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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晨，我刚把王强接到学校，校长就喊我了。我想：可能有麻烦了，一定是王强摔折腿的事，校长知道了。
可是一进校长办公室，校长却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把仅有的那点茶叶末也放进去，然后向我笑了笑，拍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把那杯热水端到我的跟前。
我觉得很奇怪，没有喝他倒的水，只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看着他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来回晃动。他点了一支烟，不停地吸着。吸了一会儿，才在我的面前坐下来。可他只是那样坐着，一句话也不说。屋里很静，只有墙上的时钟哒哒地响着，这让我的心非常紧张。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话了：“东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混一辈子都不容易。有些事情，想做的不一定能做到，兢兢业业地工作，辛辛苦苦地追求，到头来，可能都是一场空。我知道你的困境，理解你的难处，特别是从师范毕业到今天，你付出得太多，吃的苦太多，你走的弯路可以写一本非常感人的故事。我更知道，你是一个好教师。可是，现在，公社下了通知，不让你在咱们学校代课了。”
我震惊又气愤，眼睛都要冒血了，大声地问：“为什么？！”
校长说：“你在这里代课，村里要求公社给村里补贴，才可以记工分。你爸爸为记工分的事去了公社，和领导顶了嘴。”
这记工分，是人民公社化以来，社员上工应得报酬的分数，相当于后来的工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早饭后、晌午后，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会准时站在饲养棚前，敲响那个挂在树上的大钟。那钟声，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钟声一响，社员们就一窝蜂似的把生产队长围起来，按队长的分配去干活了。这个大钟旁，饲养棚的院里，有两间土房，是生产队的队部。这队部的墙上，贴满了每个月份公示的工分帐单。白天这里是会计算账、队委会开会的地方。队委会很少开会，只是白天经常听到会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清脆，响亮，又悦耳。那个会计，能左右手同时打两把算盘，打出来的数从来不出错。晚上这里是记工分的地方。月亮刚刚升起来，大人孩子都挤进这个土屋子，一团团，一簇簇，肩挨着肩，脸贴着脸，身子挤着身子，把桌前手忙脚乱记分的会计，围在中间，大声地报着工：我，一天，八分，我娘，一天，八分，我爸，一天，十分，我哥，一天，十分，我姐，一天，八分….队长只是站在一边听着核实着。会计个子不高，被压得受不了，站起来，前后左右晃动着胖呼呼的小身子，大声地喊叫着：“兄弟爷们，你们不要挤啊，可怜可怜我吧。快把我压死了！”记完工的人们走出那个人堆，相互贫嘴，聊闲篇，开玩笑，说笑话。满屋子，满院子，都是哈哈的笑声，那笑声能飞上房顶，飞上树梢，飞到天上的云彩里。那种苦却快乐的感觉，可能后来很难找到了。这就是这个年代记工分的美好回忆。
现在，我突然想到前天的一个上午，爸爸到学校来过一趟，爸爸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的凳子上，背靠着墙，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放到膝盖上，阴着脸，一身的尘土，顶着一头的玉米花子，穿着一个灰裤叉子，半袖的白褂，敞着，露出一起一伏的黑黑的前胸，脸红红的，那样子，就像刚刚吃过一个死孩子似的。爸爸低着头，坐了一会儿，又盯着我的脸，盯着我办公桌上的书，嘴张了张，似乎要流泪的样子，想和我说话，可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就走了。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说过爸爸和谁拌过嘴。爸爸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庄稼人，在村里，见了地下的一只蚂蚁，都绕着走。这事怎么就和公社这么大的领导闹掰了？
