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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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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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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的野百合连载

  序言

其实,我是个很笨的老男人。

一部长篇小说竟然彻底推倒四次重新来过。第一次初稿形成,是在2015年的初冬。那时我满怀激情写下了34万多字,完工当晚便邀约几个朋友喝酒庆贺,酒醉之后还给北京的作家哥们打电话“报喜”,后来又历经长达一年多时间先后修改七次,信心满怀请两位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颇负盛名的老师“把脉”。但是,当我满怀希望期待半月以后,其中一位评论家老师却说:“你写的那稿子我读完之后毫无感觉,没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即便是一部自传却也面面俱到,显得很散乱。”老师在电话里指导说:“小说不仅要有生动的语言,更要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要有扣人心弦的情景细节,要用对话传达思想情感,要以场景描写烘托艺术氛围……。”当时,我听罢颇受启发,也很受感动,便向单位请了年休假,独自驱车一百多公里,躲在河南的一个陌生县城重新谋篇布局投入新的写作。恰在这时,一位多年交好的编辑老师打电话来,问及我多年之前曾给他看过的一个中篇小说,但我当时正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兴头上,就说:“我躲在外地写一部长篇小说,等写完后送你审阅,看能否刊用?”差不多一个月初稿完成后,我便信心满满地将稿子发给那位编辑老师,却不料多日以后,当我们在北京谋面的时候,他却婉言告诉我说:“你这篇稿子目前在杂志上刊发可能还是有些障碍的。”及至酒过三巡被我穷追不舍,他才勉为其难地说:“你写小说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交代故事上了,那样既不灵动,也显得很笨拙。”

听罢此话,我顿时哑然了起来。后来,我趁着酒意不断追问老师:“你看我到底能不能写小说?”老师笑而不语,但他沉默许久后说:“这个问题你今晚都问我三遍了,我也回答了三遍,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再说了,但通过看你的这个稿子,感觉你是个很有生活的人。”他后来给我提示了写作的切入点,还苦口婆心教导我如何摆脱单纯的故事赘述,让小说变得更加像小说。临别之际,他还向我推荐了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成名作《人树》和冰岛作家哈·基·拉克司奈斯的《独立的人们》,叮嘱我要认真阅读,以便借鉴。

或许没有人会相信,那天晚上我与老师告别返回宾馆后,借着酒意竟然为创作的失败而抱头痛哭。在酒意的悲伤中,我回想自己过往的人生——“幼年遭受饥饿折磨,少年失去父母双亲,初二辍学后种地、养蜂、挖煤、伐木,还跟着工程队一起搞建筑,幸亏当兵以后生活才发生逆转,不仅考入军校当上军官,还在省会郑州找到老婆,还有了可爱的女儿。2005年底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安置工作后,努力拼搏几年竟然迷离巴登又混个‘小领导’当了。”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人生看似经历丰富,艰辛曲折,但是当所有生活往事皆成为过眼云烟的时候,相对于依然守望着陕北南部山区那片贫瘠的土地讨要生活的亲人来说,我其实是生活的宠儿,而他们的人生才异常艰辛而又苦难。

“文学是苦难的艺术。”这是我当时想到的一句话。截至目前,我没有就这句话查询出处,我想也无须查询出处。如果已有名人说过,那就是我的“引用”。如果还没有名人说过,那就是我的独家创作。“文学是苦难的艺术,唯有苦难,才让人性生辉;唯有苦难,才能抵达生命的本质;唯有苦难,才能触摸社会的真实;唯有苦难,才有艺术的夸张与虚构。”这时我又想起几年之前,一家省级文学期刊的副主编曾对我说:“小说就是要夸张,夸张,再夸张。没有夸张,小说就没有艺术的质感。”我还回想起一位评论家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小说就是要虚构,没有虚构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说。”说实话,对这几句话我当初还不甚理解,但是当我对这部长篇小说第四次推倒重来时,突然就顿悟了“小说就是要夸张”、“小说就是要虚构”这两句话的真谛。我想,关于小说创作,苦难是生活的真实,而夸张是艺术的真实,虚构则是小说的品质。小说再现真实生活却不能拘泥于生活的原生状态,是艺术夸张和情景虚构后的生活再造。所以,当我打开电脑草拟第四稿写作提纲时,我想到了我的两个姐姐。我的两个姐姐,如今依然还在陕北南部山区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我知道,她们都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但她们却坚定坚韧地守望着那片贫瘠的土地,守望着家园和孩子而苦难地生活。我的两个姐姐的年龄相差比较大,性格特征也各不相同。大姐是个乐观豁达之人,但二姐的性格却十分沉静。与大姐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对我讲述她的婚姻与我们姚家的生活往事,但与二姐坐在一起却沉闷得你想发疯。然而,沉默的二姐却是个内心格外坚定的人,她为了生个男孩被“计划生育”罚款搞得倾家荡产,但最终却还是“超生”了个男孩,满足了她的心愿。

