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伏天是一年最热的季节,中伏最热。1947年,三家子屯的伏天格外热,有一股比伏天还热的热浪席卷着整个屯子。
今年伏天好像比往年来得晚,六月初三才初伏。中伏前后,忙铲忙趟的农活差不多也就完事了,剩下的农活也就是放放秋垄,用人工的活计不多了,主要是赶犁杖趟地的要忙一些。农活不多了,小家小户自不必说,雇了伙计的大户人家也会给长工们放几天假,回去扒炕抹墙,拾掇院子。短工好说,那就是结算工钱,各自回家了。这个时节,我们这里叫“挂锄”。这是个形象的说法,说的就是铲趟完活,锄头用不着了,擦干净倒挂到房檐下的横杆上,东北农家草房的房檐下会拴个杆子,那里专门挂着平时不用的农具,有的人家到了秋天也会挂着成串的“蒜辫子”、红辣椒之类的干菜,这时节雨水少了,这些干货挂在这就当晾晒了。
六月十六那天,东家王小抠告诉我爷爷可以回家放工十天,也就是休息十天了。几个短工就结账回家了,短工有我们本屯的,也有外屯的。彭树也是短工,只有他是从江东过来的,按说该结账回江东。
彭树没有回江东,他跟着我爷爷去了我们家,说是要帮我爷爷干点家务活。
那时候我们的家,说是家,比窝棚强点不多。两间要倒的小草房,东屋是南向开门的“外屋地”,进屋就是锅台,靠北墙,东边是柴火堆,西边又是一个锅台,这是烧北炕的。进了里屋是南北炕,靠近西山墙那块,是连接南北炕的烟道,这样北炕的烟就可以从这里跟南炕的烟汇合,一起出房外的烟囱了。高粱秸篾子编的炕席,已经破得不像样了。我爷爷干农活是好手,可他不会编炕席,又没钱买新的。原来日子过得清苦,这两年兵荒马乱,更不用提了,再加上我奶奶操持家务还挺差劲,用现在的话说是“不会过”。
在东北我们老家这里,挂锄时节,家家户户得扒炕抹墙。东北土炕,烧火做饭跑了一年烟了,有的炕面塌了,炕洞满是烟灰,烟囱不好烧不说,有时炕洞挂着烟道油子着了,还容易失火,每年扒炕搭炕这活儿就少不了了。另外,土草房外墙一年风吹雨淋,有的地方都透风了,破破烂烂的,抹墙也是一项重要活计,墙抹好了,房子规整好看不说,冬天也能抵挡风寒了。每年挂锄后立秋前,家家差不多都是忙着扒炕抹墙。扒炕换炕面必须用“坯”。这就得“脱坯”,用铡短的麦秸加黄土和泥,把泥摔在一尺半长一尺来宽三寸来厚的木制的模子里,用力压实,再用手沾水抹平抹光。模子一抬,就脱成一块坯,晾一两天成形了,再翻起来立着晾,风干后就是成品坯了。搭炕面,垒墙,这是好材料。“和大泥、拖大坯”是东北话“四大累”中的两项活计,说明这是重体力劳动。这个时候雨水很多,说下雨就下雨,不过,天气晴的时候,是真的很热,刚拖完的土坯,一天就成形了,要是看着天不好,要来雨了,那就摞成中间有空的马莲垛,阴干几天就好了。天放晴了,两天就晒干,可以用来垒墙搭炕面。当然,许多扒炕用的是上年或是春天脱的坯,那是已经干透的坯了。今年“脱坯”是准备明年用的。
彭树没有回江东,来我爷爷家,算是添了人手,帮着干这些苦活儿累活儿。他好像精神头特别足,每天忙完活计,只要天气不错,他就会去屯西边的饮马河游一会儿,然后换身衣服回来,衣服不新,就是一个干净,特别是他带来的行李,每天都叠得特别整齐地放在北炕边上,像几块坯摞起来那样平整,不像我们家的被,奶奶都是叠巴叠巴堆在炕柜上。我奶奶说,这小彭比老娘们都利索。我爷爷说是,要是老娘们都像你也够呛!我爷爷常说我奶奶干啥不利索,其实他也不愿意收拾家,干庄稼活是好手。
叠放破被枕头的那个旧炕柜是我太爷爷留下的,好像是我们家当时的主要家产了,再有一样最重要的家产就是这两间要倒的草房。好在彭树和我爷爷这几天收拾完炕,抹完外墙,然后又打了蒲草苫了房,要不房子再漏严重了,可真的要倒了。
忙完一天的活计,在饮马河游完泳,吃过晚饭,彭树更忙了。有时候是他和我爷爷一起在屯中串门,有时候是屯中的人来我爷爷家,两间小屋子常常坐满了,这是下雨坏天。要是天好,他们就在院子里,或蹲或坐。其实,他和我爷爷串门的事儿在他来王小抠家打短工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那个时候,王小抠家的伙计被管得紧,起早贪黑地捆到地里,只有下雨坏天的时候,才能出来走走。这回自己家的活计,好安排,串门唠嗑就随便了。常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是我爷爷的把兄弟“老箱底”崔立阳、喇叭匠子赵国风,刘大愣、“五老板”等人。杨悠子是常客,王大学生和王大爪子也过来。王大学生跟彭树到底是读书人,这俩人一唠起来,我爷爷他们插不上话,因为他们听不明白,说的地方他们没去过,说的事儿他们没听过。一句半句的,也就是什么江东解放区、共产党八路军啥的能听个大概。