我知道，这是人生的大事，我能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我得想一个能解决这问题的办法，就说：“校长，县里还有几元的生活补助费，也饿不死我。我可以不记工分，在这里上课，行不行？”
校长很为难，眼睛直直地看了我好长时间，竟然说：“领导拍板的事，变不了啦。”
我没有想到校长是这样的态度，就说：“代课教师是县文教局安排的吧，公社领导不能想辞就辞的吧。”
校长说：“现在的事，说不明白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突然觉得，这屋子里，这些书，这些锦旗，这些制度，这些课程表，这床铺、脸盆架，都一下子变成了恶魔。就是这个平时待我一直不错的校长，也成了恶魔。他，面目狰狞，像个小丑，像个怪物。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他，出一口胸中的恶气。我大声地喊：“校长，这些日子，我在这里是怎么工作的，怎么卖力地教学的，你是看到的，也听到的吧！”
校长的脸一阵发黄，说：“我不瞎，也不聋，看到的，也听到的。”
我突然站起身，手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地质问：“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在领导面前，说一句公道话？为什么呀？！”
校长的脸又一阵发白，说：“我说了。”
我叫一声：“说了为什么会这样？你和这个公社领导一样，也因为我是社来社去的，没有名没有份的臭代课，才这样瞧不起我的吧。”
校长也站了起来，说：“没有哇。我一直很器重你呀。”
我又叫：“器重个屁！你要不同意，他们会赶我走吗？”
我愤怒了，心中的怒火，烧着我的心，烧着我的肺，烧着我的前胸和后背，我觉得这火像烈焰一样，从我的嘴里，眼里，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喷出来，身子发抖，腿在打颤，胳膊沉沉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握起来。握起的拳头，像个大石头，猛得举起来，砸在桌子上。桌子上的水杯掉在地上，发出一声爆响，碎玻璃散了一地，水也流了一地，这已经泡好，冒着浓浓的香味的茶叶沫，也流了一地。
校长的手有些抖，嘴也抖起来，说：“东来，请你冷静。”
我一又是一脚，踢翻了他的凳子，叫道：“你们砸了我的饭碗子，还叫我冷静？冷静个屁！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你们这种不负责的做法，是缺了八辈子德的！”
校长的头垂下去，说：“你要理解我，我这样一个校长，在公社领导面前，没有权，没有势，更没有说话的资格呀。”
我又吼了一声：“别给我提有权没有权的事！没有权，你有资格通知我吗？！全都是官话，全都是屁话！”吼完，我的眼睛酸酸的，转身走出这个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时，我又在他的门上踢了一脚。
这时候，我上师范的特殊的经历，像潮水一样，呼啦啦地涌向脑门：
1972年，我高中毕业，刚刚放下书包，就跟着村支部书记章哥，去挖河了。这挖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治理海河呀。这海河，是华北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江河之一，上游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三百多条支流，呈扇形汇集于七十三公里的海河干流，如玉带般地蜿蜒在津门大地。天津也因此被誉为“九河下梢”、“河海之要冲”。一九六三年八月，海河流域南部和西部遭受特大暴雨，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庄稼，吞没了我们的村庄，冀中冀南一片汪洋。村子里房屋一片片倒塌，砸死淹死的牲畜发出难闻的腐尸臭，满地的庄稼泡在水里，满地的蛤蟆哇哇叫，蛇们爬到高粱头上，缠着一棵棵的红高粱，乌鸦躲到高高的树上。急流冲垮了梯田，冲毁了滩地，冲毁了公路，冲毁了水库大坝，冲没了桥墩，把铁路的钢轨拧成绳形，挟裹着石块、树木、杂物翻滚着淤涡，吞吐着泡沫，奔腾着，咆哮着，象脱僵的野马俯冲而下。我们的领袖一声号令：一定要根治海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上游，几千座水库建成，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全部挖通，呼啸着，奔入大海。这些吃人的猛虎，就都成了一只只温顺的小羊。海河就像神灵一样说话了，它说：这代中国人，不能惹，豪情，壮志，感天地，泣鬼神啊。
