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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越来越多，镇上的邮递员每天早上来送信，都会在大柳树下按车铃，我听到车铃一响，便知道邮递员来送信了。
有时是十封，有时是八封，也有的时候是二十多封。
刘大娘每次看见都会站在当街盯着我看，“燕子，你咋这么多信？”
“嗯呢，刘大娘。”我说，“是读者来信。”
“读者是谁？”刘大娘又问。“哪个村的？
“是全国各地的。”我解释。
“各地的？”刘大娘好像明白了，“每天咋写这么多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刘大娘解释，便抱着那一摞信转身回了院。
那天中午，母亲去当街抱柴火，刘大娘神神秘秘地套母亲的话：“晓为妈，你家燕子搞对象了你知道吗？”
母亲一愣，说，“不知道呀，谁说的？”
“她自己说的。”刘大娘说。
“不能吧？”母亲用怀疑的眼神看了刘大娘一眼，问：“哪个村的？”
“各地村的。”刘大娘好像啥都知道似的。
“各地村是哪？”母亲很少出门，有些孤陋寡闻：“我咋没听说过这个村啊。”
“倴城那边的。”刘大娘肯定地说，“你刘大哥经常去那边卖货，我听他说起过。各地村比咱们村富裕，燕子挺有眼光的，就是不知道这小伙子多大岁数，长得啥样。”
“那她没和我说呀。”母亲有些生气了，“这丫头，这么大的事也瞒着我。”
刘大娘笑了，眯着一双小眼睛，给母亲出主意，说：“燕子是怕你给晓存换亲吧？所以不敢和你说。你看她不在家时翻翻那些信，肯定有那个小伙子的照片啥的。”
“对，对！”母亲感谢地对刘大娘连连点头，心里有了主意。
那天我放学刚进家门，母亲就拿着烧火杖堵住我，问：“燕子，你啥时候找的对象？”
“对象？”我想起小驴，小驴那是一厢情愿，不关我事啊。难道是小驴母亲找上门来了？
“对啊，快说。”母亲见我不说话，举着烧火杖在我眼前晃了晃。
“没有啊，妈。谁说的？”我否认。
“还说没有，你刘大娘都知道了，你还瞒着我？”母亲拿眼睛瞪着我，“快点说实话。今天你不说实话我就拿烧火杖打你！”
“真没有啊，妈，我刘大娘净瞎说！”我还在争辩着。
这时，母亲忽然从炕上拿起一张照片，“你瞅瞅，你瞅瞅，还说没有，啊？你刘大娘都告诉我了，各地村的，看，还是个当兵的！”
我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你笑死我了。”
“你还有脸笑！”母亲举起烧火杖就想打。
我连忙抓住母亲的手，和母亲解释，“妈，你好好看看，那照片上的人是谁？”说着，我又忍不住笑。
母亲停下手，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又仔细看了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短发，戴着军帽，英姿飒爽。
“长得是不错，挺精神的，不过你二哥还没对象，你不能先找对象！”母亲还是想让我给二哥换亲。
“我没找，妈。你这各地村是哪个村啊？”我边说边笑。
母亲不识字，别说自己的名字，就来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刘大娘也一样，难怪她们以为全国各地是个村呢。
“别嬉皮笑脸，先说，照片上这小伙子是谁？”母亲依然板着脸。
我笑着告诉母亲，“妈，这个人是你闺女，你没看出来？”
这张照片是我刚刚从镇上照的，照相馆除了绿军装就是红礼帽，我头发短，像男孩子，照相馆的人便让我穿着这身军装站在马路上拍了这张照片，远处的背景是镇上的老房子。
母亲竟然以为这张照片的人是个男孩，母亲听说是我，又拿起照片仔细辨认一番，终于确定是我，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知道我没搞对象，母亲就放心了。
那时我开始逃学了。每天下午钻进村东的树林里，拿着笔和本坐在树下写文章。
万亩林场空无一人，只有小鸟在林间穿梭着，它们好像也不忍惊扰我，静静地在枝头，或在草地上，悄无声息地捉虫吃。
林子里全是槐树，偶尔会见到一两棵榆树。
我的头发渐渐长长了，母亲从集市上买来布头给我做长裙，我越来越像个女孩子了。
我和爱玲商量过，如果母亲让我们换亲，我俩换不换？
爱玲使劲点点头，我也使劲点点头。我俩抱在一起高兴地跳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不用分开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人给爱玲哥哥说媒，我大姑家的姐姐最后和爱玲哥哥订婚了。
我很失落，爱玲安慰我说，“将来咱俩找对象都找本村的，这样咱俩就还能在一起。”
“嗯！”我答应着，然后我俩拉勾：“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小时候，母亲总感觉将来我会远嫁的，吃饭的时候拿筷子夹菜，母亲也总是对使眼色，“看到没？你闺女，拿筷子那手，夹菜离得那么长，将来不定嫁到哪去了呢！”
父亲总是向着我说话：“我就这一个宝贝闺女，将来你愿意去哪去哪，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就知道你闺女，不惦记你儿子。”母亲不满地对父亲说。
母亲的担心由来已久，爱玲哥哥一订婚，母亲对我更是看管得严，生怕一不注意，我就从她眼皮底下消失了似的。
镇上的邮递员成了我的专职邮递员，村里没人写信也没人订报纸，邮递员每次进村，都是直奔吴家大院门口的大柳树而来。
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是安徽省的一个读者写来的，这位读者已经六十多岁了，随信寄来的，还有他的一张全家福。全家福上是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三个儿女。
这位老人家也是文学爱好者，他告诉我，安徽《审计导报》有一位编辑叫向崇安，向编辑刚刚出了一本诗集，他让我花两块五毛钱购买向编辑的一本诗集，然后借此机会给《审计导报》投稿。
“不会是骗子吧？”我第一次遇到寄钱这样的事情，心里不免打起了小鼓。
钱没有，但是我还想投稿。
思来想去，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用黑白碎布做了一个布娃娃，并连同一篇小小说寄了出去。
没想到，很快我便收到了向编辑给我寄来的诗集，还有全年的《审计导报》以及汇来的二十五块钱稿费。
“嚯！二十五呢！”邮递员把汇票交到我手上时，羡慕地说。
从那时起，我每月都能够拿到几十元的稿费，给父母用来补贴家用。
我的文章适合在《审计导报》发表的，向编辑会在《审计导报》发表，不适合的，他会帮我推荐到《工人文化报》《中学生导报》《中华讯报》上，我很快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品被收录到《中国当代中青年诗人辞典》。
那年，我的诗歌在全国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组委会安排获奖作者去安徽参加颁奖典礼，我发了电报告诉向编辑，哪天到。
但是出发前，母亲拦住了我：“不能去，不能去各地，各地坏人可多呢，把你卖了可咋整？”
后来向编辑给我写信，说，那天他早上起来就举着大牌子去火车站接站，一直到晚上，也没有看到我的身影，他问我，“不是走丢了吧？”
我很愧疚，不知道该怎么和向编辑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