这个时节,扒炕抹墙是家家户户必须忙活的事,像王大学生这样的户也得扒炕,虽然他的海青房不用抹墙,人家那是青砖挂面。扒炕这样的活计他干不了,当年有伙计是伙计们给干,这几年就是屯里人帮忙。这几天他在我爷爷家跟彭树唠得热闹,迟迟没张罗扒炕的事。那天晚上说起来明天也得扒炕了。彭树说,王老师没事儿,我去帮你,他去了,我爷爷也不能闲着。就这样,我爷爷和彭树又去王大学生家帮了一天工。帮工在主家吃饭是正常的,王大学生本来就好脸,酒菜自然少不了,俩人唠得特别近乎,我爷爷插不上话不说,有些话他都听不明白。吃完饭往家走的路上,彭树说,王大学生这人不错,将来是可以争取的,能做点事。我爷爷不明白啥叫“可以争取的”,只是随声应着。
开始屯中的聚会“老箱底”和郭春山只能隔三岔五来一趟,因为他们还没放工呢。王警尉家的人手少,快出伏天了,铲趟才完活,挂锄放工比别人家晚了十来天。总算挂锄放工了,打短工的郭春山也没有回家,结了工钱他就跟着“老箱底”来到我爷爷家,当天晚上“老箱底”回自己家,郭春山就和彭树都挤到了我爷爷家的小北炕上。他来这天,我爷爷本来应该上工了,王小抠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开了恩,给我爷爷他们几个长工又多放了十天工,这可是八辈子都没遇上的好事。这一来,几个人又可以聚在一起了。于是,彭树,郭春山,我爷爷他们那几个磕头的弟兄,还有三家子屯好热闹的人,就把我们家当成了聚会的点。
原来我们屯有个很热闹的聚会的点,那是薛三爷家的东下屋,也就是东厢房,那是个“放局”的地方。我们屯子推牌九耍钱的主,都往那凑合,有时,外村屯的耍钱的人也来。只要农闲,这里就热闹起来,十冬腊月,春节过后的闲正月,这里甚至整天整宿传出开牌押点的喊叫声。前屯后街的什么赵老颠,刘家窝堡的陈四美都是常客,本屯子杨悠子,还有王大爪子他们有时也上去玩两把,不过他是小耍,跟人家赵老颠、陈四美那些大耍钱的不是一回事儿。耍钱的人不少,看热闹的人更多,薛三爷家不怕人多吵闹,“放局”是抽红的,耍钱人有输有赢,他家稳赚不赔。有时“架货”就顺带放高利贷了。“架货”就是输没钱还想翻本的人,可以在这里借钱或让薛三爷“叫话”,赊钱来赌。赢家冲薛三爷说话、要钱。薛三爷则是向输家“说话”、要钱。薛三爷有能力,有势力,输家欠不下他钱,还钱还晚了那利息你都给不起。
我爷爷他们这五个磕头的弟兄,平时就很少去这个地方,用屯邻人的话就是人家那几个磕头的是正经人。今年挂锄后,他们哥几个就几乎天天聚到我爷爷家了。这回郭春山一来,就更热闹了。他年轻,还愿意张罗,动不动就弄点好吃好喝的在我爷爷家来一顿。我奶奶是个热心肠,有人把东西买回来,她乐得做好了大伙吃。其实她不会过日子,做吃的也不行,不过能炖熟罢了,好在这些人都是不挑吃喝的主。
彭树从头几天跟我爷爷他们的闲聊,整到了江东的话题。其实,郭春山没来的这几天,他在王警尉家,每天同“老箱底”唠的也是江东的事。江东的八路,现在叫民主联军,成了我爷爷他们盼着的队伍。“王小抠”他们是地主,跟我爷爷他们没有啥仇恨,可是,一想到穷人当家做主,他们能有自己的地,种啥吃啥自己能说了算,这日子想想都美。
郭春山来了,他比彭树小好几岁,也活跃,笑话也多,讲起来连说带比划,这一下,我爷爷家更热闹了。来的人也不光是他们五个把兄弟了。反正是没啥活计,撂下饭碗,屯里的人就过来凑热闹,几天工夫,我爷爷家比薛三爷家牌九局子的人都多了,连平时玩两把牌的杨悠子都成了这里的常客。三家子屯的人,都知道了江东解放区,都知道了共产党,都知道了这世道上还有穷人当家的好事。
这场面,比伏天都热闹,整得我们屯子好像马上就要实现穷人当家作主了。
又一个十天很快就过去了,我爷爷他们要上工了。彭树和郭春山也要走了,这天早上,他俩领着我爷爷和“老箱底”去饮马河捞蛤蜊,实际是那种大的河蚌。饮马河里的河蚌有大有小,小的长得像大拇指那么大,大的像盘子那么大,他们专门捞像盘子那么大的河蚌。那年月在我们饮马河里这东西多的是,捞上来,直接撬开取肉,很快就弄了半水筲。几个人洗巴洗巴穿上鞋,我爷爷张罗往回走,彭树叫住了他:“来田大哥,咱们还有件大事。”他告诉我爷爷,今天单独把你和崔大哥找出来,捞蛤蜊是小事,我和郭春山要跟你们见证一件影响你们一辈子的大事。我爷爷赶忙问是啥事儿,他却起身往柳通里走。我爷爷和崔立阳也就跟着往柳通里走。