这第一次挖河，是在南运河的景县地段，离家近，我们称做小河工。到了工地，我们村里十几个民工，睡在第九村的一个碾棚里。这碾棚，是土坯垒的，有两间房的草棚子那么大。碾棚的东边是一个石碾，南边和石碾对着的窗子，只是一个方形的土洞，没有窗架。石碾旁，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偏东的南墙上，有一个门，这门一人多高，一米多宽，没有门框，更没有实际的门。我最怕的，是那口大棺材。那棺材没有油漆，但看着就让人瘆得慌，好像那里面，已经睡满了，大大小小的鬼。那鬼，绿眼睛的，红鼻子的，大耳朵的，长舌头的，都能在我的眼里闪现出来。我们村里的人们，也都怕这口棺材，都把被褥放在尽量离棺材远一点的潮湿的地下。因为这个，大的推着小的，高的推着矮的，瘦的推着胖的，推推搡搡，一阵推搡之后，有两个人竟然动起了手脚，真的打了起来。打起来的，是胖子和瘦子。胖子打不过瘦子，突然发现有个好欺负的主，就是个子最小的我，把我推到棺材前。我僵硬地立着，好像看到棺材里一个死鬼跳出来，伸着长脖子，伸着血红的长舍头，一股尿流进裤裆里，噗哧噗哧掉起眼泪。章哥对胖子说：你没出息到家了，竟然欺负一个孩子。说着直奔那口棺材而去。他把被褥放在棺材上，铺好，就直接躺上去。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高高地翘起来，抖着，㨪着，抽着烟，哼着小曲，像神仙一样，悠然自得。章哥的举动，叫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那棺材没有用过，躺上去，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床。胖子说：支书，我腰疼，怕潮，让给我行吗？章哥说：不行，早干么了？胖子说：早没有看出来。章哥说：早没有看出来，就到一边歇着去吧。章哥抽完了一支烟，想再抽一支，瞅瞅烟盒，空了，摸摸衣兜，没了。胖子拿出自己兜里的烟，说：支书，我给你一棵烟，让给我行吗？章哥说：这么舒服的地方，一棵烟就想收买我，可能吗？不行。胖子说：怎么才能行？章哥说：你得给我一盒。胖子就把那盒烟放到支书的手里。章哥叼起烟，说：没有个眼力劲，点着呀。胖子拿出火柴，抽出一根，在火柴盒的边上一划，着了，双手捧着，送到章哥的烟头上，烟又在章哥的嘴头上，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章哥美美地吸着烟，说：看你岁数大，又没脸拉皮的，就让给你吧。章哥就在和我挨着的一块地方躺下。
这挖河，村子除记工分外，公社每天只补贴五分钱。可别小看这五分钱。这时候，五分钱，能买五个毛蛋，能买一个馒头，能买一个小烧饼，能在饭铺喝一碗鸡蛋汤，能买两块冰糕。挖河虽苦虽累，可是吃饭管饱。那香香的参着黄豆面的窝窝头，还有那香香的漂着油的粉条菜和猪肉片，都是随便吃，在家里哪能吃上这么饱，这么香的饭菜啊？我一手拿着三个窝窝头，一手端着菜，吃得狼吞虎咽，真是个美啊。我比猪还能吃，一顿能吃四五个窝窝头。有一次伙食改善，我吃了七个大馒头，摁了摁肚子还有窝，又多吃了一个。章哥说：你要是一头小猪，就好养了。
第一次出河工，我还推不了车子，章哥就让我拉车。河越挖越深，拉车的由一个人拉，增加到两个人拉，甚至三个人拉。河太深了，拉车就改为拉滑车。这滑车，是把一辆跨车子倒过来，卸掉轮胎，只留下轮毂。挖个坑，在车子的后面，埋进一个大筐，筐里放进碎石和土，用铁丝和木桩死死地固定在地下，再把车子牢牢地拴在这个筐上。车轮向着上方，车子就稳稳地固定在河岸上了。这滑车的轮毂上再穿过一根粗粗的铁丝，带铁钩子的一头伸向河底，有一个人钩住装满泥土的小推车。大绳的另一头，留在河岸。这头由我和年岁大一点的一个人，牢牢攥在手中，勒在肩膀上。他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生动的笑。所以和他一起干活，总叫我一天到晚，笑个不停。拿着勾子的那头的人，勾好车子，喊声：拉呀！我们两个就嗷的一声，拉着大绳，朝着河底方向跑去，下面勾车的，也拉着绳子，跟着车子向上走。一车子泥土就拉上河岸。我们两个再气喘吁吁地爬上河岸。拿铁钩子的，也返回河底，钩到另一辆装满泥的小推车上。我们两个再嗷一声拉上河岸。就这样一趟接着一趟，一车子连着一车子，反反复复，跑上跑下。冬季寒冷的风吹过来。我们穿着一个小褂，还不断地抹着脸上的汗。那根铁丝，发狠地在我衣服的肩部，弄出一个大洞，把我的肩膀勒红，勒肿，从红肿弄出血泡，血泡磨破，再红肿，再弄出血泡。我掉泪，但不服，肩上就生出一个厚厚的老茧子。有了茧子，再也不怕那钢丝欺负了。
