味和臭鱼烂虾味。”
虎子说：“你闻到了？”
狗子说：“闻到了。”
虎子大笑道：“闻到了就行，那就是把我的屁抽进去了，看书吧。”
大家就一起笑。
晚上，外面下起雪来，雪花打在窗纸上，雪里夹着一些细小的冰雹，哗啦啦地响。这雪，这冰雹，一点点，一朵朵，一粒粒，全都打进我们的心里。起风了，风抓破了窗纸，带着凉气钻进来。小小的煤油灯，暗淡的灯花，摇摇摆摆。心一扎一扎的，有点难受。我们就在地铺的麦秸上，靠得近一点，裹裹棉衣，缩缩身子。蹲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不停地变换一下姿式，锁紧眉头，看着书。太冷了，屋里没有被褥，也没有办法休息。我们就这样看了一夜的书，一边看还一边叽叽喳喳地讨论问题。
天快亮了，院子里传来鸡叫的声音，这声音，一声连一声的，好响亮，也好刺耳。
我想躺一会儿，可是躺在这个草铺上，觉得浑身冰凉，坐起来，打了个哆嗦，接着一个连一个，打起了震天动地的嚏喷，犹如一声声响雷。
第二天，就是12月15日，第一场考试前，我觉得脸像火烤一样热，又因为一夜未睡，头像个装粮食的大斗，脑子里像灌满了浆糊。
虎子说：“哥，你病了，还行吗？”
我说：“行。一个小小的感冒，有什么呀?没有屁的事。”
我依然和我的伙伴一起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向了考场。
考场的大门右边，有红纸黑字的“景县中学高考考点”几个字，在这高高的古塔下，显得那样庄严。我的心有点紧张，又看到大门上挂着的“热烈欢迎景县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的大型横幅，内心又涌出一股激流。进场的铃声突然叮铃铃地响了，我的这颗心，就像兔子一样砰砰乱跳起来。
走进考场，我把准考证放在桌上。准考证上，所有的东西，影入眼帘：197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考区：衡水景县，考生：刘东来，报考专业类别：文科，考试科目：语文、数学、政治、史地，还有一个编号。像片贴在上边，一个红红的景县招生委员会的印章，把像片和准考证的所有信息，合为一体地盖起来。这个章，就像军营前那个威严的士兵，荷枪实弹，用生命坚守着这个神圣的岗位。我觉得这准考证就像一个炸弹，它能炸开我的心。抬头看看前面，回头看看后面，一屋子的考生，庄重的神情，都像雄赳赳，气昂昂，就要跨过鸭绿江的士兵，又像赛跑运动员在竞赛场上，手摁地下，弓身蹬腿，高高地撅着屁股，憋足一口气，等待才判员发出的预备口令三秒之后的枪声。监考的老师走过来了，静静地，悄悄地走过来了。就像一只捉老鼠的猫，突然伸出爪子，抓起我的准考证。那眼睛，更像猫捉老鼠时，那双犀利的黑眼睛，仔细地瞅着我的脸，就像审察我是不是间谍特务似的。最后判断，我的这张脸，和准考证上像片的脸，是一致的，才把准考证重新放回原处。开考的预备铃声响了，这铃直接装进教室里，叮铃铃的，扎心地响。这铃声，就像一个战士，站立在高高的山岗上，左手掐腰，右手举号，挺肚鼓腮，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又像奥运会前的火炬，点燃了每一个人心中的火，烧红了每一个人胸膛里的血。我紧紧地握着手里的笔，就像握着上满子弹的机枪。铃声一停，主考走上讲台，挺胸抬头，大声宣读考场纪律。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咋叫我浑身发抖哇。
卷子发下来，主考又发出严肃的警告：现在只准看题，不准答题，拿着笔的考生，请把笔放下。放下！否则，视为违纪。一声放下，能把每一个考生的心掏出来。答卷的钟声一响，主考大声地说：可以答题了！整个考场就都是唰唰的答题的声音，还有紧张地喘气的声音，就像山坡下面一个哗哗流动的小河，一群鱼儿，红的，粉的，黑的，白的，黄的，摇着头，摆着尾，在小河里，一群群，一队队，翻着跟头，摆着尾，向着上游，横冲直撞。
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河中的一条鱼儿。这河边，好像生出一个高高的闸门。这就是龙门吧。它镶着金，镀着银，碧丽辉煌，闪光耀眼，叫我的心狂了，傲了，长出了有力的翅膀，身子腾空而起，从水河里飞起来，飞向龙门的另一边。这就是鲤鱼跳龙门呀。过了龙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了。我狂叫着，呐喊着，在这个大海里游啊，游啊。我竟然变成了一条龙。
瞬间，我又变得清醒，发现自己还是在这个教室里答题。
可是，这答题，有点像做梦，手发抖，头发昏，身子也要飞起来。最后，我的脑袋，就像蔫了的狗蛋蛋，放到桌上了。
监考的老师走过来，低下头，脸对着我的脸，轻轻地问：“怎么了？”
头一昏，眼也花了。我看着他的脸，像个花狗腚，这脸一会大，一会小，还变换着颜色，一会红，一会黑，一会白，一会像人脸，一会像狗熊。
他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发出了声音：“好烫，发烧了，跟我去医务室吧。”这声音，咋像是从梦中传来的呀，咋像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呀。
过了好长时间，我的眼睛睁开来，才知道，我已经躺在医务室的床上，头上挂着一个吊瓶，床前站着王小芳。又知道，她为了照顾我，也放弃了这次高考。我的眼眶一阵发热，泪珠一滴滴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