河岸边就是柳条通,一簇一簇的柳条墩。柳条墩之间是整片的野草,什么靰鞡草,艾蒿,狗尾巴草,不过,最多的是羊草,那是秋天割下来苫房的好材料。但你不能随便割,这都是有主的,靠近我们屯子这片柳通,是薛三爷家的。那年月的柳条通里,按照老一辈人说法,从我们屯西边一直到南边大黑泡屯,藏个几千人都看不出来。
彭树领着我爷爷和崔立阳进了柳通,按下几棵柳条当凳子坐在上面,我爷爷也是按下几棵柳条坐在了他对面,“老箱底”挨着我爷爷坐了下来,随后跟着过来的郭春山挨着彭树坐下。彭树一脸严肃地说:“来田大哥 ,崔大哥,要是为了穷人翻身,为了咱们穷人当家作主,你们能不能豁出命去干?”我爷爷和“老箱底”有点不明白,啥事还豁出命啊?不过想想,又觉得他们问得多余,“那还用说吗?就怕老天爷不给我们那功夫啊!”
彭树站起来身来,很正式地说道:“这些天,你们俩也知道了共产党,穷人能不能翻身,靠的就是共产党,你们想不想成了共产党里的人?”“老箱底”说,成了党里的人当然好,咋能成党里的人?
这时候,郭春山也站起来说话了:“我和彭树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他是我的书记。”他们俩都站起来了,我爷爷和“老箱底”也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彭树说:“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考察,认为你们两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俩代表组织吸收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意见的话,一会儿,你们俩要跟我们宣誓!”我爷爷他们很郑重地点头,这就是庄稼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完全同意!这功夫,郭春山掏出两张纸,不知道他还从哪弄了印泥,估计是从王大学生那借的。让我爷爷和“老箱底”按下了手印。我爷爷和“老箱底”学着彭树举着拳宣誓:服从组织,保守秘密,永不叛党。我爷爷说,从那天起,这十二个字他是记了一辈子的。
接着彭树又把党的组织上的规定用我爷爷他俩能听懂的话,讲了一遍。最后确定,我爷爷就是三家子党组织负责人,他和“老箱底”要团结发动庄稼人,发展骨干,迎接江东的东北民主联军,将来要掌握这里的权力。“你们俩从今天起,就是党的人了,是三家子穷苦人当家作主的带头人,要处处经得起考验。”彭树对我爷爷和“老箱底”说完这句话后,握了握他俩的手,告诉他们,从此以后,我们正式场合要叫同志。孙来田同志,崔立阳同志!
多少年以后,我爷爷说起当时的事儿,还是有一些激动,他说那天听彭树说话时,他好像脑袋和心都直打颤,那血就往脑门子上窜。
傍晌午,他们拎着半水筲蛤蜊肉往屯子里走。我爷爷和“老箱底”走路的步法都跟平时不一样了,眼神也格外亮,心里一下子生出了自豪和气派!自己莫名其妙地神圣起来。
这天下午,彭树和郭春山就回江东了。我爷爷再见到他们时,已经是三个月以后,彭树已经是我们共产党张家沟区的区委书记了。
原本这二十来天彭树和郭春山在屯子里就折腾得够呛,大人孩子都知道了“将来穷人当家作主”的事儿,他们走后,我爷爷和“老箱底”,加上他们那三个磕头的,喇叭匠子,刘大愣,五老板,得着空闲就唠扯江东那块咋样咋样。整得我们屯子,三伏天都过了,还热闹得不行。平时见着薛三爷不敢大声说话的杨悠子,那天在牌九局,不知道因为啥事儿,竟然跟薛三爷顶了嘴,没大没小的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权有势不能辈辈传,马粪蛋还有发烧的时候呢,我们人穷也有翻身那天。”气得薛三爷拎着烟袋满屯子撵他,估计撵上他就得削一顿烟袋锅子。不过,杨悠子毕竟年轻,一阵功夫就跑没影了。
彭树和郭春山走了,我爷爷得去上工了。只是他不明白,王小抠为啥要给长工多放了十天假?我爷爷哪知道王小抠的心思:一是今年活计干得挺利索,没啥活计,让伙计们上工了还得供饭。这二呢,跟他去了趟曲家屯有关系。