河挖深了，河底就渗出细细的水珠，再深一点，掘一锨，细细的水流，就会咕嘟咕嘟地冒出来。一大早，章哥又带着我们，去挖河底的那个渗水沟了。这渗水沟，在河的中间，要挖到一米宽一米深。这沟，是原先挖过的，随着一层层取出沟边的土，沟就没有那么深了。现在只有再挖深这个沟，水才能渗下去，装土的车子，才能在湿土上面的木板上行走，才可以好干活。天很冷，水渠的湿土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凉碴子。我在上面一走，冰凉碴子就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碎纹，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还在上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脚印，一个连一个，弯弯曲曲，像是一条没有头的龙。踩的多了，这脚印，就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平平的，亮亮的，光滑的面。这渗水沟的水，静静的，亮亮的，在不太深的底部，闪着一道道波纹。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水就被朝霞映照的，一片红，一片紫，还有那一片片的微蓝，一片片的白亮。
章哥，不到四十岁，中等个，粗粗的腰，黑黑的脸，不太大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他掐着腰上宽宽的皮带，用力地抹了一把黑黑的额，甩了一下满是黑发的头，拿起一瓶六十七度的衡水老白干，张开大嘴，在瓶盖上咬了一口，瓶盖叭嗒一声，掉在脚下。他的嘴，对在瓶口上，一仰脸，酒瓶的底，向着天空，撅起来。他直起脖子，咕咚咚地喝下一大口。喝完一口御寒酒，他涨红着脸，挥着手，大声地说：大家都过来，每人喝一口，跟着我，跳下去！说完，他甩下鞋子，赤着脚，高高地挽起裤腿，先跳了下去。要知道，这是零度以下的寒冬呀。从他的身影里，我看到那些带着战士们，在呼啸的子弹下，在闪闪的刀光下，在倒下的一片片的尸体中，在血流成河的大地上，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的班长、连长的英姿。我看到了，那些在战场的英雄们，抡起大刀，威武地砍向敌人的头，端起刺刀刺向敌人的胸，握起机枪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扫向敌群。所有的人都喝了一口酒，学着章哥的样子，呼啦啦地跳下去。这群人，就像放风的鸭子，哇啦哇啦地叫着，在泥水里，舞动起铁锨。我也跟着章哥，跟着这些有着一腔热血的人们跳下去。站在冰凉的水沟里，混身打着哆嗦。不一会儿，冰凉的泥水觉得不凉了，人们都像开锅的水沸腾起来：铁臂舞，银锨挥，烂泥摊，一堆堆，甩到沟上边。干了不到半天，我就觉得手有些疼，伸开一看，两手都是水泡，还有几个血泡。这水泡、血泡圆圆的，鼓鼓的，铺满了两个手掌，水泡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黄豆，血泡像是一个个红小豆。摁一摁，有的硬，有的软，硬的像圆圆的小石子，软的像气蛤蟆的肚子，手指一摁，瘪下去，手指一抬，又鼓起来。扔一锨泥，就像手上的肉被扯下来一样。我咬着牙，裂着嘴，看看章哥，看看别人，都在拼命地干。有个五十多岁，长得很精瘦的人，累得吐了口血。那血，在他的眼前的泥水里漂着，像是一个黑红的球，慢慢变大，散开。他弯下细却有力的腰，深深地挖了一锨泥，连同那口血一同甩到沟上边。那血，随着泥，在空中飞起来，像是一团燃烧的火，发出耀眼的光。章哥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没事，吐了口血，可能是上火。说着，又弯下腰，锨深深地铲进泥里，一锨又一锨地甩着泥。我也是一条汉子，不是一条没骨头的可怜虫，手上起个水泡、血泡，不会示弱的。就是脑袋掉下来，也不会倒下。我的手臂又舞起来，锨又挥起来。这一个个的水泡、血泡，就不干了，他们向我发出了抗议：天爷爷，地奶奶呀，俺们要爆破了。我说：他奶奶的，破就破吧，破了我也不能认怂啊。这泡就破了。泡里的血，泡里的水，就一股股，噗嗤噗嗤地蹿出来。泡里挤出的水和血，从手掌流到手背，又和汗水搅织着，流到泥水里。