当我想到两个姐姐的时候,脑海里的写作思路突然改变了——原本以哥哥为“原型”的主角,却被俩个姐姐替换了——“祯秀”的形象就这样突然窜入了我脑海。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两个姐姐人生的经历仔细回想几遍,可爱的祯秀,坚定的祯秀,坚韧的祯秀,就渐渐地浮现眼前。她年轻漂亮,性情温和却又坚定坚韧;她心怀家族使命,有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为了给弟弟创造读书机会,为“杨家”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而与傻子订婚成婚;她豁达乐观,坚守“家族信仰”,忍气吞声执着“孝道”的精神追求。所以,当她爱上傻子以后,就不遗余力为傻子传宗接代“生儿子”,但现实社会却让“生儿育女”这个简单的问题变得极其艰辛与苦难,人类的繁衍生息自然属性,便成为了她生活的现实羁绊。但对生活怀有信念的祯秀,在苦苦的挣扎当中走出阴霾依然是一片蓝天。

生活在这个复杂社会的人们,遭受生活的苦难是自己难以预料的。当生活向祯秀张开笑脸的时候,因为“傻子丈夫”的突然死亡,再次让她深陷生活的漩涡之中,她被唾弃被辱骂,甚至因为思想差异导致儿子“反叛”……儿子付盛明弃她而去的事实,使她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但她依然忍气吞声默然承受,依然笑容满面地面对未知的人生。是信念支撑着“祯秀”坦然面对苦难,是“爱”让祯秀保持坚定坚韧的精神追求。她爱孩子,爱弟弟,爱所有应该去爱又或者不应该去爱的人,唯独时常忘记爱自己。祯秀在苦难中熬过了她孤寂的一生。生之意外,死之突然,却迫使我们思考:“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应该如何把握人生?社会应当如何帮助她们摆脱生命的苦难?活着的我们,当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应当保持怎样的精神状态来面对未知的生活?”这些我们无法解开的谜团,的确值我们深思的!

关于小说中的“祯虎”,是基于哥哥的原型进行的艺术虚构。我这一辈子几乎是在哥哥的阴影下长大的。小时候哥哥学习优秀一俊遮百丑,很得父母和姐姐的赏识。他是我们姊妹四个当中唯一参加过高考的“文化人”。但多年以后,当我们姊妹四人都已长大成人的时候,这才发现唯有哥哥的生活最为艰难……说实话,这些年来,哥哥没少给我和两个姐姐添麻烦。我每次回陕北探亲与姐姐们谈起哥哥的时候,心里都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情绪,但如今静下心来细想却发现,其实我们虽是同胞兄弟,却没有谁真正走进他的内心。哥哥生活是苦难的,但他的苦难却是因为知识。知识没能涵养他的人生,反而成了他生活的障碍。哥哥的悲哀既有他自身的问题,更有“乡村中国”对农村知识分子的心灵碾压。

小说是虚构与夸张的艺术。在创作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大概是受了所谓“现实魔幻主义”思想的影响,借用了很多“梦幻”和神秘场景来推动故事进程。我不知道这种运用是否恰当,特别是对“白庙老妪”,“神人”皮四爷,父亲母亲,黄狗傻子和小狗“憨头傻宝”等人物和动物的描写,都有些看似“神神道道”,但却寄予了小说思想灵魂的支撑。在这个长篇第三次推倒从来的时候,我设计了“家谱”这个道具贯穿始终,寄希望通过对“家谱”的守望与反叛,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文化与思想信仰的缺失根由。

我很感谢失败,至少那三次写作的失败,对我来说是对创作长篇的积极尝试,也帮助我理清了故事发展的基本脉络。我尤其要感谢在我创作过程中,不断给予我指导的几位老师,是他们看似三言两语却十分准确的指导,才让我对小说创作有了顿悟。我感谢在创作过程中,能够忍受聒噪不厌其烦地听我唠叨,并一起讨论故事情节的好朋友,他们虽然不会写小说却懂得生活艺术,给予我更加深刻的生活感悟。我感谢默默支持我坚持“作家梦想”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让我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信念坚定而不寂寞。当然,我更要感谢生活。它给予我生命的磨练和人生感悟,让我始终心存悲悯与善良,内心向善且敏感而脆弱,始终对生活充满希望、饱满热情,我才不至于沉溺于酒色、消沉堕落。当然我更要感谢自己——这是因为,我不是专业作家,每天不仅要面对大量的机关公文,还要处理繁杂的机关事务,写小说的时间对我来说极其零散,与此同时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处理机关事务和撰写公文需要的是理性思维,但小说创作却是感性思维的产物。所以,往往在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现实环境和语体切换中,总是觉得内心很累,甚至还有精神崩溃的感觉,好在是内心始终怀有“当作家”的美好梦想,这才写出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高原上的野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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