这个时候，我的手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知觉了，就象在战场拼杀的战士，掉下一只耳朵，掉下一只胳膊，没有感觉一样。干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地把手张开：我的老天爷呀，这破了的泡，张开的肉皮，露出魔鬼一样狰狞的脸。我的手合上，再一张，这肉皮就像从手上扯下一块块的肉一样疼。又干了一会儿，伸开手再看看：旧泡的皮磨掉了，露出一片片又红又嫩的鲜肉，就像一个个孩子的嘴，颤颤抖抖地张着，滴着血，流着水。还又增加了新的水泡、血泡，露出魔鬼一样狰狞的脸。有个人大叫了一声：哎呀！怎么搞成这样！这一叫，章哥也看到了我的狼狈像，从水沟里站起来，带着一腿的泥，一身的脏水，一脸的黄泥点子，走过来，拉着我，说：你过来！我说：章哥，你拉我干什么？章哥吼了一声：兔崽子，费什么话，叫你过来就过来！他拉着我，跳出水沟，站在高一点的坡上，又抓着我的手，高高举起来，声如洪钟，慷慨激昂，说：大家都看看这双手，满手都是水泡，满手都是血泡。大家也看到了，跃哥年纪大，累得吐血，一直不停地干。东来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这样拼命。奶奶的，咱们都年轻力壮的，谁也不能耍熊！谁也不能给咱们村丢脸！他可能是太激动了，说完话，嘴还在张着，口里那几颗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牙，在阳光下，显得那样霸气，那样雄壮，那样威武，那样盛气凌人。起风了，河边的风裹着尘沙，越过河沟，掠过田野，卷走了地上干枯的柴草和树枝。我看到一只小小的麻雀，从那干枯的树枝上飞起来，它越飞越高，翅膀变硬了，身子变大了。它似乎变成了一只大雁，张开黑色的翅膀，发出撕心裂肺的鸣叫。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雄鹰，搏击长空，翱翔苍穹。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鲲鹏，扶摇万里，冲向九天。
后来我又出过大河工，这大河工是出了本县地段以外的河工。我累得吐血的那次，就是大河工。
到了1974年，那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热，烤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村南头的小河旁，大柳树下，绿草上，满是泥土的地下，坐满了我们村子的庄稼人。女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男人穿着大裤叉子，光着黑黑的脊背，脊背上爆出一层层的皮。有人随意拔起地下的一把草，拾起地下有树叶的条子，当扇子，在脸前不停地咕哒着，一张张漆黑的脸，掩饰不住本来的憨厚和纯真。我正在给家里挑水。挑水的井，就在大柳树下，井边镶着有些呲牙咧嘴的砖，周围是我挑水而洒满的水和湿湿的泥。章哥站在大树下，挥着草帽，大声地说：公社让咱们村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读书。人们大声地叫：俺娃十二了，可以去吗？俺娃十三了，可以去吗？章哥说：乱弹琴，还没有断奶吧，抱着你娃回家吃奶去吧。上大学是有条件的。条件是高中毕业，在村劳动二年以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进步。人们又喊：俺儿够条件！俺闺女够条件！我够了！我也够了！报上名就行吗！？章哥说：木头脑子吗？叫你们集中到这里干么了。得选呀！咱们讲民主，大伙选吧，投票！咱说好，奶奶的，谁也不能搞邪的歪的，大家都要凭良心，选出最好的娃！狗子，把纸条发给大家，把铅笔发给大家。有人喊：支书，俺不会写字！章哥说：猪脑子呀，不会写，叫会写的代笔呀。
我没有参加会，没有去投票，觉得这好事，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想也没有想。有人可能会说，你是瞎说吧，明明这是关系到个人一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怎么不去投票，怎么还会觉得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我给你们说，这是真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傻，傻的可爱，傻的叫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站在井台上，傻乎乎地提了满满的两桶水，站在一片片的水，一片片的泥里，拉开一扁担的距离，放在地上，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搭在扁担上，半蹲下身子，勾上水桶，挺直腰板，挑起来，大步在村民们面前走过。
可是票集中起来，拿到大队支部，一统计，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狗子得的票也不少，但比我少很多。可狗子是党员，还是大队支部委员，而我只是一个白脖子。狗子政治条件比我要优秀得多。他又是参加大队支部研究讨论的人。可能估计全支部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否定他，就开心地笑。可是章哥叫大家发表意见时，狗子不好意思直接说应该是自己，他相信有人会替他说话，可是等了半天，却没有人发声。章哥一拍桌子：大伙有眼光，就是他了：刘东来！狗子生气，没有说话，却到公社告了支书。那以后，狗子对我也有意见了，见了我，也不说话了。从小在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深深的友情，就这样没有了。
爸爸知道这个结果，既高兴又意外，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穿着灰裤叉子的屁股，坐在家里灰色的砖炕沿上，依着炕头的被摞子，那双方口的粗布鞋，半脱下，露出脚后跟，歪着头，看着我：怎么会是你？不会是做梦吧？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我。爸爸说：村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投你，支书怎么会看上你个秃羔子。我说：不知道。
可是，这时上大学是实行大队、公社、县文教局三级推荐的。在公社我就被刷下来了，没有戏。白叫爸爸高兴了一场。本来就是个意外，去不了，就算吧，也没有放到心上。
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公社又给了我们村一个上大学的推荐指标。章哥说：不用再选了，还是刘东来。谁有意见，再到公社去告吧。在一个大热的中午，章哥亲自骑着车子，去公社送我的推荐表。出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头上戴着一个干净的草帽，还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褂子，车子虽破，但擦得很亮。村头树上的知了，在他的头上，吱啦吱啦地叫。他好像看到我了，也没有和我说话。回来后，他看到我，说：我对公社领导说了：这是个好孩子。去年俺们村报的也是他，因为有人告状，没有给俺推上去。今年还是他。希望你们开开恩，给俺推上去。今年公社要是再不给推上去，转过年来，再有指标，俺们村还报他。狗子更生气，又去告状了。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被公社推到县里了，推荐的是大学，可是在县里又被挤下来了，成了省中专。省中专也不错，抓紧找一找。别再出现意外。他说的找一找，就是托关系找人。这对我们乡下的孩子来说，真的不会，也没有听说过。这几年的工农兵学员，有人说，是走后门去的。其实，走后门的因素真的非常少。那是一个像水一样透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老百姓和下层干部的思想几乎都纯正无私得像个孩子。我说：没有人，怎么找？她说：你找辛老师呀。辛老师就在县文教局上班，他肯定会给你帮忙的。
辛老师，高高的个子。他应该是所有的老师中，对我最关心的一个了。记得辛老师任我的初中班主任时，有一天下大雨，我拿了把伞，踏着泥泞的路去上学。那日，雨大，风也大，那破伞，一点作用也没有。到了学校，教室里就辛老师和几个学生。辛老师看到我的衣服和书包都淋湿了，就帮我把书包里的书，一本本拿出来，凉到桌上，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说：跟我来。我跟着他到了宿舍。他用毛巾擦了擦我湿漉漉的头发，拿出一身自己的衣服，说：换上吧。我就把湿衣服脱下来，放在他的凳子上，穿上他的衣服。那衣服好长，好大，好肥。上衣简直就是一个长长的大衣，也很厚，黑色的，呢绒的，那绒毛还有点闪光发亮。裤子长得能把我整个人装进去。他弯下腰，帮我把裤子挽起来，笑了笑说：就这样吧，暖和就行。然后就把我的湿衣服凉上，那只温暖的大手，在我的头顶上，抚摸了一下，拉起我的手，走向教室。那时我长得很矮小，头刚刚到他的胸。我一进教室，那几个学生，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可能辛老师太喜欢我了吧，班上组织学生政治学习，她总是让我读报纸。参加课外劳动，干完活，休息时，大树下，地边的小沟里，长满青草的地下，坐满了学生。辛老师说：东来，再给大家读一段报纸。我就捧着报纸，站在那里大声地读。这时候，辛老师坐在道沟边的黑土上，两只脚踏在绿草上，一双手放在膝盖上，挺着有力的胸，微笑地看着我的脸，眼睛甜甜地眯着，放着热热的期望的光，眼神里写满了关爱。同学们团团地把我围在中间。小风轻轻地吹着，树叶哗啦啦地响着，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射在我的脸上，地下的小鸟在我们的身边跳着，我抑扬顿挫的声音，便回荡在空中。
那时候，上中学都是带干粮的，中午我们带到学校的干粮，用一个手绢或者一块麻布包起来，一个个放到笼屉里。学生们轮流值班烧火熥干粮。学生的伙房，在学校东面的一个小土房里，小土房有个门洞，没有门。里面有一个大灶，灶上是一个大黑锅，锅里添上满满的一锅水。锅上是一层又一层的笼屉，里面放满了我们的干粮。值班的学生，在上午最后一节自习课的时候，就抱着一大堆干黄的玉米秸，去烧火熥干粮。这灶旁没有风箱，灶下有一个铁篦子，铁篦子下，有一个进风口。风从这个口里进去，火就燃得很旺。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值班，一根根地把柴火放进铁篦子上，火苗腾腾地冒出来，燎去了我的一溜头发，还有我的眉。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一层层地围着笼屉，瞪着大眼，伸着胳膊，张着嘴，去认领自己的干粮。干粮没有记号，也没有名字，只是靠手绢的颜色，或包的布的颜色，来辨认。找到了，抓起来，又喊又叫地往外跑。有人会高兴得把自己手里的干粮，轻轻地抛向头顶前方的空中，像玩球一样扔起来，手接着，再扔起。想喝笼锅水的，就挨个凑到锅前，伸出自己的破茶缸，去舀笼锅水喝。这笼锅水，不是菜汤，没有一个葱花，也没有一滴油，就是纯熥干粮的水。我拿着自己的红高梁饼子，端着一茶缸笼锅水，往教室里走。辛老师站在教师伙房前，大声喊我：刘东来，刘东来！我就屁颠颠地跑到辛老师跟前去。辛老师亲切地抚摸着我秃驴子一样的头，说：我看看你带的什么干粮啊？我仰脸看着辛老师笑眯眯的眼，说：红高粮饼子。辛老师说：这个好吃吗？我说：好吃。辛老师说：我没有吃过这东西，尝尝，可以吗？我说：老师，您可吃不下。很硬的。辛老师又亲切地拍了拍我的头，说：就让我尝尝吧，看着这又红又黑亮的颜色，就馋得慌。今天咱俩换着吃。原来，这天中午，老师们改善伙食，他们蒸的热包子。我看到，辛老师手里的热包子，冒着热气，光光的白白的面皮上，冒出星星点点发亮的油，散发着扑鼻的香味。这油，这香味，像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把我的胃吊起来了。胃张开了口，说：快，把包子放进来吧。可是这包子，还在辛老师的手里，放不到胃的口里，这嘴就馋得要流口水了。我在心里说：口水啊，可别流出来。流出来，丢人。口水说：馋得难受，不流出来，忍不住呀。我说：你千万别出来。你要出来，老师会把我笑话死的。口水说：憋得难受，我要出来呀。那口水竟然滴滴答答地从嘴里流出来了。这时候我要是一只狗，早就会高高地跳起来，身子腾向空中，尾巴也翘向空中，一口把他的热包子叼在嘴里，夹着尾巴跑了。他还竟然说，要和我换着吃。天下还有这样美的事，还有这样傻的人。辛老师不等我答应，就把他的热包子，放到我的手里，然后把我的红高粱饼子，拿过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真的吃得很香，可能吃得太急了，噎了一口，拿过我的笼锅水喝了起来。喝完了我的笼锅水，他到教师的伙房里，舀了一茶缸香香的菜汤，递给我。我好奇怪：不知道辛老师为什么喜欢吃红高粮饼子，就高兴地把他的热包子，很快塞进嘴里了。我第一次吃这么香的包子，吃得满嘴流油，吃得狼吞虎咽。我这吃红高粱饼子的胃口，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宠爱，把消化能力一下子就发挥到了极点，这热包子，在我的胃里只是打了一个滚，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辛老师看出了我的窘态，笑着又从伙房拿了两个热包子，塞到我的手里。我竟然又几口吞下去。辛老师问：还吃吗？我想说：吃。可是那起码的尊严告诉我，不能说。我说：可不吃了。太饱了。其实，再给我四个包子，我也能吃得下。可是我不能再吃辛老师的包子了。这已经吃得够丢人的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这是辛老师想让我吃他的包子，故意骗我的。我也真傻，这么大个人了，还和小孩子一样傻。
所以，我就骑着家里的大水管自行车，去找辛老师了。这时，村里种的红薯多，这红薯我们家叫山药，娘挑了两个大的，叫我给辛老师带着。我说：不带。我找辛老师去办事，带上就成了送礼了。娘说：光说傻话，这算什么送礼？娘就把两个大山药，一个裤兜里塞了一个。这裤子是长裤叉，塞上两个大山药，好难看，裤子没有腰带，山药往下一坠，裤子都能掉下来。我说：娘，这不行。能掉裤子。娘说：要不就拿个兜，山药放兜子里，提着。我说：那就真成了送礼了。娘就找一个绳子做腰带，给我系上。娘说：这就行了，上面的背心长，往下一拉，什么也看不出来。我就这样去见辛老师了。辛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县教育局大院最后面的一排红砖房。办公室的门，对着砖铺的那条小路。他的门是开着的，站在门外，我就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坐在长条的方桌前看书。我大声地喊：辛老师！辛老师听到了，走出来，拉着我的手，微笑地看着我，响亮地喊着我的名字：刘东来！他还把我当做小孩子一样，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时候，柳树的叶子飘啊飘的，有一片落在了她的肩上。两只麻雀在他的脚下跳着。他说：东来，毕业好几年了，也不来看我，把我忘了吧。我说：没有忘。我在村里干活，可忙了。他拉我走进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凳子上。他不坐，站在的旁边，扶着我的身子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村子里。辛老师摸了我的裤兜，说：这里面是什么宝贝呀？我说：山药。我娘叫我带给您的。辛老师说：快拿出来，我看看。辛老师把两个大山药，从我的衣兜里往外掏。山药大，兜太紧，辛老师费了老大劲，才掏出来。辛老师说：你娘装的这山药也太大了。我得吃好几天吧。我就咧着嘴笑。辛老师说：一直想你这个学生。教了那么多的学生，对你的记忆最深了。找我有事吗？我就把我推荐上大学的事告诉她。辛老师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说：老师，我不知道这事要找人，也不知道你在县文教局上班呀。辛老师说：我和县招生办主任是铁哥们。公社推荐的你是大学，早告诉我，肯定能走，已经掉下来了，就不能再上去，只能走中专了。太可惜了。他又向我笑了笑，立即走进他办公室前面有电话的小房子，给在衡水正在做招生工作的县招办主任打电话。房子太矮了，辛老师太高了。他走进那间小房子，头都顶到房顶上了。这间小房子大概不到十平，前面那间房子，原来有家属住，特意在后面盖了这间小房子，当作伙房，后来这间小房子就成了电话室了。小房子处于辛老师办公室对面，西排房子最东头的后面，紧贴着那排房子的后墙，一个小窗子向着北面，向西的小门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柳树伸展着又长又粗大的枝干，撑向空中，茂盛的绿绿的枝叶，几乎把那个小房子完完整整的遮盖起来。树上还有两只小鸟喳喳地叫着。有一只是红嘴绿身子的。我就站在门前的大柳树下，傻傻地看着树上的两只小鸟，听着辛老师打电话：辛老师说：“我是老辛，推荐的学生里有个叫刘东来的知道吗？”“知道的。”“他是公社推荐的大学，有什么变动吗？”“有变动，变成了省中专。”“省中专没有问题是吧？”“现在省中专也去不了啦。”“为什么？”“他的血压是80/130，高压有点高。”平时我的血压是80/120，那次体检可能是有点激动吧。“这是我的学生，请你多费心，想想办法，省中专给推上去吧。”“省中专已经录完了。早说还行。现在去不了。地中专只剩下师范没有录了。”“那就安排他上师范，师范你一定要让他走。拜托了。”“好吧。请放心，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我成了一九七五年入学的衡水中专师范生。
但我们这届毕业生，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社来社去的学生，应该算是工农兵学员的另类。毕业后，要回农村，争工分。代课也要记工分的。
没有想到，正是这社来社去和代课记工分的事，让我再一次走入人生的低谷。想到这些，我蹲在地上，大叫了一声：亲爱的章哥，亲爱的辛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